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召魂

　　却又不敢确定。也许是错觉吧。

　　刚到美国不久，参加一个中学老同学聚会。凡家住纽约、新泽西州附近的，来了不少。进门时，听得一女声惊喜地呼叫我名字，不觉心里一惊，略有愣怔。我理解这惊喜该有两层意思：一别二三十年，算是久别重逢；另外，89年“风波”之后，我被当局全国通缉，逃了个杳无音讯，生死不明。这次出席老同学聚会，本身就算是一个惊险节目，名叫“大变活人 ”。

　　同学们都迎上来握手拍肩，嘘寒问暖。正是他乡遇故知，别有一番情意。端上茶，啜了两口，渐回过神儿来，兀自惊诧莫名：有什么地方不对……怎么，叫一声名字也惊魂动魄？

　　确实如此。

　　渐发觉不喜欢别人叫我本名，甚至初识者问“郑义是您笔名吧”，也令人心生不快。

　　真是一桩蹊跷的事情。

　　但，这种自察仅如天边蓝电，骤然一闪，随即晦暗四合，心海里依旧混沌一片。

　　这更是蹊跷：拒绝思考。
　　

2 我的本名叫郑光召。

　　“光”是家族排行的辈分，“召”字才是名。兄姐们生于国家坎坷之际，分别占用了“光”、“复”、 “中”、“国”等好字。“召”有何含意？父母未曾讲，我也懵然不知。只是母亲晚年偶尔谈起，说这个“召”字是海师父取的。

　　海师父就是能海法师，一慈眉善眼老和尚。父亲是他的在家弟子，所以我们全家都叫他“海师父”。我记得他，吃过他不少高级点心。小时候到甚刹海游泳，没钱坐车，来回都是腿儿着。海师父入京时驻锡的西四广济寺就在半途，妈妈曾带我来给他叩头请安。游完泳，回家途中一拐，便进了广济寺，踅摸着要给海师父磕头。倒也不是喜欢磕头，是海师父一见就要亲热地叫“光召”，弥勒佛似地笑着受我一拜，接下来，随侍的小沙弥就会笑眯眯地端上一大盘点心。一辈子再没吃过那么香甜的点心了！那阵儿闹大饥荒，游完泳更是饿得心慌腿颤。就这样，隔三差五来哄骗海师父的点心吃，一直到游泳季节过去，海师父也回了他长住的五台山。其实，不去磕头，海师父也会叫徒弟送的。我至今记得那小沙弥拎着点心盒轻手轻脚来敲门的神情。那时我家住在广宁伯街半截胡同，院门外有高大青砖隐壁。妈妈和我站门口，目送那一袭青布长衫飘过大隐壁，飘出胡同口。

　　读书阅世渐多，方省悟海师父是一位唐玄奘式的文化英雄。海师父俗名龚缉熙，生于满清末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使少年能海大为震动，离家寻觅救国之道。曾投新军，成为早期同盟会员。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官时，朱德是他学生。能海是一个思想者。革命与反革命反复绞杀，那血雨腥风使他苦痛惶惑，遂退出军队，皈依佛门。发大誓愿，救度世人。能海聪慧绝顶，不数年便阅遍汉地佛经，生出西行取经之念。先到《康定情歌》中那个“跑马溜溜的”跑马山学藏语，然后四人结伴，爬雪山趟冰河，进藏学法取经。几年后，能海法师西行功成，携藏经二十余驮返回成都。数万佛徒捧香跪迎，供桌香案逶迤十里长街。

3 那时代，能海名震大江南北。讲经时四众云集，盛况空前，常常每座千四五百听众。1945年，美国外交官员执罗斯福总统亲笔信，至成都近慈寺恭请赴美讲学。能海以法务繁忙婉谢。出家人不打诳语，他的确很忙。当时的活动范围，南至云南，北达北平，西临藏区，东抵上海，其核心则在三城两山（成都重庆太原峨嵋五台）之间。在这近半个中国的地域里，他四处讲经弘法，修建寺院，还要翻译从拉萨迎取回来的一百二十卷藏经。数年之后，大陆变色。以早年间出入政治漩涡之历练与眼界，能海完全明晰他弘法救世的鼎盛时期飘然已逝，遂选择五台山清凉桥作为晚年之归宿。那里气温可达摄氏零下三十度，可谓名副其实，清凉至极了。他寻到一处规模宏伟却早已残败的古庙，率追随僧众整修扩建，垦荒植树。若干年后，已是绿树掩映，庙宇庄严。在此远离尘嚣之地，能海讲经传戒，翻译了大量藏传佛教经典，做出了杰出贡献。却不料文革接踵而至，红卫兵也杀进这避世桃源。能海年逾八十，仍未逃脱人格羞辱。行走不便，就拿板车推去批斗。百般虐待，皆逆来顺受，安然自若。后来，红卫兵宣布全山寺庙解散，僧人遣返原籍。能海问左右“是否当走”？僧众莫可奈何，答曰“只有走”。其实，“走”字在僧语中有“舍寿”之意。1966年最后一夜，绝代高僧能海法师嘱左右次日代为请假，然后搭衣拥被，冥然坐化。

　　去国前陪文学界友人去五台，在显通寺打问起能海法师。那住持和尚成佛法师，居然就是当年端点心给我吃的小沙弥。忆及往事，不胜唏嘘。说海师父当年受了不少折磨，劳改不动了，就让摘豆角。成了“黑帮首领”，武斗也是有的。但无恚无怨，还不住念叨：要打快打，明天就打不着了！见大愿难圆，再住无益，说走便走，撒手而去……

