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墙的监狱——中国生存现状白皮书(一)

2006-06-22 21:43 作者: 夏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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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所知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海变。根据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人类的历史在共产世界于上个世纪末的雪崩后进入了单一向度的,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导的后历史时期。即使不同的体系依旧存在,而局部的冲突因此仍然不可避免,然而一切已定调,不会再有真正的历史事件给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冲击。

这种对于人类文明的轨迹,对于人类的终极命运十分偏狭的理解同时忽略了两个与所有的人悠关的事实: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朝现代文明的终结接近。这五年间发生的种种足以为证:二十一世纪正是在一种末世情结与接续不断的灾难图景中展开的。在这充满了生存危机感的背景中,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以无数生命为实验场域的惨痛挫败,以及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所带来的,从道德到生存环境的灾难性后果形成了一个硬币的两面,迫使我们慎重思索人类今后的道路。历史终结论所忽略的第二个事实因此是更加重要的:在今后有限的时间里,人类将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力图寻求一种和现有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迥异的,与自然、万物更为契合的生活方式。人类将鼓起己有的最大勇气和智慧,以求迈入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扮演了什么角色?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东方专制帝国、共产阵营最后的军事强国、加速度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大国的三重身份在上个世纪末终于进入了世界舞台,它呈现在世人眼前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悖论?由政治改革入手,经济改革迂回前进而同时朝独裁回返的苏俄,和“摸着石头过河”,以经济改革为第一要务,政治上渐趋于法西斯化的中国形成了两个意味深长的交叉镜像。在这两个(前)共产大国身上,我们看见了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乌托邦(这对于前苏联或许更为贴切)以及一种后极权政治形态,共产主义幽灵是如何顽强多变,难以连根拔除。

在讨论中国和苏俄这两个具有特殊文化背景及民族尊严的国家时,我们无法忽视这两者对西方世界怀抱的,渊源甚深的情结。这两个亚细亚小农社会的国家,出于一种历史的不幸,成为欧洲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设计的共产主义悲惨的实验场域。对于身处欧亚大陆,深受鞑靼民族东方草原文化及基督教东正教影响的俄罗斯,现代西方所带来的工业文明是在苏联解体后,许多哲学家重新思考今后道路时极力批判的对象。在同样属于前共产世界的东欧,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科技文明的批判有雷同的犀利。以一种独特的,苏俄哲学家自称为“落后者的优势”,这些前共产国家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宰治后并没有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资本主义大潮;相反的,或许由于过去一个世纪来惨痛的经验,从哈维尔、米奇尼克到梅茹耶夫,这些知识分子对于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抱持着一种深思熟虑的审慎。

反观中国,在顽强抗拒自己必死之命运的共产幽灵下,政治改革久等而不至。相反的,是意识形态日益缩紧的紧匝咒。在被压缩的思想空间里,知识份子停留在对于个人、自由主义,以及与西方新左派落差甚大的,介于斯大林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新左派思维中。选择隐入书斋的学者则或者迫不及待地遁入后现代主义所提供的把一切消解的氛围里,提出一种人们无法认真对待的,对于真实于事无补的后谎言时代喜剧式的抵抗策略,或者采取一种以古讽今的迂回道路,介入历史、农村的研究。

不可讳言,意识的深度钳制以及意志力的瓦解形成了九十年代以来知识界的大片沉默,很难在这个历史的转角处加入人类中的睿智者,思索举凡关于现代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式或资本主义式的)、工业文明、无神论所引领人类一步步落入的陷阱。凡是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困境,对资本主义、理性甚至启蒙的质疑,以及对神秘主义和宗教前瞻性的探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长鞭下,这些思考被封锁在一个范围内,无法激发更多的思索,更无法开花结果。2000年以来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收束更使得初初崭露头角的多元思考无疾而终。在知识界对于改革的反思被提前阻断后,严重迟到的中国,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匮乏,无力阻挡这个民族朝具有摧毁性的,与共产极权结合的货币经济“现代化”奔驰而去。

造成这个将为我们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体沉默有许多因素,可以追溯至历史及文化上的各种深层因果。在这里,由于它的紧急性,我们不得不首先提及一个最致命的原因。很显然,我们急需说却无法说出口的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是:现在,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极权主义。是这块土地上逼迫我们成为思想和行动的侏儒的极权者,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种种隐形与可见的武器。是迫使我们再度在世界上无可救药地迟到的共产极权。我们最困难的敌人,是挟持我们,迫使我们成为它诡谲的运作机制一部分的共产后极权主义。

1907年,鲁迅写下《文化偏至论》。正如跨越千禧年之时人们对未知充满了焦虑, 他也曾对刚刚开始的新世纪抱着极高的期盼,预言这将是黑格尔、叔本华等为代表的神思、唯心一派神采飞扬的世代。然而对于我们民族自身的命运,以他一贯的黑暗智慧,鲁迅做了不祥的预言。无论是对于那时的人们或是一百年后的我们,鲁迅所提出的“非物质”、“重个人”,他对群众的判断力和集体意识的不信任,以及对尼采式“天才”的倚重,甚至是他对在卢骚《社会契约论》后渐渐成为人类现代化标杆之一的“平等”的质疑,都和中国直到今天的思维倾向或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作为一个悖时的孤独者,所有鲁迅以恐怖先知般预知的历史翻过了许多页,没有转寰的余地,直到一百年后的今天。

