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远离权力，享受自由

超民是健忘的。在昔日庞大的苏联帝国崩溃十多年之后，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该调查结果显示：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俄罗斯人能准确无误地记得一九九一年“八一九”政变期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的某一位成员，百分之六十一的人甚至叫不出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有人甚至认为戈巴契夫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许多人还把现今很活跃的一些政治人物当作其中的成员，如久加诺夫、日里诺夫斯基、丘拜斯、盖达尔、基里延科等人，更可笑的是连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不幸被列入其中。而当年真正的成员们，多半都被大家所忘，知名度最高的是当时的国防部长亚佐夫，记得他的民众也只有百分之十五。

正是“八一九”事件直接导致了苏联红色帝国的解体：那一天，愤怒与恐惧、抗争与顺从、失望与希望、邪恶与正义、光明与黑暗......全都纠结在了一起。那一天，一个超级大国的命运被划上休止符；那一天，一套巨无霸般的政治架构突然化为齑粉；那一天，自由的阳光照耀到了古拉格群岛的每一个角落。一群普通人开始走向领袖的座椅、一群领袖开始沦为平民的身份，所有国民的生活也都由此开始发生剧变。未来有许多是未知的因素，但有一点却是确凿无疑的──自由终于降临了。

退出权力中心被人淡忘
如此重大的事件，却被人们悄然忘却──包括这出伟大戏剧的主角戈巴契夫。被迫退出权力中心之后，戈氏成立了新的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然而，戈氏本人在一九九六年的大选中只获得百分之零点五的选票，他所领导的党在一九九九年底的议会大选中没有获得任何议席，对俄罗斯的政局无足轻重。对于这样的结果，戈氏的心中一定是百般滋味俱全，但他确信这样的一个事实：他带来了自由，而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领袖和民众都需要付出各自不同的代价，如同学者切尔尼亚耶夫所说：“作为政治家，戈巴契夫输了。作为救世主，他将载入史册，救世主的命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用“救世主”来定义戈氏未免过于夸张，用“先知”这一的说法也许更加贴切。俄罗斯《文学报》这样评价戈氏的历史贡献：“他打破了极权主义专制制度的历史继承性，按照奥威尔的说法，这种专制制度，即“权力作为目的本身”乃是极权主义国家存在的惟一意义。他的失败是他自觉的选择，他的不成功是他的立场。”曾在苏共外交机构担任要职、并出任苏联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的安德烈．格拉乔夫，出版了《戈巴契夫之谜》一书。这是俄国国内第一部戈氏的传记，将其与戈氏的自传参照阅读，则能更加清晰地了解戈氏所领导的改革的脉络、戈氏事业的成败及其历史价值。

戈巴契夫是谁？有人认为他是泱泱大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掘墓人”，有人则认为他是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的预言家。有人认为他的过错在理想主义，在于对“民主的自动作用”的浪漫信条，有人则认为他是在一个习惯沙皇和暴君的国家里不够果断的领导人。谁更接近真理呢？作为历史学家，格拉乔夫具有宽广的历史视野，他发现戈氏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克里姆林宫连续三场葬礼之后，人们再也忍受不了老朽治国的状况了，在政治局中最为“生气勃勃”的戈氏自然而然地脱颖而出。

格拉乔夫高度地评价了戈氏的历史地位：“改革的经历中，有靠传主戈巴契夫的倡导、政治勇气和对选定目标的执着追求作保证的无可争议的成就。他所选定的目标是：民主，法律至高无上和国际关系中不接受暴力。”在凤凰卫视为戈氏拍摄的一部记录片中，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健步如飞地步行在红场外的道路上。他失去了帝国，失去了妻子，居住在莫斯科郊外一幢普通的别墅中，他的事业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基金会。戈氏告诉记者，他对当年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一九九一年年末，在告别政坛的讲话中，戈氏自豪地对自己的执政生涯作了这样的总结：“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富强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这是最主要的成就。”

从未给任何人当过助手的柳巴尔斯基夸奖戈氏，不是因为意图，而恰恰是因为结果：“首先我想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为我们的自由所做的比任何别的人都多，我们未能充分地利用自由，这不仅仅是他的错。至于戈巴契夫并不都是自觉地这样做，有时甚至带有相反的意图，这并不重要，归根结底，历史上只对结果作出评价，而他超过了所有的期望。”