　　这等大开大阖，大彻大悟之人生！

　　只是海师父这一去，还有谁能告诉我这“召”字的意思呢？

4 我父亲郑璧成也是辛亥革命党人，也是见不得过多鲜血，退出军界，另觅救国之途。当过成都博物馆馆长、《国民公报》记者、主笔等等。最后和卢作孚等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践行实业救国，凑钱买了一条几十吨小火轮，经营起嘉陵江下游航运。在山城重庆，父母曾安家于曾家岩、北碚、千厮门、牛角沱、小龙坎等地，山也转水也转，却门前总是嘉陵江，总是满江的船。

　　童年印象中略为清晰的，是江上高亢的号子和码头上低沉的汽笛，还有那些为江风所鼓胀的千疤万补的船帆。梦境一般的，是嘉陵江的色彩，一种透明纯净的蓝。杜甫在诗中描写道：“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想必还是他眼准，那江色应在墨绿之间。但嘉陵江是我梦幻之河，我说她是纯蓝就是纯蓝。奇怪的是，我从未认真思想过嘉陵江与父亲的关系，从未想像过父亲他们那条小火轮鸣放汽笛，在蓝色江水中翻波犁浪的童话般景象。这多半是因了自小教育的诋毁，我不敢触碰那条小火轮给自己带来的原罪。

　　那时的中国，引领亚洲民主风潮，充满希望与活力。不期然间，一条小火轮起家的民生公司竟一帆风顺，就势驶入长江，发达起来。一条船接一条船地买下来，一二十年间，竟然将挂着英、美、日、法、意诸国旗子的轮船挤出川江。到政权更替时，已成为长江里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茅盾写“史诗般的”《子夜》，说民族资本毫无出路，看来是撒了谎的。

　　 创办民生公司之前，父亲是重庆航务处处长，主管川江航运。后来主管民生公司常务，也以船务为主。曾多次深入踏勘三峡至重庆江段，向引水、船长学驾驶，背熟了不同季节，不同水位的航道图。川江航道之险，堪比蜀道之难。搁浅触礁船只奇多，父亲便去以废铁价买来，设计打捞，修好后再投入航运。有几条船，还是父亲自己掏腰包先买下，承担了风险，待成功复航后，再以原价交给公司。到后来，川江乃至整条长江里那五、六十条沉船，凡有打捞价值的，他都带上工程师去现场看过。他知道自己早已成为首屈一指的“川江通”、“长江通”，对于航道、船舶、营运之通透，在当世已无出其右。他陶醉于那种与大江化为一体的感受，得意于自己非凡的才干。曾如此对家人夸口：有朝一日山穷水尽了，我就是卖汤圆也穷不下去！

　　抗战期间，四川籍军人出川御敌，转战晋鲁豫苏浙赣鄂闽湘10省，主要走水路。据统计，至二战结束，民生轮船运送出川的部队和壮丁竟达270余万人次，武器弹药装备数十万吨。在中央政府迁都重庆的战略大撤退中，民生公司船队屡建奇功。十万火急的“宜昌抢运”，把小半个中国的工业设施转移到四川，更被誉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抗战最艰难时期，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所有对外通道皆被日军切断。美国空军硬是用铝合金、汽油和血肉之躯在世界屋脊上架起了一条空中“生命线”。民生公司与美国空军实行水空联运，把“驼峰空运”的部份物资从长江边上的宜宾、泸州机场运往大后方各地。实际上，民生船队已然是一支无畏的运输舰队。在日机的轰炸扫射中，船员牺牲百余人，被炸船只近50艘，其中9艘沉没。贵州独山失守后，陪都震动。日军骄狂极，在对华广播中公布占领重庆后必杀人员名单。父亲榜上有名，神色肃然。即着人送两兄远走岷江上游西康省雅安地方，以留郑氏之后。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父亲“胜利勋章”，表彰他在战时运输中的贡献。

　 多年后，我才为时已晚地意识到父辈们的辉煌、他们的殊勋与光荣。却已是“叹西风卷尽豪华，往事大江东去。”（元．冯子振：《赤壁怀古》）

5 正当民生公司雄心勃勃走出长江，奔向远海之际，共产狂飙席卷中国。卢作孚和父亲都是一生求新图变的理想者，对新政权怀了美好憧憬。易帜前，民生公司主要大中型船只都已调集港台，卢等高层骨干也齐聚香港，静以观变，仅父亲以代总经理之职留守危城重庆。中共入城后，西南最高官长刘伯承、邓小平单独宴请父亲，“做工作”，鼓动民生主力船队回归大陆，一起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番话，算是点了卢作孚、郑璧成们的命门：这些以“民生”、“民主”、 “民权”、“民治”、“民本”、“民享”、“民选”之美丽梦想为新船命名的人，奋斗半生所企盼的，不正是一个民主的“新中国”吗！不久，民生公司船队“通电起义”，脱离国民政府，全部驶回大陆。父亲他们没有留心的是，这个“新民主”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叫做“专政”。蜜月结束，以 “运动”为名的“专政”施行。仅仅是第一场斗争会，便使品性高洁的卢作孚倍感凌辱，遂服毒自尽，以死抗争。随即，民生襄理及大船船长以上公司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审查”，其中两人枪杀。那段经历，父亲从未与家人细谈，但肺腑深处的内疚与愤懑不难想见。在邓小平关照下，父亲开释出狱，没留“尾巴”，但那桌筵席却鲠在胸臆间永不能消化。有人积极合作了，保住了后半生荣华富贵。父亲不屑当政者挽留，拂袖而去，自我流放到能海师父避秦之地，削发为僧。

　　那时节，能海师父的古庙正在艰难复兴之中。父亲写信回来，说天寒地冻，苦不堪言，大便落地，转眼就冻成冰柱。我一个南国少儿，没见过冰，很难想像。父亲终于没做成和尚：革命不接受这种公然抗议，被勒令还俗赴京。承蒙周恩来 特别过问，委了个什么文史馆馆员的虚职，得了口总算是饿不死的饭。曾意气风发的父亲真真是认命了：出家不成，就连汤圆也卖不成了！只是，父亲放不下他对大江的牵挂。他把那五六十条沉船的资料及打捞构想写成文字，准备托付给民生公司的非法继承者“长航”，写啊写，一直写到生命之终结。恩怨淡远了，那是一个长江之子同他的梦想作永远的告别。