关于鲁迅对民族的未来,也就是我们所生活着的现在悲剧式的预言,我们能说什么?同样的问题可以掷向在八十年代卷起一阵旋风,成为一整个时代标签的,崔健的“一无所有”。如何丈量我们和那首歌的距离,我们和鲁迅荒漠预言间的距离,凭仗着每个人心里的那一把尺。然而和所有当代中国的事情一样,没有人的尺度是雷同的。这头人类文明史上不自然地,不祥地长寿的巨兽在据称是属于它的二十一世纪向世人呈现的是一个超现实的荒谬剧场,一块以越过空间来表现时间纵深的古老大陆,一个每个人有迥异的、彼此矛盾的故事向他人诉说的国度,一个被自己制造的谎言吞噬了的国家。出于一种紧急的生存需求,迫降、建筑在至偏至伪的现代化进程上的,被打败的国度。一个被西方铁一般的意志,被自己的古老和懦弱击败的国度。

这是一个没有人深究的公案:在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亚叙、埃及、印度、希腊等在时间之河里拦腰折断后,唯有中国,这父权之极至的东方古国硕果仅存地和自己的文明源头维系着绵延不断的脐带,继续改造、使用着稀有动物——象形文字,翻修、祭拜着祖先祭拜过的庙宇、神祉,挖掘、出卖祖先的陪葬祭物。没有人质疑这奇迹般的文明韧性之真伪虚实,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喟叹和上述的“影国”一样,古老的中国已死。它早已死去,只是出于我们的软弱,出于一种古国子孙惯有的鲁钝,不曾发现这个事实。长久以来我们和死亡并存,疏忽了作为这古国后裔,我们应该给予它一个庄严的葬礼,把它埋葬。

出于一种集体的软弱,一种和恐惧有关的精神病征,我们迟迟没有举行这在时间上极为必要的仪式。正因为这样,我们被迫和自己的死亡共生共寝——多少年?在这长久的死亡里,我们纵使有舌头却失去了声音。活人的声音。这种奇特的死亡状态导致进入了现代的我们迟迟不能对举凡列强入侵、辛亥革命、文革等贯穿了血泪之历史篇章说出该说的话来。更致命的是,我们甚至不能对我们自身所生活的现在像一个人一样说出该说的话来。我们甚至不能说出是什么制造了我们的沉默。或许这,造就了最彻底的沉默。没有人能够预知,“无声的中国”在一百年后无声依旧。

我们经历了殖民、次殖民的悲惨命运,却没有能说出一切被殖民者所深切体验的,内在精神分裂的悲哀,如法农以雄辩的法语所做;我们中的一半经历了性别上最难析解的内部殖民,却没有献出第二性哀伤而崇美的吟咏、控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历了两次轰轰烈烈的政治革命,两次内部换血的文化革命(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越的部分也算在内) ,然而我们的国民行走在路上,恬恬然自适或是悲愤内蕴难以自持或是冷然漠然麻木不仁,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历经过任何的革命——没有经过妇女解放运动,毁家弑父、种人换血的新文化运动,也没有经过以平等为启蒙的无产阶级革命,更没有受过黑暗大陆反殖民风潮的洗礼。这一切是出自什么原因?莫非是因为身为文明古国的子孙,我们的基因里充满了突变的因素和顽强的抗药性?充满了匪夷所思的还原性不断向自我回归?站立在迂回婉转了一个世纪后的原点,一方面大开洋扈大肆改革开放,一方面把下一代男女的比例调整到了致命性地失调,把妻妾成群的古风一点点恢复了过来——站立在这恍如隔世的原点,我们该朝彼此脱帽致哀,还是举手欢庆?

生而为此深受挫败的古国子民,每当我们试图思索自身的命运和未来时,时常避免不了从头说起、追溯源头的坏习惯,无论是五四运动的功过、文革对固有的民族性所催生而出的海变,或是远涉封建帝国时期对百姓在肉体和精神上的阉割,以及科举对文人骨头从根部的侵蚀。为了证明吾国历史之悠久,更有上溯至尧之祭天,舜之朝廷,乃或甲骨、岩画、彩陶纹路,甚或上古先民不可得而闻之的,从肉体发出来的与兽同欢如鸟鸣唱,在所有的文字与文明之前,充满了最为纯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声音。

简而言之,我们几百年来一直无解的问题是:我们是如何失去了它?

在这里我要做的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更无意为“它”给出任何具体的界定。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失去的确实是太多了。我也无意为这式微的,影子般的古国发任何哀声。谁都清楚,对于我们的现在,人们有着迥异的判断;从表面上看来我们也的确与鲁迅的世代相去甚远。时间并非白白流逝,我们的祖辈也不是白白牺牲、死去。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耗尽了几代人的鲜血所抵达的到底是哪里?我们并不可惜那些血,就像我们从不吝惜不值一分钱的眼泪,但无论如何,这一切有一个代价,如果它不能有什么收获——而这血的代价又岂能够是更为可贵的,我们的精神?

这里试图做的仅仅是对我们的现在的一种描述。完全可以把它视作对鲁迅预言跨越一百年的遥相呼应。不,这不是对鲁迅荒漠预言一百年后的实地考察报告,因为任谁,不管她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向愤世疾恶,忧国而亡的鲁迅交出这样一份书面报告。和国族一样,一个人可以不止一次死去。所以,这仅仅是意图在我们彼此之间传阅的一份关于我们自身生存现状的描述。

来自人民的证词胜过一切言语,这里将尽量引用他们朴质的话语来为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件作证。由于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心理、意识的层面(虽然这是十分重要的面向),数字和事件本身成为最雄辩的证据。

I.平行世界:非历史场景

一举切开黑暗真实核心的,或许是我每天接到的一个从遥远的牢狱打来的电话。那是一间为隐形的空间武器所打造的监牢。空间武器日夜的袭击是一步步把人围困的,一封没有文字,没有日期的死亡判决书。但人们就连肉眼可见的真实都能矢口否认,或视而不见为了让自己活下去,对表象三尺下的真相更是心安理得地视做绝不存在,那么对于肉眼无论如何看不见的心灵控制和无形的空间武器又如何愿意聆听,即使那是在全世界各地悄悄漫延的,一种企图从肉体到心灵全方位控制人民的新武器?即使那是一个如果我们不阻挡、不揭露它,将以偷天换日的高妙手法一步步塑造人类未来生活的,越来越机巧的高科技隐形机器?

