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边缘化是否还有必要开设? 大学语文遭遇尴尬

近一段时间，在全国各高校面向非中文系学生开设的大学语文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有人认为大学语文是高中语文教学的简单重复，戏称其为“高四语文”；在人文课陆续登陆大学课堂之后，不时有媒体发出以“大学人文”取代“大学语文”的呼吁；在不少高校，大学语文正在为各种专业课“让路”，课时被不断压缩；而仅在各高校较为“流行”的《大学语文》教程就有数百种之多，“各自为战”似乎让大学语文本身少了些权威感，也让讲授大学语文的教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危机的逼近。

日益边缘化

　　对于“大学语文在高校受不受重视”这一问题，“原则性”的答案和“实际性”的回答截然相反。作为基础公共课，大学语文同政治思想课、外语课一样，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开设，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重要性。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对他们的外语水平有一定的要求，但他们的汉语水平如何，就没人管了。”这句话说起来有点荒唐，却是事实。很多老师反映，在各自学校的教学办公会上，他们经常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学语文这门课有什么用？”

　　不仅是课程，教师也在被日益边缘化。“你怎么在教大学语文呢！”湖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郭康松教授说，他的不少同学在听说他教大学语文课时，都普遍感到惊讶。惊讶的语气背后，潜台词不言自明。讲授大学语文，不仅在科研上不受重视，就连申报“精品课程”，也无法与专业课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于是，讲授大学语文的教师无形中“矮了别人一头”，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不少优秀教师不愿承担大学语文的教学任务，许多学校只好指派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去上课，而“过渡”几年后，这批青年教师也迫不及待地纷纷“转岗”，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是否有必要开设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溯当年设立大学语文课程的初衷。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有四点：一是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在今天看来，这四点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曾经要求学生写一篇千字文章，不得出现错别字或语句不通顺的情况，结果，95％的学生做不到。”一位老师这样告诉记者。而当记者向其他老师求证时，他们表示，没有精确的统计，“但估计差不多吧”。随着高校扩招，入学生源的语文素质更加令老师们担忧，“有的学生连假条都写不明白”。

　　在绝大部分教师心中，大学语文的“实用性”只是其教学目的的一部分。“一个人可以不会写诗，但不能不会欣赏诗歌。我们要教会学生们如何鉴赏美”，湖北大学杨建波教授说。她并不否认有些学校可能将大学语文上成了“高四语文”，但她认为，“问题不是出在课程上，而是出在教法上。中学语文的部分失误在于，教师占据了所有的时间、讲授了‘所有的’知识，但没有教会孩子如何利用时间，如何自主获取知识。”同时，她认为，大学语文课有助于学生们去体会文学中蕴涵的人生哲理和体悟。“比如，现在的孩子们耐挫折能力非常差。我们在讲授苏东坡诗词的时候会结合作家的生平，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他们树立不屈不挠的人生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语文教学同样是一种人文教育。”

　　但是，也有老师提出了不同看法。同是湖北大学的王勇副教授认为，大学语文不应承载太多的教育责任。传统文化、文学、历史、哲学等等负载在一门课程上， “大学语文就像一辆载重卡车，它已经超载10倍、20倍了。”或许正是如此，有的高校正在酝酿用更加细化的课程代替现有的大学语文课。据悉，武汉大学正在计划设计多达50门的人文素质教育方面的课程供学生选择。然而，杨建波认为，“大学语文用文学的艺术形式，以情感育人，这是任何以传授知识为主的课程都无法取代的。”

　　大学语文如何走出尴尬？大学语文的未来何去何从？似乎还没有人说得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任何高校课程改革的规划中，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普及都应该得到强化而不是削弱。在这一点上，很多高校距离目标还很远。谈到这点，年近七旬的武汉大学唐荣昆教授有些激动：“爱因斯坦说过，对世界名著、文学名著没阅读、不欣赏的人，等于高度近视的人不戴眼镜。”随后，他又引用了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补充：“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可怜的族群；有了伟大人物不知道拥护、爱戴和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一字一顿之间，溢满老人的殷殷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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