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记

《毛泽东选集》（俗称《毛选》）是一部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书。

最早接触毛主席著作是在１９６６年的春天，是从学习《毛主席语录》开始的。

学校要求我们每人买一本《毛主席语录》，记得交了两三毛钱。书发下来，一看，纸面平装，跟课本一样大小，却比课本厚多了。那时候的我才是看小人书的年纪，拿一本小人书的钱换回一本带毛主席像的厚书，很有点儿受到党和人民特殊优待的感觉。

老师说了，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写的书，咱们得好好读。

校长在全校广播大会上也号召全体同学努力学好《毛主席语录》，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看着班里的同学一个个挺着腰板，背着小手儿，庄严肃穆地凝视着课桌上的《毛主席语录》，咱就暗自下了决心，要把这本书学好。

当年学雷锋，深受鼓舞。雷锋能成为毛主席的好战士，不就是因为他把《毛选》当做精神食粮嘛，想必毛主席的书一定是好书。

买了本《毛主席语录》，第一件事就是找张牛皮纸包书皮，透着爱护图书。包上书皮一看内容，傻了。

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书里写的都是什么呀？咱一看就懵了，整不明白讲的是什么。看来，咱还没有直接从《毛主席语录》中吸收营养的本事。

６６年春夏之交，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我们这些小学生却一无所知，照样无忧无虑地享受“快乐童年”。

尽管少不更事，身边正在发生的变化咱还是瞅得见。

在我们经常举办活动的东城区少年宫史家胡同活动站大厅的主席台两侧，原本异常醒目的标语：“不比吃，不比穿，不比谁家房子宽；比学习，比劳动，比比谁的思想红”悄悄换成了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标语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引人注目的地方。

少先队过队日增添了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内容。当时，这一活动还没发展到天天读和讲用的必修阶段，学《毛主席语录》主要加在语文课里，觉得内容还是挺新鲜的。

校园里依然书声朗朗。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毛主席语录一段段被刷到大街小巷的墙上，《东方红》变成话匣子里的主要乐曲，红海洋像海啸一样淹没京城的时候，文革的暴风雨也袭击了我们东总部胡同小学。

一天早晨上学，突然看到校园里到处都是大标语和大字报，真有点儿“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象，可那邪乎劲儿，绝不亚于卡特里纳飓风。

第一批大字报全是对着校长王瑞兰的。王校长是个戴着深度白框近视眼镜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文弱老太太，估计那时候也就五六十岁。前几天还在学校广播大会上号召同学们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呢，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历史反革命啦？

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魏老师又被揪出来了，说是什么和国民党有关系。魏老师虽然没教过我，但他女儿魏姗姗原来就在我们班。所以，平时在学校对魏老师也多了一份关注和尊敬。魏老师人过中年，形象儒雅，为人和气，怎么看也不像国民党呀？

没过几天，张懋贞老师又被揪出来了，说是反动房产主，国民党残渣余孽。这件事对我的震撼绝对是空前的。

张老师是我一二年级时的班主任，也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她眼睛大，块头大，配上那副圈套圈的近视眼镜，显得忒有威严。

刚上学的时候，我还真有点儿怕她。我们班的语文算术常识音乐都是她一人教。她的板书非常漂亮，说话字正腔圆，风琴弹得也好。透过那副厚厚的镜片，你会发现她的眼睛其实挺慈祥的。张老师教了一辈子书，我的姐姐们也曾经是她的学生。提起张老师，我们那几条胡同里的大人孩子没有不竖大拇指头的。

我上学的时候，父母正在闹离婚，因而，张老师对我就特别关照。她曾经给予我像母亲一样的呵护，使我特别喜欢上学，享受在学校的快乐时光。

张老师被揪出来后，和王校长一样，都被关在学校里一排光线昏暗的小西屋里交待问题。我曾经偷偷地去看过她。当时周围总有人，咱就假装像其他同学一样来看热闹，趴在窗户上使劲往里瞧。

房间里面静悄悄，张老师面壁而坐。终于等到张老师转过头来看到了我。

霎那间，四目相对无言。

往日精神气儿十足的张老师目光茫然，一脸疲惫，骤然苍老了许多。看到眼前的张老师，咱怎么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在眼眶子里打转儿。

影影绰绰地看到张老师手里拿着的正是一本我也有的《毛主席语录》。

又一帮学生看热闹来了，堵着窗户乱喊“打倒张懋贞”。咱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头都没回，照后头就甩了一丫子，正踢那喊口号的小腿。