　 父亲最后的事业，是受能海师父委托，建造北京西山八大处佛牙塔。一个薄雪的凌晨，北方蜂窝媒炉倒灌的煤气，结束了他的人生。能海师父闻讯，立刻从五台山赶到北京料理后事，了结了一段师徒情分。还安慰我们说：死得好，死得好。塔已封顶，功德圆满了。我那阵儿还是有点小，记不清是海师父亲自来了，还是请赵朴初捎的话儿。

　　多年后才悟透海师父的禅机：父亲躲过了文革之难。

　　我的命名者们都死去了。在我生命的起源处，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身世之谜。

　　我的父亲河，那蓝色的江水再也流不回去了。

6 我生在政权更迭之前。海师父所赐这“召”字，显然与后来那许多颠沛离乱并无干系。那么含意何在呢？“召唤”、“感召”吗？他自己早就激流勇退，出离苦厄了，又何来“召唤”、 “感召”之浪漫？再说这个字也不好看，上“刀”，下“口”，不像是很吉利的呢。只是父亲和海师父都过世了，哪里去寻觅这“召”字的来历呢？

　　可以确定的是，既然父亲请海师父赐名，则大抵与宗教有关。查能海各种传记文字，都记载他两次步行进藏，首要之事便是到大昭寺朝圣。也许这“大昭寺”、“小昭寺”的这个“昭”字，在能海心中有很深的记忆，于是略加思索，脱口而出。“昭”是光明，前面又是一个排行的“光”，意义重复，便去掉日字边，剩下一个“召”。

　　－－似乎有点牵强附会了。

　　数年前又查到，“召”字尚有一甚为生僻之解：庙宇。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先确定一个基本事实：我是1947年春生于重庆。

　　查能海上师年谱，我出生那年春，他手头上有三件事：其一，在彭县太平寺讲经译经。其二，重修峨嵋山慈圣庵。其三，“应重庆僧俗之请，在郑璧成居士捐赠别墅中，成立重庆金刚道场。”

　　这第三件事，就与我有关联了。父亲倾家礼佛，我自幼便有所耳闻。那别墅在嘉陵新村，就座落在江边高岸之上。门前是一条弯曲于石崖边上的临江公路，后坡上有一片长着桉树、夹竹桃和芭蕉树的小树林。我记得很清楚，离我们家道中落的竹篱笆房不远。父亲上五台山出家了，两兄一姐离乡远行了，唯剩妈妈、外婆、大姐和刚上小学的我在不蔽风雨的陋房中相守。我极少去那座漂亮的别墅附近玩，只是在山坡上飞纸鸢。再是穷困，一贫如洗，童年依然是天堂。山脚下，永远是那条美丽得令人销魂的蓝色的河流。

　　也许，这个“召” 字就坐实在“捐房为庙”这件事上了？

　　也许还存在一种更为宽泛的解释，也许是某种游动于如下词网之内的宗教情愫：苦难、忏悔、解脱、圣洁、慈悲、宽容、爱……

　　当然仅仅是也许。

　　海师父和父母亲都过世了，谁还能讲得清呢？

7 无论如何诠释，我的名字都没有可怕之处。

　　何以闻之心惊呢？

　　我早就觉察到那名字背后似乎附有某种隐约的恐怖感。我不敢思索，轻轻侧过脸，回避视线接触。直到那一天，老同学聚会上那一声惊喜的呼唤－－我终于不能不承认：我惧怕我的名字。

　　何以至此？

　　仍然拒绝思想。那是一丛阳光从未投射的深黑色荆棘。

　　但是，每过几年，总有一些机缘叫我与那模糊的恐怖猝然相遇。虽只是惊鸿一瞥，渐渐地也有了发现：在各种关于我的称呼中，我唯独惧怕本名“郑光召”，而且奇怪的只怕用北京话叫。

8 我的笔名是郑义。

　　那是二十八年前一个炎热的夏日，黄土高原千山万壑中一道小小皱褶。两个青年，时而肩起破旧的自行车爬坡，时而在满布砾石的干河道颠簸。这是我和我的第一位编辑德华君。

　　其时，德华君是一座小县城的文化馆员，诗人，发表过不少诗作，一本三十二开本文艺期刊的编辑兼主编。而我则是一个业余习作的煤矿木工，心痒难熬地想把一首“长诗”变成铅字。德华君家在一处黄土山□上，看不见几根树。窑洞土房显得有点破败。村道上浮尘没脚。高原上，天空清澄如洗，蓝宝石一般。他妻子是没有迁徙权的农民，年青青的已透出憔悴。德华君很健谈，一路上多是他耐心指点发表与写作之诀窍。最后他问道，总是用一个笔名好吧，取个什么名儿呢？我说，叫郑义行吗？德华君扭转那张清瘦的脸，满眼鄙夷不屑：这世界上有正义吗！我避开他的视线，嗫诺道：……总会有吧！接下来，我最初的文学保护人开始长篇大论地抨击世事，挖苦浪漫激情，容不得我插嘴……未几，弥散着油墨清香的小刊物印出来了。在作者姓名的位置，赫然有黑体字“郑义”。斗转星移，那首“长诗”已然遗忘，只留下一个笔名和满腔激情，随我走遍天涯。

　　多年之后，方才省悟这不是一个好笔名，张扬、招骂而名不副实。另外，正义之石也过于沉重，没人能抱负起它。虽如此，也没有打算改换。纵然抱负不动，伸手扶一把也是好的。于是常对自己说：不可玷污这名字，你须得小心珍惜。

