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评论：究竟是高峡出平湖还是高峡出斜湖？

三峡工程建设中尤其是建成后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移民安置，古迹保护，气候影响，景观变化，水土流失，滑坡崩塌，地震泥石流，河道变迁，泥沙淤积，水库污染，生物多样性，鱼类回游，疾病控制等等。其中有些给予了关注，有些进行了研究，有些作了论证，公平地说，也有些确实采取了措施。但人们对某些问题仍然心中无数。不仅是老百姓，就是一向中气十足的负责工程的官员和喜欢抛头露面的鼎鼎大名的专家对有些问题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甚至自相矛盾。

气候影响是一例。有负责官员说，三峡水库即将成为天然大空调，重庆人你们等着享受吧。也有知名专家指出，三峡水库对气候影响有限，既有利也有弊，能“改地”但不能“换天”。泥沙淤积又是一例。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守仁撰文说，大家放心吧，三峡的泥沙问题已经解决。与此同时，三峡公司的副老总曹广晶却在一边忧心忡忡，“三峡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未来水库泥沙淤积情况。”其实曹先生担心的不是水库泥沙淤积所引起的环境问题，而是工程本身的效益问题，“泥沙淤积问题是决定能否尽快将水位蓄至１７５米的关键因素；而水位是关系三峡工程效益的关键。”

前些时又冒出一个问题。其实读过王维洛博士系列文章的读者，特别是海外读者对这一问题并不陌生。只不过三峡水库今年六月蓄水使这一问题更引人注目，也令人关心。这就难怪蓄水期间，长江水利网的ＢＢＳ上面展开了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网友们争论不休的焦点是：三峡水库究竟有没有水力坡度？有的坚持说有，有的反驳说没有，有的说这个坡度很大，有的说有是有但并不大。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表面上看这好像只是个纯技术问题，也确实需要一定点儿专门的水力学知识和数学头脑。但如若真是那么回事，这问题还非同小可。如果你近几年去过三峡，你可能会注意到江岸上间隔一定距离，特别在即将被淹没的老城旧镇附近，都有醒目的牌牌，上书１７５米的鲜红大字。如果把这些牌牌用一根线从三斗坪一直连到重庆，就形成了所谓的移民红线：该线以下在大坝建成后将被全部淹没，该线以上则是水库回水影响不到的安全地带。三峡工程的移民论证及规划都是以此为依据进行的。正如王维洛博士所言，要是这根红线划错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最基本的地理常识告诉我们水往低处流。中国主要的大江长河都是滚滚东流，因为中国的地貌大势为西高东低。没有疑问的是，自然状态下的河流是有水力坡度的。有时候这个坡度很大，比如长江的金沙江段和川江段。坡度的极端例子可能是瀑布。没有这个坡度，尽管“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很难说；没有这个坡度，尽管“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也成了个大大的问题（当然这里有诗意的夸张，尤其在李白那个时代。现在的水翼飞船应该能做到，只是到得晚一些）。水体流动，泥沙运动，水力发电，都还少不了这个坡度。

其实八十年代三峡工程的论证中也不是完全忽略了水力坡度的问题。十四个专题组中，至少防洪组和泥沙组的论证都涉及到这个重要问题。虽然我们无法读到这些论证报告，但随后公开出版的论着或多或少谈到一些。徐干清在“三峡工程小丛书”的“防洪”篇中（第８８页）就提到，“由于长江上游川江河段河床坡降大，三峡水库回水高程远低于四川盆地的中心地带，不会加剧四川盆地的洪涝灾害。”泥沙组负责人林炳南则在“工程泥沙”篇中详细论述了三峡建库前后的坡度问题。“川江是山区河流，坡陡流急，平均坡降约为万分之二，是下游平原河道上荆江坡降的３倍。”（第２５页）三峡建库后“估计新河床的坡降应和上荆江接近。如按万分之０。７计也只有原坡降的１／３。”（第２６页）如两位专家所述，无论这个坡降（或比降或坡度）有多大，它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

从技术论证的角度来说，防洪组和泥沙组（应该还有综合规划组及移民组）的论证都无法回避坡度问题。因为防洪组要计算水库的总库容和防洪库容，还要强调成库后回水对库尾的重庆影响不大，坡度如果不是主要指标也应是重要的技术参数。而泥沙组要在论证中自圆其说，几乎是注定要在这个坡度上大做文章，否则一个接近于封闭状态且水流大大减缓的人工湖很难对付日益增加的泥沙。三门峡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也太沉重，何况主持三峡论证的泰斗级专家曾经担当过三门峡的设计重任。