“你丫尥蹶子哪”！被踢着的同学有点儿急。

“挤什么挤？没看见这有人吗”？

搁平常，咱怎么着也不会尥蹶子踢人。可是，那一刻，就想找碴儿打架。心说了，踢的就是你，谁让你丫喊打倒咱老师呢。

其实，那个同学平常挺老实的，就是有点儿缺心眼儿。一看踢他的人是我，也就没太较真儿。不过，嘴上还是嘟嘟囔囔。

“那你也不该踢人呀”！

“我他妈踢了，怎么着吧”？咱整个一不讲理。

“不就挤了你一下嘛，至于急吗”？

那个同学说得在理，可咱就想打架，无理狡三分。

“不急行吗？你丫没听毛主席怎么说的”？

正好对面墙上贴着的大字报上有一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咱把这几句断章取义地一讲，告诉他：“现在文化革命了，人就得野点儿，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知道吗”？

这招儿真灵，那同学不吱声了。

那位同学平常学习不是很好，挺服咱的。碰巧儿，今儿咱又搬出毛主席语录这一新式武器，能不认输吗？

那同学悻悻地走了，可咱心里的气还没消。那几天，谁喊打倒张老师心里就来气，可也没什么别的辙，您横竖不能堵人家嘴不让人家喊口号不是？咱只能来点儿混小子常用的招儿，悄悄地充当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能为老师做点儿什么就做点儿什么。

自打张老师被揪出来后，咱对学习《毛主席语录》的热情一下子消减了许多。每次看到自己那本《毛主席语录》就会想起张老师，因而，就不愿意再碰那本书，直到又买了一本带红塑料皮的流行版《毛主席语录》。

这一年的暑假早早地就放了。学校乱成一锅粥，趁早把学生轰回家，消停。

少先队照常过队日，只不过不去少年宫下棋打球演节目了，全都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班的任务是到二十路公共汽车上朗诵毛主席语录。

这个活动再次激起我对《毛主席语录》的兴趣。

说实话，当时咱对毛主席说什么并不感兴趣，对毛泽东思想如何伟大也无心去领会，所感兴趣的是哪段语录念起来顺口，在车上别念得磕磕巴巴就行。

班主任李老师事先跟二十路车队联系好了，过队日那天一大早，全班的少先队员在北京站集合，发一辆车上去俩学生，最后才轮到咱和另一个同学上车。

二十路是从北京火车站到永定门火车站，途经东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前门大街，天桥等热闹地界儿，到永定门火车站总站后歇二十分钟，再往回开。以前，咱只在东城胡同里混，这下子，不但能不花钱坐车兜风，到了总站还能随便喝汽水。一听汽水随便喝，全班同学一个个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看来同学们跟咱的心情是一样的，冲着坐车兜风喝汽水的份上，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个个全是不遗余力。队日活动结束了，大家仍然意犹未尽。

“咱明儿接着来”！一个同学提议，几乎全体响应……老师又跟着宣传了几天，找了个借口，撤了。也有几个同学觉着玩儿得差不多了，也撤了。留下我们这拨还没玩儿够的，坚守阵地。

在这期间，咱把好好的一本红宝书愣是翻得皱皱巴巴。从林彪的“再版前言”到２７０页上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反复复读了不知道有多少遍。挑那些顺口的，拿到二十路车上可劲儿招乎。一开始时朗读，后来，就跟售票员报站名似的，张口就来。

整个一宣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的形象！其实，当时就觉着好玩儿。

“８.１８”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过了没两天，天安门广场就不对劲儿了。那天上午，二十路正沿着天安门广场行驶的时候，就见广场上一堆一堆的人。到了总站，听司机说，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剁尖皮鞋铰鸡腿裤剃飞机头呢。

正说着，一个挺绅士的年轻人穿着露着脚趾头的黑皮鞋从刚到总站的车上下来了，一脸无辜的样子：“我这是招谁惹谁了，我”？再一看，那人的瘦裤腿也被豁开了。

多漂亮的一双皮鞋呀！毁了。

京城一闹事，我们几个孩子就不再安心宣传毛泽东思想了。咱也撤。

刚到胡同口，就见我们院门口围着一堆人，进去一看，红卫兵正在周太家抄家呢。

周太是广东人，那时候有七十多岁了，年轻时在美国留学，是个老海归。从我记事起，她就在家种花，每到夏天，院里总是花花绿绿，馥郁芬芳。老太太平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总喜欢过来到我们家聊天，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一准儿想着端过来让我们尝尝。我们家孩子都把她当自己的奶奶。

周老先生呢，原来是个大学教授，后来得了半身不遂，老早就在家病休了。天好的时候，他顶多就在自家走廊里面拄着拐杖溜遛弯儿。按说，这老两口儿都没有工作单位，红卫兵怎么就找到这儿来了呢？甭猜，准是小脚侦缉队玩儿的坏。

