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杀人的最高形式

6月24日《世界日报》大陆新闻版报道：中国有史以来一次使用汽车最远距离转移服刑人员，动用1580辆汽车，出动7718人次警力，把1900重刑犯千里大转监，日夜兼程，途经23个市县，行程1万3500公里。这使我回忆起1967年文革大规模虐杀劳改犯的一件往事。

那年春夏之交，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社会越来越乱。为了稳定局势，中共决定向在押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开刀。事前中国公安部下达命令，将犯人从南调往北，从北调往南，日夜兼程，目的使犯人迷失方向，利用当地民众将五类份子彻底干净的消灭，比逢年过节召开公审大会枪毙犯人更为有效，一方面能震镊民众，另一方面能根除反抗力量，达至长治久安的目的。

调动完毕，各省市县公安部门秘密执行命令。第一步制造恐怖谣言，说劳改犯人暴动，拦路抢劫，扰乱社会治安，籍此发动群众，组织起来自卫。

那时全国大中院校停课，让学生走出校园闹革命。教师无事可做，部分锩入文革旋涡；部分回家等候复课闹革命。我收拾了行李回到父母居住的城市。由于户籍问题，先到居委会填写好表格，再呈派出所批准才准住宿。

公安局历来对知识分子怀有戒心，怕我自由走动妨碍他们的秘密工作，找个理由把我管制起来，说我是国家干部必须按时上班，协助居委搞宣传工作。

其实我的任务是修改稿子，疏通句子，改正错别字，然后把公安局的文稿抄写成大字报，一式十几份，拿去街头和公共场所张贴。

我越抄越觉得奇怪，监狱武警为什么让犯人出来危害人民？前天血洗芳村，昨天血洗三云村，犯人手段残忍，闯入民宅杀人放火和抢劫财物。大字报贴出，社会沸沸扬扬，胡同小巷都筑起闸门，晚上10点后戒严。

第二步杀人准备工作。到了第九天，派出所所长亲临具体指导：召开各街委干部会议，每条街一组为单位，组成一个队，要求每户派一个人轮值，必须自带防身武器，诸如木棍、扁担、锄头、铁棍等，指定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当队长，自备哨子锣鼓，并宣布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日夜把守路口，发现劳改犯人踪影便敲锣打鼓围追堵截。经过半个多月的宣传和演练，人们磨拳擦掌，同仇敌忾，准备与劳改犯人决一死战。

第三步虐杀犯人。公安局下令把监狱及劳改场的“国民党政治犯”和“地、富、反、坏、右”罪犯加固锁起来，不给水喝，不给饭吃，一连饿四天，让犯人有气无力，不能反抗，然后把他们集中操场训话：“现在外面形势很乱，监狱已经瘫痪，无法养活你们，你们可以自谋生路。”犯人听此话后，以为从此得见天日，马上收拾行李，有的连衣服都不要便跑出监狱。

犯人万万没想到一出监狱门口，就被伪装的便衣干警率领一队受蒙骗的群众追赶，喊杀连天，锣鼓声哨子声响成一片，人们就象发了疯的恶狼，挥舞木棍扁担锄头一阵毒打，登时尸横遍地，血染公路。可怜一帮老弱病残跑不快的做了棍下冤魂！有的被锄去半边脑袋，鲜血脑浆溅到人的裤上；有的肚子被锄穿一个窿，肠和血染红了地面。

我被关在办公室里抄写大字报，对外面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累了站起来伸伸懒腰，偶尔向外张望，人们交投接耳，低头叹息，我感到诧异，决定搁笔出门看看情况。一位老妇用惊异的目光望着我：“李老师，你真不知是假不知？”我回答：“我整天抄写大字报，哪有空上街。”老妇批评道：“大字报简直是造谣，真正杀人的是公安干警！街道吊满了尸体，不信你去看看。”

我听了不寒而栗，感到上当受骗：“不识卢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将大字报撕得粉碎，跑出街外看个究竟。果然大街小巷的电灯柱上吊满死尸，胸前挂着一块大牌，上面写着“劳改杀人犯的下场”。有的被打爆了眼睛，有的伸出了舌头，血淋淋的染红了地面，样子十分惊人。

忽然一群人惊恐万状向工人医院跑来，我举头望去，远处一条大汉手拿木棍，追赶着一位骨瘦如柴的中年男子。他跌跌撞撞向医院跑来，看见一个解放军军官便双膝跪下，乞求救命。那军官用广东话问：“你是什么人？”那中年男子用国语回答：“我是右派分子，……四天没吃东西了，是监狱领导叫我们自谋生路……”话未说完，那军官勃然大怒，劈胸将那中年男子提了起来，叉住颈部推出医院外。没走上十步就被那大汗追上。

我看得真切，那是刑警大队长。他抡起木棍拦腰狠命扫去，“啪”的一声，那男子应声倒地。队长捧起路边的一块花冈岩石，用力朝那男子的头部砸去，登时脑浆迸裂，鲜血溅到路人身上。我不敢再往前行，绕过吊满死尸的中山路，从小巷回家。

一路上我心情万分沉重。我做了一件助纣为虐的坏事，因而受到良心上的谴责。

中共杀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公开（开公审大会枪毙犯人），暗杀（在看守所、公安局、军事机构折磨或打死）和虐杀三种，以虐杀为最高形式。这次中共把重刑犯万里大转监，实在令人忧心，究竟采用什么形式处理，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条是明确的，杀人越多，必然加速中共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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