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牆的監獄——中國生存現狀白皮書(一)

2006-06-22 21:43 作者: 夏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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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們所知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海變。根據所謂的歷史終結論,人類的歷史在共產世界於上個世紀末的雪崩後進入了單一向度的,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為主導的後歷史時期。即使不同的體系依舊存在,而局部的衝突因此仍然不可避免,然而一切已定調,不會再有真正的歷史事件給人類文明帶來新的衝擊。

這種對於人類文明的軌跡,對於人類的終極命運十分偏狹的理解同時忽略了兩個與所有的人攸關的事實:我們已無可避免地朝現代文明的終結接近。這五年間發生的種種足以為證:二十一世紀正是在一種末世情結與接續不斷的災難圖景中展開的。在這充滿了生存危機感的背景中,二十世紀共產主義以無數生命為實驗場域的慘痛挫敗,以及資本主義推動的全球化所帶來的,從道德到生存環境的災難性後果形成了一個硬幣的兩面,迫使我們慎重思索人類今後的道路。歷史終結論所忽略的第二個事實因此是更加重要的:在今後有限的時間裏,人類將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力圖尋求一種和現有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迥異的,與自然、萬物更為契合的生活方式。人類將鼓起己有的最大勇氣和智慧,以求邁入新的歷史時期。

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這歷史的轉折點扮演了什麼角色?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東方專制帝國、共產陣營最後的軍事強國、加速度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大國的三重身份在上個世紀末終於進入了世界舞臺,它呈現在世人眼前的是什麼樣的歷史悖論?由政治改革入手,經濟改革迂迴前進而同時朝獨裁回返的蘇俄,和「摸著石頭過河」,以經濟改革為第一要務,政治上漸趨於法西斯化的中國形成了兩個意味深長的交叉鏡像。在這兩個(前)共產大國身上,我們看見了作為一種社會體系的烏托邦(這對於前蘇聯或許更為貼切)以及一種後極權政治形態,共產主義幽靈是如何頑強多變,難以連根拔除。

在討論中國和蘇俄這兩個具有特殊文化背景及民族尊嚴的國家時,我們無法忽視這兩者對西方世界懷抱的,淵源甚深的情結。這兩個亞細亞小農社會的國家,出於一種歷史的不幸,成為歐洲產物的馬克思主義為資本主義社會所設計的共產主義悲慘的實驗場域。對於身處歐亞大陸,深受韃靼民族東方草原文化及基督教東正教影響的俄羅斯,現代西方所帶來的工業文明是在蘇聯解體後,許多哲學家重新思考今後道路時極力批判的對象。在同樣屬於前共產世界的東歐,對於資本主義現代化和科技文明的批判有雷同的犀利。以一種獨特的,蘇俄哲學家自稱為「落後者的優勢」,這些前共產國家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宰治後並沒有義無反顧地投入了資本主義大潮;相反的,或許由於過去一個世紀來慘痛的經驗,從哈維爾、米奇尼克到梅茹耶夫,這些知識份子對於人類文明的未來走向抱持著一種深思熟慮的審慎。

反觀中國,在頑強抗拒自己必死之命運的共產幽靈下,政治改革久等而不至。相反的,是意識形態日益縮緊的緊匝咒。在被壓縮的思想空間裡,知識份子停留在對於個人、自由主義,以及與西方新左派落差甚大的,介於斯大林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新左派思維中。選擇隱入書齋的學者則或者迫不及待地遁入後現代主義所提供的把一切消解的氛圍裡,提出一種人們無法認真對待的,對於真實於事無補的後謊言時代喜劇式的抵抗策略,或者採取一種以古諷今的迂迴道路,介入歷史、農村的研究。

不可諱言,意識的深度鉗制以及意志力的瓦解形成了九十年代以來知識界的大片沉默,很難在這個歷史的轉角處加入人類中的睿智者,思索舉凡關於現代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式或資本主義式的)、工業文明、無神論所引領人類一步步落入的陷阱。凡是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困境,對資本主義、理性甚至啟蒙的質疑,以及對神秘主義和宗教前瞻性的探討——在國家意識形態的長鞭下,這些思考被封鎖在一個範圍內,無法激發更多的思索,更無法開花結果。2000年以來意識形態的進一步收束更使得初初嶄露頭角的多元思考無疾而終。在知識界對於改革的反思被提前阻斷後,嚴重遲到的中國,出於一種可以理解的匱乏,無力阻擋這個民族朝具有摧毀性的,與共產極權結合的貨幣經濟「現代化」奔馳而去。

造成這個將為我們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集體沉默有許多因素,可以追溯至歷史及文化上的各種深層因果。在這裡,由於它的緊急性,我們不得不首先提及一個最致命的原因。很顯然,我們急需說卻無法說出口的一個十分簡單的事實是:現在,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共產極權主義。是這塊土地上逼迫我們成為思想和行動的侏儒的極權者,以及他們所使用的種種隱形與可見的武器。是迫使我們再度在世界上無可救藥地遲到的共產極權。我們最困難的敵人,是挾持我們,迫使我們成為它詭譎的運作機制一部分的共產後極權主義。

1907年,魯迅寫下《文化偏至論》。正如跨越千禧年之時人們對未知充滿了焦慮, 他也曾對剛剛開始的新世紀抱著極高的期盼,預言這將是黑格爾、叔本華等為代表的神思、唯心一派神采飛揚的世代。然而對於我們民族自身的命運,以他一貫的黑暗智慧,魯迅做了不祥的預言。無論是對於那時的人們或是一百年後的我們,魯迅所提出的「非物質」、「重個人」,他對群眾的判斷力和集體意識的不信任,以及對尼採式「天才」的倚重,甚至是他對在盧騷《社會契約論》後漸漸成為人類現代化標桿之一的「平等」的質疑,都和中國直到今天的思維傾向或意識形態背道而馳。作為一個悖時的孤獨者,所有魯迅以恐怖先知般預知的歷史翻過了許多頁,沒有轉圜的餘地,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