走进院里，正好撞见一个红卫兵正在打周太，我妈在旁边一个劲儿求情，周围有个街道积极分子的孩子还跟着起哄架秧子，瞧见这一幕，心里甭提多搓火儿了。

可咱站在边上看着只能干着急，不敢跟红卫兵尥蹶子，惹不起呀！人家一个个人高马大的，又拿着皮带，打你个毛孩子还不是小菜一碟儿？

这时，忽然想起毛主席说的“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那句话，悄悄迂回到跟着起哄那小子旁边，捏紧了手里的红宝书，可着嗓子喊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在挥动红宝书的一刹那，咱就势划了个弧线，用《毛主席语录》的塑料皮铆足了劲儿在那小子的脖子上划了一道。趁他还没醒过梦儿来，咱又补了句“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众人跟着齐呼口号，那小子喊痛都没人听，只好落荒而逃，跑回家抹紫药水去了。

咱的口号一箭双雕。打周太的红卫兵也借着这句口号得胜收兵了。周先生虽然没受多少皮肉之苦，但却没挺过这场惊吓，不多久，就去世了。

打从红卫兵抄了周家，胡同里也乱套了。

我们院大门口有俩狮子，一个是石头的，另一个还是石头的。往常，一到夏天，孩子们都爱骑狮子玩儿，大人乘凉时没带板凳儿也坐坐，俩狮子又光溜又干净。

您说俩石头狮子招谁惹谁了？愣叫小脚侦缉队带一帮半大小子给砸了，砸得那叫一个没水平，不但狮子脑袋给砸烂了，就是想当凳子坐坐都硌屁股。墙上的石刻砖雕也跟着遭了殃。

挺漂亮的一座大四合院，才几天的功夫，就变得面目全非。

周围几条胡同里情形也差不多，不但“四旧”被砸，隔三差五的还常听到谁谁被红卫兵打死了，谁谁自杀了。那些日子，天一黑，咱就不敢出门，怕遇上鬼。

暑假过了，学校停课，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这下，想坐车兜风也用不着在车上假装宣传毛泽东思想了，拉串联红卫兵的大巴满大街都是，不要票。

见我整天不上学，到处去看大字报，回来还在院里瞎忽悠，我妈怕我惹祸，叫我姨把我和我表弟一起送到了乡下姥姥家。

那年头，全国一盘棋，农村也不安静。姥姥家紧挨着村里的小学，人家也停课闹革命了。你一个农村小学，又没外地红卫兵到你这来串联征用校舍什么的，你停哪家子课呀？可人家照停，说是紧跟形势。这样，小学校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每天一大早，就有人用铁皮喇叭筒子念毛主席语录，每念几段，还唱首歌儿：

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哎呦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哎… 好像那旱地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挂满了露水珠啊，毛主席的思想滋养了我呀，我干起革命劲头足。

这首歌咱也会唱，有阵子还不经意地常挂在嘴边哼唧。毛主席思想是不是有滋养功能，咱不知道；久旱逢雨的感觉，咱肯定没有。

不过，当时社会上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语录的高潮还是给咱带来了一些“好处”。

在农村那阵子，忽然流行起一股语录不离口的风尚。

有一天，到村里小卖部去买盐，刚进门，售货员就来了一句：

“为人民服务，买啥呀”？

“大叔您好，姥姥叫我买点儿盐”。

“为人民服务，哪家的戚（读ｑｉｅ３）呀”？

心说，这人可真够罗嗦的。耐着性子告诉他：“老段家的”，我老爷姓段。

“为人民服务，你得对语录”。

……

真邪性了。他跟咱一个劲儿没完没了地“为人民服务”，就是不动窝儿拿盐。咱就有点儿纳闷，我不会说你们宝坻话，你怎么着也听得懂普通话吧？

末了，售货员大叔说了，公社里的新规定，不用毛主席语录对口号，一律不卖东西。瞧！人家农村干部多干脆，制定政策决不拖泥带水，多年后实行计划生育，村里的政策就是“不结扎，拆墙；生二胎，扒房”。说到做到，我一表弟家的房顶就这么叫人给扒了。

要说背语录，那还不是手拿把攥的事儿？

“大叔您听好了，毛主席说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咱背得怎么样？背得好是不是给我块儿糖啊”？

