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我高中毕业下乡插队，恢复高考后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一年到头也见不上父亲两面；后来结婚生子、来德国留学、工作，就更难见到父亲了。而恰恰正因为不常在父亲身边，总觉得父亲还活着。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父亲的老家是河北冀县，祖母一共生了三个儿子，父亲最小。祖父在父亲出生不久就和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离开了家，杳无音信。这些都是文革中班级里开忆苦思甜会，我要痛说革命家史时从爸爸口中“拽”出来的。我记得改革开放后，当大陆不再提什么台湾特务时，父亲便常常在我们面前唠叨起他的两个哥哥，说但愿他们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说不定此时此刻也正在寻找他呢？！讲着讲着爸爸的眼睛里就会闪出梦的亮光。我知道，他心里还在默默地惦记着能与他们重逢。

父亲从小与祖母相依为命。十二、三岁时去天津学徒。他常常对我们说起，小时候学徒异常艰苦，要踩着凳子才勉强够着机器。年少的他贪睡，躺下去就不醒，还常常把炕给尿了。我们听到这就会偷偷地笑，生怕爸爸骂我们没有阶级感情，替资本家拍手称快。父亲满师后，在天津的一家洋人办的工厂做事。因为聪明好学，他很快就成了同行中的骨干。小时候常听舅舅夸他的姐夫，称父亲为天津玻璃行业里的一位爷。年轻时的父亲不懂得顾家，时不时地就带着一帮徒弟钻戏园子饭庄。诙谐而且近乎于顽皮的、曾经也是京剧票友的舅舅清了清嗓子，拉长声喊道：张—爷—赏！张—爷—又赏！然后，冲着我们，一口浓浓的天津卫：“嘛，你们知道嘛叫爷嘛！”好像趾高气扬的不是父亲，而是他。父亲年轻时出手大方是有了名的，这给后来的母亲增添了许多烦恼，此是后话。

一九五六年工商改革，父亲因对公私合营态度不够端正，被撸掉了工段长职务，只算八级工，工资也由原来的“高薪”一下子降到一百多块钱。其实这个待遇在那个年代真不算低，厂食堂还特设一个小窗口，免费提供一顿高营养中餐。这一年，母亲跟随父亲，领着我的姐姐进了北京，那时我尚在母亲的腹中。父亲才二十几岁，正是风华正茂，踌躇满志。加上父亲人长得也潇洒，待人和气，技术颇佳，人缘甚好。

未敢翻身已碰头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是造反派。一天，臂上戴着红箍儿的父亲神情紧张地从外面回来，告诉母亲快点准备一些茶水，一会儿“人马”就到。原来爸爸在乘公交车时与北京无轨二厂的保皇派发生口角，两派各持己见，剑拔弩张，僵持之下，便约定好一小时之后在无轨二厂厂门口见。二厂坐落北京东郊的小亮马河旁，离我家不远。他先去单位，也就是呼家楼的北京灯泡厂“召集人马”，继而赶回家中。约半小时之后潮水般的自行车队涌进院子，我当时就傻了，也从没有见过爸爸这么有本事顷刻之间就招来同事近百人，院里院外到处纵横着自行车。他们手持铁棍、木棍，也有拿铁锹铁镐什么的，杀气腾腾地去“决战”了。后来听说那场武斗规模不小，二厂还动用了清洗公交车的水龙头。我太小，已不记得爸爸伤着没有。

母亲出身不好，“文革”不久自然也未能逃过挨批斗，尽管父亲是个响当当的“红五类”。看着母亲要按时参加落后份子学习班，早请示晚汇报，出门要请假，尤其是一向娇生惯养、竟然也做了六个孩子的母亲天蒙蒙亮就去扫街，好象她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父亲是想帮母亲说话，至少他苗红根正，母亲的成份应该也是“嫁鸡随鸡，嫁鸡随鸡”才对，结果他被街道那帮老娘们冷脸羞辱了一番。那时的父亲还是年青气盛，动不动就发火。终于在一次与邻居的争吵中，父亲大动干戈，将一个老太婆推倒了，实际上是她往父亲身上撞，父亲不得不搡她。动乱时局也没有什么任何程序，模糊记得父亲几日后，好象是根据“公检法六条”（我记不清了）把他抓走了，在朝阳区第一分局拘留了三个月。父亲被带走的那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家的玻璃全部被革命群众砸碎了，石头瓦块乱飞，全家人缩卷在墙角，心里的恐怖和处处的冷眼使空气骤然下降，人也冷得直发抖。父亲靠他的“英雄本色”非但没有“救” 出母亲，还让我们从此后的几年当中在学校里抬不起头来。父亲被关的那三个月里，母亲整天哭，我的姐姐又胆小怕事，家里的一切应急都是由我去摆平。我对于人生的许多灰色记忆，大都是在那时凝聚而成。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父亲嗜酒，高兴的时候喝，苦闷的时候也喝，几乎顿顿饭都得小饮两盅。后来，等我长大了一些，似乎能明白一些他为什么视酒为友了。工作、家庭压力本来就很大，文革中又将他养花养鱼的雅兴如同“四旧”一扫而光。六个孩子都尚未成年，他的烦恼又怎么能用一个“愁”字来概括呢？