關於魯迅對民族的未來,也就是我們所生活著的現在悲劇式的預言,我們能說什麼?同樣的問題可以擲向在八十年代捲起一陣旋風,成為一整個時代標籤的,崔健的「一無所有」。如何丈量我們和那首歌的距離,我們和魯迅荒漠預言間的距離,憑仗著每個人心裏的那一把尺。然而和所有當代中國的事情一樣,沒有人的尺度是雷同的。這頭人類文明史上不自然地,不祥地長壽的巨獸在據稱是屬於它的二十一世紀向世人呈現的是一個超現實的荒謬劇場,一塊以越過空間來表現時間縱深的古老大陸,一個每個人有迥異的、彼此矛盾的故事向他人訴說的國度,一個被自己製造的謊言吞噬了的國家。出於一種緊急的生存需求,迫降、建築在至偏至偽的現代化進程上的,被打敗的國度。一個被西方鐵一般的意志,被自己的古老和懦弱擊敗的國度。

這是一個沒有人深究的公案:在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亞敘、埃及、印度、希臘等在時間之河裡攔腰折斷後,唯有中國,這父權之極至的東方古國碩果僅存地和自己的文明源頭維繫著綿延不斷的臍帶,繼續改造、使用著稀有動物——像形文字,翻修、祭拜著祖先祭拜過的廟宇、神祉,挖掘、出賣祖先的陪葬祭物。沒有人質疑這奇蹟般的文明韌性之真偽虛實,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得不喟嘆和上述的「影國」一樣,古老的中國已死。它早已死去,只是出於我們的軟弱,出於一種古國子孫慣有的魯鈍,不曾發現這個事實。長久以來我們和死亡並存,疏忽了作為這古國後裔,我們應該給予它一個莊嚴的葬禮,把它埋葬。

出於一種集體的軟弱,一種和恐懼有關的精神病徵,我們遲遲沒有舉行這在時間上極為必要的儀式。正因為這樣,我們被迫和自己的死亡共生共寢——多少年?在這長久的死亡裡,我們縱使有舌頭卻失去了聲音。活人的聲音。這種奇特的死亡狀態導致進入了現代的我們遲遲不能對舉凡列強入侵、辛亥革命、文革等貫穿了血淚之歷史篇章說出該說的話來。更致命的是,我們甚至不能對我們自身所生活的現在像一個人一樣說出該說的話來。我們甚至不能說出是什麼製造了我們的沉默。或許這,造就了最徹底的沉默。沒有人能夠預知,「無聲的中國」在一百年後無聲依舊。

我們經歷了殖民、次殖民的悲慘命運,卻沒有能說出一切被殖民者所深切體驗的,內在精神分裂的悲哀,如法農以雄辯的法語所做;我們中的一半經歷了性別上最難析解的內部殖民,卻沒有獻出第二性哀傷而崇美的吟詠、控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歷了兩次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兩次內部換血的文化革命(如果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激越的部分也算在內) ,然而我們的國民行走在路上,恬恬然自適或是悲憤內蘊難以自持或是冷然漠然麻木不仁,就好像我們從來沒有歷經過任何的革命——沒有經過婦女解放運動,毀家弒父、種人換血的新文化運動,也沒有經過以平等為啟蒙的無產階級革命,更沒有受過黑暗大陸反殖民風潮的洗禮。這一切是出自什麼原因?莫非是因為身為文明古國的子孫,我們的基因裡充滿了突變的因素和頑強的抗藥性?充滿了匪夷所思的還原性不斷向自我回歸?站立在迂迴婉轉了一個世紀後的原點,一方面大開洋扈大肆改革開放,一方面把下一代男女的比例調整到了致命性地失調,把妻妾成群的古風一點點恢復了過來——站立在這恍如隔世的原點,我們該朝彼此脫帽致哀,還是舉手歡慶?

生而為此深受挫敗的古國子民,每當我們試圖思索自身的命運和未來時,時常避免不了從頭說起、追溯源頭的壞習慣,無論是五四運動的功過、文革對固有的民族性所催生而出的海變,或是遠涉封建帝國時期對百姓在肉體和精神上的閹割,以及科舉對文人骨頭從根部的侵蝕。為了證明吾國歷史之悠久,更有上溯至堯之祭天,舜之朝廷,乃或甲骨、岩畫、彩陶紋路,甚或上古先民不可得而聞之的,從肉體發出來的與獸同歡如鳥鳴唱,在所有的文字與文明之前,充滿了最為純粹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聲音。

簡而言之,我們幾百年來一直無解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失去了它?

在這裡我要做的不是回答這個問題,更無意為「它」給出任何具體的界定。那或許是因為我們失去的確實是太多了。我也無意為這式微的,影子般的古國發任何哀聲。誰都清楚,對於我們的現在,人們有著迥異的判斷;從表面上看來我們也的確與魯迅的世代相去甚遠。時間並非白白流逝,我們的祖輩也不是白白犧牲、死去。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們耗盡了幾代人的鮮血所抵達的到底是哪裡?我們並不可惜那些血,就像我們從不吝惜不值一分錢的眼淚,但無論如何,這一切有一個代價,如果它不能有什麼收穫——而這血的代價又豈能夠是更為可貴的,我們的精神?

這裡試圖做的僅僅是對我們的現在的一種描述。完全可以把它視作對魯迅預言跨越一百年的遙相呼應。不,這不是對魯迅荒漠預言一百年後的實地考察報告,因為任誰,不管她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向憤世疾惡,憂國而亡的魯迅交出這樣一份書面報告。和國族一樣,一個人可以不止一次死去。所以,這僅僅是意圖在我們彼此之間傳閱的一份關於我們自身生存現狀的描述。

來自人民的證詞勝過一切言語,這裡將盡量引用他們樸質的話語來為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件作證。由於我們面臨的問題不僅僅停留在心理、意識的層面(雖然這是十分重要的面向),數字和事件本身成為最雄辯的證據。

I.平行世界:非歷史場景

一舉切開黑暗真實核心的,或許是我每天接到的一個從遙遠的牢獄打來的電話。那是一間為隱形的空間武器所打造的監牢。空間武器日夜的襲擊是一步步把人圍困的,一封沒有文字,沒有日期的死亡判決書。但人們就連肉眼可見的真實都能矢口否認,或視而不見為了讓自己活下去,對表像三尺下的真相更是心安理得地視做絕不存在,那麼對於肉眼無論如何看不見的心靈控制和無形的空間武器又如何願意聆聽,即使那是在全世界各地悄悄漫延的,一種企圖從肉體到心靈全方位控制人民的新武器?即使那是一個如果我們不阻擋、不揭露它,將以偷天換日的高妙手法一步步塑造人類未來生活的,越來越機巧的高科技隱形機器?