　　在这个名字之上，垒砌有成百万的文字，以及一个写作者所能得到的小小荣耀。成名之初，躬逢文学“解冻”。虽多部作品招致非议，甚至也可以感觉到来自高层的“压力”，但那种如临万丈深渊的恐惧感是不再有了。即便在那场“暴乱”之后，这个“犯有严重罪行”的被通缉的名字也未沾染上丝毫恐惧。

　　在将近三年的逃亡的日子里，我多次想像过一个场面：追捕者在身后出其不意大吼一声：“郑义，你被捕了！”我的心不会哆嗦，而只有求仁得仁的解脱。

9 看来我只是惧怕本名“郑光召”。

　　怕女声，尤其怕女高音。

　　我自然明白我坠入了某个令人惊骇的梦境。但顺应心灵的惰性，拒绝解析。我知道那必定是一个噩梦。

　　心灵像一只小兽，一面躲着捕兽夹，一面又忍不住，总要好奇地伸爪子去挠。

　　我在想像中试听几种熟悉的乡音。

　　重庆是生养我的老家，是摇篮边嘉陵江与长江的涛声。我试着聆听用重庆话呼叫的名字：“郑光召，郑光召……”－－几声叫下来，鼻子便隐然发酸。那是埋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乡的呼唤。珍视友谊的小学时代。蓝色晨雾中隐隐绰绰的，是江边低沉的汽笛和少年情人天真娇好的笑靥。

　　山西呢？我曾在山西生活二十余年，那片古称河东山右的土地可谓第二故乡。在太行山那个九户人家的小村村，老乡们或称我“老郑”，或跟着同学们叫“郑块儿”，小妮子小后生则亲热地叫“郑块儿哥”。多年后，方圆几十里的老乡还记得一个赤膊赤脚力大无穷的插队学生叫“郑块儿”。在吕梁山间那座大煤矿，工友们不是叫“老郑”就是“小郑”。进了大学，老师同学都亲热地叫“光召”。偶有正式场合称呼大名，晋地方言的发音是“郑果照”，与北京话相去甚远。再往后是作家读者的文学圈子，则只呼笔名“郑义”，就连一句带有醋香的“郑果照”也听不到了。

　　……我试着聆听各种方言，终于有所发现：

　　我只怕北京话，尤其怕女高音。

　　而重庆话四川话山西话，无论叫哪个名字，两个字还是三个字，听起来都有情意，慰贴。

10 只好拨开记忆的黑荆棘，走进中学时代的北京。

　　 “郑光召……郑光召……”我如同招魂般自呼着，走向惊恐的源头。

　　清华附中六届同窗都知道，“郑光召”就是“郑块儿”。铁打的百米、铅球冠军，使我拥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外号谁起的如何传开的，就不得而知了。学弟史铁生回忆，说“郑块儿那块儿－ －小腿肚子像俩大灯笼！”其实最发达的是胸大肌，比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那“铁扇面”要酷多了。总而言之，“郑块儿”就是“哥们儿”的意思了。但“革干”、“革军”子弟们是绝不叫“郑块儿”的。他们对我，从来是敛容正颜的。他们与我之类“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修正主义苗子”是不共戴天的“阶级”关系。学弟张承志可以作证，他们跑到圆明园遗址去成立“红卫兵”，不就是要“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不就是嫌他们的专政还不够牢靠，要“誓死”加以“保卫”吗？早在他们正式成为毛先生的私人卫队之前，我就很碍眼了。他们从来不叫我“郑块儿”，总是神色严正地喊“郑光召”，界线清楚得很。同学们有时也叫我“郑光召”，但绝无那种“阶级”的味道。毕业分手之际，则有红卫兵头目向我发表正式临别赠言：“郑光召，你们是地富反坏资产阶级，我们是工农革干。二十年以后见！”他们并不可怕，我一拳能打仨。但他们语调神色中所透露出的那种来自于他们依恃的“组织”的那种残忍力量，不可抗拒。

　　时至今日，无论谁操北京话喊一声“郑光召”，我都会猝然心惊。

　　我忘不了那些“飒爽英姿”的同窗。

　　他们用血涂衅了我的名字。

11 至此，我已经大致猜出我何以尤其惧怕操北京话的女高音。

　　那是“小将们”血洗北京城的1966年夏日。

　　在那个燠热的 “红八月”，红卫兵们用皮带棍棒活活打死了数千市民，并代行国家行政权力，发布通令，把十万市民驱逐到乡村。没有人反抗。因为赤色专政之酷虐之不可阻挡，早已得到千百次证实。人们如待宰的羔羊，熬过漫长私刑，然后默默死去。唯有一个人留下了姓名：李文波。这位居住于崇文区榄杆市的前小业主，情急中竟奋起反抗，抄了把菜刀，把聚众围殴的红卫兵吓得四散。结局可想而知：缓过神儿来的凶徒们将李当场毒打致死。用红卫兵小报的语言来说，就是“拳头像雨点般的打了下来，这条老狗，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事后，为了给自家子弟撑腰出气，人民法院将李文波的老妻判处了死刑，并同时给已经死硬了的李文波再判了一次死刑，用这个司法史上的笑话，对私刑给予追认。

　　小报作者还英气勃发地写道：“红卫兵小将用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这一天红卫兵这个初升的太阳，又迸发出了强烈的火焰。”可是，并没有证据显示到李家抄没行凶的红卫兵受到任何伤害。也就是说，他们是用无辜者而不是用自己的鲜血“在历史上写下了第一笔 ”。

　　“李文波死后第二天，8月26日，”三十八年之后，契而不舍的追述者王友琴写道：“死亡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三位数……从8月26日到8月27日，死亡人数再次加倍。在9月1日，死亡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从私刑现场运出城的无名尸如洪水泛滥般汹涌。焚尸炉日夜不停，各火葬场尸积如山。（王友琴：《文革 受难者列传．李文波》）