母亲常和父亲吵架，原因也在“酒”上。有一次母亲回娘家了，爸爸喝醉了，竟把自己家仅有的一间屋子，让出一半暂借给他的一个徒弟。母亲从天津回来，看到那扇隔开房屋的布帘，心里别提多气、多别扭了，这种“合居”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他的徒弟和弟妹在它处另起炉灶。

父亲虽然从不大吃大喝，但就这微乎其微的二两酒钱，在当时无疑还是个不小的负担。母亲当然也有高兴的时候，会主动给他炒个葱花儿蛋，香椿拌芥末，偶然买包花生米，让他也让自己乐和乐和；不高兴时，也就竭尽世界上之最无理的语言，把父亲视为“琼浆玉液”的酒称之为“猫尿（念ｓｕｉ，第一声）”“马尿”，相信母亲也只能是用这话气气自己罢了。爸爸最喜欢我的机灵，常常避开母亲的眼光，诡异地转向我：“三儿（我的小名），给你爸打二两酒去！”得到命令，我便悄然绕过母亲，一路小跑奔向小卖部。有时还能为自己跑出一块儿糖什么的，也就如同今天的小费一般，我也不亦乐乎。

爸爸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酒带给他带来的慰籍是我们所不能给予的。等我上了大学慢慢能懂父亲时，再看他饮酒，就是另外一番景色了。仿佛父亲啜的仿佛不是“二锅头”而是北京的春夏秋冬，是春天的百花、夏日的篝火、秋天的红叶、冬夜的清幽，是岁月的甜酸苦辣。父亲喝酒喝到一定的时候，一向拙嘴笨腮的父亲舌头突然利索起来，话也特别的多，人也变得亲近了，如同思维生出了翅膀在空中飞翔，看到的东西不再丑陋、灰暗，也许爸爸再看我们时，就不再是一溜儿挂鼻涕虫的小崽子了。我现在还一直都未能亲自体验一下爸爸那种醺醺欲醉、飘飘欲仙的陶然之感而耿耿于怀，更为他今天不能再和我们神吹海侃感到无限的惆怅。

爸爸因为喝酒，当然也因为他终生操劳过度，四十多岁就得了糖尿病，晚年又患白内障，这都苦苦地折磨着他，到后来他几乎失明。当我九七年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昔日风度翩翩的父亲变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我要离开他时，他非常不安，不愿意我走，又恐怕我误了飞机，焦灼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望着他那苍老的身影，低头看到地上他因失明而撒落的药片，我的眼框里满是泪水。

如今酒冷人已去，唯剩思念在心头

爸爸对于我的关注来得相当迟。因为我上面已经有两个姐姐了，我的出生其实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失望。我的性格里或多或少有点男孩子味道，这倒不是为了讨父母的欢喜，而是我在这块儿被遗忘的角落里可以尽情地玩耍。直到我高中毕业的最后一年，我突然宣布自己要去西藏或陕北插队，爸爸才恍然大悟：他的“三儿”长大了，要独立地“飞”了。七六年，我去了陕北。我小时身体不是太好，下乡两年不到，我因七七年延安发大水，灾情过后的蚊虫叮咬，不幸得了脑炎，差点而成了废人，我实在不是个省心的孩子。七八年上大学了，每逢寒暑假，爸爸还仍然不放心我自己洗头，每次他都来干涉，继而是全盘包揽。我印象中的爸爸就是这样，从小我的头发是他剪的，但他的理发技艺真不敢恭维，前面的刘海儿跟后面一样齐；我们小时候是他给我们洗澡，记得儿时的夏日，凉风习习，最大的快乐就是看爸爸忙着给我们切西瓜；吃饭时是他一碗一碗地给我们盛上来，吃完了，他又抢着洗碗：“去去去，都去干你们自己的事去吧！”。

父亲就是这样，他一生操劳，舐犊之情是我心底最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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