在離開這間無形牢籠裡的囚徒前讓我強調,這不是一個文學式的象徵,卻是屬於物質世界可以觸摸、可以感知的真實,是屬於我們的真實中最為黑暗的核心。

這直到今天很少人知道(或相信)的真實屬於一個和我們所生活的物質空間平行的世界。無疑,那是一個埋藏最深的地底世界。在我們現在的生存狀態裡,一個越來越無法掩蓋的秘密是: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屬於意識形態型構的,人們被允許獲知的現象之外,還有另一個真實。這一點和哈維爾在《無權力者的權力》裡所援引的關於平行結構的重要概念略有不同。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所賴以成功的,除了天時的重要因素外,很大部分來自於捷克奠基在歐洲文明基礎上的深厚文化傳統,以及知識份子、作家、藝術家對於精神難以瓦解的執著。在高壓的意識形態政治下,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蘇聯的坦克壓垮後,整個七十和八十年代仍舊有數百種地下雜誌、報刊、戲劇和書籍的手抄本為人們飢渴地傳閱,「第二種文化就像地火一樣在蔓延」,一種真實生活的可能性也藉此被保存下來。

從文革晚期到八十年代,人民共和國也曾存在過這個意義上的平行文化。從文學、藝術到搖滾,從朦朧詩派到星星畫會,乾草般枯黃的肉體裡埋藏的炙烈渴念噴湧而出,枯啞了十年後,在還沒有癒合的傷口的催促下把文學推上了一個高峰。這就是七十年代末的傷痕文學和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以充滿了暴力美學的書寫,小說家們呈現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共和國在人們靈魂中鏤刻的創痕。這可以算作第一階段的集體療傷——它是直接以各種施向自身及語言的暴力來進行的。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放血。而透過與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毛文體相反的,一種似非而是,模棱而極簡的詩歌語言,詩人們試圖打開另一個不為既有的意義所佔據的意識層面。

在經歷了精神上的飢荒整整十年後,直捷有力地表達潛伏在地流底層的反抗和生命力的,是還沒有被商品化的,崔健的搖滾。到了九十年代張楚的「孤獨的人們是可恥的」、「上蒼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舌頭的「他可以是個流氓 也可以是個信徒/他可以是個小偷 也可以是個公民/要看你怎麼對他說/要看你怎麼對他做」,歌詞裡飽含的戴了面具的焦慮表達了改革開放二十年後中國面對的十字路口。

在這之間發生的歷史改變了某些人的一生,然而對另外一些人而言,一切似乎並沒有發生,或者發生的是和它相反的另一件事。從1989年夏天的一個惡夜開始,生活在中國的人民開始擁有了分裂的歷史,分裂的真實。他們被迫在道德上做出抉擇,把所有能割捨的奢侈品如勇氣,正義,信仰和誠實從自己內部割去,像是落入了獵籠裡的獸把自己的一隻腿、半條臂嚙斷,為了保全性命。一個更吻合文化背景的隱喻是閹割。以十分真切的方式,共和國的人民集體割捨了精神,如同皇帝割去了宮奴生命的泉源,如同父族纏裹了宋以後一切女人的腳,為了使她們更加馴麗。

歷經了文革十年浩劫後試圖重拾自己的尊嚴,再度開始生活的中國人在1989後迅速放棄了這樣的努力。從這一年起輾轉流亡異國的詩人北島這樣寫道:「我正在和我/修復了的你的尊嚴/告別」。國土上分歧的真實繼續分裂,直到在資本主義挂帥的經濟改革下出現了複數的中國,和生活在這樣的國度裡的,貧富差距達到基尼危險係數4.5或更高的人們:城市裡薪水節節攀升的白領階級,和糧地被圈的農民、四處流浪打工的農民工、下崗工人。他們或許共同生活在一個空間裡,然而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絕非生活在同一個中國。

經濟上的落差所形成的兩極分化,我們很快發現,將把真實的分裂推向悲劇性的極端。1989年後的中國,和國家意識形態主導的表象世界互為表裡的世界不是如捷克所擁有的第二文化,而是在九十年代後逐漸成倍增長的,一波接一波來自民間底層的群體運動。在許多方面,這神奇地契合了中國歷代帝國興亡的軌跡。在毛所煽動的無產階級革命裡,被政黨理念化、組織化了的,被「造」出來的革命群眾——構成國家人口基礎的九億農民,在經濟改革後一步步成為被拋棄的人,再度被犧牲的人。而當「物質」再度成為大量生產與再分配的對象,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制度下遂出現了一種把法律撕成碎片的,搶劫式的再分配,並迅速在國土上造成了千千萬萬個被掠奪,被侮辱與損害的人。

世界上受苦的人們

從八十年代開始的三次圈地運動裡,中國共喪失了一億畝糧地,這其中許多是直接從農民手上奪下的,長著濃密肥碩的莊稼,等待收割的糧地、菜地。這個數字以和GPD、外匯儲備成正比的速度增長,在已失地的至少7萬農民外,每年新增2百多萬失地農民和2-3百萬畝被圈的糧地。這些世代的農民澆灌了汗水的良田沃土被圈去蓋豪華的樓房、污染源的工廠、電廠,而土地所有人時常無法獲得相應的賠償,不得不淪落至城市打工。在情況更嚴重,生路完全斷絕的時候,農民展開了維護土地的集體抗爭。

2004年北京國家信訪局門前,出現了3百名來自浙江舟山的漁民下跪的場景。

他們跪在那哭的哭、喊的喊,說是上海的開發商把他們的地給佔了。沒有地了,沒有魚了,漁民無法生存,沒有地方住、又沒有生活來源。……跪在地趴著地磕頭,最後用了兩輛大公交車把他們全拉走了,連拉帶拽都摔在車上,他們在車廂裡頭還喊還哭。