在离开这间无形牢笼里的囚徒前让我强调,这不是一个文学式的象征,却是属于物质世界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真实,是属于我们的真实中最为黑暗的核心。

这直到今天很少人知道(或相信)的真实属于一个和我们所生活的物质空间平行的世界。无疑,那是一个埋藏最深的地底世界。在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里,一个越来越无法掩盖的秘密是: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属于意识形态型构的,人们被允许获知的现象之外,还有另一个真实。这一点和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里所援引的关于平行结构的重要概念略有不同。1989年捷克天鹅绒革命所赖以成功的,除了天时的重要因素外,很大部分来自于捷克奠基在欧洲文明基础上的深厚文化传统,以及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对于精神难以瓦解的执着。在高压的意识形态政治下,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苏联的坦克压垮后,整个七十和八十年代仍旧有数百种地下杂志、报刊、戏剧和书籍的手抄本为人们饥渴地传阅,“第二种文化就像地火一样在蔓延”,一种真实生活的可能性也借此被保存下来。

从文革晚期到八十年代,人民共和国也曾存在过这个意义上的平行文化。从文学、艺术到摇滚,从朦胧诗派到星星画会,干草般枯黄的肉体里埋藏的炙烈渴念喷涌而出,枯哑了十年后,在还没有愈合的伤口的催促下把文学推上了一个高峰。这就是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和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以充满了暴力美学的书写,小说家们呈现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共和国在人们灵魂中镂刻的创痕。这可以算作第一阶段的集体疗伤——它是直接以各种施向自身及语言的暴力来进行的。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放血。而透过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毛文体相反的,一种似非而是,模棱而极简的诗歌语言,诗人们试图打开另一个不为既有的意义所占据的意识层面。

在经历了精神上的饥荒整整十年后,直捷有力地表达潜伏在地流底层的反抗和生命力的,是还没有被商品化的,崔健的摇滚。到了九十年代张楚的“孤独的人们是可耻的”、“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舌头的“他可以是个流氓 也可以是个信徒/他可以是个小偷 也可以是个公民/要看你怎么对他说/要看你怎么对他做”,歌词里饱含的戴了面具的焦虑表达了改革开放二十年后中国面对的十字路口。

在这之间发生的历史改变了某些人的一生,然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一切似乎并没有发生,或者发生的是和它相反的另一件事。从1989年夏天的一个恶夜开始,生活在中国的人民开始拥有了分裂的历史,分裂的真实。他们被迫在道德上做出抉择,把所有能割舍的奢侈品如勇气,正义,信仰和诚实从自己内部割去,像是落入了猎笼里的兽把自己的一只腿、半条臂啮断,为了保全性命。一个更吻合文化背景的隐喻是阉割。以十分真切的方式,共和国的人民集体割舍了精神,如同皇帝割去了宫奴生命的泉源,如同父族缠裹了宋以后一切女人的脚,为了使她们更加驯丽。

历经了文革十年浩劫后试图重拾自己的尊严,再度开始生活的中国人在1989后迅速放弃了这样的努力。从这一年起辗转流亡异国的诗人北岛这样写道:“我正在和我/修复了的你的尊严/告别”。国土上分歧的真实继续分裂,直到在资本主义挂帅的经济改革下出现了复数的中国,和生活在这样的国度里的,贫富差距达到基尼危险系数4.5或更高的人们:城市里薪水节节攀升的白领阶级,和粮地被圈的农民、四处流浪打工的农民工、下岗工人。他们或许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里,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绝非生活在同一个中国。

经济上的落差所形成的两极分化,我们很快发现,将把真实的分裂推向悲剧性的极端。1989年后的中国,和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表象世界互为表里的世界不是如捷克所拥有的第二文化,而是在九十年代后逐渐成倍增长的,一波接一波来自民间底层的群体运动。在许多方面,这神奇地契合了中国历代帝国兴亡的轨迹。在毛所煽动的无产阶级革命里,被政党理念化、组织化了的,被“造”出来的革命群众——构成国家人口基础的九亿农民,在经济改革后一步步成为被抛弃的人,再度被牺牲的人。而当“物质”再度成为大量生产与再分配的对象,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共产制度下遂出现了一种把法律撕成碎片的,抢劫式的再分配,并迅速在国土上造成了千千万万个被掠夺,被侮辱与损害的人。

世界上受苦的人们

从八十年代开始的三次圈地运动里,中国共丧失了一亿亩粮地,这其中许多是直接从农民手上夺下的,长着浓密肥硕的庄稼,等待收割的粮地、菜地。这个数字以和GPD、外汇储备成正比的速度增长,在已失地的至少7万农民外,每年新增2百多万失地农民和2-3百万亩被圈的粮地。这些世代的农民浇灌了汗水的良田沃土被圈去盖豪华的楼房、污染源的工厂、电厂,而土地所有人时常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不得不沦落至城市打工。在情况更严重,生路完全断绝的时候,农民展开了维护土地的集体抗争。

2004年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前,出现了3百名来自浙江舟山的渔民下跪的场景。

他们跪在那哭的哭、喊的喊,说是上海的开发商把他们的地给占了。没有地了,没有鱼了,渔民无法生存,没有地方住、又没有生活来源。……跪在地趴着地磕头,最后用了两辆大公交车把他们全拉走了,连拉带拽都摔在车上,他们在车厢里头还喊还哭。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开始写信给全世界人民,向他们求救。在哀告如祷的信尾,他们附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那多么像是一串求救信号。多么像是国家监狱里一个囚徒悲惨的编号。内蒙古包头市王应基村全体村民向世界发出的求救信是这样结束的:


