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庵居士:我们为什么要避免投资中国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见到你们。
今天我带来了一位朋友,就是我身边这位H先生,很多人都认识他,知道他是我公司的股东。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推荐他,他毕业于 UCLA,是位出色的年轻人。在这个行业,四十岁就应该退休了,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所以,在未来,H先生将会为各位服务,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聪明的年轻人。

来演讲之前,我询问一些朋友,讲什么话题比较好。结果大家还是愿意听我讲中国问题。其实,我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你们不能看到一张东方式的脸加上会说中文就以为是中国问题专家。能称之为中国专家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

在2004年,我们结束了在中国的全部投资,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愤怒。全世界的人都跑去中国投资,你怎么撤了出来?今天,大家看到了资料上的数据,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赢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基金的年收益是21.31%,比去年还高,还好。为什么,而类似在中国的投资基金没有一个收益超过20%。为什么他们失败了?这是因为我提前看到了中国的投资问题,中国金融体系在最近的一年来没有成长,不仅没有成长,而且是负成长。你们将钱委托给我们是为了赚钱,而我们这些基金管理人不是去赌博,是要为各位赚钱。

很多人不理解中国的问题,不断地问我:“为什么大企业都去中国投资?”奇怪吗?根本就不奇怪,因为投资中国的大企业都是制造业,他们有成本的压力,有资源的压力,他们不去中国就会被其他国家的制造业用价格的手段压垮。所以,这些CEO们考虑的就只有一个问题,如何能维持企业的竞争力,他们知道中国问题重重。但全球的企业都去中国冒险,他们不去就是失败,如果一旦中国出现了问题,所有的投资人都出现亏损,他们不过是亏损中的成员之一,他们不是失败者,但他们不去中国投资马上就面临着失败,这就是全世界企业都去中国投资的原因。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到中国大陆从事VC行业的人。那个时候,我每天接到的案子是以千份计算的,从中央到地方都将最好的案子送上来。有任何问题各级政府都会无条件地帮助解决。现在到中国的投资银行已经有数千家了,他们根本就拿不到好的案子,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好的发财机会。如果是我,我就会将目标转到越南和北韩,那里才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投资不是冒风险,但亚洲风险的评估决不能用美国的标准进行。当年因为中国有风险,好的投资银行不敢去,我们才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今天越南和北韩同样是机会,他们的风险远低于中国。

很多人不理解亚洲的投资风险,亚洲的投资风险不是在于制度上的稳定与否,而在于强权政治的稳定与否。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超稳定时期,九十年代的中共因为天安门屠杀不得不放出利益拉拢海外投资,他们不敢不稳定,他们宁可让海外投资赚钱而不敢让他们赔钱。今天的越南和北韩正处于当时的中国阶段,投资到那里才是最没有风险的,最稳定的。而今天的中国,一个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执政者没有丝毫权威,社会制度混乱,没有法制基础的国家才是风险最大的投资国。以往的中国没有利益集团,你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就可以保证你的投资利益,但今天的中国,利益集团太多,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你支付的投资润滑剂已经不再是中央,而是要包括地方及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且受到他们的威胁越来越重。我们观察历史上的国家都会发现,所有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末期的国家都会不同程度上发生政治危机并引发动乱,是投资风险最大的国家,早年的伊朗,阿根廷,巴西就是很好的案例,今日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中国的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面临这一个历史清算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他从来没有从司法体制上进行深入的改革,没有捋顺法律问题,而这个问题是非常致命的,非常重要的。如果中国是个均富的国家,这个问题可能会被人淡忘,但目前的中国是个世界第一的贫富分化的国家,当一个人的财产被无情地掠夺干净的时候,人民怎么能淡忘它?司法清算就是人民在未来民主之后对贫富分化的必然结果。

各位身在美国,可能并不清楚,中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一直是一种违宪行为。本来在他开始的时候,中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天安门屠杀之前,赵紫阳先生就数次表示了要进行体制和司法上的改革,进行政治改革,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中共当时的元老胡耀邦,彭真,彭冲,万里等人的支持。但在天安门屠杀之后,这个思想完全放弃了。中共已经错过了历史上最好的政治改革时期,已经走向个一条政治死路。

为什么中共一直是在违宪,我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不久前,中共成立了一个权利相当大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名字叫“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本身就是个违宪的,是非法的,是在中共混淆了产权概念之后非法夺取百姓利益和财产的一个非法组织。