從什麼時候開始,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開始寫信給全世界人民,向他們求救。在哀告如禱的信尾,他們附上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碼,那多麼像是一串求救信號。多麼像是國家監獄裡一個囚徒悲慘的編號。內蒙古包頭市王應基村全體村民向世界發出的求救信是這樣結束的:


我們王應基村的全體村民含淚向國際媒體、聯合國糧農署、中國人權呼籲:請伸出你們的援手,救救受苦受難的中國農民,把我們賴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還給我們!中國的農民被欺騙太多、太久了,應當動員全人類的良心立即行動起來制止掠奪土地資源的狂潮。


2005年底,這掠奪土地的狂潮上升到了頂點。

由於政府征地蓋發電廠,廣東汕尾紅梅灣東洲村的村民失去了賴以維生的糧地,並危及了村民捕魚的湖。補償費在層層剝削後僅餘下遠遠無法維持生計的,可悲的數字。在層層要求而沒有得到回應的情況下,村民自發地日夜在發電廠工地前守衛,維護自己的生存權。直到一輛坦克出現在村口,把炮口對準了村子。上千名武警進駐村子,射殺了數十多個年輕的村民,把屍體堆在海邊焚燒滅跡。頭戴厚重的深色盔甲,武裝到牙齒的鎮暴警察如同古代的黑武士,又如同沒有臉孔,空降而至的外星人一列排開,文風不動地站立。跪在他們對面的,是雙手持香頭披白布,苦苦哀求讓領回親人遺體的遇難者家屬。

誰能否認這是這世界上最超現實、殘酷,最不對等的對峙。在十六年後,久違了的坦克為了同一個目的駛回了我們的視野。來到了歷史的這個座標,中國政府法西斯化已成為事實,而等待九億農民的命運也通過了冷血的子彈被再度正式向他們宣告。

和這些廣東(最早開發的沿海省份之一)、內蒙古農民、浙江漁民(浙江?那難道不是今日富冠全國的魚米之鄉?)命運雷同的,是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訪村裡隨著兩會和敏感期被捉被打的千萬冤民;是在國土遍地一次次發起群體運動,失去了自己賴以維生的土地、水塘、房子、親人、空氣的人。

在青康藏高原上的青海樂都縣,一千多個家庭的父母靠賣血送子女上學。樂都縣馬廠鄉的一間中學裡,百分之九十學生長期靠父母賣血交學費。在雲南哀牢山、四川大涼山,在河南、安徽,農民賣血已不是一個秘密。河南艾滋村裡由於賣血而染上愛滋病的村民一個個,一戶戶死去,留下為了帶病原的孩子們而成立的孤兒院。艾滋村外,一座座土墳光裸在日光下。在雲南嘎娘,一個哈尼族(或者彞族、納西族,那沒有什麼差別) 的孩子為母親洗衣時,在口袋裡發現了幾張賣血的單據。

在這一場轟轟烈烈的經濟改革裡,曝露在每個人眼底的是1.2億農民工在各省城的大遷移,大流浪。他們手拿鋸齒、鎯頭蹲在一塊紙牌後,耐心地等待招工。在全國陡峭的名山上(黃山、九寨溝的黃龍、棲霞山) 兩肩挑起百斤重的磚石、遊客的轎子,背上比人高的,厚長沈重的木塊,從山腳用極其緩慢的速度一步步登上山頂。曝露在人們眼底的,是數千萬下崗工人被迫自謀生路,在各級的政府大樓前、馬路上靜坐、等待。有時候,這些退休、下崗工人全是些被剝削的老人。

從人們的視線下隱匿的,是在黑暗的地心匍伏著身子吸入濁氣,在越來越密集發生的礦難中一次成打、成百個死去的礦工——他們中許多人是來自最貧困的山區和農村的農民。近幾年在中國超速發展下,為了滿足能源每日劇增的需求,礦產量面臨巨大的壓力。有時當礦坑的瓦斯濃度已達爆炸最強範圍的9%時,在停職停工的威脅下,礦工們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下礦。爆炸時猛地一聲,礦工們的身子橫飛出去,標本般緊貼在礦壁上。現場留下一頂安全帽,帽裡用粉筆寫著:「骨肉親情難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鄧曙華100元,龔澤民欠我50元…」幸而生還的礦工在描述受難的情況時從眼裡流下了「像墨汁一樣黑的眼淚。」當他哭到傷心處而嘔吐時,吐出來的東西也是濃黑的。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每年約6千到7千2百名礦工死於瓦斯爆炸、礦井坍塌等事故。而勞工權益組織估計,每年礦工死亡數字可能高達2萬。全世界每年礦難的死亡人數是1萬5千餘人。中國礦工意外死亡率是南非的三十倍,美國的一百倍,而中國煤產量僅佔世界總產量35%。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能源的迫切需求下瘋狂地、超限量地採礦的中國礦工正再度經歷西方早期資本主義工人的歷史性遭遇。這血染的能源——中國的發展正是踐踏在千百萬礦工身上,一步步帶著血跡前進。帶動運轉工業電力和城市脈搏的,是無數在無路可走下成為賤民般的礦工的,中國老百姓的生命。

從人們的視線下隱匿的,是工廠裡昏天黑地趕工,為中國起飛的經濟製造奇蹟,每天攢不到二元美金的工人。有時候,她們連續三天的睡眠時間加起來不到六小時,「27日早上6點開始的工作,將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上6點半。」在這樣連續超時加班的第三天,女工何春梅因疲勞過度而猝死。

中國的經濟奇蹟是一個危險的迷思。是數百萬工人以生命換來的。下一次,當人們興高采烈地提起這個經濟奇蹟時,讓我們問:「什麼奇蹟?」從礦工到農民工,中國的工人正在為經濟發展付出悲慘的代價。他們為全世界的消費者提供自己或許一生也無力購買的產品,每週工作60至70小時,賺取每月不到44美元的廉價工資。沒有保險,沒有工會。如果出工傷,他們面臨的就是失業。

公民維權運動

2003年被稱為公民維權年。在這之前,中國並不缺乏民間群體運動。1976年天安們廣場上的「四五運動」是一場人民自發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文革剛結束後出現的西單民主牆是以文字進行反思的,以智性為先導的運動。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百萬學生、工人、市民、知識界參與的從靜坐、絕食、大遊行到民主講壇一波接一波波瀾壯闊的運動是一場震驚全世界的,偉大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遭遇的殘酷鎮壓使得公民運動在中國受到了不可磨滅的蘄傷。

