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SARS能否为中国大陆带来变革的契机？

SARS的麻烦之所以会闹得这幺大，说穿了，并不是因为这个病比别的病更危险，而是因为这个病不仅是传染病，而且因为它的传播方式，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不分国籍，对所有人都一样危险。而世界上的许多灾害，对穷人来说远比SARS更危险。比如在大陆，对一个身体强壮的青年农民来说，去小煤窑挖煤谋生所承当的风险远远高于遭遇SARS的危险。事实上，中国大陆死于矿井事故的民工人数，远远超过SARS患者的死亡人数。但是，大陆当局并没有象对付SARS一样，以如临大敌，动用一切政治和经济资源的方式对付矿难。此外，现在的大陆，因贫穷而死于可治愈疾病的人数，每年当以数十万计。对此，大陆的权贵和精英，并没有特别感到不安。因此，我可以大胆预言，如果有人明天发明了一种价钱昂贵的SARS特效药，大陆的SARS危机很快就会过去。即使那时因SARS死亡的人数比现在增加得更快，大陆领导人也会大松一口气，因为死的都会是买不起特效药的穷人。

而我们之所以期望SARS瘟疫可能成为促进社会变革的契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病毒缺少"阶级立场"，对社会上层的特权者和下层的所谓"弱势群体"同样构成威胁。在某种意义上，SARS对上层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对下层的威胁。SARS病毒也没有民族观念，不分中外都可以感染致病乃至死亡。

SARS的这个特性，击中了中国社会的要害。中国大陆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上层视小民为草芥，对普通人的生命和权利缺少现代社会应有的关怀。共产党虽以人民代表自居，但为了一党之政治目的，更是把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不当一回事。SARS瘟疫的爆发，可以说对中国大陆的当权者和上层社会制造了一种外在的强大压力，使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权力，而不得不防止普通人被感染。从个人生命的角度计算，SARS危机所造成的损失，其实比许多灾难都要小得多，但是，SARS对大陆当权者所造成的国际和国内压力，却远大于许多灾难。而我们知道，当权者没有压力是不会变革的。

当然，变革的压力并不一定能导致有效的变革。过去一个多世纪，中国在内外压力下发生了不少重大的变革，但往往走错方向。SARS要成为中国大陆社会成功变革的契机，首要条件就是社会精英能够从历史和危机的本身得出正确的教训。但是在这一点上，我并不乐观。近来看了不少海外有关SARS危机的评论，发现太多的评论只限于政治和道德的指责。

对大陆当局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隐瞒病情这一点上。问题是，大陆当局当初在报告病情上如果不作手脚，SARS危机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呢？SARS能够闹到今天这个程度，有很多深层的因素。张五常在他的评论中指出不讲卫生，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人今后不得不正视的不良习俗。我本人则更关心中国大陆因为没有地方和社区自治，面临SARS这一类危机时所面临的严重困境。

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以亿计数的"流民"。这些人对任何一个社区，任何一个地区的公共事务都是"多余的人"。按照西方的说法，SARS实事上是一场"公共健康危机"。当一个社会有如此众多人口没有归属，类似SARS的挑战是非常严峻的。目前，有成千万民工被官方阻止旅行，这并不合大陆自己的宪法。当然，没有人把大陆的宪法当真。不过，这个事实令我们不得不思考，即使大陆实现了宪政民主，一种什幺样的国家体制和相应的移民安排是更现实的，或者更能够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实现平衡呢？中国政治精英，包括许多自以为相信民主政治的精英对大一统的迷恋，难道不需要反思吗？大陆的当权者自然不会去想这些问题，但是，如果那些向当权者挑战的人，也从来不思考这些问题，那幺，无论多幺严重的危机，都很难真正给中国带来变革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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