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破空：关山魂梦长 鱼雁音书少

让人捧起来就放不下，在书海汪洋和互联网发达的今日，这样的书，已然稀有。而遇罗锦女士的《童话中的一地书》，正是其中的稀品。终日忙碌的我，竟也停下手中杂务，一口气读到底。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流亡文学里的“边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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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稀品，也是珍品。提到流亡文学，都说难。离开了母国，离开了自己熟悉的语境，与当地人的交流，隔着文化鸿沟，语言磕磕绊绊，还必须带着手势、费着猜测。受交流难度的感染，加上谋生的艰难，流亡文学的写作难度，于无形间叠加。以至于，多年来，鲜有佳作问世。《童话中的一地书》，无疑是对华人流亡文学这片天空的补白。

23年的流亡生涯，浓缩在17万字里。选材精炼，详略得当，并无赘言。尽管都只是国外日常生活，并没有作者前40年在中国大地的那种大起大落和大悲大喜（《一个大童话》），读来却毫不沉闷，而生机勃勃。

像众多新移民一样，作者一走出国门，边缘化的感受就迎面而来，只是，它最初的面目，是“新奇”：我仿佛生活在两个世界：一个是满载着我的过去，一个是什么也不知道我的过去。中国人都留在那边了，见也见不到；德国人在眼前，天天见；而我夹在两边的中间，对那一边摆摆手说再见，对这一边自由自在地装傻，实在是一种新奇的感受。

那时的中国，尚处在开放初期，中外巨大落差，首先呈现在物质上，令初出国门的作者惊叹。“第一次见到电烧水杯，第一次见到电炉子。”如今出国的中国人，对物质并不稀罕，因为，至少，中国沿海城市的表面，与西方国家城市相比，看上去已并无多大区别。但精神上的落差，依然巨大，而这，却需要时间去体会。正如作者于书中多次感慨的那样：让我更感动的，是她（指德国）的处处整洁、安宁和秩序，从中透出深厚的人文素质和教养。中国，得几百年才能家家达到 这种水准呵！

曾饱受迫害而渴望自由的作者，在出国之前，就横下一条心：“那在中国的最后一夜，我下定决心不再回国了 —— 哪怕给人擦厕所，哪怕当清洁工为生，我也要立住脚。”

果然，在德国，为了谋生，作者干过的，包括中餐馆水吧、面包厂工人、德国饭店帮厨、游乐厅看管员，又开过杂货店、教人中国烹调、上门做中国菜，等等。处处显示作者的勤劳、坚韧和惊人的生存能力。对照那个在德国长大的、被作者称作“洋儿”的小丈夫，作者动辄戏道：“要是在中国，你早就饿死啦！”

苦，累，还有无奈。书中记载，有一回，作者不仅丢了工作，连两个星期的薪水也没有拿到，等于白干。于是找到一个僻静角落，独自坐地，大哭一场。然而，连哭都不能尽兴，因为很快，就有一个声音打断她：“嘿，哭什么哭？你太吵了！ 快离开这里！”循着声音望去，才发现身后高大浓密的树后，隐着一座房子，一位胖胖的中年德国妇女，站在开着的窗边，不满地盯住我。

血缘，扎根心底的大树

再苦再累再无奈，也不回中国。非但遇罗锦如此，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如此，包括那些亲共的。

申请政治庇护，是当今中国人留居西方的主要手段，而在作者初出国门的80年代，还并不流行。留居，宁愿与当地人结婚或假借婚，也不走政治庇护那条路，图个“爱国”虚荣，尽管，那个“国”，连执政的共产党都不曾“爱”过，而一意污损。时至今日，那些寻求政治庇护的，还偷偷摸摸，两头留后路。

但遇罗锦不同，不仅堂堂正正地申请政治庇护，还把她的《政治庇护申请书》，全文公布在台北《中央日报》，“占满了第一版！”要说话，就说个痛快；要做人，就做个彻底。遇罗锦就是遇罗锦，民主先烈遇罗克的这个妹妹，敢做敢为敢当。

当政治庇护申请获得批准后，作者又发誓：“我一定要入德国国籍——我愿成为她的子民，愿受这美丽的、有法制的国家的保护。”