我们王应基村的全体村民含泪向国际媒体、联合国粮农署、中国人权呼吁:请伸出你们的援手,救救受苦受难的中国农民,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还给我们!中国的农民被欺骗太多、太久了,应当动员全人类的良心立即行动起来制止掠夺土地资源的狂潮。


2005年底,这掠夺土地的狂潮上升到了顶点。

由于政府征地盖发电厂,广东汕尾红梅湾东洲村的村民失去了赖以维生的粮地,并危及了村民捕鱼的湖。补偿费在层层剥削后仅余下远远无法维持生计的,可悲的数字。在层层要求而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村民自发地日夜在发电厂工地前守卫,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直到一辆坦克出现在村口,把炮口对准了村子。上千名武警进驻村子,射杀了数十多个年轻的村民,把尸体堆在海边焚烧灭迹。头戴厚重的深色盔甲,武装到牙齿的镇暴警察如同古代的黑武士,又如同没有脸孔,空降而至的外星人一列排开,文风不动地站立。跪在他们对面的,是双手持香头披白布,苦苦哀求让领回亲人遗体的遇难者家属。

谁能否认这是这世界上最超现实、残酷,最不对等的对峙。在十六年后,久违了的坦克为了同一个目的驶回了我们的视野。来到了历史的这个座标,中国政府法西斯化已成为事实,而等待九亿农民的命运也通过了冷血的子弹被再度正式向他们宣告。

和这些广东(最早开发的沿海省份之一)、内蒙古农民、浙江渔民(浙江?那难道不是今日富冠全国的鱼米之乡?)命运雷同的,是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里随着两会和敏感期被捉被打的千万冤民;是在国土遍地一次次发起群体运动,失去了自己赖以维生的土地、水塘、房子、亲人、空气的人。

在青康藏高原上的青海乐都县,一千多个家庭的父母靠卖血送子女上学。乐都县马厂乡的一间中学里,百分之九十学生长期靠父母卖血交学费。在云南哀牢山、四川大凉山,在河南、安徽,农民卖血已不是一个秘密。河南艾滋村里由于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村民一个个,一户户死去,留下为了带病原的孩子们而成立的孤儿院。艾滋村外,一座座土坟光裸在日光下。在云南嘎娘,一个哈尼族(或者彝族、纳西族,那没有什么差别) 的孩子为母亲洗衣时,在口袋里发现了几张卖血的单据。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里,曝露在每个人眼底的是1.2亿农民工在各省城的大迁移,大流浪。他们手拿锯齿、榔头蹲在一块纸牌后,耐心地等待招工。在全国陡峭的名山上(黄山、九寨沟的黄龙、栖霞山) 两肩挑起百斤重的砖石、游客的轿子,背上比人高的,厚长沉重的木块,从山脚用极其缓慢的速度一步步登上山顶。曝露在人们眼底的,是数千万下岗工人被迫自谋生路,在各级的政府大楼前、马路上静坐、等待。有时候,这些退休、下岗工人全是些被剥削的老人。

从人们的视线下隐匿的,是在黑暗的地心匍伏着身子吸入浊气,在越来越密集发生的矿难中一次成打、成百个死去的矿工——他们中许多人是来自最贫困的山区和农村的农民。近几年在中国超速发展下,为了满足能源每日剧增的需求,矿产量面临巨大的压力。有时当矿坑的瓦斯浓度已达爆炸最强范围的9%时,在停职停工的威胁下,矿工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下矿。爆炸时猛地一声,矿工们的身子横飞出去,标本般紧贴在矿壁上。现场留下一顶安全帽,帽里用粉笔写着:“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幸而生还的矿工在描述受难的情况时从眼里流下了“像墨汁一样黑的眼泪。”当他哭到伤心处而呕吐时,吐出来的东西也是浓黑的。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每年约6千到7千2百名矿工死于瓦斯爆炸、矿井坍塌等事故。而劳工权益组织估计,每年矿工死亡数字可能高达2万。全世界每年矿难的死亡人数是1万5千余人。中国矿工意外死亡率是南非的三十倍,美国的一百倍,而中国煤产量仅占世界总产量35%。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能源的迫切需求下疯狂地、超限量地采矿的中国矿工正再度经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工人的历史性遭遇。这血染的能源——中国的发展正是践踏在千百万矿工身上,一步步带着血迹前进。带动运转工业电力和城市脉搏的,是无数在无路可走下成为贱民般的矿工的,中国老百姓的生命。

从人们的视线下隐匿的,是工厂里昏天黑地赶工,为中国起飞的经济制造奇迹,每天攒不到二元美金的工人。有时候,她们连续三天的睡眠时间加起来不到六小时,“27日早上6点开始的工作,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半。”在这样连续超时加班的第三天,女工何春梅因疲劳过度而猝死。

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一个危险的迷思。是数百万工人以生命换来的。下一次,当人们兴高采烈地提起这个经济奇迹时,让我们问:“什么奇迹?”从矿工到农民工,中国的工人正在为经济发展付出悲惨的代价。他们为全世界的消费者提供自己或许一生也无力购买的产品,每周工作60至70小时,赚取每月不到44美元的廉价工资。没有保险,没有工会。如果出工伤,他们面临的就是失业。

公民维权运动

2003年被称为公民维权年。在这之前,中国并不缺乏民间群体运动。1976年天安们广场上的“四五运动”是一场人民自发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文革刚结束后出现的西单民主墙是以文字进行反思的,以智性为先导的运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学生、工人、市民、知识界参与的从静坐、绝食、大游行到民主讲坛一波接一波波澜壮阔的运动是一场震惊全世界的,伟大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遭遇的残酷镇压使得公民运动在中国受到了不可磨灭的蕲伤。