根据目前的《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 纲。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它在这两条中提到了国有经济,但并未确定国有企业这个定义。而在一九八二年的《中国宪法》中,有关内容却是这样写的:“第一章 总 纲。第七条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营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相反,在中国目前的公司法中则有这样的条例:第一章 总则。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在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条例中则这样明确:“第一节 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十一条本法施行前已设立的国有企业,符合本法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条件的,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以依照本法改建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以改建为前条第一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事情就这么简单,中共几十年来,通过偷梁换柱的手法,混淆了全民所有和国有的概念,从产权上将全中国百姓的资产变成了中国政府所有的财产。而且在公司法中明确确定了如何进行需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根据法律的定义,政府本身也是社会中一个独立的非自然人法人,他不是无限责任制。从名义上他代表全体国民,并可以代表国民管理国有企业。而从法律定义上看,国有企业在注册上应该是政府投资并代为管理,这是毫无疑义,国有企业是间接的全民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就与此有这相当大的法律定义和含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产权归全中国百姓所有,不分男女老少,人人平等都拥有其中一部份,是直接的全民所有制。在法律并未授权之前,政府无权管理,也不能将他转变成为国有企业。事实上,中国法律上有个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法律意义上授权了“国有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可以委托任命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人,并监督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人工作。从这个法律定义上看,中共政府根本就无权出售或转让全民所有制企业。事实上,中共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很清楚这个问题,他从“国营经济”转变到了“国有经济”就是有着非常大的企图心。中共二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在未完成后来的宪法及相应的司法制度之后,已经存在着相当大程度上的“违宪”行为。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大量出售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时候,它忘记了,它并没有完成相应的司法改革,也没有完善进行到了一半的司法制度,结果就造成了全面的违宪行为。中共在没有任何“全民”授权的情况下出售了“全民”的财产,而且这些出售的利益并未返还给“全民”。这是在和平及法制时期内的严重违宪行为。即使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制度,政府违宪也是可以追究的,事实上,中国本身就有《行政诉讼法》。

我现在换个说法给大家讲这个事情,这样比较让各位容易理解.本来各位是将自己的一部份钱委托给我们基金会去赚钱,结果我把你自己掌握,并没有委托给我们基金会的钱和房子也给卖了,不旦卖了,而且还说是你自愿委托我进行的我还对所得到的收益还不告诉你,也不给你,你们能不去法院告我吗?你们觉得不可思议?但在中国就是这样,这是事实。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愿意投资吗?

我认识一位朋友,原来是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叫易改。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在中国成立了产权交易所,进行产权交易,这也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组成之一。不过,目前他人在纽约,为什么呢?中国政府进行的产权交易被中断了,这位易改先生成了中国政府的反对派,流亡海外了,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者的下场。

如果中国和平转型,或许这些产权问题可以不去追究,大家可以谅解和容忍。但问题是,目前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百姓如何谅解和容忍?一旦中国转型为民主国家,这个问题就会被司法追究,投资到中国的海外企业就会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特别是像中国四大银行这类敏感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更是风险极大。

任何投资都有风险,但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需要评估这个风险。我们可以冒经济风险,也可以冒政治风险,但当这个风险无法承担的时候,我就需要规避这个风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远离中国投资的原因之一。

仅仅上面的原因,并不是我们离开中国的全部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未来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不是百分之几的问题,从我的观点上看是百分之百的,是确定的,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国家一生中要经历两次经济震荡,或者说是两次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或许很多朋友会对此有疑问,质疑我为什么这样认为,根据是什么?

我们先看一下社会主义是如何建立的,他几乎都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基本上都是如此。而且他实行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换句话说,除去基本的生活资料外,土地矿山等资源都是政府所有,他不可以出卖。当他们在从资本主义转型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土地矿山这些可以买卖的资源消失了。但当时流通的货币却没有消失。本来能够购买土地的财富一下就都转向到了消费品,这就必然使得货币贬值,因为货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购买的资源减少了大部份,这能不货币贬值吗?能不通货膨胀吗?

我们观察中国和俄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俄国,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之初,通货膨胀是非常的严重,货币流通也非常厉害,消费资源也非常的稀少。最后不得不逼迫俄共列宁去施行“新经济政策”来挽救俄国的经济危机。同样,在中国,中共建政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无论是中共“解放”了哪些城市,这些城市都面临着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的压力。当年的上海,北京,天津都是如此。后来,中共学聪明了,他采取了更换货币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当时是一万旧币强制换一元人民币。而不是西方社会采取的自由汇率更换制度。是非常强制性的行为,而且有着时间限制。这种手段非常的有效,很快抑制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问题。但问题是,它的手段同样也从经济上强制掠夺走了中国百姓大量的财富,中共从来也没有公布过一万旧币更换一元人民币的理论基础,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质疑:为什么不是一百旧币更换一元人民币?或者是八千旧币更换一元就币?中共当年究竟发行了多少人民币截止到目前都是机密,没有任何人知道。而知道的事实是,逃亡海外的中国富裕人士中拥有的大约相当于近40亿美元的旧币没有得到兑换,成为了一张张废纸,中共通过这次货币更换,至少掠夺了近40亿美元的财富。

