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全民皆商，金钱至上。为了提前尝一口“现代化”的洋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橱窗”，搞“西洋镜”，集内外巨资搞了一个深圳“特区”，犹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促成的“十里洋场”上海。
之后，中共更是牺牲农村，装扮城市。中共高层倾举国资源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对外“橱窗”，地方当局则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绩工 程”、“首长工程” 、“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无数工程，自有捞不尽的油水。
大兴土木，大肆烧钱，的确制造了中国城市外观“日新月异”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因为在工程建设中，权钱交易，各方伸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层层吃水，制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桥跨路陷楼塌人亡，丑剧悲剧比比皆是。
官商黑勾结，急于牟利，动辄上演“鬼子进村”，实施强行拆迁、暴力拆迁，暴力征地。血腥满目，哀鸿遍野，激起天怒人怨。
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吗？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
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六四”屠杀，不仅葬送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最佳时机，即便在经济上，也直接带来至少三大后果：
其一，官场腐败空前加剧。“六四”时期，示威学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其二，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其三，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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