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乃人生一大厄运

我这人向来喜欢自由自在，不喜欢当官。觉得被人管当然时常会不自在，但我可以逃避，实在逃避不了，觉得管我的人不顺眼，就不服、反抗，戳穿他的西洋镜，使他对我收敛起来。要是自己当了官，非但有了管人的责任，必须时刻约束自己，装模做样，更在官的圈子里，要顺应各种风气，不同流合污也要有个妥协，使自己人生备受煎熬。

当然我也当过官，前前后后当过些小官。但我从来觉得很受罪，一直想摆脱当官的厄运。也是奇怪，即使从检察院辞了职，没有了国家干部身份，竟还糊里糊涂在浦东乡镇当了多年小官，还有了一段唯一的市区人在农村当村书记的经历。四年前痛下决心，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跳出火坑，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过

我大学毕业后去了一所部队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才一年多，便担任了占全校三分之一规模的教研室组长。这是正营职务，我是副连，应该很得意，但我并不认真，觉得虽然属于军队，教育终究是教育，做教师的最需要根据自己想法做事，都是名牌大学科班专业出身的人，哪要我去管七管八？我的责任，是代表大家怎么应付好不懂教学的校长、政委。所以，我并没有当了官的感觉，反成了最跟校长、政委捣蛋的人物。

后来转去教导大队政治处。有一年抽调了一批各部队班长进行军事强化训练，我到中队代理政治教导员，算是主官，第一次有了当官的感觉。有一个女兵排，因为怕象饿狼般的男兵去惹是非，我就直接监管，女兵请假都必须由我亲自批准。女兵们来报到的时候，在营房里遇到我，有几个在我到市中心通讯处玩时见过，大概因为我年青，才二十三、四岁（那时部队年青的军官很少，很多排长要三十岁出头），她们跟我开过多次玩笑，现在又对着我嬉笑起来，“小军官，你在这营房？”唧唧喳喳着要我请她们吃饭。傍晚她们列队后，我去见面讲话，“这里天天有饭吃，不过，我这饭不是好吃的”，一帮女孩子都瞪大了眼睛，没想到我这个“小军官”现在是她们的教导员，自然，鼻孔里发一个“哼”也不敢了。来跟我请假是最尴尬的事，我肯定要问为什么，她们红着脸立在门口不响，我只能硬着心肠，“战场上没有请假”，很冷酷地对她们。训练期间，她们没少哭过，不过也怪，我一出现，她们的眼泪就抹干了。后来在通讯处一遇到这些女孩子，我本能的反应就是逃避。通讯处的军官跟我说，女孩子们都叫我魔鬼，咒我永远娶不到老婆。那时我想，当官的感觉真是很不好。

大学时有个同学问我当官好还是做老师好，我说要想有良心就做老师，不要良心就当官，否则，官是当不大的。至今，我依然认为在中国当官，是断断不能有良心的，官越大，良心就越是大大地坏了。因为，中国官场的制度和规则是不会允许又有良心又高升的，首先必须出卖自己的良心，其次要强迫手下人出卖良心，官场上叫“成熟”。八十年代上海警备区有一批跟林彪事件有瓜葛的老干部，虽然级别都很高，却最属于灰孙子，经常被政治部门的小干事们训斥来训斥去，那些老干部只能点头哈腰，我很看不惯，便被认为“不成熟”。九十年代初山东来两个朋友，搬了几箱孔府家酒说我去山东从政，要引进我，保我两三年里做县委书记，我自己知道自己政治“不成熟”，不属于“人才”，只是劝他们“喝酒、喝酒”。

