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还是一个唯物主义国家吗?

2009-01-03 04:38 作者: 王光泽(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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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因缘,也都是启示。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天府之国简称即是“天国”,这个人间“天国”在汶川大地震中顿时成了人间地狱,8万多生灵顷刻消散,举国哀恸,亿民素缟。国民在哀伤中,视角发生了奇特的转换,各路媒体上高频率涌现“天堂”这个大词,将国民引领到一个彼岸的世界。

截止到北京时间2008年6月9日,如果用全球最大的搜索平台谷歌“google”作为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汶川地震”和“天堂”,搜索引擎提示4,060,000项相关信息,而同月29日,这一数字刷新为9,040,000项;如果用中国大陆最大的中文搜索平台百度“baidu”,输入同样的两个关键词,搜索引擎提示3,050,000项相关信息,到了29日,这一数字也攀升至4,250,000项。

汶川大地震之后的一个月,近千名学生遭到活埋的北川县中学迁到一个公司仓库所在地。在新校舍的墙上,赫然悬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天将降大任于中国”。然而什么是“天”?“天”欲何为?人与“天”当何以相处?

中国人生命观的局限

“天堂”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唯物主义国家久违而陌生,难道这群世界上人数最庞大的唯物主义者群体终于承认上天的存在?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孔子所言“未知生,焉知死”,宋代诗人陆游曾在《示儿》中写道:“死去元知万事空”,表明中国不是一个向死而生的民族,习惯于专注当下的物质世界,回避那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

历史的传承往往有着惊人的藕合,传统儒家和唯物主义也存在某种显著的关联。唯物主义彻底否定彼岸世界,现实世界被描述为各种物质有规律的运动。现行中国宪法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贯彻其中,在宪法总纲中明文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必须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唯物主义在中国大陆获得了钦定 “国教”的地位。

对死亡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基于唯物主义和儒家的世界观,中国人的生命观倾向于“人死如灯灭”。赵本山在小品《心病》中戏虐的 “那个小盒才是你永久的家”,被很多网友推崇为经典名言。共产主义极权统治之下,生命更是倒退到“物”的位置,“我是党的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生命的尊严、神圣和高贵荡然无存。

一度兴盛的佛教是个例外。佛教的基本教义认为生命可以轮回,世俗化的佛教更是宣称“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阿Q语),佛教视角下的生命不过是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时空穿梭机。无论是唯物主义、儒家还是佛教,都难以看到生命的绝对性、以及神圣和高贵。

由于中国人对生命的轻贱,视生命如儿戏、如草木,自然会导演出无数次毁灭生命的大戏,张献忠成都屠城、李自成北京屠城、六四大屠杀等等不绝如缕。 1958年,中国大陆高烧不止,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国,置亿万人民的生命于不顾,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这些天文数字的死亡事件,很少有人还记得,至今被一风吹,好像几千万生灵在这个地球上从来没有存在过。对于历次大规模的死亡事件,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死者是谁,是怎么死的,至今没有大饥荒时期死亡名录,没有南京大屠杀的死亡名录,留下的只是一串串枯燥的数字。

中国大陆推行强制火化制度也折射出这种冰冷的生命价值观。根据大陆殡葬管理条例规定,城市市民对自己死亡之后遗体的处理方式没有选择的自由,必须被强制火葬;农民尚且有自己的选择权,可以土葬也可以火葬。现在无法评估这种殡葬制度的恶劣后果,但是火葬将肉体直接在亲人面前变成一盒骨灰,是非常直观的唯物主义教育,更容易使生者觉得生命不过是偶然飘散到地球上的一根鸿毛。

唯物主义生命观强化了中国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游戏心态,中国大陆处处可见人们对生命的大肆挥霍、纵欲无度。有网友评论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为性解放的国家。2001年版的《中国卫生年鉴》称,中国每年的人工流产接近1000万例,其中20%-30%发生于未婚年轻女性身上。性与生命相连,如果人们对生命有足够的敬畏和尊重,知道每次性行为都有可能制造出生命,就不会那么随意地发生性关系,至少采取适当的避孕措施,以避免“搞出人命”来。

