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正:论与专制政权彻底决裂意识

一、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人类的历史，也具有这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关系与结构，非常类似宇宙的物理现象，它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原因，也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

以人类的民主文化为例，它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例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全球化潮流等，都是促成人类民主化历史的必然性力量，不论人类怎么样抗拒，这个大潮流，它都无法改变人类全球民主化的历史必然性。

人类民主文化，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例如，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中国国民革命等，都是由无数的偶然因素，所产生的历史结果，这些偶然因素，包括无数的人文、社会、时代环境等因素，只要其中一个因素改变，那么这些历史事件的面貌，可能会延后或改写。

从人类文明长久酝酿的发过程而言，人类的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从人类文明的个别事件发生现象而言，人类的历史事件，具有偶然性。换言之，所谓的人类历史的必然性，其中包含了许多历史偶然事件；所谓的人类历史的偶然性，其中也包含了历史必然性的动力。

二、人类的自由意志与历史抉择

从人文的观点，来思考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它具有一个客观的联系关系，那就是人民的自由意志。它可以改变人类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使它呈现不同的发展方式与形态。

这种人民的自由意志，就像《圣经》中伊甸园的故事，人类吃了智慧的果实之后，他便具有了判别的能力，也具有了自由的意志。自此之后，爱与恨、善与恶、正义与不义、幸福与苦难，便永远成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宿命。

这种人民的自由意志，也代表人类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心灵需求。换言之，这种人民的自由意志，与人类的心灵需求，具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人类的心灵需求，具有两种潜在的前提条件，第一种为特定的时空环境条件，它包含人种、文化形态、理念价值、器物文明、社会阶级、政治制度、经济分配关系、教育内涵结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生产力等。第二种为先知的启发或号召，当人类面临了，特定的时空环境状况与问题时，人类基于生存与发展的形式，通常会面临许多迷惘与抉择，那些较聪明的先知，他们会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一些看法，作为一种思考的指标，帮助人类进行未来命运的抉择。

这种人类心灵的需求，会激发人民的自由意志。人民的自由意志，在面对人类历史大潮流与变革时，具有三种不同的选择形式，第一种是文明的传统派，第二种是文明的改良派，第三种是革命派。

所谓的传统派，是指以优良的传统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所谓的改良派，是指以改良传统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所谓的革命派，是指以打破传统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问题。这三种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由于人类人性，具有善与恶的两元特质，因此上述三种不同的选择形式，也会呈现出善与恶的不同结果。换言之，人性的两元特质，将会决定上述三种不同选择形式，它的最终内涵与结果。

然而，人类文明从文艺复兴后，开启了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时，学者主张人的自然平等，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基本权利与尊严，而且不能被剥夺。这两个运动，都受到《圣经》与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它最大的意义，在于将基督教的神权思想，导入世俗化的人道理念，这些人道理念，主要以《圣经》中的理念为基础，例如爱、正义、平等、自由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促成了人类民主与人权的概念。

在这两波文明运动之下，导致各种民主化的潮流，例如1689年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发布《权利宣言》，确立了英国议会制、议会选举制、市民权利、自由言论权、独立司法权；1775年美国宣布独立，1776年签署了《独立宣言》，其中阐述了人人生而平等，人民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公民权、制定新宪法与主权在民的概念，议会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

自从上述的民主化潮流出现后，使人类对传统的政体，有了新的抉择，人类面临了选择专制或民主政体的问题。

三、论专制主义下的妥协意识与不妥协意识

中国的古代政治的历史，也有不妥协的意识。例如，属于政见与权力的抗争，或者属于保卫或拥护政权的抗争，前者如屈原、东林党、王安石、谭嗣同等，后者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王国维等。上述两种不妥协的抗争意识，都是属于维护专制政权的行为。

至于中国民间的不妥协意识，可以元朝关汉卿的《窦娥冤》剧为代表，窦娥是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受害者，她被诬害致死，最后化成了鬼魂，向人间控诉冤屈，最后得到了平反。这幕戏，成为中国民间不妥协意识的典型代表。

中国人的命运，就像窦娥一样，在专制文明之下，受到不公不义的对待，但是中国人，如同窦娥一样，从来不敢公然跟这个专制政权对抗，也不敢公然向专制政权的合法性挑战，而是不断地要求惩治贪官污吏，或要求平反。

这幕戏，有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命题，窦娥并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得到平反，而是死亡之后，变成了鬼魂，借由鬼魂的哭诉，才得到后人的平反。这种故事结构，代表了中国人在现实中无法抗争的绝望，只能在超现实的世界中，寻求精神上的自卫与补偿。

此外，这部剧又名《六月雪》，因为窦娥被处斩的时候，正好是六月，天空飘着如泪的雪，六月雪已成为中国人冤屈与苦难的具体象征。历史竟然如此地巧合，1989年的六四民运，也在六月，难道六四也是一场《窦娥冤》的剧？

中国人不应该再接受《窦娥冤》的剧本了，中国人应该走另外一条路，那就是对不公不义永恒的对抗，对专制政权彻底的决裂，对一党专政政权彻底的唾弃。中国人需要在灵魂之中，彻底拔除恐惧，彻底消灭妥协意识，彻底摆脱容忍意识。

在人类历史大是大非的重要时刻，中国人不能够再表现，那种莫名其妙的中庸态度了，那是一种残忍的乡愿，那是一种漠视人间苦难的行为，也是一种容忍社会不公不义的做法。如果人类不敢向邪恶抗争，不敢向黑暗挑战，不敢为自由而奋斗，不敢为正义而牺牲，那么人类的灵魂，只能永远沉沦在黑暗的宇宙之中，这就是过去与现在中国人的命运。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客观事实而论，一个文明要从专制形态，过渡到现代民主宪政，最快的形式，是革命的方式，而不是传统派或改良派的方式。

以21世纪民主的理念与潮流而论，前者可以快速引进，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理念，而后两者，却无法有效摆脱，专制文明的魔咒，也无法有效引进，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理念。专制文明，绝对无法容忍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价值，现代民主宪政与专制文明，具有不相容的特质，很难透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来转化专制文明，使它成为民主宪政的文明。

因此凡是以传统派或改良派，为现代政治改革的方式，最后终不免沦为失败的命运，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明追求民主宪政失败的原因，因为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与人民，都是以与专制妥协的方式，来推动民主宪政。即使是1989年的民运，也是在妥协主义的意识下，屈服了。

妥协与不妥协意识的差别，就在于其结果，前者是中国的六四民运，后者是苏联解体与美国独立的原因。历史十分残酷，非常无情，如果人类历史定位错了，或立场偏离了，其结果可能就是那种可怜的失败或毁灭命运。

换言之，在专制国家，凡是企图以妥协意识，来追求或推动民主宪政者，这种做法，有可能被专制的力量所击溃，专制的力量，包括残忍的谎言与暴力，这种力量，专门对付大多(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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