最不喜欢当官者的那些腔调：逢了上级，便是彻底的奴才，一举一动都竭尽阿谀；逢了下级，便觉得自己长得最英俊，风度最潇洒，言谈举止最幽默。本来一个很好的人，经了官位的腐蚀，或短或长的时间，一定变成妖怪般的人物－－徒有人形，其实虎狼。有个大学同学，本来很有些思想抱负，他留校做了老师。我曾数次专程返校，跟他讨论理论问题，彼此觉得十分投机、平和。但他忽然被市委组织部选了去做官，在某地当了个什么处长，同学聚会相遇，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说话，“这个同学不错，我看得上；那个同学不行，我不会帮忙”，胡乱指点“人头”，简直比妖怪还妖怪。还有一个当了处长的同学，我因了多年没见，正好有一项简单公事要他批字，就没有让手下人去，自己直接去办，主要是为了看看他这个老同学。他坐在那里，讲话的音节拖得长长，哼哼哈哈，唠叨自己脂肪肝身体不好，跟我交流养生经验，当场可以签的字却就是不签，末了一定要请我吃饭，吃了饭自然是我自觉买单。等了两个月他还没有批下，结果说是他手下把我的申请表格给弄丢了，－－真是妖怪里的大王；我的性格本要开骂，毕竟还是碍着老同学面子压住了愤怒，但以后再不愿意见他。

中国的官，一定就是权，即使本谈不上什么权，他们也会想尽办法把它弄成权。官场上最讲究的是用人权和用钱权，在形式上更可以扩大为签字权和盖章权，有了这样的权，不论职位高低，都属于实权人物。没有一个部门、一个官员不想成为实权部门和人物，所以，在“加强管理”的漂亮说辞下，争不到用人、用钱权，也要争签字、盖章权。本来签个字、盖个章是很简单的事，但简单了怕人们不认为他们有权，官场上就会被嘲笑为能力不强，就偏给你搁着，折腾你奔来跑去，让人人知道他们的厉害和重要。我在浦东某镇做政府项目办经理时，管辖着一千余家大小工商企业的项目报批，我手下有一个老头负责接受这些企业递交的各种报告，再重新起草了报告给我审批，就是这样一个起草工作他也算是有了签字权，非要把企业拖着，要等企业请他喝了酒才交我审批，弄得人人以为他的权比我大，骂了他多少次就是死不改悔，还觉得我没有工作经验，开导我应该如何如何用好权。镇党委书记什么都脑子清晰，就喜欢打麻将“糊涂”，打麻将的时候他不许谈工作，但麻将打得开心了，要他办的事他才办，一年当中，我估算他在麻将桌上的收益一项，绝不下于三、四十万元。

由于升官付出的太多，占了一个位置就要有更多的回报。即使清官，他们也是格外注重要被人敬重乃至被人哈哈，因为，做上头的小三子付出了太多人格，就要下属也做被自己吆喝的小三子，从他们身上弥补自己的精神短缺。从这条说，官场上的所谓清官也多不是好的料子，万一冒犯了，整人不见得会比贪官手软。我代理政治教导员时的中队长，是“好八连”连长出身，算得上是个清官。有一天上午，我跟他在一起商量工作，门口一个战士叫“报告”，接着走进来一个近六十岁、穿戴整齐的农村老人，他直着嗓门自我介绍，是那个战士家乡的村长，特意来部队探望，看村里孩子在部队表现好不好。他的态度，象是首长来视察一样。我马上让座，叫通讯员给他倒茶。这位老村长叫门口立正着的战士进来：“有我在，怕什么。”中队长对老村长的态度和这句话有些不高兴。战士不敢进门，我示意他进来，搬个凳子坐下，他进门后不敢坐，只是立着。聊了几句后，老村长突然问：“你们要是回乡下，可以当个什么干部啊？村长、村书记恐怕是当不到的。”中队长立时脸色铁青，指着那战士说：“他回家，上头是小队长，小队长上面是你村长。在这里，他上面是副班长，副班长上面是班长，班长上面是副排长，副排长上面是副连长、副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上面是连长、指导员，连长、指导员上面是副营长、副教导员，副营长、副教导员上面是我们营长、教导员，你说我们可以当什么官啊？”老村长想了想：“这么说，你们可以当乡长、乡书记了。”边上的战士头上直冒汗，悄悄拉老村长的衣服，暗示他可以离开了。老村长和战士一出门，中队长就破口大骂起来：“TMD老乡巴佬，老子回去给我乡长不会要当，老子回去是城里人，要当县里局长。”他命令通讯员下去传达：一不许留饭，二不许那个战士请假陪老村长出去吃饭，三不许留宿。我心里直想笑，关照通讯员“拥军模范嘛，饭还是要留的”。几天后的傍晚，我跟中队长一起散步，战士们在训练单杠，正好那个战士吊在单杠上晃着身体，不是很认真，中队长走过去命令那战士引体向上，把那战士折腾得骼臂也举不起来了还要他上杠，那战士只好立正不动，中队长一把把他揪到自己办公室，“砰”地关上了门。我略等一会后去敲开门，那战士立在墙边，左右脸都是巴掌印。我对他说：“你是不好嘛，训练也不象个训练样子。队长教育你，要吸取教训。走，到我那里去，我跟你好好谈谈。”我把那战士拉出门。到了我房间，他委屈地“呜呜”起来。“不许哭”，我命令他倒了热水洗脸。老村长哪里知道，他不知天高地厚的一次“冒犯”，竟然在中队长心里种下了仇恨种子，连累村里孩子莫名其妙吃了大苦头。

