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契林：“六四”开枪打掉了什么？ 六四１７年与纪念赵紫阳

打掉了解放军的“人民子弟兵”称号，乃是人人皆知的；就是解放军自己都非常明白的事情，要不然，一些老将军不会那么痛心疾首。打掉了执政党的马列主义信仰，也应该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要不然，许多老革命老共产党员，不会那么坚决不予认同，连陈云都放话“十年右倾，一天左倾”。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果说是从巴黎公社开始的话，那么是到“六四”血案结束的。主义也罢，信仰也罢，通常由于血的祭奠而得以在历史上成立。没有巴黎公社的血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同样道理，没有蒋介石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然而，在鲜血中诞生的主义，也会在鲜血中黯然倒下。“六四”开枪在国际上造成的最为直接的历史影响，乃是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纷纷解体。开进北京城里的坦克，在压死学生压死百姓的同时，碾碎了气势磅礴的“共产党宣言”，碾碎了义正词严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当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可以说白学了，也可以说，没有白学。

邓小平：车间主任式的政治人物

邓小平当年在法国工厂打工，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车间主任式的政治人物。出众的实干能力和惊人的没有文化，十分奇妙地组合在邓小平身上。与毛泽东行事过于夸张相反，邓小平实干到了根本不把主义当回事的地步。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实用主义只是在一定的范围里成立，一走出实用的范围，面临需要文化思考的时刻，实用主义就会出轨，就会翻车——邓小平的“六四”开枪，造成血案。

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从历史内容上来说，是从毛泽东时代向曾国藩时代的回归。如此一个深具文化意味的历史转折，不要说邓小平，就是叫马克思来，也未必说得清楚。邓小平改革的失语，是情有可愿的。而邓小平的只做不说，也是可行的。也正是邓小平的实干，使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里，一度遥遥领先。被没完没了的主义和大大小小的书记折腾得苦不堪言的中国民众，当时确实需要一个车间主任式的领袖人物，让他们过实实在在的生活，而不是悬挂在半空中，靠吃社会主义的草过日子。就此而言，美国人把邓小平放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倒也算慧眼独具。且不说美国人是不是从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上理解邓小平的实干，至少，他们看到了邓小平所取得的成就。美国人没有看到的是，邓小平没有像戈尔巴乔夫那样，一面改革，一面思考“新思维”，努力寻找改革话语。改革除了实干，必须有话语。

邓小平赵紫阳冲突的历史内容要不要改革话语，需要什么样的改革话语，这是邓小平和赵紫阳冲突的真正历史内容，虽然表面上似乎是政治改革的步伐问题，快慢问题。邓小平没有话语，赵紫阳其实也没有话语，但赵紫阳想要有话语。

历史的创造，有没有话语乃是决定性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哪来的二十世纪一场又一场的革命？即便是陈胜吴广式的造反，也有个“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鲜明说法。中国世纪之交的这场改革，岂能总是摸着石子过河？当年曾国藩李鸿章们的改革，就因为没有话语，结果被康有为那个混乱透顶的儒家乌托邦搅得乱七八糟，然后又被孙中山组织发动的北伐毁于一旦，最后让毛泽东实现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专制复辟。

邓小平虽然是跟着毛泽东打天下出身的，但邓小平没有家天下的毛病。邓小平的软肋在于，无法对党天下说不，无法对子女说不。与搞家天下的毛泽东对家人鲜有温情相反，邓小平对家人温情有加。尤其因为家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跟着受累受苦，让他更是歉疚在心。邓小平不让子女从政，但他想给儿女们一点小小的补偿，让他们置身于先富起来的中国人行列。问题在于，富起来通常也会贪起来。许多富人烧香磕头，不是因为有了信仰，而是祈求富了还要富，并且永远富下去。贪婪又必然产生恐惧，尤其是在一个嫉妒不是罪孽的国度，权大让人害怕，钱多却害怕他人。邓小平补偿子女的同时，没有给予子女真正的关爱，忘记了经常带他们去西柏坡谈谈二个务必。邓小平假如当年能想到带着子女去西柏坡，那叫做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等到由胡锦涛来想到去西柏坡，早已成了杯水车薪。

四项原则乃天下大乱祸根改革没有话语，只好乱摸河底的石头。邓小平改革摸到的一块最大的石头，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块石头与其说是江山不变的保障，不如说是天下大乱的祸根。这块石头一方面给政治体制改革设立了障碍，一方面让富起来的子女们完全忘记了老一辈当初为穷人打江山的承诺。四项基本原则好比防暴警察竖起的盾牌，在盾牌前面被挡着的是没有权力的民众，包括失去了权力的老革命，在盾牌后面被保护着的，是以权换钱、按权力的大小来瓜分国有资产的暴发户。

