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调查中国女足球员收入情况：她们并不穷

12月15日上午，记者在义乌和广东海印领队欧阳耀星告别，他是记者数天来关于女足收入调查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看着手上这几天积累下的采访资料，记者的感慨仅有一点：女足姑娘们的收入并不是很少，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女足的视野被市场萎靡的表象欺骗了。当然，女足球员的收入也并不属于高的一类，希望通过投身女足运动而成为大富翁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对于步入小康的目标，女足姑娘们若干年后就可以实现。记者的这种观点植根于女足队员收入和国民人均收入的比较。目前我国国民年人均收入已超过1000美元，即超过了8000元人民币。而相对发达的上海和广州，国民年人均收入分别达到3000美元和2000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24000元和16000元。而对于女足来说，平均收入实际上也已超过了我国国民年人均收入，大部分球员也达到了广州和上海收入的高标准。
　　根源：职业化市场化不匹配

　　目前，女足已步入职业化，职业化就要以市场化为基础。谈到女足的收入，必然谈到一对矛盾，即与高度职业化并存的并不是高度的市场化。

　　对于市场化的要求，中国女足运动需要讨论更多的不是观众上座率，而是广告赞助商的投入。参加刚刚结束的全国女足锦标赛的16支女足球队，已有13支有了固定长久的赞助商，这意味着，这13支球队的球员奖金问题解决了。

　　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女足队员的工资是固定不高的，这导致如今商家的赞助往往就决定了女足队员收入的高低。拥有王丽萍、张欧影、刘亚莉3位现役国脚的河北队过去一直无企业赞助，队员收入不高。2001年新奥药业为球队投入100多万元，队员的收入有了“质的飞跃”，当时球员基本工资达到1000多元，奖金有1200元。但一年后，新奥药业不再赞助，河北队一般队员降到了每月700多元，替补队员只有300元。

　　这说明，市场化已经影响到了女足队员的收入状况。应该说，让女足队员解决温饱的是有关体育部门，而让女足跨入小康的却是赞助企业。

　　主因：地域性等级制造就差距

　　女足队员的收入状况因地域的不同而出现较大的差异。一般来讲，高收入群落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低收入群落主要分布在内陆地区，尤其是中北部地区。记者调查结果显示，高收入群落主要集中在5支球队，她们分别是上海队、北京队、大连队、广东队、江苏队。

　　上海队球员的收入是最高的，孙雯还没退役时，除广告等收入外，她的月收入已超过了8000元，上海队队员在联赛、超级联赛和超霸杯比赛，每赢一场比赛主力队员可得奖金约2000元，平一场奖金为1000元。而孙雯退役后，当红的球星是浦玮、潘丽娜等人，俱乐部提供给她们的月收入也超过7000元，新人孙睿因为入选了国家队，月收入也超过了7000元，这在她这个年龄段是比较特殊的。记者熟悉的广东女足，自从广东海印集团赞助之后，队员收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赵利红是球队收入最高的一位，她的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当然这个数据取决于比赛与否。和全国各地一样，广东队也是按照工资等级给球员分类的，而入选国家队的球员往往就是在工资水平上占据最高等级的。

　　记者采访时接触的还有江苏队队员，一位曾经入选国家队的队员告诉记者，江苏队队员月收入分为1500元、3000元、4500元三档，队中有两名队员是领最高工资的。一般进入过国家队的球员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替补球员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

　　在女足球队中收入居中等水平的球队还有不少，解放军队、天津队、四川队和陕西队都属于这一类的。由于解放军队的队员工资享受的是军队的分级待遇，她们分为团级、营级、连级、排级等级别。早前退役的白洁是级别最高的，达到正团级待遇，她每月的工资标准是1700元，副连级的曲飞飞工资标准是1300元，而孟隽属于排级，工资为1000元。在这种基础上，解放军队还得到了赞助商的支持，她们的主力球员赢一场比赛的奖金是500~600元。

　　四川队是收入相对稳定的，虽然不高，但主力队员能按时拿到2000元左右的工资。陕西女足的主力球员每月能拿到2000元，这是让人比较吃惊的。

　　外因：国足集训日成了“节日”

　　一名国家队“老球员”在采访中和记者谈起了进入国家队的“实惠”。今年女足国家队在集训和比赛中的津贴不少，每人每天有80元的训练费。集训日往往时间较长，如果是一个月的话，国家队队员的额外收入就是2400元，加上俱乐部照发的工资，球员在这段时间的收入将大幅上涨。对女足球员来说，入选国家队无疑是一个“节日”，她们在俱乐部的地位也随之提高。

　　不过这种上涨还是有限度的。女足世界杯后，女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工资也没有太大的变化。能使得球员收入升高最多的还是全国运动会等比赛，在九运会期间，上海队的球员补贴达到了每人每天600元。不过这种高补贴也只有上海队球员能得到。

　　另外一个工资的调查是关于女足教练的。据了解，女足教练组的成员普遍工资都比一般球员高，能达到甚至超过主力队员的水平。

　　在这个调查过程中，记者接触的队员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心态，就是惧怕。工资问题是女足普遍存在的一个心理问题。把自己工资说少了，心里过意不去；说多了又怕“破坏形象”。

　　其实，在这几年市场萎靡的情况下，女足一直都扮演着“穷人”的可怜形象，但这种“穷”仅仅是和畸形的男足收入相比。拿广东队来说，教练员在几年前的分房政策中已分到了房子，而队员可以住球队宿舍，训练场地和伙食也是体育局提供的，每个月只是象征性地在球员工资中扣除少量的伙食费。全国各地的女足队员的收入是可观的，因为她们并不需要生活上大量固定的消费支出。所谓的月收入其实也成为了她们的“纯收入”。比较一下，即使是广州的一个白领人士，每月收入达8000元，扣除供楼的3000元，吃、行的2000元，再加上其他费用的支出，最后能剩下的也不过2000元上下。像上海队，赞助商 S VA给每名球员发放了自家生产的大屏幕等离子电视机，这种电器也不是普通工薪阶层可以购买的。

　　如此，就不难知道女足队员中为什么流行新款手机、新款 C D和 MD机了，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她们出境归来，都是大包小包地拎着高档化妆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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