一听毛主席语录像北京汽车售票员报站名似地打咱嘴里往外流，这位大叔满意地笑了。

“可以呀，孩子。语录你咋这熟涅”？

瞧这位大叔好奇劲儿上来了，咱就势又来了几段，直把这位大叔羡慕得不得了，一个劲儿说：“还是北京来的，咋这能涅”！

没多久，全村都传遍了我姥姥家来的小外甥，人不大，会背的毛主席语录，可老鼻子去了。后来，咱在村里走到哪儿，都像方仲永似的，给人家演示背语录的节目。

听着乡亲们的夸奖，自己真有点儿像进了科大少年班的感觉，乐滋滋的，晕忽忽的。这让我暂时忘了张老师，周太和家门口那两个遍体鳞伤的石头狮子。

　　　　　　　　　　　　　二、踏进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７０年初，学校军宣队为了教育广大革命师生认清阶级斗争新动向，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终于把我们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滔天罪行做了一次彻底清算，借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强劲东风，将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扭送公安机关，“依法”严惩。这对学校当局来说，无疑又是一次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

进局子之前，咱对监狱没任何感性认识，间接知识大部分则来自文革前的流行小说《红岩》。当时读那本书的时候，觉着江姐，许云峰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光辉事迹忒刺激，恨不能当时置身其中。

这下真进了监狱，才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里面并不好玩儿，还挺吓人的。主要是因为当时风声很紧，每月都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审，游街，批斗，一拨一拨的人拉出去枪毙。谁也不知道这倒霉的事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

刚折进去的时候，咱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拘留所。

当时的东城分局坐落在北兵马司东边的大兴县胡同，是个两进的大四合院。要不是挂着公安局的牌子，经常有警察开着汽车摩托进进出出的，您准以为那就是居民大院呢。

汽车一直开到后院门口，下了车就进了后院的拘留所。进门一看，这哪像监狱呀？跟白公馆渣滓洞没法比，透着土。

甭嫌人家拘留所样子土，可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镇压阶级敌人时绝不含糊。自“一打三反”运动以来，从东城分局拉出去枪毙的不在少数。

再说了，咱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八级工资制嘛，人还是要分成三六九等嘛。咱一个初中生，还想进秦城监狱不成？门儿都不知道朝哪开。说实在的，把你关在哪儿，是县大狱还是分局拘留所，那都归政府统筹安排。

当时，林副主席指示，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作为政府机关的监狱拘留所当然也不例外，公安局自称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在押犯人每天的必修功课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

高尔基不是说过嘛，监狱也是一所大学。可走进这所大学，哪年毕业肄业很难说，最怕的就是这辈子出不来。

拘留所的院子不大，四面除了厕所厨房和看守办公室外，全是牢房。既然是老四合院改建的牢房，看起来就不那么正规。下了车，直接就被押进看守办公室。先登记，验明正身，再把所有随身物品一律扣留，连裤腰带和鞋带也不准带进牢房。

咱登完记，提溜着裤子趿嘞着鞋，就被带进七号牢房。这七号牢房位于并排三间牢房桶道的最里面，光线不好，白天也开着灯。等看守把门锁上走了，才发现原来里面一屋子人。

猛然被塞到这种地方，咱这脑子多少有点儿懵，站那儿竟不知如何是好。跟谁都不熟，也不好意思自己找地方坐下来。其实，还真没地方坐，屋子里人忒多，墙根一溜儿都坐满了人。

缓过神来一看，所有的人都盯着咱看呢，脸上都写着问号。

“怎么折进来的”？桶道的大门刚一锁上，就有人发问了。

“反革命”。

“怎么个反法儿？写反标啦”？一个岁数不小，满脸络腮胡子的人看似漫不经心却十分好奇地问。

“反革命集团”。在生人面前，咱不愿多说什么。

早就听说，刚进来的人要经过牢头狱霸这一关。咱都过了多少关了，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可怕的？虽说有了豁出去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咱这警惕性可一直没敢放松，尽量往尿桶旁边挪。心说，谁要敢动手打我，先把尿桶踢翻了再说。

对于他们并无敌意的问题，咱还是有问必答。

“呦呵！还反革命集团呐，你才多大呀”？边上一个年轻点儿的不无揶揄的冒出一嗓子。

“十四”。

正说着，桶道的门又打开了，刚才送我进来的警察又回来了，隔着铁窗见我还在那戳着，吼了起来：“叫他背监规”！说完，头也没回，锁上门走了。

“十四岁就反革命集团了，也忒早了点儿吧。得，坐下吧”。

络腮胡子伸出手来招呼我坐下。他同时伸出两只手，我这才看到他戴着手铐。号里就他一人戴着手铐，至少说明他与众不同。

牢房的地是水泥地，地面四分之三的地方铺着一层木板，白天当地板，夜里当床。牢里的人都靠着墙在木板上席地而坐。

络腮胡子边挪行李边说：“让这位小兄弟睡我旁边，反正老雷刚走，大伙儿再挤挤，让他先坐下”。

络腮胡子这么一说，号里的人全动了起来，给我腾地方，总算挤出来能塞下屁股的一道缝儿，这才坐下来和大伙说话。

络腮胡子姓安，大家都叫他老安。他在号里的资格最老，据说已经两年多了，因为不认罪，态度不好，所以，平时都戴着手铐。老安在号里不但个子高，威信也是挺高，连学习号老张一般情况下都听他的。