　　接下来就有了第二笔、第三笔、第一千笔，如大兴屠杀、道县屠杀、宾阳屠杀、钦州屠杀、武宣屠杀及人吃人狂潮……

　　一条又一条血河从天子脚下流向全中国……

　　世界史上著名的 “砸玻璃之夜”，那些德国的青年法西斯不就是砸玻璃烧书吗？还是我们中国的气魄大，上来就杀人。

12 之所以忍受着难闻血腥走回1966年盛夏，走回李文波殉难的次日，是因为那一天，伟大历史和我卑微的个人命运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交叉。

　　那一天，是以一声女高音开始的：

　　 “地主资本家阶级敌人杀人啦！他们向我们红卫兵举起屠刀啦！”

　　－－这是我们班红卫兵小头目尤同窗。在红卫兵里地位不高，她父亲只是一个校级军官。那一刻，她满面通红，义愤填膺，嗓音极是锋利。学校已经被红卫兵接管，同学们被监管在教室里 “天天读”。尤激动万分地冲上讲台，似乎还挥起了手臂。她三言两语介绍了小市民李文波“向红卫兵举起屠刀”的号外新闻，然后一拍讲台，尖叫道：“郑光召，你站起来！还有你，你们……”

　　－－见棱见角的北京话，女高音……

　　在凝结的空气中，站起来以我为首的四个，“狗崽子”，两位出身资本家、一位小业主、一位右派。血统有问题的同学还有不少，但这四位心里“不服”，最招恨。哗啦啦一阵桌椅响，全班同学都站起来，怀着被感染的阶级仇恨与人人自危的恐惧，奋勇开打。教室里分成四堆，十几个打一个。皮带、椅子腿、拳脚一齐上。后来回想起来，简直算得上一个小小奇迹：从8点多打到11点多，不分场，更无场间休息。“没有受不了的罪”，这句老话真是说到家了。曾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的周立波，说共产革命是一场《暴风骤雨》，真是太轻巧了。其实暴风很凉快，骤雨能解渴。他应该尝尝鞭子细细打，小刀慢慢割。好在是年轻，抗打，一个也没死，只是血汗滴滴答答的，很流了一些。结尾是一场戏：红卫兵的大头目们缓缓走进教室，巡视着打倒在地遍体血污的“反动学生”，慢言细语说：别打了，要注意政策。并在我面前扔下一张纸，喝道：“郑光召，写认罪书！”一把锋利的日本军刀冰凉地架在脖颈上…… 我至今不解：普普通通一个名字，如何能喊得比军刀还锋利！

　　几十年来，我无论如何都记不住“26”这个日期，只记得是8月。稍一回忆，便转念说，费那脑筋！王友琴那儿记着呢。王是文革史专家，清华附中的事，比我清楚。

　　我长久地闪避着那一天，闪避着我的名字。

13 时光流转，那个夏日渐行渐远了。但那一声女高音却沉入记忆深处，如陈年佳酿，等待着遥远岁月之后的品尝。只是不明白，那珍藏于记忆深处的，为何是女声而不是男声？是尤小姐而不是那几位名垂青史的大头目？我想不出任何道理。也许，这不过是神秘的直觉。

　　记起曾在六四后急就的精神自传《历史的一部份》中回顾过这段往事，就翻来看。怎么，一个细节对不上号了：在自传中，尤喊的不是“郑光召”，而是“郑狗，你站起来，还有你，戴狗！还有你们……”－－那么，到底是“郑狗”还是“郑光召”？

　　关于“郑狗”，这里要补充一句。自从学校由“清华附中”改名为“红卫兵战校”，校长老师和我们这些“黑苗子”就都成了“狗”。万校长叫“万狗”，韩校长叫“韩狗”，老师们也大都成了狗，我们班至少有郑、戴、赵、刘四条学生的“狗”。我已经说过，红卫兵大头目不喊我们“狗”。他们自视甚高，举手投足全然是青年毛泽东之风采。称人为狗会降低身份，他们是要做大事的人。因此，全校师生在斗争会上惊心动魄地齐声高呼某“狗”站起来时，他们总是端坐主席台上，曼声呼唤被斗者的名字。他们知道，这种情绪平和甚而温柔的称呼，显示着专政的威严与阴森。那是比称人为“狗”的狂声呐喊更令人恐惧的。

　　那么，为何在《历史的一部份》中，尤的那一声锐叫是“郑狗”而不是我今日所忆起的“郑光召”？…… 再往后翻，日本军刀架脖上那段，依照今日之回忆，是“郑光召，写认罪书！”而《历史的一部份》中仅有“写认罪书！”四字，称呼却是没有的。

　　－－两个文本发生误差。如何解释？

　　一种最方便的解释：女高音尤叫“郑狗”或叫“郑光召”，大头目喝令“写认罪书”时叫没叫“郑光召”，均属无关紧要的枝节，本来便不可能留存精确记忆。

　　－－但且慢！电光一闪－－两处有一共同点：都替代了或隐去了“郑光召”三字！

　　……我感觉有汗水沁出……要紧紧紧紧抓住这思路！

　　……《历史的一部份》中有“郑光召”三字吗？没有！整本三十万字的书，没有一处“郑光召”！

　　……再想想再想想！

　　……在我整个数百万字的全部文字中，可曾写过“郑光召”三字吗？

　　……没有没有居然没有！

　　－－这还是记忆误差的问题吗？

　　天哪！

　　恐惧如何能沉入心灵最隐秘最黑暗的底部！

　　恐惧如何能缄默不语自我潜藏了近四十年！

　　神啊，你要让我的神经坚强！

14 何等的恐惧！何等的怯懦！

　　我躲避着能海师父与父亲赐我的名字，那个与生俱来的名字！

　　你要敞开灵魂，让光进入！

　　你怕他们什么？他们已经衰败了。而且，你远在他们暴力范围之外。他们再也不能侮辱你，对你处以私刑。你怕什么呢？……你全明白。你不怕这些。哪你还怕什么？

　　你怕人用见棱见角的北京话叫你名字。为什么不怕有人喊“郑狗”？因为有喜剧色彩。后来，你和同学们干脆相互称“狗”：“郑狗”、“戴狗”、“赵狗”、 “刘狗”，全都是“狗”！ －－你们消遣了消解了“狗”，这令人心惊的鄙称尔后成为你们之间的昵称……等一等，这个解释言之成理，但仍然没有讲清为何“见棱见角的北京话”比“狗”更可怕。