然而从九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的同时出现的各种不公义现象使得民间运动以加速度飞快生长。到了2002年,辽宁辽阳和黑龙江大庆油田持续了数周的万人大罢工标志着下岗工人的示威运动进入白热化。根据官方的统计,2003年一共发生了5万8千起集体抗争。2004年,7万4千起。2005年,维权运动向整个社会推进,抗争已超过10万件。当我们把这些抽象的数字代换为具体的人和他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艰钜的行动,这个充满了动荡的平行世界就十分具体、悲壮。

让我们迅速审视一下近年来一些重大的民间维权运动。2002年,辽宁辽阳上万名下岗工人高举着毛的肖像和红旗聚集在市府附近,肃穆地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工人领袖。在观者的眼里,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吊诡的历史场景。大跃进时创下奇迹的大庆油田的大罢工和工人要求成立独立工会更预示着时代的巨大变迁。不久,数千名解放军进驻两地。

2003年底,黑龙江林区精简三分之二工人,强迫他们签下合约,把拖欠的工资改为认股资金。30万工人召开生存誓师大会,近5万人带横幅和呼吁书上省里请愿。5千多名公安、武警封锁铁路、公路,以采取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威胁他们。工人转而进驻伊春、鹤岗政府大楼,两市陷入瘫痪。沿路在车站等地发生了流血冲突,数十人伤亡、数十辆政府、公安车被焚烧。在抗争高峰期,工人和当地声援的民众有六十多万人。

以下是2004年发生的几件重大公民维权运动:

1. 3万名从河北迁移到唐山的迁移户派十名代表到北京上呈人大一封一万多人签名的《万人书》,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由于补偿费一直未下来,这些生活在贫困中的农民为了维权而上访8年。出于对法治的信任,他们在细心研究了国家宪法后写成了这篇具有历史价值的万人折。如同所有对于这一类上访案子的处理,唐山的公安赶到北京展开了大追捕。这些代表被遣返,万人书的主要发起人抱病入狱。

2. 重庆万州万人大暴动。这场大暴动起因于中国今天的一个特殊现象:“仇富”。一个挑夫,重庆典型的劳动者,无意间弄赃了一个贵妇人的衣服而被打了一记耳光。这个事件挑起了下岗工人众多,全城“产业空心化”,积怒日久的万州人的义愤,上万人冲击政府大楼,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如泄洪般喷薄而出。和万州大暴动遥相呼应的是2003年山东邹城城管队故意辗死小贩而引起的数千人打烂市府公物的暴动,以及蓄意压死农妇的宝马案在网上掀起的轩然大波。

3. 四川万源5-10万农民维权运动。由于建水电站而被迫拆迁,没有获得合理赔偿的数万农民静坐工地,阻止大坝截流。在传出镇压的军队开枪打死人后,新闻全面封锁。中国历史上,川人从来不是软骨头的顺民。反抗升级,农民和学生抬尸游行,捣毁军人指挥部住地,一部分学校停课,菜市、店铺关门、机关停摆。军管下交通、通讯被切断,网络被管控,全县几乎完全瘫痪。

4.陕西咸阳6千工人在工厂门口日夜静坐罢工,抗议工厂因被外资收购而遣散工人。政府出动了千名警察准备在深夜抓人,因而激怒了包括退休工人在内的2、3万工人连夜赶赴现场支持,酿成持续数星期的大罢工。

2005年,公民维权运动的旗帜继续在风中飘动。广州番禺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和唐山移民万人书一样,具有敏感的民主内含,而太石村民依据法律的理性抗争更牵动了广大的社会及知识界的参与。为了坚持依法罢免村主任,400多名村民在区政府门前接力绝食。番禺区政府出动了近千名防暴警察,打伤了数十名村民,喷水柱击倒村中妇女以肉身组成的防线,一如古代的强盗般抢走了太石村财会室的保险柜和账册。

10月,成都天府广场聚集了近三千个中老年人。这些人把一生的积蓄投入了都江堰市民政局建塔陵的集资。丧葬在国内为政府所垄断,是一门官商合污的暴利行业。为了百年之后计,老人们买下塔陵灵位;三年来他们的集资款出现问题,民政局推卸责任,当地法院不接受起诉,媒体不敢报道。这些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手里高举“还我血汗钱”的牌子在广场静坐。无论是生还是死,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这些草根运动形成的平行结构与另一个平行世界息息相关:在某一意义上,当代的网络空间正是我们的另一个平行世界。在虚拟的开放空间里,在不受时空限制的流通下,原本区域性的草根运动突破了封锁,得到了来自遥远各地更多人们的关注。这在幅员广大,消息闭塞的中国无疑是意味深长的。在这个意义上,虚拟空间介入了日常生活,造成了言论钳制一个巨大的缺口。2003年起,一系列在众愤难平的压力下得到纠正的社会事件证实了网络在这个时代的特殊作用。

烽火燎原的草根运动昭示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公民维权运动的历史时期,需要与波兰团结工会类似的力量来整合散布在各省的工人、农人,使得这些在四处孤独燃烧的火焰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牵涉到人民共和国反良知的极权暴力统治,以及与之共生的,知识分子的集体软弱。

知识界与民间维权运动的断裂是一个中国知识份子开始反省的问题。寻找自身反抗施力点的知识界在各种为六四正名、平反法轮功、释放异议份子等签名运动之外,由于对草根运动的关注与参与而免于从民间维权运动里彻底缺席。随着国家意识形态进一步的收束,知识精英承受着与维权的人民雷同的人身迫害。2003年又被称为“白色恐怖”年,50个“异议人士”被捕、判刑,其中不少人是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而受刑。2004年底开始,随着《九评共产党》册子的广为流传所引发的退党风潮以及继之而来的对作家的大搜捕,知识份子对批判及颠覆共产党开始更主动,流亡海外的民运分子和国内学者、律师之间的互动也更深入。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行动”已逐渐从以笔为旗上升到真实的,把共产党放置在审判庭上的行动。