既然老安首先对我表示友好，其他人也都有样学样，没有一个人因为我刚来而欺生。

老安告诉我，刚才叫我背监规的警察是拘留所张所长，“这人嗓门大，心眼儿不坏。可能是怕你挨打，又进来瞧瞧。甭害怕，咱七号没欺生的风气”。

听了老安这番话，咱一颗提溜着的心才放下来，也对刚进来时对老安的误解有点儿自责。

是不是咱脑子里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忒紧了？阶级斗争观念再强，您也不能把谁都当敌人不是？毛主席不是早就说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嘛。

也难怪，自打成了阶级敌人之后，咱在划分敌友的问题上就总是犯糊涂。在学校，虽说自己已被归入百分之五的一小撮里，可咱从心眼儿里就没把百分之九十五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当成自己的敌人。有时候，想把自己往那百分之九十五里算，人家说你是有意混淆阶级阵线；老实承认自己就是个阶级敌人吧，人家又说你死心塌地与党和人民为敌。整个一里外不是人。

这回一进来，这事儿倒好办多了。这儿不存在“阶级认同问题”，大伙儿都是同类。

天还没黑，就到了拘留所的晚饭时间。每人俩窝头，一碗白菜汤，外加一小块腌萝卜。虽然经过一天的折腾，没吃没喝，见到眼前的窝头就是不想吃。老安和大伙儿都劝我多少吃点儿，“人是铁饭是钢”嘛。可咱看着窝头就是吃不下，于是，就把窝头分了。尽管每人只分到一口，但这俩窝头一下子拉近了我和号子里人们的距离。

在拘留所，晚饭后这一段是比较自由的时间，人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看守在这个时候也很少进来查房。

趁这工夫，老安安慰我：“既来之，则安之，别的，甭多想”。

“没错，想有什么用”？我嘴上支应着老安，照样想心事，冷不丁地折进来了，搁谁，谁能没事人儿似的？

看咱还是闷闷不乐，老安接茬儿上宽心丸。

“不就是反革命集团吗？才十四岁，又没贴反标，能把你怎么样？打砸抢了吗”？

“打砸抢倒没有”。

“看你也不像。同学凑一起，胡说八道，封官许愿来着吧？这种事多了去了，你们学校也真是的。我看，撑死了拘留个十天半个月的，吓唬吓唬你，让你回家”。

学习号老张像个政委似的，也跟着热情开导：“甭犯愁，早晚得叫你出去”。

老张原来是个商店的负责人，长得就像个基层干部。文革起来后，积极加入了本单位的文革组织——“财贸尖兵”。没承想，商店里又冒出另一个组织——“红色造反者”，两大组织在当时的京城财贸战线打得难解难分。咱老张稀里糊涂地就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让对立派组织抓了个茬儿，送了进来。政府也知道他没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就叫他当了学习号，就是号长。负责组织学习，汇报号里情况什么的。

听了老安的安慰，咱这心里舒畅了许多。上午在批斗会上听到的都是“强烈要求，依法严惩，坚决镇压”一类的词，听得心里那叫一个堵。老安的话受听是受听，可咱知道自己的案子不会这么简单。

“还有点儿别的事，光胡说八道可能也不至于把我送进来”。咱是病急了乱投医，得知他在这儿呆两年了，应该有经验，特别想听听他的意见。

一听议论案情，号里的人全来了情绪，一个个像久病成医的“大夫”，铆足了劲要帮咱号脉。

“你还有别的事哪，是不是男女关系的事呀”？一个年轻的家伙一脸坏笑地问。

“小纪，别起哄啊，人家刚十四”。老安瞪了他一眼。

“我这是逗他玩儿呢”！一呲牙，他先乐了。

看来，号子里的人都不错，咱终于忍不住把自己的案情露了出来，想听听大伙儿的看法。人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毫无价值的安慰也显得异常珍贵。

于是，我小声告诉他们：“我们把毛主席像打了”。

“不小心打的吧”？

“成心打的”。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招了吗”？学习号老张倒吸了一口凉气，睁大了眼睛等着我的否定答案。

“招了。没辙，不招哪成？还是主犯呢”。

“唉！这是怎么话说的”？听咱这么一说，老张无奈的叹了口气，老安的脸色也变得凝重许多。这下，小纪也没心思逗闷子了，一屋子人一时都没了声响。

这时，桶道的门又开了，是查看晚间学习的看守。还没等他走到七号窗前，大家都迅速回到各自的座位，挺胸端坐。但见老张已然毛选在手，压低了嗓门，来了一句：“为人民服务”……