　　你怕的并非北京话，而是北京官话。所谓见棱见角，就是去掉老北京话的圆润、礼貌、谦恭、幽默，加进 “新华文体”所特有的威严和真理独占。“见棱见角”是中央台、社论、特约评论员，是“党”、“领袖”，是真理的化身……那么，也就是说，你怕真理，怕神。

　　为什么会怕神呢？因为你父亲是罪人（“资产阶级反动派”），你有“原罪”（“孝子贤孙”）。简而言之，你是异类、渎神者、撒旦。不是这样吗？从孩提时代起，所有见棱见角的北京官话都代表着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所有的广播、所有的报刊书籍、影视节目、所有的标语、所有的教科书和报告讲演、所有的游行集会……都在不厌其烦地宣称着暗示着真理独占。从记事起，他们就让你自觉形秽。而他们，永远一字一钉，义正词严。于是，当他们宣判你是魔鬼时，你就真成了魔鬼。

　　当魔鬼就那么可怕吗？不是的，问题不在这里。恰恰相反，你知道自己不是魔鬼而向往光明，你害怕的是熄灭心头的圣火，“革除教籍”。于是，你要拚死抗拒。你曾被公开宣判（那个盛夏和那次毒打），其后，你以自己全部生涯顽强抗拒。渐渐地，整个宣判仪式－－会议、游行、自辱、定性、打倒等等－－被高度抽像，升华为一句见棱见角的喝叫：“郑光召！ ”那判决有多可怕，这一声呼叫就有多可怕！

　　你还奉他们为神吗？既然不，你还怕什么呢？你怕得太长久，怕惯了，已经怕得没有理性，怕到了不具思维功能的骨髓里。你要打开灵魂与骨髓，打开潜意识的黑箱，让光进入！你要唤醒，要唤醒在长夜中闪避了数十年的灵魂，告诉它那恐怖已经过去。你要把迷失多年的灵魂牵到阳光下，告诉它：

　　那些僭妄者才是魔鬼！

　　你不要躲在“郑狗 ”、“郑块儿”、“郑义”的背后，你就是“郑光召”。你不可躲避，不可让他们这样杀死这个名字所代表的人格和那些生活。

　　听哪，穿过千年暗夜，是诗祖屈原招魂的歌声：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

　　 　　　　魂兮归来，西方不可以淫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久些。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15 婉若梦境。

　　……我伫立于 1966盛夏的北京，茫然四顾。满城黑压压黑荆棘，那种太行山民称作“黑葛针”的大型灌木，铁铸的枝条，刺长逾寸。许多不可名状的恐怖在进行。触到甜腻腻的血的腥臭。有坚硬的脚步声和吼喊的歌声。微风从远处带来如歌的哀号。不死的尸骸四处游走。我想离去却又不能，无尽的黑荆棘温柔地将我紧紧缠抱，如梦似幻。无论走到哪儿，那黑荆棘都围拥着我，如从我周身长出。我绝望了，骤然间长唤一声“妈，妈妈－－”

　　 “么娃儿，么娃子！”一个年轻的声音。我听见妈妈从半世纪之前的重庆亲热呼唤。妈妈带着姐姐和我下河坝。在嘉陵江边，蓝色的河水里，妈妈和姐姐洗涤挨家挨户收来的衣服，然后铺卵石滩上，晾干。我就玩，捉石凹里的蝌蚪小鱼，一边拣拾莲花白叶子，好带回家煮稀饭，放一点油盐是很好吃的。

　　我在那些装卸木船的小码头上捡过许多菜叶，也曾在原木扎成的大木排上惊险万分地蹦跳，我敢肯定童年的嘉陵江是蓝色的。我曾攀住一根竹缆沉入江水，再仰起脸看天，光波荡漾中记牢了那宝石之蓝。

　　待那些衣衫被单晾干，太阳就变得红软，就跟在妈妈姐姐的大背兜后，登天一般爬千厮门大石阶。

　　石阶边，有众多小贩兜售橘柑地瓜枇芭沙炒葫豆椒盐花生和琳琅满目的小百货。快爬上顶了，就有一些卖小面、稀饭、凉粉、抄手、锅魁、豆花饭的摊摊儿，拚命朝挑夫们吆喊。挑夫们赤膊负重而行，脚登草鞋，一步一顿，喊着悠悠无尽的号子，却只有两个字“嘿－－ 啅、嘿－－啅……”

　　有一次，姐姐实在饿透了，想喝一碗稀饭，才两分钱。妈妈说，才两分钱，买米回家够全家人喝了。后来，姐姐被朝暮杀人不止的“运动”吓得精神失常，残喘几年后早逝了。妈妈后半生总觉得欠姐姐那一碗两分钱的稀饭。

　　“么娃儿，”妈妈站在整整五十年前的千厮门梯坎儿上回首俯瞰：“光召，么娃儿勒！”