上面讲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问题,第二次的产生是在他的没落和转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记得俄国在转型初期所遇到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问题,这是中共一直担心的,也是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之一。我毫不掩饰我对俄国经济改革的赞扬,但我们必须承认,俄国经济转形期间有着政策上的失误,他本身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后来的匈牙利和蒙古等国家的转型就很好的避免了这些失误。

俄国的改革很简单,他在处理国有或全民所有企业资产的时候是不分男女老少按照平均的原则进行分配的。他的结果是,相当的一大部份人因为不善于资产管理,而更愿意将这些政府资产凭证出售换取现金来改善眼前的生活,这样一来,生活物资的短缺就促进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俄国一直虚报自己的经济实力,人为的造假,本身并不具备前苏联时期自我吹嘘的经济实力。一旦经济转型,所有共产主义制度的弊病和经济亏空全部都暴露在公众眼前,泡沫破灭了,原来高估的币值回归到了实际应有的价值。这个现象最明显的是,北韩,按照北韩政府规定,一元人民币官方汇率是大约两元北韩币,但实际上在黑市,一元人民币可以兑换数千北韩货币。一旦实行自由汇率,北韩的货币就会大量贬值。

同样,现在的中国金融体系和中国政府的财政也是黑幕重重,大家都不知道他真实的情况。不久前,中共政治局开会,当时是讨论一份经济调查报告,政治局成员中有人对报告有疑问,质询中共总理温家宝:“中国金融坏帐的具体数字是多少,有没有具体的统计资料?”温家宝如实回答说:“至今为止,我们仍没有查清金融坏帐的具体数字,实际情况远比报告上数字要高,情况非常的严重”。或许各位在不久之后可以看到这份报告,但我不能确定这份报告是否会被公开出来,因为中共一直是黑箱作业。

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经济改革,按照正常情况不应该发生类似俄国的事情。但应该的事情不是可以避免。话题回到前面,我在数年前曾对次对中共呼吁,要通过法律程序将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部统一管理,建立经济上全民监督制度,然后将这些企业投资到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上,实现全民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机制。这是避免全民贫富分化和暴力社会的最基本措施。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并不知道中国的社会保障机制缺多少钱,根据中国社保基金主席项怀成透露的数字是大约 9万亿人民币。而我个人海外学者的估计高达15万亿人民币。这是多么巨大的缺口啊。

讲到这里,中国的问题就来了,很多人以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时代,经济改革也进行到了这个程度,可以在政治社会转型过程中避免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但我想问一问各位,中共不知道货币升值对中共有面子吗?对百姓是有利益吗?但他为什么不愿意升值?理由很简单,他自己都认为不能升值,一升值就会经济崩溃。事实上,中共面临的与前俄国是一样的问题,这就是真实的经济被高估了。与俄国不同的是,他已经没有了强大的国有企业和全民所有企业,中国不存在因为资产凭证增发而引发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理由,但中共惧怕的是他内部庞大的金融坏帐和社会保障基金。一旦中共完成民主化,他就必须要承担这个亏空的全部责任,而中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发货币,实行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手段。各位想一想,一个货币发行总量22万亿人民币的国家要是增发三十万亿的货币,人民币能不贬值吗?能不通货膨胀吗?告诉各位,这30万亿人民币的增发量不是我随便说的,它是有根据的,而且是保守的估计,各位想一想,仅仅中共承认的金融坏帐就已经高达12万亿,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九万亿,仅仅这两项已经需要20万亿,难道其他的亏空就不需要填补了吗?

中国已经进入了风险高发期,这是不争的事实。我想各位不会因为眼前的利益而冒更大的风险。今天我们投入了一百万美元,换成了八百万人民币,我们可能有百分之二十的盈利,但几年后,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结果发现,我们需要用二千万人民币才能换回我们投资的一百万美元,这样的投资你们愿意吗?

放弃对中国投资的幻想,至少在短期这样处理,这是我对你们的忠告,请你们相信我的专业。我在数年前对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事件的预估基本上都得到了证实,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些事实,今天,我又对各位做了预测,这是我的责任。短期的投机交易可以,但你们绝不能在中国进行三个月以上的投资,尽管少量的投资对你们没有什么,少量的损失对你们的生活和财富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但这毕竟是你们的辛苦钱,是自己的财富。

谢谢各位。@

(注:本文系2005年12月2日在美国水流投资基金年会上的演讲)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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