谁把北京SARS带到了上海

4月15日，中国建工出版社的退休职工夫妇刘京和李华（均为化名）两位老人，登上了从北京开往上海的13次特快列车4号车厢，找到17、18座坐了下来。他们早就想到江南走亲访友，但是这次仓促成行，还是出于对北京传得越来越蝎虎的一种叫什么“非典型肺炎”的怪病的担心。

就在前天，4月13日，住在同一座楼103号的邻居兼过去的出版社同事，早不见面晚见面的张某，突然被送进了医院，说是被确诊为“非典”。次日，区疾病控制中心就赶来对103号进行消毒，并对张某的丈夫和孩子实施了隔离。楼里住户顿时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看来这病并不像卫生部张部长和北京市孟市长说的那么轻描淡写，什么“已经控制住了”，“北京是安全的”，“非典”已经侵入到身边来了！

老夫妻决定马上离开这座风险四伏的住宅楼南下避避风头。上了火车，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当然，他们当时没法预见：邻居兼同事张某，随后于4月20日死亡；他们更不知道，自己其实早已经被病魔盯上，虽然当机立断马上离开了这座楼，也没有逃出“非典”的魔爪。

记者从上海有关部门提供的线索查访到，这对老夫妻所住的楼，正是新闻社早就披露的那座楼：“新大都饭店后面，国家环保总局西面，二环路车公庄桥附近”的西城区朝阳庵甲11楼。

4月30日，上海市静安寺街道的社区居民在唱上海中山医院秦映云教授创作的《“非典”预防歌》。新华社记者张耀智摄（数码传真照片）

刘京与李华夫妇来到春暖花开的江南，兴致勃勃地到处参观，寻访故旧。于4月16日乘坐从上海南站至杭州的K823次列车(但后来他们记不清是哪节车厢)，4月24日又乘坐从无锡至上海的T729次列车（1号车厢）……他们不断得到北京单位和邻居传来的消息：103号的那位张某病故了，丈夫和孩子也发了烧，先后入住地坛医院，这个家庭空了城，所属的展览路街道办事处辗转取得钥匙，由西城区疾控中心与地段保健科对住房里里外外消毒；随后另一位邻居，203号的女孩王某，4月27日也因为发烧进了医院。街道办事处对其父母实施了在家隔离，不让外出，生活必需品由王某母亲单位负责供应，生活垃圾由街道办事处定点定时清运；社区居委会每天对该楼公共部份消毒2到3次……刘京与李华庆幸地笑了：幸亏离开得早！但是到四月下旬，两人笑不出来了：他们先后感到了身体不适。

这个时候，上海的确诊非典病例只有两例，但中央开了关于防治非典的政治局会议，摘去了张文康和孟学农的顶戴花翎，上海党政领导已经知道人命关天，非同小可，决不能掉以轻心，正在动员全市上下严阵以待。

“五一”期间，感到自危的刘京与李华两人来到上海某医院就诊，被列为疑似“非典”病人。这一惊人信息被火速上报到所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百倍警惕的区疾控中心接报后20分钟立即派人赶到了现场，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他们被及时转送至定点收治医院──上海市传染病医院。此后经过３次专家会诊，相继被诊断为输入性“非典”。5月3日，东方网和中新社相继报导这个让上海人心惊肉跳的消息。上海的SARS病例数字，就因这对夫妇转眼就翻了一番。

为了尽快查清夫妇俩的直接、间接接触者，争取在第一时间封堵一切可能的传染源，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在现场作个案调查，另一路则随时将查清的夫妇俩到过的地点、接触过的人员通知有关区、县疾控中心要求协查；还通报了这两位患者曾到过的浙江、江苏两省不少地方，通知他们采取相关措施。上海立即发布了4月15日13次列车、4月16日K823次列车，以及4月24日T729次列车的警报，请乘坐上述日期、车次的旅客，前往所在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登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指导其进行自我观察；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请尽快前往就近的医院就诊；目前尚无上述症状的乘客，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建议不要参加社会公众活动，并尽量减少外出。

