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中共治下的民间社会的抵抗

The resistance of civil society under CCP regime

La resistance de la societe civile sous le regime communiste chinois

　　封从德演讲稿

　　谢谢主持人邀请。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共治下的民间社会的抵抗”，主要分以下几点：
　　1, 中共前的中国主要是一个民间自治的社会；
　　2, 中共统治之外的华人社会都很容易和现代化接轨；
　　3, 中共统治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民间社会；
　　4, 过去民间社会的反抗；
　　5, 未来民间社会的发展和退党活动的意义。但我首先还是讲一讲为什么要谈这个题目。

　　这些年，好多人问我：六四后，你们是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北约情报机构利用香港“黄雀行动”救出来的？这个说法曾经相当流行，蒙骗了很多人，以为八九民运是海外所谓“反华势力”操纵的，并以此质疑八九民运的自发性和正义性。但是，这个问题问到我，实在是问错了对象。因为，六四后我和柴玲在当局的全国通缉下在国内逃亡十个月的过程中，没有依靠海外哪怕一分钱和任何一个人的援救。当九○年三月底我们突然出现在香港支联会面前时，他们几乎不相信我们就是柴玲和封从德本人，还将我们单独叫到一个房间，问了许多只有香港到天安门广场声援过的朋友与我们自己才会知道的一些细节，核实无误后，才敢相信。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讲我们的历险经历，这个经历当时有人出价五十万美元希望写成一本书，被我们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并非因为我们过于清高，而是因为其中涉及太多国内帮助我们的民众的安全，所以直到今天，除了一些大略情形，这些经历从未详细披露过。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向大家证实一个外界一直猜测却很少了解的情况：中共治下的民间社会的抵抗活动，一直都很活跃，而且组织力量相当强大，大大超出外界想像的强大。

　　共产极权统治下民间社会的抵抗活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话题。一个典型例子是东欧、尤其是波兰。今年，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去逝，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说，东欧共产极权统治的垮台，约翰保罗二世的功劳要占一半。他说，在教皇返回祖国波兰访问并发表祈祷上帝来“更新大地面貌”的谈话之后不久，团结工会得以动员一千万人展开罢工、示威与谈判，而此前他们试图动员民众却未能成功。这个情况以前了解的人不多，以致于今天许多人都以为瓦文萨是在夸大其词，以为民间社会和传统信仰的力量并没有那么大。

　　类似的情形也在中国发生，而且被更严重地忽略了。我自己就曾对此完全无知。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的教育体系是被共产党严密控制的，而中共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极左的一支，对坚守传统文化信仰的中国民间社会，历来是采取敌视态度的，要彻底清除之而后快。中共在相当程度上也达到了目标，以致于一九四九年以后成长的中国知识份子、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八十年代成长的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社会的认知一片空白，这种无知的程度，在八九民运前夕达到极致，以致于我们都相信《河殇》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的诠释，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参照系。当时惟一可资参照的，是刚刚可以接触到的经过筛选和过滤的西方知识界的声音，而这些声音，要么对中国传统文化同样无知，要么也是采取否定的态度。

　　但是，八九民运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除了“六四” 一枪彻底打破了我对中共可能自我改良的一丝幻想以外，我在思想上受到最大的冲击，却是突然发现，我们这些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和知识份子，对中共治下的民间社会的抵抗的全然无知，我们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和中共几乎完全一致，有些民运人士对其否定甚至更加激烈，且保持至今。

　　这个认知上的转变，发生在六四之后。六四后，我们选择了一种特殊的逃亡方式，即漫无目标地随机游走，见到任何交通工具，无论是火车、轮船还是汽车，见到就上，又随机而下，并不与我们以前认识的任何人联络，这样，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的下一站在哪儿，以此可以确定中共也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行踪。这个方式实在有效，中共虽然布下天罗地网，虽然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所有同学的家附件都布置了便衣，却在十个月里面，完全没有找到我们。事实上，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团体－－中国自发的民间社会中的一个群体。