接着，满屋子的人就像合唱演员一样跟上了老张的节拍：

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查房警察的皮鞋声伴随着和尚集体念经似的节奏在桶道里回响。

这里也是书声朗朗，要不说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呢。

可什么时候才能从这所大学校毕业啊？第一夜，躺在地板上挤得连身都翻不过来，却翻来覆去地老想这个问题，竟一夜未眠。

　　　　　　　　　　　　　三、啃着窝头学《毛选》

要说当年为了喝上不花钱的汽水，咱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那么，后来自觉地啃着窝头“攻读”《毛选》，可就是在拘留所闲得发慌，苦中寻欢，没事找乐了。

人很容易受环境影响。刚进去的时候，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可时间一长，受到周围人的感染，也就慢慢地适应了。号里的人见我缓过劲来了，都挺高兴。

学习号老张这人，蔫逗。时不时给你来段毛主席语录，诸如“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遇上这么一位“领导”，您说，您还好意思不听毛主席的话吗？

那几天，老安也常说，该吃吃，该喝喝，到哪儿说哪儿。老想倒霉事儿，钻牛角尖还行？有些人比咱们还不济呢。就说刚走的老雷吧，谁都没想到，会给他毙了。

睡在老雷曾经睡过的地方，咱对这位未曾谋面的老雷格外感兴趣。见我情绪好了，大伙儿才七嘴八舌的议论起老雷来。

刚走的这个老雷，是陕西农村的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由于职业关系，喜欢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这位老兄不知道看了点儿什么野史，突然发现周恩来这人有问题。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到北京去向中央反映情况。

于是，把自己对周恩来的看法写成大字报，卖了家里的大肥猪做盘缠，风尘仆仆赶到京城。下了火车直奔王府井人民日报社，到那就把大字报贴到报社门口的阅报橱窗上了。

这老雷是个一根筋的主儿。按说，大字报您也贴上了，意见也表达了，对伟大领袖的那点儿衷心也献上了，贴完走人吧？您来趟北京也不容易，到哪儿逛逛不好？他不。他非戳那等着，等跟帖的，等问问题的，等领导接见。不一会儿，等来俩警察，一看，这大字报怎么把矛头对准周总理了？这不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吗？再一看，大字报作者还在向群众解释问题呢。

“得，把大字报揭下来，跟我们走一趟”。

就这样，老雷被带到附近的东安市场派出所，到了那儿，他还觉得自己对。不能这么就放人呀！怎么着也得通知单位领人吧？当天晚上，就把老雷送进了东城分局拘留所。

文革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风盛行，除了毛主席，给党和国家领导人贴大字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因此，东城分局都没把老雷的案子当回事儿，还让他当劳动号给犯人打饭呢。号里的人也都觉着他的案子最轻，能最先出去。于是，都给他留地址，托他出去后给家里捎个信儿。他自己呢，也这么认为，还邀请号子里的人有机会到陕西他们家去玩。他常说，额们家那儿出柿饼，赶上季节，顶白霜的大柿饼管你够。

就在老雷盼着单位来接他回家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老雷被提出去就给砸上了死镣，弄到死牢里，没几天，拉出去毙了。

咋回事儿？７０年初，社会上正抓“五一六”呢。这“五一六”是个挺有来头的造反派组织，遍布中央各部委。这个组织曾经把矛头对准周恩来，不知什么原因，就被中央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老雷不是给周恩来贴大字报进来的吗？这不现成的典型嘛。不知哪一级领导大笔一挥，杀无赦。这个连“五一六”是什么都不知道的老雷就让人家给祭了刀。

听号里人这么一说，咱一下子对上号了，这不是雷清云嘛。进来之前，咱还参加了他的公审大会呢。

号里的人倒是想得开，连雷清云这样的人都说拉出去毙了就毙了，下次轮到你，你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文革时天下大乱，坐牢都坐不踏实。时不时弄出几个雷清云来，您能情绪稳定踏下心来坐牢吗？不像现在，比较讲法制了，您犯了什么法，该坐几年牢心里多少还有个谱儿。就说张志新，现在看起来，多大点儿事呀，愣是在狱中一步步升级，最后闹了个割喉枪毙的下场。“治乱世，用重典”，更甭说那时候的世道要用一个“疯” 字来概括了。

九大开过后，伟大领袖利用红卫兵造反派来摧毁共产党组织进而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战略目标已初步达成，红卫兵小将们都被敲锣打鼓地轰到广阔天的里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各行各业也嚷嚷着要“抓革命，促生产”了。按说，该消停会儿了吧？没那么便宜的事儿。苏修在珍宝岛那儿又添乱，全国又都忙乎着“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准备打仗了。