凡当了官，便不仅是人才，而且更是能力。职务越高，权力越大，就等于能力越强。今天的中国，诸葛亮是不能再世的，因为，在隆中的诸葛亮既然无职无权，便是无能，一定要当官也要从士兵爬起，等爬高了，他也就成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物；而张飞管起了文教或当了什么校长，那就一定是中国最有学识的这个家、那个家。在今天做了五脏齐全的一方土地主官，那就是文武经济全才。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是虚假的。诸葛亮宁死也不会去从士兵爬起，张飞永远只是个文盲。所以，本质上，职务越高，才华越是称作盖世，实际便越是无能。但有一样本事确实都很高超，就是抢功、推责任。要是有了功劳，官大的一定是头功，比如一个张飞领导下的一群诸葛亮研究出了木牛流马，功劳一定属于张飞而不是诸葛亮们的，诸葛亮们得到的是张飞载誉归来后给的两句表扬；要是有了责任，张飞一定说我本不识字，只是领导不当，先砍了诸葛亮们的头，自己再带着诸葛亮们的头去负荆请罪，而张飞与刘备本是哥们，负荆请罪只是形式，诸葛亮们的头却砍得实在。这方面的事例，我是时时刻刻地经历和看到，中国一方天地之间，任一个角落都是如此。

中国的政治，是靠铺天盖地的官员硬生生支撑着的。但是，由于今天官员的升迁机会大多是靠阿谀、投机而来，官越大，越是阿谀、投机成性，所以，他们只有在社会超稳定态下立场才是坚定的，一当社会失去了超稳定态，其政治立场绝不可靠。89年社会运动形势并不明朗时，上海有个人说乘轿车头撞在了车玻璃上，于是就住进了医院，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头就不疼了，就站到了前台。我那时所在的检察院检察长，是个解放前夕参加公安工作的老油子，89年那会儿也是说生了病，消失得无影无踪，形势一明朗，突然精神抖擞冒了出来，大会小会喊镇压。他的一句口头禅是“我带了几十年兵”，把我周围的同事糊弄得崇拜得不得了，我看不惯虚伪，就说：“什么时候带过兵了？什么叫带兵知道吗？一个关键时刻装病逃跑的人会是带兵出身的？”他听说了，恨得咬牙切齿。有人跟我说，他在党组会上一次次骂我，但对我又无可奈何，不是我的业务能力超群，是院里唯一的法学士，而是我进检察院的时候就申明不要当官，只愿做最普通、最艰苦的反贪侦查员，无欲则刚，是根不好咬的老油条。后来，就象上海那个人高升了一样，这位检察长也升了市副检察长。中国的官场充斥着这种人，政治还会坚强？色厉而内荏罢了。

在当代中国当官，真是人生一大厄运。好在我终于解脱。即使我想当，四十来几的年龄，芝麻绿豆官也不会有人要我当了。主观、客观，都彻底得到了解脱。

当然，我知道，中国从来不缺想当官的人。枪毙了一个官，空出一个位置，哪怕这位置是个不能领导任何人的最奴才的位置，也会有一百个人去抢。但是，我还是想建议一声：“请掂量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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