然而從九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步伐加快的同時出現的各種不公義現象使得民間運動以加速度飛快生長。到了2002年,遼寧遼陽和黑龍江大慶油田持續了數週的萬人大罷工標誌著下崗工人的示威運動進入白熱化。根據官方的統計,2003年一共發生了5萬8千起集體抗爭。2004年,7萬4千起。2005年,維權運動向整個社會推進,抗爭已超過10萬件。當我們把這些抽象的數字代換為具體的人和他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艱鉅的行動,這個充滿了動盪的平行世界就十分具體、悲壯。

讓我們迅速審視一下近年來一些重大的民間維權運動。2002年,遼寧遼陽上萬名下崗工人高舉著毛的肖像和紅旗聚集在市府附近,肅穆地遊行示威,要求釋放被逮捕的工人領袖。在觀者的眼裡,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弔詭的歷史場景。大躍進時創下奇蹟的大慶油田的大罷工和工人要求成立獨立工會更預示著時代的巨大變遷。不久,數千名解放軍進駐兩地。

2003年底,黑龍江林區精簡三分之二工人,強迫他們簽下合約,把拖欠的工資改為認股資金。30萬工人召開生存誓師大會,近5萬人帶橫幅和呼籲書上省裡請願。5千多名公安、武警封鎖鐵路、公路,以採取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威脅他們。工人轉而進駐伊春、鶴崗政府大樓,兩市陷入癱瘓。沿路在車站等地發生了流血衝突,數十人傷亡、數十輛政府、公安車被焚燒。在抗爭高峰期,工人和當地聲援的民眾有六十多萬人。

以下是2004年發生的幾件重大公民維權運動:

1. 3萬名從河北遷移到唐山的遷移戶派十名代表到北京上呈人大一封一萬多人簽名的《萬人書》,要求罷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由於補償費一直未下來,這些生活在貧困中的農民為了維權而上訪8年。出於對法治的信任,他們在細心研究了國家憲法後寫成了這篇具有歷史價值的萬人折。如同所有對於這一類上訪案子的處理,唐山的公安趕到北京展開了大追捕。這些代表被遣返,萬人書的主要發起人抱病入獄。

2. 重慶萬州萬人大暴動。這場大暴動起因於中國今天的一個特殊現象:「仇富」。一個挑夫,重慶典型的勞動者,無意間弄贓了一個貴婦人的衣服而被打了一記耳光。這個事件挑起了下崗工人眾多,全城「產業空心化」,積怒日久的萬州人的義憤,上萬人衝擊政府大樓,積累已久的社會矛盾如泄洪般噴薄而出。和萬州大暴動遙相呼應的是2003年山東鄒城城管隊故意輾死小販而引起的數千人打爛市府公物的暴動,以及蓄意壓死農婦的寶馬案在網上掀起的軒然大波。

3. 四川萬源5-10萬農民維權運動。由於建水電站而被迫拆遷,沒有獲得合理賠償的數萬農民靜坐工地,阻止大壩截流。在傳出鎮壓的軍隊開槍打死人後,新聞全面封鎖。中國歷史上,川人從來不是軟骨頭的順民。反抗升級,農民和學生抬屍遊行,搗毀軍人指揮部住地,一部分學校停課,菜市、店舖關門、機關停擺。軍管下交通、通訊被切斷,網路被管控,全縣幾乎完全癱瘓。

4.陝西咸陽6千工人在工廠門口日夜靜坐罷工,抗議工廠因被外資收購而遣散工人。政府出動了千名警察準備在深夜抓人,因而激怒了包括退休工人在內的2、3萬工人連夜趕赴現場支持,釀成持續數星期的大罷工。

2005年,公民維權運動的旗幟繼續在風中飄動。廣州番禺太石村罷免村官事件,和唐山移民萬人書一樣,具有敏感的民主內含,而太石村民依據法律的理性抗爭更牽動了廣大的社會及知識界的參與。為了堅持依法罷免村主任,400多名村民在區政府門前接力絕食。番禺區政府出動了近千名防暴警察,打傷了數十名村民,噴水柱擊倒村中婦女以肉身組成的防線,一如古代的強盜般搶走了太石村財會室的保險櫃和賬冊。

10月,成都天府廣場聚集了近三千個中老年人。這些人把一生的積蓄投入了都江堰市民政局建塔陵的集資。喪葬在國內為政府所壟斷,是一門官商合污的暴利行業。為了百年之後計,老人們買下塔陵靈位;三年來他們的集資款出現問題,民政局推卸責任,當地法院不接受起訴,媒體不敢報導。這些工作了一輩子的老人手裡高舉「還我血汗錢」的牌子在廣場靜坐。無論是生還是死,對中國老百姓來說都是不容易的。

這些草根運動形成的平行結構與另一個平行世界息息相關:在某一意義上,當代的網路空間正是我們的另一個平行世界。在虛擬的開放空間裡,在不受時空限制的流通下,原本區域性的草根運動突破了封鎖,得到了來自遙遠各地更多人們的關注。這在幅員廣大,消息閉塞的中國無疑是意味深長的。在這個意義上,虛擬空間介入了日常生活,造成了言論鉗制一個巨大的缺口。2003年起,一系列在眾憤難平的壓力下得到糾正的社會事件證實了網路在這個時代的特殊作用。

烽火燎原的草根運動昭示了我們正處於一個公民維權運動的歷史時期,需要與波蘭團結工會類似的力量來整合散佈在各省的工人、農人,使得這些在四處孤獨燃燒的火焰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這裡,我們遇到了一個難題。這個難題牽涉到人民共和國反良知的極權暴力統治,以及與之共生的,知識份子的集體軟弱。