　　妈妈和姐姐的竹背兜里装了洗净晾干的衣服，透出好闻的太阳味儿。

　　我的小背兜里装了些甘蓝叶子，还有一些橘皮。

　　每当我返回生命的起点，每当我看见妈妈，听见她呼唤，就会眼前一亮，浮现出我的母亲河，那条清纯动人的蓝色的河流……

　　 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兮归来，哀江南！

16 你不可停止，不可怯懦，不可躲进童年的伊甸园。

　　你要直面心灵的困境。

　　你还有隐藏的怕。

　　除了怕遭神唾弃，你还怕什么？

　　你不要遮掩。你尽管照亮灵魂的永夜，把第一眼瞥见的东西大声说出来。

　　－－羞耻、屈辱！

　　这就是了！你是全校拔尖儿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全校音乐舞蹈联演的总编导、田径场上冲线夺冠的明星。你的名字无人不晓，以至于可以这样说：不知道你的，就不是清华附中那六届学生。现在可好，几乎是一夜之间，便沦为不可接触的贱人。你无望地抗拒，辩解，维护着起码的尊严－－就像你们那位杰出的校长，在大操场上在皮鞭下劳改还试图保持微笑与风度。那一顿暴打真是痛快，连巴掌大一块遮羞布都没给你们留下。哪里还有什么师长之尊同窗之情，全是跪在地上瘫在地上满身是血是臭汗的畜生、贱类！刹那间，脸皮拉破了，那点残存的矜持和人格彻底摧毁。有如少女被剥光衣裳，当街示众。活下去，将永远背负那奇耻大辱，不得洗雪。真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呀！受辱的人可以远走他乡，永不回还。受辱的灵魂只有躲进心底的黑暗，喑哑无声地舔舐伤痛。于是，那一声喊叫，女高音，字字珠玉的新华京腔，就成了耻辱的象征。自此你畏惧你的名字，害怕触碰那奇耻大辱。三十九年了，你打算自我麻醉到底，把这羞辱带进坟墓？

　　你要如屈子那般，为自己招魂！

　　（看来，你的名字或许还有一解：召同招，招魂的招。莫非能海师父早就窥出那冥冥中的前定？）

　　你要敞开灵魂，好让光进入！

17 你的魂魄深处还有隐藏的怕。

　　几日前，是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你应友人之邀，参加了二战“中缅印战场”美国老兵最后一次聚会。都是八十上下的老人了，弯腰驼背，轮椅拐杖助走器，生命的终点已近在咫尺。他们要结束一年一度的全国聚会，宣布永远解散。你第一次躬逢这种英雄云集的盛典，那悲壮之气令人暗自盈泪，特别是最后一晚那盛大辉煌的告别宴会……你记得文达尔．菲利普斯吗？－－你妻子采访过的那位传奇老人，116次飞越“驼峰”的飞行员，英雄中的英雄。先在欧洲战场，被德国人从天上打下来。然后执行“驼峰空运 ”任务，又机械事故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让日本人抓住，刑讯逼供，拔掉两个大拇指甲。－－见采访已大致完成，你赶紧趋前向老人提出两个“私人性的问题”：

　　对于那些当年残害你的敌人，如果他们仍未认罪忏悔，你会宽恕吗？

　　老兵回答：我宽恕，但不会忘记。

　　对于忏悔者和不忏悔者，你都给予宽恕，那么正义何在？

　　老兵回答：正义在那个绝对者超越者手中。我们死后都要到他那儿去，接受最后的审判。

　　－－你为何顿时泪水晶莹？你也许隐约猜到，你心灵的深处潜藏着一只阴沉的兽。

　　－－怎么会？我从来反对冤冤相报、仇恨……

　　－－你敢说你不恨？对那些毒打过你，杀得中国血流成河的青年凶手没有半点仇恨？

　　－－我……当然，我……

　　－－不要自我欺骗。往心灵中最黑暗的角落扫一眼：那轻轻切齿的小兽是什么？

　　－－是的，是… …仇恨，以及……对仇恨的惧怕……但我无力驱除……三十九年过去，有谁曾向我表示过悔恨表示过哪怕一点点含蓄的歉意？他们中的多数幻灭了内疚了，但仍有政权在握者至死与民众为敌。1989年，我们呼唤自由，他们请缨镇压。再往后，我们逃亡入狱赴死，他们圈地卖厂拆民居抢银行，公然堕落为明火执仗的匪类…… 血流得太多了，苦难太深了。我不可自作多情。我无法宽恕。我无权宽恕。我做不到。我走到了人的尽头。

　　－－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临死前尚宽恕折磨他戏弄他的刽子手。听得见吗，这是他遥远的祈祷：“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不是神！而且，倘若他们还要做，他们完全晓得呢？

18 这一次痛苦的写作应该结束了。

　　如梦初醒。

　　我挣脱了恐怖的奴役，第一次自我追询“我是谁？”第一次跃入神秘凶险的蓝黑色大海，发现我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竹缆，系我生命之舟于波涛汹涌的海面。

　　我如此惊讶于“郑光召”这个名字，惊讶于父辈以名为教的美好期待，惊讶于命名者们的光荣，惊讶于它强韧的生命力。

　　终于明白我实在应该感恩：

　　我的人生未能被那个血腥的夏季所摧毁。

　　近年来，做过几次体检扫瞄，医生总会惊讶于背部、头后的累累伤痕。解释说年轻时挨过打，就愈加惊奇。只好再多说两个词：“中国”、“文化革命”，便恍然大悟，不再问。我以为那些伤痕早已消失，却不料仍藏在筋腱与骨上。更未料及的是，还潜藏于意识难以窥及的人格深处。