然而不可否认,在知识界与抗争的工人、农民、冤民之间依旧存在着断裂,这断裂来自于知识份子自身历史悠久的犬儒主义和自欺的生存方式,更来自于他们普遍的无力感。在他们对这些遥远烽火的关注里,有一种根植于行动上的无能与潜藏甚深的多向度欲望交互作用的,难以描述的错位。这也是为什么草根维权运动至今处于彼此分裂而缺乏整合的困境,使得一个个风起云涌,感人至深的运动不得不遭遇最终的挫败和溃散。

在现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急需为公民政治权利提供各种法律、理论依据,并深入而有系统的在民间传播,以为公民运动扩展空间及建立深入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需要透过意识的开启来打造一个真实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从1977到1989年不定期发行文件声援受迫害者,由一群捷克哲学家、作家、艺术家组成的七七宪章,以及以历史学者米克尼奇为灵魂人物,有一千万个会员的波兰团结工会是我们上好的借鉴。米克尼奇曾经这样说:“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一个波兰。”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只有一个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国。赤手空拳的百姓已经站出来了。我们不能像1989年春天那样躲在青年学子背后,等待他们朝前冲刺。不能像在那个恶夜之后远逃异国的学生领袖、精英,在百姓、处子的面前从自己的责任逃逸。这是一个永不重返的历史时刻:只有和这些为了生存而站出来的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把我们从精神上的虚无和早已淬炼地炉火纯青的犬儒主义拯救。

这是一个充满了嘲讽的时刻: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内部进行的,由农民和工人自动发起的,真正具有无产阶级精神的公民运动。不会有另一个自赎的机会了。没有另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赐给我们这些广大、驯良,善于吃苦、勇于忍耐的人民。没有另一个国家能给予我们这样一个严酷地检验自己的力量和勇气的机会。不会有下一个同样困难、充满了绝望和希望的生命,等待我们去把它完成,像是完成一个充满了奇迹的神话。不会再有这样的机遇了。不会再有那在无比险恶的困境中激励一个人从生命里诞生的,无比深刻的希望了。

出现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天安门广场上的,是数目越来越庞大,面容憔悴,身穿白色自制的状衣,头戴奇形的冤帽,衣帽上拿红墨水写着斗大的“冤”字和密密麻麻的冤情,成千上万的上访冤民。他们从全国各省坐长途火车、汽车来到京城,每逢重大会议时人数骤增,然而也被以同样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从上访村被捉上警车,送到马家楼监禁。这些有着奇特意志力的冤民长年逗留北京,失去了最后的家当,花完了最后一分钱,变成了街头露宿的乞丐。在冬天他们卧宿街头,直到人们在早晨发现他们卧在雪里的,冻僵的躯体。2003年那个比往常寒冷的冬天,第一场雪过后的第二天早晨,从他们居住的上访村抬出了七具尸体。

在过于长久的绝望中,许多冤民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四个冤民在北京服毒自杀:“他们一个人拿着杯子,其余三个人拿着矿泉水瓶子,喝了以后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七个东北口音的冤民在北京西单跳楼自杀身亡。一个目击了现场的老妇人吓得嘴唇直哆嗦,一名长期上访的老人叹道:“今天早上死了七个人,死的太惨!”在粗暴的截访、虐打、关押下,案子久久得不到解决,冤民在天安门广场上跳金水河、自焚、吞毒的悲剧不断传来。

2005年秋,面临就要到来的冬天,无计可施之下穿上自己最好的一件衣裳,背上全部的家当从上访村出发,化整为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越过了公交车服务员和警察的粗暴拦截,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旗竿台前。然后她们再度结集起来,跪地、前扑,冲到五星红旗下紧扯住血旗,闻声而来的公安狼狈不堪地把她们一个个架走、抛到半空,半条沉重的抛物线。

在空旷的天安门广场,在毛遗体的遥遥注视下,数十名上访者前扑后继,在风里进行一场无望的舞蹈:下跪、前奔、突围、悲呼。她们喊的什么?一声声呼啸着此起彼落,震人心弦的“冤枉”——那难道不是被唤做包青天的包拯坐在轿子里巡访时,苦大冤深的百姓跪地把他拦截下来时发出的悲声?那是什么时代的事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吗?就连旷古奇冤的岳飞算不清第几代后裔的母亲竟然也如一场历史的恶梦般来到了天安门,领着她的一群子孙控诉她生活在现代的儿子的冤情。这是我们的时代吗?我们所生活着的到底是什么时代?那里驶过去的难道不是一辆如假包换,摩登的双层冷气公车?上面坐着的难道不是我们充分现代化,身穿牛仔裤,腰佩移动电话,吃饱了饭的人民?为什么这些衣着简朴,如同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人从历史的布幕后冲出来,把时间一竿子打乱?为什么广场上另外那群人紧立在一处,遥遥地打这儿好奇地瞧,却不再走近一步?什么阻止了他们?