　　我们遇到的是一个修炼气功的团体，这个团体中前前后后参与营救我们的人有一百多位，有工人、农民，也有中共干部和军人。这样的团体其实很普通，在中国有成千上万。他们实际上与学生和知识份子的理念并不一致，一个坚持传统价值，一个却是否定的。但在反对六四屠杀这一点上，他们坚定地站在谴责政府一边，不过，他们营救我们的动因却主要不在此，而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类的宗教观念在起作用。他们并不参与尘世的政治，还劝说我们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当中的一位大哥，三十多岁没有结婚，一心一意想出家，后来还把父母给他准备婚事的钱给我们用。在临走的那天晚上，他对我说，如果能够出去，希望我们多读书而少参与政治，如果尘缘实在太深不能脱离，日后回国如果还需要躲避时，还可以去找他们，但绝对不要宣扬他们。这一幕至今历历在目，出来后看到很多描述纳粹德国时期的电影，我经常将他们和纳粹治下的基督徒抛弃信仰的成见而去营救犹太人的那些动人事迹作对比，觉得他们是同样的伟大。这个群体的力量和严密性，比较一下就知道－－许多通过亲戚朋友、主要是在知识界圈子内躲藏的被通缉的学生和知识份子，很快就被捕了。

　　对不起，讲了太多我个人的经历。主要是想说，“中共治下的民间社会的抵抗”这个题目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我对这个主题的认知，还是后来我通过长年的学习和研究才更加了解一些的。到了西方后，我遵循那位大哥的劝告，主要的精力放到学习上，先读了社会这本大书，再回到学院读学术这本小书。大约用了五年的时间，参与各种宗教团体的修炼生活，从基督教、天主教到伊斯兰教再回归中国的释、道、儒的修炼团体，再花了八年的时间回到学院生活，直到2003 年完成研究道教和中医宇宙论的博士论文并取得学位。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我通过研究和实践得到的一些关于“中共治下的民间社会的抵抗”这方面的认知。

　　第一，中共前的中国主要是一个民间自治的社会。1996-98年间，我参加了法国高等研究院和荷兰莱顿大学的一个合作研究，叫做“圣城北京” 计划 （Projet Pekin - ville sainte）。据统计，在二十世纪初，北京城内有十五万户，却有至少一千伍佰座庙宇，差不多一百户人家就有一座，还不算土地公这样的小祀。这个比例在整个中国都差不多，包括当时日本治下的台湾也是如此，这些都有案可查。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共进入北京城时，还有一千四百多座。也就是说，相当于巴黎每条小街都有一、两座正规的庙宇，街头街尾还有土地庙。佛教的寺庙、道教的宫观、儒教的祠堂，是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载体，大多数宗族组织、香会、行会等等，都设在庙宇和祠堂内，那里并不只是宗教崇拜的场所，平时更是民间社会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场所。这是一个相当自治的社会，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在他们几乎全部一生的时间内的社会生活，都是在这样的场合中度过的－－除了两件事，他们与官府几乎没有什么交道：一是纳粮，一是诉讼，而民众到官府诉讼的情况也很少，因为几乎都在宗族祠堂和庙宇内自行解决了。这种村民自治的情况，梁启超在一篇回忆中有生动的描述。因此，虽然中国自秦始皇之后施行的是中央集权，但绝大多数人口基本上都是以民间的儒生和佛道人士为核心进行的民间自治。这样一个“大社会、小政府”的结构，正是现代民主社会要求的结构，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应该与这样的结构有关。

　　第二，中共统治之外的华人社会都很容易和现代化接轨。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其它海外华人社会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这方面已有很多人的论述，这里我举一个外界不太注意到的例子，是印尼婆罗洲的华人社会，在二百年前建立的一个近乎现代民主的社会。刚才提到，庙宇是华人传统社会的载体，这个社会是如何连接起来的呢？除了经济活动以外，主要是靠“分香”（division of incense）制度。一个新的香会，也就是一座新的庙宇，要从老会（老庙）的香炉中取一点香灰捧回去，于是新会就以这只香炉为标志建立起来了。台湾的所有庙宇都可以追溯到大陆的祖庙，比方说，今天台湾街头的出租汽车司机崇拜的三太子，其祖庙就在我的老家宜宾。婆罗洲的华人社会也是这样，他们从大陆潮州和福建的老庙中分香，到了那里建立新会（新庙），会同时也组成“公司”，再在十四个公司的基础上成立“总厅”（General Assembly），即和顺总厅。这里，“公司”并非完全像现代所说的公司，而是相当于地方自治机构，而总厅则是联邦式的共和政府，每六个月召开一次议会，总厅的首脑则由全民普选产生，有自己的货币、军队和司法系统。和顺总厅形成于1776年，比美国和法国的共和政府成立都早，直至1854年被荷兰军队消灭，当时荷兰海军司令还写信给国王诅咒这些中国人“极端民主的政府”（ultra-democratic government）。这是欧洲十八世纪的王室对民主制度极端恐惧的表现。总之，与中共和许多人的说法恰恰相反，中国传统民间社会非但不是现代化的阻力，实际上反而很容易和现代化接轨。