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移民专家组几乎只字不提坡度问题。也许移民和坡度真的没有关系。但细心的游客在三峡游览时会发现，除了１７５米的牌牌，有时还有置于１７５米牌与江岸边之间的牌牌。这些牌牌所标示的高程是不一样的：三峡水库在坝址处为１３５米，靠大坝最近的秭归老城较低，１３６米，往上游渐次升高，如巴东是１３７。７米，巫山１４２米，奉节１４６。７米，云阳１４８。４米，万州１５０米左右。这些水位表明当三峡水库在坝址处蓄水至１３５米时，库区沿途不同地方水位的升高状况。既然二期蓄水的回水末端仅及丰都至涪陵之间的河段，涪陵及其以上是没有这类牌牌的。这说明涪陵以下在蓄水后各地之间存在水位差是明白无误的（应该说蓄水前本来就有水位差，只是标示牌使这一事实更为彰显而已）。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当水库最终蓄水至１７５米，那将会是怎么样一幅图景呢？换句话说，如果三峡坝址的水位是１７５米，那么上游各地的水位将是多少？是象沿途牌牌所示的一律１７５米还是有差别？若有差别，那么差多少？

作为三峡工程技术总负责之一的潘家铮院士回答了这一问题。他说，“现在蓄水仅到135米，离坝近一点的地方，水位上升得多一些，距离愈远，影响愈小，甚至没有影响。”这话应该不错，距离大坝愈远，水位上升愈小，而到了某一点之上没有了回水，自然没有了影响。他又说，“三峡水库蓄水到175米时，除175米高程以下为淹没区外，库尾还有一条回水曲线，稍稍高于175米，最后和上游天然水位相接。这条回水曲线根据不同洪水流量还有些变化，移民是按照某一洪水的回水曲线为准迁移的，这条回水曲线以及其下的应迁移民都经过认真计算、复核确定，至今没有什么变化。”他的意思好像是，除了库尾有回水曲线的地方外，库区其它部分的移民红线均为１７５米。他没有说回水曲线在哪儿，有多长，“稍稍高于175米”，高多少，回水曲线最后和上游天然水位相接，在哪儿相接，也没有讲。其实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知两院院士潘家铮是明知而不说，还是本来就不清楚而不说。反正这个回答并不令人信服。

另一位两院院士张光斗比潘家铮要直率一些，他就承认水库即使蓄水至１７５米也会有水力坡度。就不知他说的水力坡度与潘家铮说的回水曲线是不是一码事。他还有点儿故弄玄虚地说，“如果三峡大坝无限高的话，这个坡度就无限小。”遗憾的是，张教授也没有说明白是怎么样的坡度，有多大。但新华网的同一篇报道中，长江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廖志丹作了进一步解释并给出了具体数据，“三峡水库是典型的河道型水库，其最大特点就是水的比降比较大。长江三峡两岸都是高山峡谷，这对江水有较大控制作用，使这一段江水的比降比平原型水库高得多，达到千分之一点九到千分之三左右，因此高峡平湖其实不平。”

这就是我们常常犯糊涂的地方：无论院士，教授，还是学者，专家对同一个问题不仅有不同的说法和解释，而且还相差得很远。一般公众也就无所适从。也许真如潘家铮院士所言，三峡工程不是靠专家来检验的，而是要长江，要洪水，要历史来检验。但这个坡度问题等历史检验就太晚了，因为涉及到很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湖北日报　（２０００年元月１１日）报道，当年李鹏委员长视察三峡工地时说，“过去建了许多水电站，为防洪发电作了贡献，但移民问题没有解决好。”他不仅谈到湖北丹江口和湖南柘溪，还特别提到浙江的新安江水库。新安江设计的蓄水位是１０５米，但２０００年实际的洪水位达到１０８米，很多当地居民不得不紧急撤离，被形象地称为“跑洪”：洪水来了大家卷起铺盖快点朝山上跑，等洪水退了大家再各自回家。湖南的五强溪在遭遇１９９８年大水时也出现类似情况。我们不知道这些问题是否与水库的水力坡度有关，但李鹏至少是给大家提了个醒，也是中国高层领导难得的在公开场合提到水库移民问题。显然，在人类进入２１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重复历史的错误，不能让无辜的百姓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最近胡锦涛和温家宝一直在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成千上万人可能意想不到地，或“计划外地”受淹也不是小事吧？

潘家铮院士说他不在乎这个水力坡度，并嘲笑某些人由于对水利工程的无知而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真诚希望潘家铮院士是对的，也但愿某些人是杞人忧天。潘家铮说他真正担心的问题是水库运行若干年后的淤积。这个淤积可能抬高库尾的洪水水位。其实陆钦侃和很多科学家早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写信呼吁采取措施。他们警告说，仅按２０年一遇的洪水来计算重庆的移民是不够的。

对于此类问题，包括水力坡度问题，工程当局和工程师们好像早有心理准备，正如徐干清在“三峡工程小丛书”的“防洪”篇中（第８９页）所言，“三峡工程有巨额的发电效益，将来需要迁移或临时赔偿等措施，都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原来如此，有了三峡工程，发了电，有了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英文叫做“Money talks”，中文也很形象“有钱能使鬼推磨”，或许这就是他们并不着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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