　　那种深入灵肉的摧残，多半会使人魂飞魄散，万念俱灰，沦为精神奴隶。我却不，自此走上了誓不妥协的反抗之路。

　　在“老红卫兵”那里，“郑光召”是一个仇恨的对象。文革后，两派都被赶下乡。到山西太谷县插队落户的几百同学中，他们是少数，便聚居于一小山区公社。一日误传我从山下路过，便都呼啦啦拎起橛头，要下山痛殴“郑光召”，报仇雪恨。－－多年来，我一直对他们那种旺盛的仇恨疑惑不解。虽然我的号召力足够大，但我并没有扯旗立山头，以他们为敌。虽然后来龙子龙孙也挨了打，但我从未参加武斗，甚至没有动过他们一手指头。八十年代中期，我曾采访广西文革吃人狂潮中的凶手和罹难者遗属。殊想不到的是，凶手们大多拒不悔罪，还耿耿记恨于可怜的受难者。武宣县搬运工周石安因大饥馑年代盗窃一包大米判刑七年，刑满出狱恰逢文革滥杀，毒打后拖至黔江边挖心割肉。事过十八年，我走上石板小街，在县城贫民区一间阴沉的小屋里见到他长兄：“… …现在我们很为难，街上很多人吃过他们的肉，现在还恨我们，我们抬不起头。也没有人来赔礼道歉，恨得我们要死。”那次采访后，我才幡然省悟我始终被红卫兵们刻骨仇恨的理由：受害者，特别是如我之类拒不遗忘的受害者，是刻在凶手额头上的罪恶的印记。

　　招致仇恨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誓死不屈。

　　他们称我们为狗，痛打我们这些狗，实在是希望我们真的变成狗，夹起尾巴，卑微地匍匐于脚下。我以沉默和拒不认罪来守护残存的自尊，便足以招来切齿之恨。中共延安整风，把那么多自家人打成“特务”。不招就打，招了就吃一碗鸡蛋大卤面，上台戴红花。这个戏剧化之过程，其要旨就在于摧毁人格尊严，把人变成打怕了打服了的狗。由是，服与不服就成了他们和我之间恒久的游戏。我知道，我的不服招致了深仇大恨。我也恨，却主要恨自己，恨自己弱冠之年那一跪。他们要的就是那一跪，我跪了。总念及那位抄菜刀的李文波，他保住了自己的尊严。那一跪令人沉痛。士可杀而不可辱。而我，却屈膝自辱了。其羞耻，倾东海之水难以洗雪。我发誓再不下跪，宁死不跪！当我拭去血迹再站起来，就成为他们所依恃的那种罪恶制度之死敌。我渐渐发现自己变得格外自尊，格外英勇，格外奋不顾身以死相拼。－－我终于明白，这是“郑光召”那个被污辱与被损害之人格的猛烈反弹。

　　这是一只受伤的兽，纵身黑暗，踪迹缈无。

　　它易受伤害，格外敏感，甚而过度防卫。它藏匿于心灵的永夜，静静的，唯见两点不熄的荧火。倘有风吹草动，便翻身跃起，竖起鬣毛，露齿低声咆哮。它不理会任何呼唤，永远深藏不出。它生死不惜地守护着自己的尊严，终于化为一个不屈的精灵。

　　这是独属于我的青春的启蒙。

　　这是无意识深处对摧残的自动反抗。

　　这是对凌辱的永恒的回答。

　　 魂兮归来，一切活着与死去的痛深创巨的贱民们！

　　 魂兮归来哟！

19 我走不出心中的黑暗。

　　我深知我无权审判。我不能问心无愧地向他们投掷正义之石。几年前，我在一篇回顾文革的长文中曾如此写道：“‘我们每个人都是极权社会的受害者和缔造者。’……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忏悔的。”今天的认识依然如是。

　　我知道，只有爱才有拯救。

　　我可以爱那些曾沾染鲜血而幡然悔改者，但对于拒绝忏悔的凶手们，我爱不起来，而至多是怜悯。（真想问他们一句：那些沉甸甸的罪责和血，还要背负多久呢？）

　　我尤其无法去爱那些于今愈加疯狂的太子衙内们。

　　他们没有荣誉感、羞耻心，极度堕落。

　　他们在继续劫掠杀戮，暴戾无比。

　　一条又一条新成的血河我涉不过去。

　　我无法宽恕无法爱。

　　我做不到。

　　我似乎走到了人的尽头。

　　我向往光明，心中却有千年长夜。

　　神圣的使徒保罗说：

　　“我不了解自己的作为。因为我不做自己要的事，却做自己恨的事……我可以欲想对的事，但却做不到。”

　　保罗尚且如此，我是谁呀！

　　我招回了迷失的灵魂，却逐不走阴气。

　　神，请原谅我的软弱！

　　你那使太阳暗淡的大光竟在何处？

20 我一次次询问：“我是谁？”

　　黑浪咆哮的大海上，生命之舟起伏摇摆，动荡不宁。我看见我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条长缆，从各个方向拉扯着，锚固着，使我的小舟不致在浪涛中迷失、沉没。

　　我努力猜测这画面的暗喻……

　　似乎，每一条锚缆都像征着一个蛰伏于“我”深处的人格。我渐渐辨别出两个主要的且时常对立的人格：一个是“郑光召”，一个是“郑义”。一个是人间的、律法的、追求公义誓不妥协的。一个是神圣的、博爱的、心存悲悯而诗意绵绵的。“我”正被它们向不同方向拉扯、撕裂，莫衷一是。回首人生，我发现自己愈加理解苦难，我的文字我的心变得越来越柔软。我终于明白，我的使命就是运用自己全部生命与才华去承受苦难，抵抗苦难，升华苦难。但我不敢称爱，我达不到那种为敌人含泪祝福的境界！

　　也许。也许有一天，郑光召和郑义能够合而为一，真正懂得了感恩、爱与谦卑。

　　我不敢肯定，但心头有期待。

　　我的本名叫光召：我须得听从“光的召唤”。

　　－－也许，这是关于我名字的最终的诠释。

　　我是如此地渴望回到那蓝色的河流。

　　蓝色透明的河水里，游动着红色的金鱼，还有霜打的枫。

　　极目千里，其纯净绝美，令人哭泣。

　　
2005年9 月初稿于华盛顿D.C.。

10月中旬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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