知識界與民間維權運動的斷裂是一個中國知識份子開始反省的問題。尋找自身反抗施力點的知識界在各種為六四正名、平反法輪功、釋放異議份子等簽名運動之外,由於對草根運動的關注與參與而免於從民間維權運動裡徹底缺席。隨著國家意識形態進一步的收束,知識精英承受著與維權的人民雷同的人身迫害。2003年又被稱為「白色恐怖」年,50個「異議人士」被捕、判刑,其中不少人是因為在網路上發表言論而受刑。2004年底開始,隨著《九評共產黨》冊子的廣為流傳所引發的退黨風潮以及繼之而來的對作家的大搜捕,知識份子對批判及顛覆共產黨開始更主動,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和國內學者、律師之間的互動也更深入。我們可以說,知識份子的「行動」已逐漸從以筆為旗上升到真實的,把共產黨放置在審判庭上的行動。

然而不可否認,在知識界與抗爭的工人、農民、冤民之間依舊存在著斷裂,這斷裂來自於知識份子自身歷史悠久的犬儒主義和自欺的生存方式,更來自於他們普遍的無力感。在他們對這些遙遠烽火的關注裡,有一種根植於行動上的無能與潛藏甚深的多向度慾望交互作用的,難以描述的錯位。這也是為什麼草根維權運動至今處於彼此分裂而缺乏整合的困境,使得一個個風起雲湧,感人至深的運動不得不遭遇最終的挫敗和潰散。

在現在這個歷史階段,我們急需為公民政治權利提供各種法律、理論依據,並深入而有系統的在民間傳播,以為公民運動擴展空間及建立深入發展的基礎。換句話說,我們需要透過意識的開啟來打造一個真實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從1977到1989年不定期發行文件聲援受迫害者,由一群捷克哲學家、作家、藝術家組成的七七憲章,以及以歷史學者米克尼奇為靈魂人物,有一千萬個會員的波蘭團結工會是我們上好的借鑒。米克尼奇曾經這樣說:「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只有一個波蘭。」同樣的,我們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只有一個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國。赤手空拳的百姓已經站出來了。我們不能像1989年春天那樣躲在青年學子背後,等待他們朝前衝刺。不能像在那個惡夜之後遠逃異國的學生領袖、精英,在百姓、處子的面前從自己的責任逃逸。這是一個永不重返的歷史時刻:只有和這些為了生存而站出來的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把我們從精神上的虛無和早已淬煉地爐火純青的犬儒主義拯救。

這是一個充滿了嘲諷的時刻:我們正經歷著一場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內部進行的,由農民和工人自動發起的,真正具有無產階級精神的公民運動。不會有另一個自贖的機會了。沒有另一個國家能像中國一樣賜給我們這些廣大、馴良,善於吃苦、勇於忍耐的人民。沒有另一個國家能給予我們這樣一個嚴酷地檢驗自己的力量和勇氣的機會。不會有下一個同樣困難、充滿了絕望和希望的生命,等待我們去把它完成,像是完成一個充滿了奇蹟的神話。不會再有這樣的機遇了。不會再有那在無比險惡的困境中激勵一個人從生命裡誕生的,無比深刻的希望了。

出現在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和天安門廣場上的,是數目越來越龐大,面容憔悴,身穿白色自製的狀衣,頭戴奇形的冤帽,衣帽上拿紅墨水寫著斗大的「冤」字和密密麻麻的冤情,成千上萬的上訪冤民。他們從全國各省坐長途火車、汽車來到京城,每逢重大會議時人數驟增,然而也被以同樣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從上訪村被捉上警車,送到馬家樓監禁。這些有著奇特意志力的冤民長年逗留北京,失去了最後的家當,花完了最後一分錢,變成了街頭露宿的乞丐。在冬天他們臥宿街頭,直到人們在早晨發現他們臥在雪裡的,凍僵的軀體。2003年那個比往常寒冷的冬天,第一場雪過後的第二天早晨,從他們居住的上訪村抬出了七具屍體。

在過於長久的絕望中,許多冤民放棄了自己的生命。四個冤民在北京服毒自殺:「他們一個人拿著杯子,其餘三個人拿著礦泉水瓶子,喝了以後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七個東北口音的冤民在北京西單跳樓自殺身亡。一個目擊了現場的老婦人嚇得嘴唇直哆嗦,一名長期上訪的老人嘆道:「今天早上死了七個人,死的太慘!」在粗暴的截訪、虐打、關押下,案子久久得不到解決,冤民在天安門廣場上跳金水河、自焚、吞毒的悲劇不斷傳來。

2005年秋,面臨就要到來的冬天,無計可施之下穿上自己最好的一件衣裳,背上全部的家當從上訪村出發,化整為零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越過了公交車服務員和警察的粗暴攔截,終於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旗竿臺前。然後她們再度結集起來,跪地、前扑,衝到五星紅旗下緊扯住血旗,聞聲而來的公安狼狽不堪地把她們一個個架走、拋到半空,半條沈重的拋物線。

在空曠的天安門廣場,在毛遺體的遙遙注視下,數十名上訪者前扑後繼,在風裡進行一場無望的舞蹈:下跪、前奔、突圍、悲呼。她們喊的什麼?一聲聲呼嘯著此起彼落,震人心弦的「冤枉」——那難道不是被喚做包青天的包拯坐在轎子裡巡訪時,苦大冤深的百姓跪地把他攔截下來時發出的悲聲?那是什麼時代的事了?這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事嗎?就連曠古奇冤的岳飛算不清第幾代後裔的母親竟然也如一場歷史的惡夢般來到了天安門,領著她的一群子孫控訴她生活在現代的兒子的冤情。這是我們的時代嗎?我們所生活著的到底是什麼時代?那裡駛過去的難道不是一輛如假包換,摩登的雙層冷氣公車?上面坐著的難道不是我們充分現代化,身穿牛仔褲,腰佩行動電話,吃飽了飯的人民?為什麼這些衣著簡樸,如同來自另一個時代的人從歷史的布幕後衝出來,把時間一竿子打亂?為什麼廣場上另外那群人緊立在一處,遙遙地打這兒好奇地瞧,卻不再走近一步?什麼阻止了他們?