持不同政见的元首，改革两大失误
戈巴契夫是一个谜，他为什么会启动改革呢？回顾历史，戈氏认为：“当时要背十字架。即使到了忍受不了的时候......”格拉乔夫分析说，戈氏即使在担任最高元首的职务的时候，也是整个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说法有点石破天惊的味道：被苏联当局放逐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看透了不久前世界第二超级大国执政者有一颗类似持不同政见者的心灵，这一身份一直保持至今──如今在野的戈氏在批评新政权时，说自己是受了另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俄国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萨哈罗夫的鼓舞。当然，戈氏也深受时代的限制，格拉乔夫指出（戈氏本人后来也意识到了）改革存在两大失误：一是未能及时将党一分为二，即将党内具有改革意向的那部分从官僚主义机关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结果造成了党内健康力量被那些癌细胞所吞噬。戈氏没有料到党政系统的“中间环节”在改革道路上会成为那么巨大的障碍──这是褐色的官僚化的党机关、刀枪不入的保守阶层，它阻碍着锐意改革的领导层同愿意热情支持他们的大多数民众的重新组合。戈氏不敢冒“分裂党”的危险，一直企图充当左右两派的调和人，却加速了党的溃败。二是戈氏未能下定决心对“经济基础”进行根本的改造，直到八十年代末期，他还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三心二意。正如戈拉乔夫所论述的那样：“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的间隙的出现，不仅是由于改革首倡者在走向市场经济方面迟迟按兵不动，而是由于他们起初在这个领域干脆是在往后退。”这两大失误使得戈氏的改革未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凤凰卫视为戈氏所拍摄的记录片，受“成王败寇”的传统观念的制约，调子哀婉低沉。我却发现，戈巴契夫的平民生活过得充实而愉快。只有在谈到刚刚逝世的妻子赖莎时，他才流下泪水。戈氏去大学讲学、去世界各地考察、写作回忆录、回老家看望亲人......他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戈氏的外孙女成为欧洲最出色的时装模特儿，他为她感到骄傲。这些都是一个专制帝国的元首可望而不可求的自由。戈氏给予人民以自由，也给予自己以自由。格拉乔夫写道：“戈氏选择民主说教和公开性作为自己改革计划的主要工具，违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忠告，拒绝【秘密和威望】（况且他知道俄国执政者的【威望】往往仅仅通过非同寻常的暴行来赢得），在许多人眼中他变成了【软弱】、优柔寡断的领导人，担当不起肩头的重担。”

使人民获得自由，自己也享受自由
与那些信奉暴力机器的人相反，戈氏毅然放弃在国外和国内炫耀乃至使用武力的帝国传统，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软弱的人，相反这一选择凸现出了他罕见的勇气。这种勇气在“八一九”政变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当政变者将苏联总统一家人囚禁起来，逼迫总统在辞职信上签字时，戈氏断然拒绝了。瓦连尼科夫将军以军人的直率确切地说明：“不是必须靠边站，而是下台。”戈氏没有在威胁面前屈服，他斥责他们说：“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都是冒险主义分子。你们要毁掉自己，那是你们的事。可你们要毁掉国家，毁掉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连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戈氏没有丧失领袖的尊严。

是的，戈巴契夫被遗忘了，但他安于被人民遗忘的命运。今天的俄罗斯，有人对现状满意，有人则不满意；有人参与投票，有人拒绝投票；有人痛骂新总统普京，也有人赞美他。最关键的事实是：在今天的俄罗斯，再没有人担心晚上会响起克格勃那可怕的敲门声了，再没有一个无时不刻地盯着所有人的“老大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人遗忘是戈巴契夫的幸福。在专制时代，那个领袖能和平地交接权力呢？哪个下台的领袖能享有“被遗忘”的权利呢？

当年，失去权力的赫鲁晓夫，门外时刻停着一辆克格勃的轿车。勃列日涅夫不准赫鲁晓夫在苏联境内出版回忆录，他不得不通过外国记者把手稿的影印件带到西方。该回忆录在西方出版之后，他立即受到苏共中央的威胁和恐吓。而戈巴契夫缔造了一个自由社会的开端，他也享受着自己所种下的甘美果实：他可以自由地在俄罗斯和西方同时出版回忆录和其他评论文集，他可以自由地到大学和学术机构去讲课。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氏已经获得了一个政治家在当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这种荣誉远远比虚幻的权力和家属贪污腐败的机会更有价值。当然，某些专制国家的领袖们不会接受这样的价值评价体系，他们有另外的一副天平──对于他们来说，权力永远是第一位的。这就是戈巴契夫与他们最大的区别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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