　　第三，中共统治严重破坏了中国的民间社会。今天，我们都很清楚中共破坏西藏文化的程度，但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共对中国民间社会的摧残并不亚于对西藏文化的破坏：北京城内除了几座旅游观光用的寺庙外，几乎全数毁灭殆尽。乡村的情况比城市也好不了多少，而且无论佛教会、道教会还是基督教的“三自教会”，都在共产党的直接控制之下，通过土改、人民公社和历次政治运动，民间的士绅阶层或从肉体上，或从精神上，都被中共铲除。四九年后，遭受中共最严酷镇压的民间宗教团体是一贯道和法轮功。虽然二者在信仰、修炼方式和组织上都有极大区别，但中共对他们的打压却如出一辙。法轮功的情况大家都很了解，这里主要谈一下一贯道的情况。去年，中国很知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去世时才55岁，但他坐牢的时间却长达十年。他曾撰文说，“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贯道的 ‘反革命犯’在劳改队占相当大的比重”。一九七三年，劳改队一位恭敬顺从的一贯道农民给他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的《烧饼歌》，其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说那二八胡人就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三个字正好二十八划，二八秋意思是毛泽东只能执政二十八年。结论是：毛泽东活过不一九七六年！当时杨小凯完全不相信，直到七六年毛泽东死时才想起这件事。那些一贯道信徒很庆幸自己被抓进监狱，否则在外面，所有的乡绅都被斩尽杀绝，“那时一个工作队长就有权杀人，不要经过任何上级批准。”十一年后，一九八四年，现任“中国人权”主席的刘青当时在西安附近的渭南二监，遇到“黑鸦鸦一大伙，彼此热呼呼的称兄道弟”的“质朴、善良和乐天安命”、宁死也不沾荤的一贯道信徒（警官常抡着警棍逼迫他们将分到的肉吞下去。饭后放风去厕所，可以看到好几个一贯道信徒躲在粪池边的暗处，用手指挖自己的喉咙，随着阵阵呕吐，眼泪鼻涕也落入了秽物里。有的一贯道信徒，还会从打伙房找到碱，用来灌洗自己的肠胃），很奇怪为何中共把这些不仅无罪而且还乐观行善、明天就会被枪毙今天还乐天安命的好人终身关在监狱里，甚至“从肉体上消灭” 了。当时渭南人口只有二十万，却突然冒出三万多一贯道信徒，监狱都关不下。