战争时期，共产党优待俘虏，可从来不优待阶级敌人呀。我们号里政治犯多，大家心里明镜儿似的。打起仗来，不先把咱这种人拿枪嘟嘟了，人家还押着你进行战略转移不成？

在这种临战气氛中坐牢，您就是想不破罐子破摔都难。反正也这样了，只好听天由命。这反倒使那些想通过打小报告，积极靠拢政府的人失去了动力，使号里的小环境相对安全稳定多了。看到大家对什么都无所谓，咱还能有所谓吗？遇上这么个牢集体，也算咱的福气，不但没受过牢头狱霸的欺负，反而帮咱顺利适应了新环境。

在东城分局拘留所没住多久，我们就被集体转移到炮局监狱了。为什么转移？当然不会告诉你，这问题也不是咱犯人能问的。

一天早晨刚吃过饭，警笛长啸。筒道里突然闯进好几个警察，通知我们立即收拾洗漱用品转移，大伙一下子全懵了。是不是要和苏联打仗了，提前处理咱们呀？容不得你多想，五六七号的犯人全被押了出来，每两个人戴一副手铐，不许抬头，排队上车。咱用眼角余光一看，好家伙，满院子全是武装警察。那阵势，好像该唱国际歌了。

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这只是一次很普通的集体转移拘留场所。但是，监狱当局则把这次行动当成一次“拉练”，一次实战演习。您说，这么一惊一咋的犯人心里能不打小鼓吗？

东城分局离炮局监狱并不很远，也就十几分钟的车程。可是，我们被命令低着头在车上坐了至少个把钟头，才在炮局监狱大院里下了车。照样是不许抬头左顾右盼，照样是满院子武装警察如临大敌，照样是用眼角余光横扫脚下环境，排着队走进了炮局的牢房。

炮局可谓威名远扬，京城老百姓大多都知道这座监狱，管它叫炮儿局，那里最早是大清朝制造大炮的地方。后来，洋务兴，废炮局，到清末那块地方就成了监狱。日本人占领北平时，又在此地修建了北平陆军监狱，成为日本侵略者关押中国“要犯”的地方。抗日英雄吉鸿昌就被监禁杀害于这座监狱。

抗战胜利后，日军卵翼下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的一批高官如王揖唐，王克敏，周作人等被捕后即被关押在炮局。国民党反动政府也在此监禁杀害过无数革命志士，安子文、薄一波等同志就曾经被关押在这里。解放后，这座监狱才终于回到人民政府的手中，成了人民监狱。

炮局监狱的建筑森严恐怖，在四周围墙中建有七座炮楼，极具威慑力量。在高大的围墙里面，牢房建筑像机场的登机楼（Ｔｅｒｍｉｎａｌ）一样，中间的大厅连接着四个长长的筒道，每个筒道两侧都有十来所牢房。看守坐在大厅中央，不用挪窝儿，四个筒道里所有牢房，尽在监视之中。那阵势，甭说东城分局拘留所，就是白公馆，渣滓洞跟它比起来也会黯然失色。

七号全体人员被分配到炮局三号牢房。牢门窄小低矮却厚重有加，即使您个头不高，也不能挺着腰板走进去，而要猫着腰才能钻进去。

钻进去一看，墙真厚，差不多有半米，门边的墙角都抹圆了，防止犯人自杀寻死。四周一米多高的水泥墙围子配上正对牢门的那扇颇具监狱风格的铁窗，使牢房看起来固若金汤，关在里面的人，休想越狱。地面全是木质坚硬的地板，睡觉躺在上面您决不会忘记自己是在坐牢。

三号牢房面积大约有十五六平米，比东城分局拘留所大多了，不管怎么说，至少今晚睡觉，想翻个身的话，不用再喊一二三，集体一块行动了。另一个重要的硬件改良之处是号子里有个自来水龙头和小便池，这也不用天天守着尿桶学毛选了。

转到了炮局后，咱才把坐牢的战略重点真正转移到学习毛选上来。当然，这和炮局的硬件设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以前在东城分局，七号牢房占据有利地形。平时，看守警察是不愿在充斥着三个尿桶散发出来的呛人气味的筒道中久留的，只有在打饭放茅查房提审犯人的时候才打开筒道大门。查房警察每次进筒道，先看到的也是五号六号，最后才是七号，等他查看七号的时候，里面的人早就进入状态，假模假势地挺胸端坐手握毛选念念有词了。因此，平常七号的人除了异常认真地对待每天的两顿窝头外，基本上是天南海北地神侃，打发日子；要不就是无所事事，忒颓废。当局要把拘留所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显然是好大喜功自欺欺人。