漠视生命,再多的苦难只会麻木民族的神经,绝对不会“多难兴邦”,带来的只是悲剧的不断重复。

死亡的尽头是信仰

人类是万物之灵长,灵就是灵魂,英文是SOUL,这是人类和动物最大的区别。这个灵从哪里来,是上帝造人还是猿猴进化而来,有神论和唯物主义者各执一端。在西方国家被禁止在课堂上讲授的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的官方教科书中却得到钦定地位。进化论的教育背景之下,将人置于和猿猴等动物同样的地位,自然消解了其神圣性和高贵性,和《红楼梦》中贾宝玉大彻大悟后的“臭皮囊”不差上下。

死亡预示着生命的有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死亡是一条绝对律,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得掉死亡的魔掌。面对死亡,任何人都会低头。中国大陆革命题材的影视剧经常上演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不过,在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些唯物主义者还是露出了马脚。例如,当革命者祭奠牺牲者,总会告慰其“在天之灵”,“英灵”这个词也在影视剧中频繁出现。这些文化符号的浮现,隐含了唯物主义者面对死亡时的捉襟见肘,不时露出了有神论的尾巴。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的尽头则是信仰。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科学发展到今天,根本没有解决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基本问题,更无从解释宇宙的由来,有多大有多长有多久。人是上帝所造,还是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谁都没法说得清楚。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是一种隐喻,猿猴进化成人的达尔文进化论也不过是人类的妄自猜度。超出人类理性之外的东西,那就应当把这一块留给信仰的空间,让个体自己进行选择。

信仰的自由是建立多元化生命观的前提,通过多元化的生命观的比较,不难看出基督教的生命观,即上帝造人的生命观在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市场。《圣经》中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人的隐喻,彰显了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高贵性,这种观念易于引导人类尊重和珍惜生命,并且把人的生命和与生命相关的基本权利也置于神圣的地位,不可商量和打折扣,天赋人权的内涵即在于此。

唯物主义者在强调生命的珍贵时,只是强调生命只有一次,着眼于生命的稀缺性,是多一个少一个的问题,可以打折、屈就和商议,所以唯物主义立国的国家经常以各种借口剥夺基本人权、甚至直接剥夺人的生命。为了经济发展,可以计划生育,强制堕胎和绝育;为了社会稳定,可以随意限制人身自由,随意刑讯逼供、随意适用死刑;为了国家团结,随意限制人民的言论自由,随意阻止人民结社,只能让一种声音出现,只能让一种力量处于绝对性的地位。这样做的结果就会造成谎言盛行、权力不受约束、利益冲突得不到公正解决,反过来使得孜孜以求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团结成为泡影。

唯物主义国度的终结

2007年底,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写了一首诗,名为《仰望星空》,诗中写道:“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中共元老级诗人郭沫若曾在诗中写道“我是天狗/要把月来吞了/要把太阳吞了”,毛泽东更是夸口“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与这些疯子相比,温家宝展现出谦卑的色彩,不难看出这位唯物主义国家的最高行政元首对上天存有一丝敬畏。

近年来,不断有江泽民、李鹏等吃斋拜佛的消息在坊间流传,也曾有不少中共高层官员练气功的小道消息。汶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中共官员也在不同场合祈祷地震死难者在天堂安息。

民间的各种宗教信仰在1980年代前后逐步复苏。据美国“对华援助协会”2006年的一份报道称,中国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次内部会议上披露,中国基督徒人数约有1.3亿,其中包括2千万天主教徒;2004年美国对华人权报告称,中国大约有1亿名佛教徒;新兴气功团体一度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迅速崛起,以法轮功为主体的练功人数预计也达到上亿人。这一数字在法轮功等气功团体丧失合法地位之后有多大程度减少,尚难以看到权威统计数字。如果加上其他各种宗教和民间自然神教,中国有神论者的人数可能达到4亿人以上,是现有7000多万中共党员人数的6倍。

中国国家宗教局最近透露,汶川大地震后,国内外宗教界的捐款突破1亿元人民币。据不完全估计,有近10万名宗教自愿者在四川参与救灾工作。四川“秋雨之福”基督教家庭教会表示,将会有很多基督徒打算长期委身于震区,重点放在灾后幸存者的心灵重建这一漫长的工作。

6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一篇名为《宗教信仰或在震灾之后复苏》的分析文章,该文引述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的话说:“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害,中国人基于对天地间最宝贵的生命的敬畏,开放了他们的家国结构,同时也开放了他们的信仰和宗教。”