5月4日，东方网报导：上海市卫生部门等已经对刘京和李华的42名“密切接触者”、63名“间接接触者”全部作了追踪调查，“密切接触者”将接受为期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间接接触者”将受到一般医学观察，病人在上海曾涉足的七个地点，都被严格消毒。

在北京，朝阳庵甲11楼已经十室九空。而203号住院女孩王某的父母，仍在家中隔离。北京的许多热心人士也在注视这座楼。记者、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创始人之一汪永晨和她的朋友，也一直在调查这座楼，于美国时间5月5日晚介绍了她的调查经过及声明。

汪永晨说，5月3日，她打了很多电话：北京市防非典办公室、西城区防非典办公室……西城区防非典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说，为这事他们已接到很多记者的电话，而且王歧山代理市长办公室也来电话过问了此事，因为有媒体的关注，他们很重视。现在展览路街道防非典办公室对此事已做了处理”。

汪永晨还说，通过电话，展览路街道防非典办公室的贾主任告诉我：一楼现在已经去世的那个人，住院后不知为什么又回过一次家。后来家里的其他两人也开始发烧，因而引起邻居的恐慌。而那是在四月初（实际应为四月中旬──记者），所以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病情的发展，家里其他两人也住进了医院，并对其家进行了消毒。二楼那家的情况是，除女儿确诊为非典住院了，父母没事，挺好的。他们天天都在过问。也给此家消了毒。现在他们都在家中隔离。

汪永晨把电话拨到了这家。“这家女主人告诉我：女儿4月25日发烧，但并不咳嗽，所以每天到北大医院点滴，27日高烧后透视发现肺部有阴影，才收住院。他们夫妇曾经低烧37度4，吃了药后，现在已经好了。街道通知他们在家隔离，每天由单位给他们送吃的。在他们的要求下，家中也已消毒。因为邻居们害怕，家里的窗户都关上了。地漏也自己堵上了，垃圾有人定期拿走。目前让她不放心的是，天井还没有消毒，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病毒从一楼传到他家的渠道。我问是不是需要我向街道防非典办公室的人说说。女主人说：那也好。”

关键是她对汪永晨说的这句话：“目前好像楼里多数人都躲走了。”

汪永晨声明：我“只是希望在这一非常时期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楼，帮助住在这个楼里的我的朋友及他的邻居。这也是做为一名记者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在尽自己应尽的职责，把事情的真象调查清楚，以利于问题的解决。现在，调查还在继续。在调查还末结束前，我不会做出任何结论。也不希望有人在看到信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我”。

这位以关注生态、环境问题而获奖无数的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已经很好地尽到了职责，更多的人，北京、上海乃至新闻社的记者，正在更大的范围投入调查。

记者从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了解到，“目前北京各有关方面正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非典型肺炎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的通告》，以有效控制非典型肺炎的扩散，彻底切断感染传播途径”。

但愿如此。不过，这样的表态，并不能完全消除记者的担忧。例如：刘京和李华所住的西城区朝阳庵甲11楼已经出了四个确诊为“非典”病人，另外还有人发烧，这难道不使人不祥地联想起香港淘大花园Ｅ座大楼？“好像楼里多数人都躲走了”，躲到哪里去了？是否都查清了？是否会像刘京和李华夫妇俩一样躲到外地，到头来却使上海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非典”扩散开来？

据中新社报导：5月5日上海又增加两例“非典”病例──又是一对夫妻，又是来自“北方某‘非典’发生地区”，他们于4月24日与儿子和女儿一起驾车南下，25日从江苏进入上海，进入时测量体温正常。但当天下午丈夫就头痛发热，28日到医院被收治，诊断为疑似病人，转入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其妻子于5月1日也出现发热症状，经会诊，确诊为“非典”患者。

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的观察名单上，又得列入与他们有过直接接触的50人和间接接触的1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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