生活在不同真實裡的人的交會注定是困難的,不真實的。除非我們有更寬廣的觀看方式,除非我們獲得了屬於他人的角度。或者,除非我們成為不同的人。在更多的時候,這不可能的真實被放逐到網路的虛擬空間裡,以平面化的方式傳遞給我們。突破了封鎖,一個和我們習於在日常生活裡看見的真實截然不同的世界就展現在我們大驚失色的眼前。然而在意識形態的黑手伸入這個比日常生活更真實的虛擬空間,捋緊了它的脖子,偽造虛假的言論後,意識形態打造的真實和潛藏在日常生活底下的真相就更難接軌。

然而歷史是誠實的。由於地底暗流一日比一日洶湧,它逐漸浸入了日常生活,那些原本只是偶爾流過分界線,被短暫地曝晒在陽光下的黑暗開始大量地浮現在人們的生活空間裡;像是天空撕裂了一條裂罅,伸下來一隻佛巨大的腳趾。原本通過虛擬空間來到眼前的事物開始出現在我們行走的街道上、鄰人的屋宇,直到有一天它襲入我們的客廳,迫使我們進入另外一個世界,成為它的居民。迫使我們橫越阻隔在自己和那些落魄的上訪者之間的深淵,成為他們之中的一個。

在這暗流洶湧的平行世界裡,旗幟最鮮明的一支是被喚作天安門母親,為了在六四那一夜後失蹤、被囚禁、死亡的兒女們而矢志不忘,哪怕是追索到時間的盡頭也必為自己夭折的處子尋求正義的中國母親們。以北大教授丁子霖為首的這群受難者家屬有系統地、堅毅地追查在六四凌晨所有死亡、失蹤的人,為一切作證,也為彼此做道義和情感上的支柱。這些中國母親是急於讓人們忘記一切的當權者的一顆心頭刺。在六四之後,她們英雄式地支撐著中國的良心。

所有敗衣破服,十年、二十年上京申冤,除了自己的冤情外一無所有的,來自民間底層的上訪者;糧地被圈、被造紙廠、電瓶廠污染的農民;自身的權益被各種巧立的名目剝奪的下崗工人——所有這些人聯袂,與天安門母親們匯聚成了一個和繁榮發展中的社會表象迥異的,巨大的真實。這來自民間最根源的力量——還有什麼比最本原的母愛更具有驚人的韌性和塑造奇蹟的可怕的力量?還有什麼比為了活下去而發出的吶喊更有力的控訴?這正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平行世界;在現代、後現代、君主、封建、奴隸社會數足鼎立的中國,這來自母親血緣的政治反抗,和天安門廣場上那逆時間之流而行的非歷史場景一樣,難道不是最必然的?在極為深刻的意味上,中國在表象下隱藏的世界和捷克建築在文學藝術上的平行世界截然不同。

抵抗的語言

出於人盡皆知的原因,我們過早失去了文化上的平行世界,直到現在,沒有重拾再建它的勇氣和能量。偶爾,在這裡或那裡冒出來的搖滾樂裡,我們聽見了匕首般的憤怒和暴力傾向,聽見了屬於我們的生命的一些無法說出口,一出口就如引爆一整個彈藥庫般,充滿了恥辱之情的基本常識。在年輕的樂手身上,奴隸般被壓抑的情感以一種狂暴的虛無感和獸一般的慾望發泄出來。在舌頭樂隊深陷在喧囂的重金屬,缺乏表情的聲音裡,潛伏著對於我們非人狀態的絕望的自戕。「傳子」裡不斷復沓這幾句如同機器人發出的咒詛:


因為人
不需要物質也不需要愛
不需要思想也不需要行動
不需要藝術也不需要特徵
不需要意志也不需要人格


通過一種零度的,不具有人的音色的冷唱腔,舌頭把我們的生存狀態以冷酷無情的鏡像不帶任何遺憾,不帶任何情感地如實呈現。

具有革命傾向的盤古樂隊把屬於我們的不可告人的真相和一些社會事件不加修飾地轉化為一顆顆暴烈的子彈,射向聽者平靜的心臟。這些狂暴的音樂筆直插入社會表象的核心,它在聽眾身上激發的狂風驟雨指向了我們潛藏甚深的,對於自身狀況的恥辱之情。缺乏藝術高度,音色粗糙的盤古所展現的特殊力量說明瞭在一個被噤聲的社會,僅僅把真相道出這件事本身具有的道德刺激。在盤古的音樂裡,以革命和暴力宣泄的憤怒是無比直接,因此無比真實的,它的強度如實反應了我們生存的危險度數。

「我什麼都不喜歡/我就喜歡絕望」;「我們吃飽了飯 該怎麼辦」;「世界沒有末日才是真正的末日/我們沒有毀滅才是真正的毀滅」;「現在全國人民都不相信全國人民/將來,全國人民會要了全國人民的命」;「我是個恨國者/我恨不能 恨不能 恨不能 國破家亡/我恨不能 恨不能 恨不能 亡國滅種」;「給死刑犯吶喊的權利」——這些一柄柄小刀般犀利的詞語道出了沒有人敢道出的,屬於十三億人民的真相。在這樣被咆哮著拋出來的歌詞面前,我們再也無法假裝一切正常、和諧、穩定。我們再也無法假裝我們知道一切,

卻不需改變任何事物。我們再也無法力持鎮定。當我們聽見盤古以一種青春期特有的柔弱和並不十足的中氣,鼓足了勁從體腔深處吼出這些憤怒時,不能確定這增加還是削弱了這些歌曲的悲愴感。


  《這就是中國》

   這哪裡是人間
   這不是陰間 是什麼
   這哪裡是生活
   這不是油鍋 是什麼
   這哪裡是工作
   這不是枷鎖 是什麼
   這哪裡是家庭
   這不是酷刑 是什麼
   這哪裡是愛情
   這不是陷阱 是什麼
   這哪裡是人民
   這不是奴隸 是什麼

   這就是中國 這就是中國
   這就是中國 這就是中國
  這不是地獄 是什麼
   這不是地獄 是什麼


以一種接近暴力美學的極簡風格,盤古搗亂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再一次強迫我們凝視屬於自己的真實,並且使所有既有的論述顯得蒼白乏力。在這樣的非藝術面前,我們抹去了原有的見解,不得不更深地挖掘這圍剿我們的黑暗。