炮局就大不一样了。各个牢房都处于看守警察的直接监视之中，值班警察还时常在筒道里溜达，哪号没背毛选随时都能发觉，哪号有什么小动静都可拉开牢门上的了望孔及时了解。有些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紧的看守还会时不时站在牢门外隔着了望孔的黑布帘来点儿偷窥什么的，一旦发现违犯监规的现象，还能立功。

在这种环境下，学毛选就名副其实地成了每天的必修课。早晨起床放完茅后，是例行的天天读。和外面不同的是，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尚未在我们那实行。咱一琢磨，这个仪式还真不宜在牢里举行。您想想啊，向毛主席请示汇报，都必须对着毛主席像不是？您把毛主席像请到牢里来，叫他老人家也跟着坐牢？这也太不严肃了吧。

牢里的天天读，实际上就是读“老三篇”，“老五篇”，“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等几篇文章，以及一些常用的毛主席语录。当然，像“论持久战”，“井冈山的斗争”等篇章您也大声朗诵的话，就有对抗政府的嫌疑了。

因此，每天早晨天天读的时候，整个筒道里都回荡着朗诵“老三篇”的声音。这时候您要是闭着眼睛在筒道里一站，准以为是置身于一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呢。

到了炮局之后，我们三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成了一潭死水，不起波澜。号里政治犯多，一方面，真正像雷清云那么倒霉的又不多；另一方面，沾上政治问题想轻易出去，也不是件容易事。日久天长，三号的人就都成了炮局的老资格。

那时候坐牢，除了毛主席的书和新华字典，什么书都不让看，报纸只有过期的《人民日报》，不是转载两报一刊社论，就是报道西哈努克亲王，没什么看头儿。您要真是个手不释卷的主，那就只能老老实实学毛选。

学毛选和学圣经有些相同之处，不同文化修养的人能读出不同的道道来。三号的人除了我，文化水平都比较高，一个个都透着有学问。文革时咱刚上小学四年级，不要说和人家名牌大学毕业的，就是和老三届的也没法比。像“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句话，要不是背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咱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典故。虽有注解，却弄不明白历史背景。经人家饱读诗书主办过地下文学刊物的大张给咱一点拨，明白了。真乃“不出户”，必有我师焉。

当时咱就想了，从今以后，恐怕没机会再进学校了，那就趁这机会能学点儿就学点儿吧。从此，咱对学毛选就有了自觉性。号里人见咱“敏而好学”，也都“乐为人师”，就这样，号里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毛的文章，排比铺陈，颇有孟子风格。例如：“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您瞧，文字多工整，念起来也朗朗上口。可号里的老高三小赵就爱鸡蛋里头挑骨头，“敌人喜欢漂亮妞，是不是我们必须喜欢丑八怪呀”？仔细一推敲，小赵说得还挺在理。

号里佟老先生年岁大，背起语录来常常心不在焉。毛主席有段语录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人家老先生闭着眼睛念念有词，从他嘴里出来竟成了“忙时多吃，闲时少吃，不忙不吃”。众人闻声大笑。

“怎么碴儿啊，佟大爷”？小纪爱跟佟大爷逗闷子。

“哎呦！这怎么话儿说的？我这儿还寻思着呢，这段儿有个起伏，可一顺嘴儿，从坡上一溜烟儿就出溜下来了”。戴着副老花镜的佟老头儿狡黠地笑着。

从此，每当大家津津有味地吃完炮局特有的眼儿朝上的窝头，开始细细品味那碗菜汤的时候，就会有人拿“忙时多吃，闲时少吃，不忙不吃”来佐餐。

炮局的伙食和分局一样，还是“长吃菠菜，老吃韭菜，一年到头吃饺子”（即菠菜不长长了不吃，韭菜不长老了不吃，一年到头了，吃顿饺子）。伙食好坏倒是次要的，问题是谁都吃不饱，一天到晚老觉着饿。

物质匮乏，精神补充。窝头吃完了，菜汤也没有了，但有笑话。三号的人每天这时候一侃起来，就刹不住车，比背“老三篇”时的精神头大多了。咱估摸着是因为这时辰每个人肚子里多少有了点儿卡路里，又有劲儿逗闷子了。

在由咱掀起的学毛着新高潮中，三号全体人员竟模仿“老三篇”攒出一封情书。

亲爱的同志：

人总是要结婚的，但结婚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侯有个文学家叫秦少游的说过：“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和你只见过一面，后来，你给我来了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你一封信，还不知收到没有。对于你的表态，我是很感动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结婚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应当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想起这段啃着窝头学《毛选》的文革岁月，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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