生活在不同真实里的人的交会注定是困难的,不真实的。除非我们有更宽广的观看方式,除非我们获得了属于他人的角度。或者,除非我们成为不同的人。在更多的时候,这不可能的真实被放逐到网络的虚拟空间里,以平面化的方式传递给我们。突破了封锁,一个和我们习于在日常生活里看见的真实截然不同的世界就展现在我们大惊失色的眼前。然而在意识形态的黑手伸入这个比日常生活更真实的虚拟空间,捋紧了它的脖子,伪造虚假的言论后,意识形态打造的真实和潜藏在日常生活底下的真相就更难接轨。

然而历史是诚实的。由于地底暗流一日比一日汹涌,它逐渐浸入了日常生活,那些原本只是偶尔流过分界线,被短暂地曝晒在阳光下的黑暗开始大量地浮现在人们的生活空间里;像是天空撕裂了一条裂罅,伸下来一只佛巨大的脚趾。原本通过虚拟空间来到眼前的事物开始出现在我们行走的街道上、邻人的屋宇,直到有一天它袭入我们的客厅,迫使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成为它的居民。迫使我们横越阻隔在自己和那些落魄的上访者之间的深渊,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

在这暗流汹涌的平行世界里,旗帜最鲜明的一支是被唤作天安门母亲,为了在六四那一夜后失踪、被囚禁、死亡的儿女们而矢志不忘,哪怕是追索到时间的尽头也必为自己夭折的处子寻求正义的中国母亲们。以北大教授丁子霖为首的这群受难者家属有系统地、坚毅地追查在六四凌晨所有死亡、失踪的人,为一切作证,也为彼此做道义和情感上的支柱。这些中国母亲是急于让人们忘记一切的当权者的一颗心头刺。在六四之后,她们英雄式地支撑着中国的良心。

所有败衣破服,十年、二十年上京申冤,除了自己的冤情外一无所有的,来自民间底层的上访者;粮地被圈、被造纸厂、电瓶厂污染的农民;自身的权益被各种巧立的名目剥夺的下岗工人——所有这些人联袂,与天安门母亲们汇聚成了一个和繁荣发展中的社会表象迥异的,巨大的真实。这来自民间最根源的力量——还有什么比最本原的母爱更具有惊人的韧性和塑造奇迹的可怕的力量?还有什么比为了活下去而发出的呐喊更有力的控诉?这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平行世界;在现代、后现代、君主、封建、奴隶社会数足鼎立的中国,这来自母亲血缘的政治反抗,和天安门广场上那逆时间之流而行的非历史场景一样,难道不是最必然的?在极为深刻的意味上,中国在表象下隐藏的世界和捷克建筑在文学艺术上的平行世界截然不同。

抵抗的语言

出于人尽皆知的原因,我们过早失去了文化上的平行世界,直到现在,没有重拾再建它的勇气和能量。偶尔,在这里或那里冒出来的摇滚乐里,我们听见了匕首般的愤怒和暴力倾向,听见了属于我们的生命的一些无法说出口,一出口就如引爆一整个弹药库般,充满了耻辱之情的基本常识。在年轻的乐手身上,奴隶般被压抑的情感以一种狂暴的虚无感和兽一般的欲望发泄出来。在舌头乐队深陷在喧嚣的重金属,缺乏表情的声音里,潜伏着对于我们非人状态的绝望的自戕。“传子”里不断复沓这几句如同机械人发出的咒诅:


因为人
不需要物质也不需要爱
不需要思想也不需要行动
不需要艺术也不需要特征
不需要意志也不需要人格


通过一种零度的,不具有人的音色的冷唱腔,舌头把我们的生存状态以冷酷无情的镜像不带任何遗憾,不带任何情感地如实呈现。

具有革命倾向的盘古乐队把属于我们的不可告人的真相和一些社会事件不加修饰地转化为一颗颗暴烈的子弹,射向听者平静的心脏。这些狂暴的音乐笔直插入社会表象的核心,它在听众身上激发的狂风骤雨指向了我们潜藏甚深的,对于自身状况的耻辱之情。缺乏艺术高度,音色粗糙的盘古所展现的特殊力量说明了在一个被噤声的社会,仅仅把真相道出这件事本身具有的道德刺激。在盘古的音乐里,以革命和暴力宣泄的愤怒是无比直接,因此无比真实的,它的强度如实反应了我们生存的危险度数。

“我什么都不喜欢/我就喜欢绝望”;“我们吃饱了饭 该怎么办”;“世界没有末日才是真正的末日/我们没有毁灭才是真正的毁灭”;“现在全国人民都不相信全国人民/将来,全国人民会要了全国人民的命”;“我是个恨国者/我恨不能 恨不能 恨不能 国破家亡/我恨不能 恨不能 恨不能 亡国灭种”;“给死刑犯呐喊的权利”——这些一柄柄小刀般犀利的词语道出了没有人敢道出的,属于十三亿人民的真相。在这样被咆哮着抛出来的歌词面前,我们再也无法假装一切正常、和谐、稳定。我们再也无法假装我们知道一切,

却不需改变任何事物。我们再也无法力持镇定。当我们听见盘古以一种青春期特有的柔弱和并不十足的中气,鼓足了劲从体腔深处吼出这些愤怒时,不能确定这增加还是削弱了这些歌曲的悲怆感。


  《这就是中国》

   这哪里是人间
   这不是阴间 是什么
   这哪里是生活
   这不是油锅 是什么
   这哪里是工作
   这不是枷锁 是什么
   这哪里是家庭
   这不是酷刑 是什么
   这哪里是爱情
   这不是陷阱 是什么
   这哪里是人民
   这不是奴隶 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 这就是中国
  这不是地狱 是什么
   这不是地狱 是什么


以一种接近暴力美学的极简风格,盘古捣乱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再一次强迫我们凝视属于自己的真实,并且使所有既有的论述显得苍白乏力。在这样的非艺术面前,我们抹去了原有的见解,不得不更深地挖掘这围剿我们的黑暗。