多年后，当作者终于如愿以偿，入籍德国时，她想到要改名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40年，令她难以释怀。“遇罗锦——从小我就不喜欢这名字。”早 在《一个大童话》里，作者认定，这个名字带给她太多厄运。但，跨越心理上的难关，何其难！血缘，那般浓厚；历史，那般深重！

当我提笔写申请书时，手沉重得竟写不下去。心里的感觉怪怪的——仿佛这三个字，每一字都有千斤重；仿佛它们是大树，早已生了根，盘根错节，撼也撼不动它。呵，每一个字，都是父母的血肉之躯呵！每一个字，都是父母给我的灵魂呵！当他们给我起名时，含着多大的期望和祝愿！从出生到出国，那40年的生活，就是土壤；而这棵大树，长在我心里，我的每一条血管，都是它的根；它流动的汁液，就是我的血液。那40年的历史，不仅是心里的大树，也已经变成了一本书；尽管中共压制它，但它早已象火花一样。在世上流传。我想忘掉过去，正如我不想做中国人一样办不到，无论我改多少次名字，无论我有几个护照。我的历史，我的未来，永远是遇罗锦的，不可能是别人的……

“变形人”与“外星人”

初到异国他乡，帮助她的，大多是台湾人，走了一个，又把她接力“托付”给另一个。诚恳而温和的台湾人，带给她全新的华人印象：“我第一次感到他们和大陆人生活上的不同；无论是内容、品质、方式和习惯。我相信自己永远变不成他们，他们也永远变不成我们。”以至于，当她拥抱那个如弟弟一般的“大齐” 时，自语道：“拥抱和温暖，能使我们忘却孤独——在这异乡的孤独的土地上。可他不知道我的潜意识里，并不以为在抱住他一个，而是抱住了台湾所有的兄弟姐妹。”

而大陆人，大都不敢接近她。怕共产党，即便到了海外，还是怕。而在遇罗锦看来，“哪怕是华侨们，只要一粘上‘大陆’的阴影， 就全变了形。”“只要一粘上中共， 甭管哪国人， 都得变形。”

“变形人”，这是作者对他们的定义。小松鼠是变形人，对中共抱幻想的德国教授哈宾是变形人，那个既想申请政治庇护、又怕国内母亲知道的四好，是变形人，国内的丈夫老咪兔，也是“变形人”……

可叹的是，那些“变形人”，本身并不意识到他们的“变形”。在这个世界上，清醒深刻如作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就那么浑浑噩噩地活着，跟着感觉走。身患“变形病”而不自知。既然他们都自认为自己是“正常人”，作者只好苦笑自称“外星人”。

备受争议的“实话文学”

作者赞美她居留的德国，优美而深情的笔触俯拾皆是：墨绿粗直的参天松树，鹅黄放绿的杂树果树，起伏如画碧波无边的丘崚田野，一群群褐色、白色、黑色的奶牛，绵羊在远处静静安详地吃草；银闪闪的小河，欢快地伸向远方；排成人字形的大雁，骄傲地从云天里飞过……。人人皆在画中……远处的森林漫无边际； 与飘渺的青莲色的群山连成广阔的奇景……

但写她在德国的生活，作者却始终不失客观笔调，如实袒露客居他乡的心理境遇：可我心里却充满了遗憾——我深感和德国人交朋友是多么困难。由于语言的陌生，彼此深知谈不了什么。那遗憾和失落感是无以名状的——我们心甘情愿地陷进这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大海里，而主人德国人，并不见得喜欢和欢迎我们，他们只是凭着理智和人道去办事，而在私人的情谊上，我们很难越过那道高高的门槛，也许下半辈子都无法越过。

作者也并不回避德国社会的灰暗面，比如写出那个一来就想占她便宜的胖子、走起路来呼哧带喘的“德国人中的败类”。

一些私生活细节，作者原汁原味地写出来，真实得让人透不过气。这使我想起卢梭，那位法国民权思想先驱，以及他的传世名著《忏悔录》。今年8月，到日内瓦开会。会后，朋友们结伴瞻仰卢梭故居，那是位于日内瓦老城（也是山城）半山腰小街上的一间小屋。

