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巨额乡村债务阻碍农村发展

中国的《经济参考报》报导，中国“乡村债务” 已经成为农村发展的主要障碍，很多基层政府正背着超出支付能力的钜额贷款。比如，到2005年底，安徽省全省乡村债务高达近三百亿元，四川省达一百八十一亿元，湖南省有百分之八十八的乡镇都欠了银行、合作基金等的钜额债务。

中国乡村政府欠债的原因是参与经济专案失败，机构臃肿，管理开支失控等。有人惊呼：债务不除，县乡不宁。就此，本台记者含青邀请目前在北京研究农民问题的学者张祖化和贵州省独立评论人士陈西进行讨论

主持人：我想首先请张祖化介绍一下，目前中国农村的乡村债务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据您了解。

张祖化：从我看到的数据来看，最近财政部科研所，他有一个专项调查，他说现在这个全国乡村级的债务的总体规模已经到了六千到一万亿，占整个中国GDP的比重的5%到10%，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30%到50%。

他也提到了比如说安徽省目前的乡镇负债就有一百三十二亿，其中镇均负债就是每一个镇达到七百五十三万，村级负债达到三十二亿元，所以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绝大多数地区现在都是处在一个负债经营、财政亏空，难以为继啊，事实上他这个财政根本不足以维系乡镇和村这两级各种正常的公共支出的需要。

主持人：而中国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到中国农村基层采访后发现造成巨大债务的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他说是基层政府职能错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造成巨额负债。第二是前几年的地方政府为整顿农村经济秩序也付出不少的代价。第三是为了完成各项不切实际的达标任务，很多地方政府不得不透支举债。第四是就是人员超编，吃财政饭的人已经严重超过了财政负担能力。张祖化先生，您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您怎么看？

张祖化：原因肯定是很多方面，刚才他说的那些可能也都是其中的一些，另外当然还有像下级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财税任务，形成了债务；还有像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发展任务啊；还有像现在所谓的提出的什么建设新农村的口号啊，所以乡、镇、村啊就开始举债，搞一些装饰门面的一些建筑啊，包括乡村的财务管理又缺乏监督形成了债务等等等等。当然我想特别强调的说，现在的基层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民主权利方面，我觉得这一方面有缺失吧，应该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主持人：张祖化先生，在对这个公民民主权利的缺失这个问题，请您再解释一下。

张祖化：就是八二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但事实上没有落实，在乡镇这级干部都是由上级任命，那么村这一级的就是现在村委会主任，按规定是选举的，事实上也基本上都是由上级、由乡镇的政府来指定，还有很大程度上是由村支书来当权、来主政。所以像这样一些原因，就说在农村，乡镇和村民事实上没有任何的民主权利，没有办法能够对乡镇和村这两级的财政的支出、收入支出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有效的监督。

主持人：陈西先生，您对张先生的看法，你有什么看法？

张祖化：刚才张先生讲得很好，我可以再补充一些。农村负债除了缺乏民主监督以外，他还和中国的这种专制政府，也就是说绝对的政府权力有关，他和中国的官本位文化有关。我在有关报导也常看到一些乡镇政府要买乡镇大楼啊以及政府的一些设施，这其中还说到这些官员，他主要除了搞应付“政绩工程”以外，还得应付腐化的官僚的一些作风，比如他们吃喝公款常常是相当大笔的数字。

主持人：谈到这个如何解决乡村债务的问题，《经济参考报》援引一些基层干部的意见，鉴于国家逐步在转移支付中拿出固定的部分或比例，用于清偿乡村债务。另外就是活用惠农政策，拓宽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来路。

一些基层干部说，尽管目前国家的惠农政策处在一个最好的时期，但存在一个撒胡椒面儿的问题，比如像惠农补助平均发到每个农民手里也就很少，这些钱对他们的致富实际上意义也并不大，陈西先生，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乡村债务问题？

陈西：财政转移用新的财政政策来补充，这不单单是的一个简单的撒胡椒面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对财产的一种浪费，他是一种用新布在旧衣服上补窟窿，这种窟窿是越滚越大，这的确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为了保住他的制度，不论出现多大的窟窿，他都想用钱去补充，这种补是不可能补足的。

主持人：张祖化先生还有什么补充？

张祖化：我觉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主要的还是要建立和健全民主和法治宪政的制度；另外呢就是要让基层的农民建立农会，要让他们真正享有管理他所在的地方的民主的权利；另外就是应该建立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监督基层政权和村级组织的决策和管理行为。那么只有这些根本制度的改革和创新能够启动起来，乡镇两级的债务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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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含青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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