　　这里，就讲到第四点，过去民间社会的抵抗。为什么人口只有二十万的渭南突然出现三万多一贯道信徒？为什么六四后中共没有办法抓到我和柴玲？为什么九十年代突然有几千万法轮功学员？这些问题，中国知识份子很难给出答案，甚至不在其思考范围内，因为他们受到中共教育和思想控制的影响，对中国的民间社会要么兴趣不大，要么了解不多。实际上，虽然中共掌权后施行了严酷的打压，但中国的民间社会并未被彻底灭绝，而是采取了隐蔽的方式继续存活下来，而且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正如我那十个月遇到的情形那样。他们可以采取很多变通的方式，比如淡化宗教神秘内容，将精神修炼用“气”来表述，以便纳入中共意识形态认可的“物质、能量、精神”等范畴，而中共也试图用“气功”来取代传统宗教，将起简化为治病疗养的体操。另外，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特别讲究“道隐无名”，因此高师很难从外形看出，从而躲过中共的虐杀，暗中传授给后辈。实际上文革后不久就出现的“特异功能”热、气功热、济公热，和六四后不久出现的国学热、修祖坟热、修祖谱热，直到现在还在发烧的清宫戏热，背后都有这些高师和民间社会的推波助澜。无怪乎一九八五年中共司法机构严令重申“打击反动会道门道”，当中非常恐惧“老道首、老道徒重操旧业，或是新道首继承衣钵的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实际上，中共专制机器的第一个部门（公安部一局）就是专门对付“反动会道门”的。一九九五年开始，中共再一次加紧这方面的打压，清洗作为民间社会基底的修炼团体。所有的气功团体都遭受或多或少的打压，尤其恐惧法轮功，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因为法轮功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气功团体，而是具有来世信仰的类宗教团体，一旦成形，就不会像其它气功团体那样容易流变甚至自生自灭，而其组织力量也极为惊人，完全可以形成没有组织的组织，也就是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特出的那种完全依靠成员的自发性而可随时极快扩散的组织形式。而这正是试图垄断社会一切公共空间的中共所极不愿意看到的。而已，因为有来世信仰，法轮功学员可将生死置之度外，这就更让中共恐惧。

　　最后，我想谈谈对未来民间社会发展和退党活动的看法。上面我提到的民间社会主要是从宗教层面来分析，而民间社会当然还有经济和政治层面的组织与抵抗。最近几年，随着国内的变化，民间维权活动越来越蓬勃。这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如业主维权、工人争取福利、农民抗税等等，但也有政治层面的，如罢免村委会和人大代表等。许多记者和律师也公开站出来帮助民间维权活动，如孙志刚案最后导致中共取消收容审查这一恶法。在许多维权抗争中，英特网和手机起了很大的媒介作用。法轮功为了争取炼功的权利而聚集新华门，就是依靠英特网和手机进行的。最近的退党活动，也是在英特网上进行的。所有这些抵抗似乎显得很纷乱，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中国民间社会的空间在极快地扩展，中共已经无法扭转这一趋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格局，如何导向良性发展的方向而不是导致混乱，是追求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人们必须仔细思考的课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恢复民间社会的活力是一切的关键。有人将今天的中国比喻为劫机状态，即中共劫持了所有的中国人，并宣称只有中共可以驾驶，一旦没了中共，整个中国就会同归于尽。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比喻，我们已经看到，没有中共的华人社会，无论是中共统治之前还是之外，都比中共治下的社会发展得好很多。现在惟一需要的，是在乘客中组成新的飞行组，而这一组成就有赖于民间社会的组织。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民间社会的支撑和制约，可以预计任何人上台都很难避免新的独裁。因此，恢复中国民间社会的活力是一切的关键。那么，如何恢复呢？我认为应该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传统的民间社会人士从隐蔽中走出来，与维权、民权和民主运动结合；另一方面，维权、民权和民主人士要重新认识到重建民间社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意识地逐步形成和加强能够持久的民间社会组织。而这种结合最合适的方式是共同进行非暴力抗争。实际上，这种结合早就在自然进行，非暴力抗争也已经展开了，只是部份参与者并无清楚的意识而已。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退党活动，这正是非暴力抗争中“公民不合作运动”的一个主要形式。宣布退党退团退队、不与当局合作，就是在拓展民间社会的空间。我们的目标是和平地结束一党专制。我们不能用暴力、也不需要用暴力推翻现政权，因为进行暴力抵抗，统治者总是占优势，故很难成功，代价也很大；既便侥幸成功，也很难保障新的统治集团放弃暴力实行民主。相反，统治集团的权力并非空中楼阁，而是靠被统治者的服从与合作支撑的，具体来说就是权威性、人力资源、技能知识、恐惧心理、物质资源和强制力量这六大支柱在支撑的。如果我们不承认统治者的统治和指挥权，抵制或拒绝同他们合作，这些支柱不再支撑权力，那么这样的权力不就真的成为了被架空的空中楼阁？因此，依靠非暴力方式逐渐强大的的民间社会一旦成形，任何人也不能再用暴力强加一套专制体系，这时，极权统治也就自然寿终正寝了，我们在许多国家都看到了成功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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