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转右转都是民之福——瑞典大选启示录

作者:茉莉 发表:2006-11-16 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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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大选那天清晨雾气弥漫。有记者拍了一张大雾笼罩国会的照片,放在报纸头版,意味着这场选举迷雾重重胜负难料。投票的前一天,一位首次参加选举的中国姑娘问我,投哪个党派的票比较好。我说,你就随便投好了,这是瑞典,不管左右哪个党派上台,实际上都差不多。

◎ 右派上台世界一片惊呼

9月17日晚,不断跳跃的屏幕统计数字显示,左右派双方的选票比较接近。夜里11时,终于尘埃落定:由温和党、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心党等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获胜,业已连续执政十二年的社会民主党以些微差距输掉政权。

于是世界各报一片惊呼:“瑞典大选变天”,“瑞典最成功的社会模式‘向右转’?”……。

为什么一个人口仅九百万的小国,其选举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七十余年来,这个小国创造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社会制度——“瑞典模式”。今天,瑞典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它的人民享受着全球最优越的高福利。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瑞典人认为,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

作为“瑞典模式”的忠诚捍卫者,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成绩不俗。但在过去七十四年里只执政过九年的右派,一夜之间咸鱼翻身,以四党联盟的力量夺得政权,这就震惊了欧洲。人们格外关注本次大选,是因为“瑞典模式”具有标竿意义,对欧洲以及世界都具有示范和冲击的效应。

◎ 右派继承左派的各项政策

一片惊呼的舆论普遍认为,这个选举结果表明:被视为福利典范的瑞典将要向“右”走了,因为瑞典人民已经不满这个模式。作为瑞典纳税人,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只是局外人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

毫无疑问,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永远有不满,社会永远需要改革。但是,瑞典人的这次选择,并不表示他们真的打定主意向右转,也不意味着要抛弃福利制度。正如一切婚姻都会出现审美疲劳,一个政党执政久了,其领导人面孔也会有令人生倦的时候。那么,如果在野党中冒出一个清新的领导人形象,又提出一些诸如减少失业率之类的积极改革措施,选民们自然会产生“换个党做做”的心理。

那么,为什么右派联盟业已上台执政,而瑞典却注定不会向右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观察新政府准备实施的各项政策,并认识右派不得不继承左派政策的深层原因。

首先,让我们比较一下新旧两个政府的具体政策:

1),在税收方面。新上台的右派政府提出减税,但减税的额度将是微小的。从总体上看,瑞典人将和以前一样交很高的税。

2),在社会津贴和其他福利方面。虽然会减少一些失业金,但新政府承诺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其他津贴。

3),在对待瑞典强大工会和劳工法庭方面。新政府已经许诺,将以缔结强大的集体协定的方式,在劳工市场保护“瑞典模式”。

4),在对待堕胎和社会主义式的家庭政策方面,右派政府完全不会有所改变。与人们的预料相反,新政府支持男女平等政策,甚至准备采用一种特别资助的方式,让爸爸妈妈有更多的假期呆在家里带孩子。

5),在外交政策方面。新政府一如既往,绝不会让瑞典加入北约,因为这是瑞典人民一致赞同的中立传统。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新旧两个政府的政策差异如此微小,几乎在所有的重要政策上,右派政府都接受了社民党的政策。这一点,很难为信仰西方经典模式“华盛顿共识”的美国及欧洲他国所理解,更难为中国人所认识。


◎ “瑞典模式”不可挑战的原因

笔者试图来解释一下这个奇怪的现象——“右派继承左派政策”——背后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是因为这个制度保护穷人并且养懒人,因此获得穷人和懒人的选票支持。这个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全部的真实。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中产阶级在支持福利制度中起了关键作用,否则,瑞典模式不会如此长期地维持下来。

为什么中产阶级要支持福利制度?我们不能说,瑞典的中产阶级都是主张财富平等、仁慈而高尚的理念人。单纯从经济人的角度看,中产阶级保护瑞典模式,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几十年以来,瑞典的中产阶级一直交纳高税,为了换取良好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质量的教育,并获得有效率的医疗。在交完税之后,他们已经所剩无几,没有多余的钱购买私人保险。这个制度,即是个人与社会缔结的一个长期合约,任何有关减税的美丽承诺,都不能中止这个合约。由于中产阶级已经付出了高额的税款,他们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福利制度的回报,这个制度就必须继续下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任瑞典首相的林费尔德。这位才四十出头的年轻首相,其成长时期正是社民党的福利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作为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林费尔德从一出生就享受儿童津贴,中小学时期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巴士和免费午餐,读大学时享受学习津贴。因此,尽管从父母的创业过程中,林费尔德看到高税收制度下企业家的艰难,因此参加右派党,但他绝不会彻底颠覆瑞典特有的社会模式,而只是要进行局部的修补。

事实上,经过长期在野和很多次选举失败,右派党终于认识到:福利制度在瑞典,几乎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社民党的政策是大多数选民所依靠的,凡是想要赢得选举的政党都不能挑战这一政策。右派党因此停止了不聪明的做法,于是,这次选举成为围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一次竞赛,左右双方较量的中心是:看谁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在完成了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弯之后,右派联盟才获得政权。在选举前,林费尔德给选民吃定心丸,用很温和的语调告诉选民,瑞典现有的模式将会是安全的。他说:“我们要表明,我们喜欢现在的瑞典,不过我们也要显示,我们希望通过谨慎的步伐来进行改革的意愿。”

一些右派经济学家认为,上述这种右派上台继承左派政策的现象,是政客们为了选票而做的妥协,这将影响瑞典经济的活力与发展。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瑞典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同时,仍然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比较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的税收比瑞典低得多,福利也比瑞典差,但它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比瑞典要恶劣得多。

◎ 为了人民幸福走向折衷

无独有偶,类似现象在加拿大也曾发生过。加拿大右派保守党在获得政权之前,经常指责长期执政的左派自由党,说他们给人民的福利太多了。2006年1月,哈铂领导的保守党终于上台,一上台就要实现他们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不削减社会福利专案。结果,赢得大选的右派,并未使社会向右转。

在西方的政治中也有相反的情况,即左派继承右派的政策,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任首相布莱尔是左派的工党领袖,他上台之后,却在实践上实行他的老对头 ——右派党的“撒切尔主义”,从而确立了一条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折衷路线。这条路线基本解决了“左”与“右”的矛盾。

为什么西方政治家都会向对手的政策转变?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理念所决定的。不论左右,当今欧美政治家都异口同声地宣告:政府的政策不仅要让大众富裕,而且要让大众幸福。我们不能把这种说法全看成是讨好选民的说辞,而要看到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这种“幸福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幸福心理学和绿色环保运动基础上的。人们早就发现“金钱买不来幸福”,一味追求金钱的社会,产生了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在他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说,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前景理论”里探讨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这一观点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新主流。福利制度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给人安全感的,实行这种制度的北欧国家,往往在各类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这一点毫不令人奇怪。

为了人民福祉,西方的左右两派正有互相补充的合流趋势。但遗憾的是,笔者辛辛苦苦拾起这些“他山之石”,却完全不能用来攻中国这块“玉”,因为民主国家左右两派的情况,完全不能和专制中国的现实类比。不久前,秦晖先生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发言,谈“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的问题时,清醒地指出了中国的悲哀现状:

——“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争鸣》杂志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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