在缺乏第二文化的窘況下,從原始生命力激發而出的中國搖滾成為了與意識形態對立的彈藥。並非出於偶然,捷克天鵝絨革命的命名來自對捷克搖滾樂影響甚深的紐約搖滾樂隊「地下天鵝絨」的靈感,而搖滾樂隊宇宙塑料人的被迫停演直接導致了七七憲章的起草。如哈維爾所說,對地下搖滾的攻擊無異於「對生活在真實當中這個理念本身的攻擊」。在中國,與文學藝術如出一輒,搖滾在商品化後化整為零,殘存的爆發力不復當日;在消費文化大軍的衝擊下,搖滾樂迅速成為人們懷舊或是釋放本能慾望的器皿。然而無論如何,在某些時刻,當樂手們嘶喊出無政府主義式的樂句,或是像盤古那樣嘶喊:


這是一個沒有人的國家
這是一個沒有人的社會
這是一個沒有人的民族
這是一個沒有人的歷史

讓我像一個人一樣站起來
的時候,國家機器塑造的假象瞬間崩潰,裸露出它險像環生的內部。


除了搖滾,民間製作的記錄片在地下悄悄流傳,為埋在歷史和社會底層的真實提供了直接有力的控訴。關於林昭(《尋找林昭的靈魂》)、基督徒被迫害(《十字架:耶穌在中國》)、冤民(《東莊》),和幾張有關民工的記錄片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作品,而通過胡傑製作的記錄片,林昭如同死而復生般引起了知識界關於反右時期知識份子反抗精神的熱烈討論。

然而在這些片斷的聲音之外,是整個被收編、閹割的文化界恥辱的沉默。當財富遮掩了精神上的飢荒,恐懼收割了說話者的意志,我們的話語被榨壓地扁平、單一。被夾在後極權主義與消費文化之間的文學如擱淺在沙灘上的魚,遍體鱗傷,它曝露出來的身軀可以慘不忍睹四字形容之。而一些學者們則在六四後轉向與前清考證學差堪比擬的國學,採取了以古喻今這一條曲折婉轉的道路。

這冰凍三尺的現象不是一日之間造成的。對於出版的嚴格控制是從期刊、書籍到翻譯,從學術界到文學的通盤監視。即使通過審核,無數書籍的內容遭受了手法粗劣,毫不容情的刪改,使得作者的結論、整體書籍的藝術效果,更不要說思想上的完整性,被一掏而空。對一個認真的作者來說,這不啻對於一個人的表達權利,對於一個人從精神到情感上的恣意閹割。這樣的侮辱所帶來的挫折感,無疑,將有深遠的影響。被國家機器簽發下的「文化逮捕令」 所徹底解甲的整體文化界——我們必須指出,這是一個自認擁有輝煌文化傳統的民族難以吞下的恥辱。如今在中國知識界瀰漫的一種絕望之情正是與這後極權的言論鉗制,以及更嚴重的,這種鉗制所導致的一種思想及表達上的無能,有直接的關係。

除了思想上過於尖銳,被列入「暴露黑暗」之列的作品,任何對於生活現況、歷史禁區,對於農民生存困境(如《中國農民調查》)的揭露都遭遇了充滿了表演性質的封殺。在後極權時代,披上了法律的羊皮,國家機器對僅餘的幾名具有勇氣骨血的作家、官吏(如黃金高)、律師披衣上陣,演出了一場場不惜工本,不顧尊嚴的鬧劇,把國家法庭在眾目睽睽之下變成了陣勢齊全的荒謬劇場。

這件事的嚴重後果是國民集體的失語症。從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到當今的物的統治,人民共和國人民的馴化漸臻完全,我們的沉默也逐漸達到了一種深不可測的境地。縱觀現在流通在文化界的各種話語:從消費文化生長出來的極度物化的文字,到對國家意識形態僵化了的語言的戲仿;從歐化的語法到缺乏個性和獨特風格的學術文字;從反美學的,以日常語言為傲的(非)詩歌話語,到過於繁瑣,自動衍生,缺乏思想、情感底蘊的敘述文字,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所使用的漢語時常缺乏一種屬於一個偉大民族所該有的成熟與力度。直到今天,朦朧詩派和先鋒文學所致力洗淨與反抗的毛文體一直沒有真正從話語裡蛻去,即使在海外民運的話語中(包括登高一呼、振聾發聵,歷史價值不言而喻的《九評》少部分章節),也不能免除共產黨具有精神暴力傾向,機械化的語言。而在不斷對官方語言嘲弄式的戲仿裡,實際上隱藏著一種深陷於其中而無法真正跳脫的偏執。如此調侃式地使用奴隸主的語言一方面表明瞭對於我們身處的困境所採取的一種喜劇式、嘲諷式的反抗,一方面卻同時吐露了我們自身對於創造,對於真正的反抗的無力。

這意味著一種使用壓迫者的語言而沒有新語言,也就是沒有新武器或新思維,困在真空裡的反抗。嚴肅地說,這事實上意味著沒有真正的反抗,或缺乏有效反抗的施力點。支撐著捷克天鵝絨革命的生猛的地下文化,以及哈維爾所強調的,一種賦予無權力者權力的「真正的生活」,是反抗的必要元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該低估先鋒文學及朦朧詩派夭折的嚴重後果。不該低估作家、知識份子全面繳械的悲劇式後果。

現在,我們需要一種反抗的新語言。那需要所有能讓新語言茁壯的土壤:一種真實有力的生活,真實有力的思考,活潑的意志。對自己誠實。深切反省的能力。和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為了反抗文言文數千年來套在我們頭上的枷鎖而鑄造了「我手寫我口」的白話文一樣,我們需要追索一種同時反抗毛文體和當代貨幣流通式文體的書寫。它和自我卸甲、疲軟不堪的消費文體站在最遙遠的對立面。需要一種反抗「無害的文學」式的,以及虛假的樂觀主義式的書寫。一種根植在真實裡,具有深刻的情感和觀察力的書寫。從人最根本的表達工具,語言,釋放自己——這將是我們重建文化上平行結構的第一步。

1989年之後,我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像是一個乞丐遺忘自己的家和庭院裡的奇樹,把精神和信念徹底遺忘。直到它們鼓起雄美的翅翼越過破碎的山河翩然重返,把幾已不可辨識的我們尋獲,把重新鑄就的,語言那鐵色、筆直的劍器遞到我們手中。


《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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