中国官方在灾后不久便派遣国家宗教局副局长齐晓飞到灾区,“指导四川省宗教工作部门和宗教界的赈灾工作”。大陆的中国民族宗教网6月3日刊登署名文章《大地震之后的哀伤治疗》,作者指出:“宗教在地震灾后安抚人心,哀伤治疗上确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大地震似乎震开了中国大陆信仰自由的窗口。从中国大陆民间宗教信仰人数的攀升,以及这次汶川大地震民间自发对天堂的呼唤,表明中国大陆民众对彼岸世界建立关联的内在渴望,表明中国大陆内在信仰结构的剧烈变化。除了中国宪法和执政党党章的规定之外,让人很难再相信中国仍然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国度。

建构中的天人关系

胡锦涛执政之后,提出“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人本只有建立在神本的基础上,人才能显示出其绝对的高贵和神圣,否则“以人为本”只是具有功能价值和投机色彩,不具有本体论上的含义,只是执政党为了社会安定和适度满足个人需求的一种权宜之计,“以人为本”难以获得不可动摇的根基。

抬头看到天堂尚且不够,还需要和天堂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这是一个在信仰自由的前提下不断建构的过程。古今中外各种宗教均有不同的说法,民众可以在不断诠释、体悟的过程中形成多元的信仰模式。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乃至中国传统的儒教在董仲舒之后都承认上天的存在,但是各种宗教对于人和上天关系的建构却大相径庭。人和上天到底应当如何相处,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儒家在董仲舒时代和“天道”结合之后,皇权法统强调“奉天承运”,执政者成了天道的掌控者。政治反对派也援引这套话语系统,将自己的暴力反抗描述为“替天行道”。中共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强调自己是历史规律的遵循者,暴力革命是将中国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导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其含义也是“替天行道”,以此为自己的暴力活动获得合法性诠释和终极价值的肯定。

无论是当政者还是反抗者,在这种天人之间的关系中扮演着正义之神的角色,最终把自己神化成圣洁的“天使”。中国共产党就是把自己扮演成道德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掌握历史规律的先行者,类似于传统儒家所称的大圣大贤之人,并可领袖群伦,万世一系,不可更张。

这种意识形态如果用常识的视角,其实不堪一击。“人非完人,孰能无过?”人类的有限性、人类自我的道德缺陷是绝对的,谁敢狂言自己能够掌控天道、洞悉历史规律?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一直陷入治乱循环,人性也演绎着天使和魔鬼的反复“变脸”。开国之初,总有一批自诩道德上无懈可击的“准天使”装神弄鬼、横空出世,扫荡一切污秽。江山初定之后,这些大圣大贤之人掌控一切权力,任何人不得挑战和质疑,言论上、权力上一统天下,没有人敢真正对这些掌权者进行监督。第一代掌权者尚还矜持,成就诸多道德风范,教化天下,其后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异化成无恶不作的权力魔鬼。中国的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不知其终。

基督教关于天人之间关系的描述和共产主义、传统儒家明显不同。基督教把人的罪性绝对化,“行在地上的没有一个义人”,也包括基督徒。基督徒和普通世人的唯一区别是认识到自己的罪性,并且决意认罪悔改、顺应上帝的旨意。对罪性的承认,意味着作为人知道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不可垄断真理,不可自诩比别人高尚,不可随意剥夺他人的权利,不可假扮天使欺哄他人。

仰望天堂,大地震把滚滚红尘中的中国人推到了彼岸世界的门口,中国人的生命观无意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这番洗礼的中国人不再把自己当作物欲熏心的猴子,他们渴望和上天建立连接,他们希望为自己漂泊的灵魂找到永恒的居所。人扎根于大地,也在上天的光照之下,当人和上天恢复了自始存在的血缘关系之后,一个完整和立体的信仰图景才得以呈现。

在大地震之后,有海外媒体认为,中国人终于安静下来,开始变得谦卑。在不知不觉中,这个唯物主义者鲜血染红的帝国悄悄地改变了颜色。大陆著名网路论坛天涯社区中一名网友发表感言说:“大地震,你冲天一怒,给我当头一棒,让我珍惜生命,让我学会谦卑,让我懂得祈祷,让我常常感恩,让我自强不息。”这或许是不少中国人懂得谦卑、放下骄傲的印证。


2008年6月29日 于北京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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