在缺乏第二文化的窘况下,从原始生命力激发而出的中国摇滚成为了与意识形态对立的弹药。并非出于偶然,捷克天鹅绒革命的命名来自对捷克摇滚乐影响甚深的纽约摇滚乐队“地下天鹅绒”的灵感,而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的被迫停演直接导致了七七宪章的起草。如哈维尔所说,对地下摇滚的攻击无异于“对生活在真实当中这个理念本身的攻击”。在中国,与文学艺术如出一辄,摇滚在商品化后化整为零,残存的爆发力不复当日;在消费文化大军的冲击下,摇滚乐迅速成为人们怀旧或是释放本能欲望的器皿。然而无论如何,在某些时刻,当乐手们嘶喊出无政府主义式的乐句,或是像盘古那样嘶喊: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国家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社会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民族
这是一个没有人的历史

让我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
的时候,国家机器塑造的假象瞬间崩溃,裸露出它险象环生的内部。


除了摇滚,民间制作的记录片在地下悄悄流传,为埋在历史和社会底层的真实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控诉。关于林昭(《寻找林昭的灵魂》)、基督徒被迫害(《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冤民(《东庄》),和几张有关民工的纪录片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作品,而通过胡杰制作的纪录片,林昭如同死而复生般引起了知识界关于反右时期知识分子反抗精神的热烈讨论。

然而在这些片断的声音之外,是整个被收编、阉割的文化界耻辱的沉默。当财富遮掩了精神上的饥荒,恐惧收割了说话者的意志,我们的话语被榨压地扁平、单一。被夹在后极权主义与消费文化之间的文学如搁浅在沙滩上的鱼,遍体鳞伤,它曝露出来的身躯可以惨不忍睹四字形容之。而一些学者们则在六四后转向与前清考证学差堪比拟的国学,采取了以古喻今这一条曲折婉转的道路。

这冰冻三尺的现象不是一日之间造成的。对于出版的严格控制是从期刊、书籍到翻译,从学术界到文学的通盘监视。即使通过审核,无数书籍的内容遭受了手法粗劣,毫不容情的删改,使得作者的结论、整体书籍的艺术效果,更不要说思想上的完整性,被一掏而空。对一个认真的作者来说,这不啻对于一个人的表达权利,对于一个人从精神到情感上的恣意阉割。这样的侮辱所带来的挫折感,无疑,将有深远的影响。被国家机器签发下的“文化逮捕令” 所彻底解甲的整体文化界——我们必须指出,这是一个自认拥有辉煌文化传统的民族难以吞下的耻辱。如今在中国知识界弥漫的一种绝望之情正是与这后极权的言论钳制,以及更严重的,这种钳制所导致的一种思想及表达上的无能,有直接的关系。

除了思想上过于尖锐,被列入“暴露黑暗”之列的作品,任何对于生活现况、历史禁区,对于农民生存困境(如《中国农民调查》)的揭露都遭遇了充满了表演性质的封杀。在后极权时代,披上了法律的羊皮,国家机器对仅余的几名具有勇气骨血的作家、官吏(如黄金高)、律师披衣上阵,演出了一场场不惜工本,不顾尊严的闹剧,把国家法庭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阵势齐全的荒谬剧场。

这件事的严重后果是国民集体的失语症。从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到当今的物的统治,人民共和国人民的驯化渐臻完全,我们的沉默也逐渐达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境地。纵观现在流通在文化界的各种话语:从消费文化生长出来的极度物化的文字,到对国家意识形态僵化了的语言的戏仿;从欧化的语法到缺乏个性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文字;从反美学的,以日常语言为傲的(非)诗歌话语,到过于繁琐,自动衍生,缺乏思想、情感底蕴的叙述文字,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所使用的汉语时常缺乏一种属于一个伟大民族所该有的成熟与力度。直到今天,朦胧诗派和先锋文学所致力洗净与反抗的毛文体一直没有真正从话语里蜕去,即使在海外民运的话语中(包括登高一呼、振聋发聩,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的《九评》少部分章节),也不能免除共产党具有精神暴力倾向,机械化的语言。而在不断对官方语言嘲弄式的戏仿里,实际上隐藏着一种深陷于其中而无法真正跳脱的偏执。如此调侃式地使用奴隶主的语言一方面表明了对于我们身处的困境所采取的一种喜剧式、嘲讽式的反抗,一方面却同时吐露了我们自身对于创造,对于真正的反抗的无力。

这意味着一种使用压迫者的语言而没有新语言,也就是没有新武器或新思维,困在真空里的反抗。严肃地说,这事实上意味着没有真正的反抗,或缺乏有效反抗的施力点。支撑着捷克天鹅绒革命的生猛的地下文化,以及哈维尔所强调的,一种赋予无权力者权力的“真正的生活”,是反抗的必要元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该低估先锋文学及朦胧诗派夭折的严重后果。不该低估作家、知识分子全面缴械的悲剧式后果。

现在,我们需要一种反抗的新语言。那需要所有能让新语言茁壮的土壤:一种真实有力的生活,真实有力的思考,活泼的意志。对自己诚实。深切反省的能力。和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为了反抗文言文数千年来套在我们头上的枷锁而铸造了“我手写我口”的白话文一样,我们需要追索一种同时反抗毛文体和当代货币流通式文体的书写。它和自我卸甲、疲软不堪的消费文体站在最遥远的对立面。需要一种反抗“无害的文学”式的,以及虚假的乐观主义式的书写。一种根植在真实里,具有深刻的情感和观察力的书写。从人最根本的表达工具,语言,释放自己——这将是我们重建文化上平行结构的第一步。

1989年之后,我们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像是一个乞丐遗忘自己的家和庭院里的奇树,把精神和信念彻底遗忘。直到它们鼓起雄美的翅翼越过破碎的山河翩然重返,把几已不可辨识的我们寻获,把重新铸就的,语言那铁色、笔直的剑器递到我们手中。


《观察》(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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