这块盾牌不仅挡住了民众，也捆住了邓小平自己的手脚。当年曾国藩头上压着一个慈禧和一个死而不僵的专制王朝，是外加的。而邓小平却是作茧自缚，以致最终演变成了慈禧太后。有人说，相同的历史事件，总会出现二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比起慈禧的精明，邓小平的强悍是可笑的。

从逻辑上说，八十年代的改革话语，具有二种时代特征。一是向毛泽东说不，一是向专制权力说不。向毛泽东说不，是为了将“五四”启蒙话语从毛泽东话语中解放出来。而向专制权力说不，则是为了建立起与专制的权力反向制衡的民间话语。说起来，邓小平还有个向毛语说不的方式，即是白猫黑猫那样的猫论。可是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们，却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说不方式，没有找到自己的启蒙话语。对毛泽东现象的批判，直到八十年代末才刚刚开始，并且一开始就被立即淹没在一片万马齐喑的血腥空气里。直至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对这样的批判保持着极为世故的沉默，甚至还有新左人物向在话语上已经过气的毛泽东唱赞。非精英的民间话语，直到二十一世纪的民间维权运动，才初现端倪。

知识精英兴建改革话语失败

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以争相成为权力的智囊为时尚。“走向未来丛书”的那个“未来”，不是政治权力，就是话语权力。就算做不了智囊的，混个主编总编，也算是对占山为王的一种代偿。帝王情结，帝师情结，十分古怪地在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心中作祟。八十年代在对西方文化的翻译和介绍上是相当成功的，可是在改革话语和启蒙话语的兴建上，却是相当失败的。

学运起来后，有些知识精英首先选择的是撇清自己跟学运的关系。以种种声援和声明的方式，巧妙地向当局表明自己不是黑手，不是煽动者或者策划者。当学生不顾一切绝食拼命的时候，知识精英马上担当起了说客的角色。所谓说客的角色，无非是向执政者表明，他们的立场不是在盾牌前面，而是跟邓小平一样，在盾牌的后面；他们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当军车开进北京城的时候，没见任何知识精英爬到坦克上去，劝说士兵不要向学生民众开枪。上去劝说军队的，大都是平民百姓，是文化程度不高从而也没有拿知识去向权力换取利益需要的善良民众。因为民众的位置从一开始，就是在盾牌前面，他们毋需以劝说学生的暧昧方式，向权力者表明自己的毫无干系。那些老精英痛哭流涕地抱住的是学生，而老百姓义无反顾地面对的是军队。假如抱着学生痛哭的老人能够抱住士兵痛哭，历史画面就完全改观了。

邓小平的开枪也是一种自杀

邓小平开枪当然不是具有历史意识，而是出于莫名的恐惧。上溯几千年、近数几十年的专制所制造的恐惧，成为这一历史时刻最为浓重的阴云。

邓小平的开枪，打掉了胡耀邦的天真；也打掉了赵紫阳的聪明。邓小平的开枪，更是打掉了知识精英以知识攀附权势的文化包装和智囊腔调，打掉了知识精英的拯救谎言。开枪以后的八十年代精英，根本不需要装腔作势了，该赚钱就赚钱，该为奴就为奴，该下跪就下跪，该贪小便宜就贪小便宜，纷纷“返朴归真”。在政治上文化上，尤其是在精神上，这些精英大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多余人。无论他们是高举紫阳还是高举基督，全都无济于事。民众不需要他们，而被权力看中的，又实在是名额有限。于是，只剩下苛活，了却余生拉倒了。

当然了，邓小平也打掉了自己改革设计师的好名声，打掉了自己所声称的信仰，打掉了当年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名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的开枪，是一种自杀：在打死无辜民众的同时，打掉了自己生命中曾经有过的精神内涵。

开枪后恐惧有增无减

邓小平没有打掉的，是恐惧。开枪之后，恐惧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有增无减。中国历史什么时候走出这样的恐惧，至今依然是个未知数。执政者也罢，知识精英也罢，谁也找不出化解恐惧的途径。与此相应，邓小平没有打掉的，还有执政者的失语状态。邓小平以后的继位者，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寻找令人信服的时代话语。

作为历史的意外收获，邓小平的开枪在无意间打醒了中国民众：这天下真的没有什么救世主，以后全靠你们自己救自己了。邓小平也打醒了苏联和东欧的民众，甚至打醒了民众的领袖，使他们不再重蹈覆辙。邓小平顺便还打醒了台湾，把台湾推上了大陆失之交臂的民主历程。

“六四”无辜死难者的血没有白流，也不会白流。历史从白茫茫大地般的一无所有开始，比从虚假的应有尽有开始，应该要真实得多。

转自《动向》２００５年５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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