流览着一幅幅18世纪的人物和风景画面，听着答录机里的中文解说，想像着卢梭颠沛流离的一生，不免伤感：那两百多年前的流亡，早已在西方绝迹，而在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尽头。如遇罗锦，如笔者，如与会的众多朋友，都仍然是流亡之身。这样的中西文明差距，究竟有多大？真如遇罗锦所言：几百年！

流亡的卢梭，留下无数著作，也留下无数褒贬毁誉，尤其关于他的私生活。卢梭写下《忏悔录》，或辩护，或忏悔，如实交待一生。遇罗锦的作品，也在中国留下无数褒贬毁誉；她的几次婚姻，尤其遭人谤议。于是，如卢梭那样，她也坦白人生，从《一个大童话》到《童话中的一地书》，她称之为“实话文学”，俨然中国版的《忏悔录》。其客观，其真实，其勇敢，教人刻骨铭心。

离过3次婚，在中国的舆论中，被称作“坏女人”。然而，出国后的遇罗锦，对其第3任丈夫的等待，却是那般执著而痴心。她“几乎每两天”就给他写信，要他出来，他的回信却都简短得如“便条式的”，且每次都贴满简报：国内谁下了海，谁发了财，谁成了百万富翁……她到处求人，为他和家里其他人办理经济担保，他却无动于衷，“给你一个闷葫芦”。苦等6年之后，作者死心，不得不再次离婚。

遇罗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出国的目的，除了获得自由，就是“出一本不被删改的书”。为此，作者甚至拒绝了某家出版社开出的“最高稿酬”，因为她不能接受那附加的条件：全书删去一半。“他们不知道这本书的灵魂——没有哥哥是不行的！”她宁愿接受另一家出版社：“我们出书一字不删，但无分文稿费。” 不向世俗低头的她，为此，始终过着清贫的生活，节衣缩食。

作者不能忍受专制，连生活中的专制也不堪。她本来可以栖身于一位富商的羽翼下，告别艰辛与清贫，然而，富商于仁慈中的专横，却让她受不了。她逃离复逃离，毅然回到那个感情纯真而比她小七岁的穷男友身边，重新过起安贫乐道的小日子。按作者自己的说法：不愿在凤凰窝里当鸡，而宁愿在鸡窝里当凤凰。

岁月不动声色，传奇却尽在其中。戏剧性的、甚至惊险的场面，就发生在作者眼皮底下，被敏锐的作者及时捕捉：有人自杀；有人被杀；有人干活累死：“911”恐怖分子，曾经是作者的德语班同学……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该书的可读性，令人手不释卷。

青山不老，为雪白头

据作者介绍，这本书，成因于作者写给远在纽约的朋友胡平先生的信，胡平照单全收，却唯读不回，故，没有“两地书”，只有“一地书”。单是这一条，听了也叫人心酸。终日面对只能简易沟通、善良却单纯的德国佬，作者的中文知音，竟要跨到大西洋彼岸去寻觅。

就是这些信手拈来的信文，也叫人不得不佩服作者叙说故事的能力和技巧。往往是短短几笔，就能让读者身临其境，了然全貌。比如，那个中餐馆的二厨被 活活累死后，老板娘的泪水涟涟，并非悟出自己苛待了员工，而是觉得自己怎么如此的倒楣，而是希望员工在这时候千万别再生事。

二厨老婆从中国来奔丧，又有这么一段：我吃完饭离了饭桌，因还要为阿秀的晚班做些准备工作，去地下室拿一箱酒水。只见老板和仲介公司的大个子男人，正在一角密谈。

“……。我们没有责任，”老板冷冷地说：“她的路费我不能出……。”

“……。我们为你做了多少工作，你别以为这事就此平息了，”那人在尽量压着气：“……。你要是连路费……。”

餐馆老板的自私与冷酷，仲介人的愤懑与心机，二厨一家的悲苦命运，尽都跃然纸上。

尾声部分，写从中国来探亲的作者侄女，仅那侄女多次失踪的细节，就令人震撼。作为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侄女打上了几乎全部的中国“时代烙印”：依赖父母，毫无自理能力，认钱不认人，骄横，无知，自大，目中无人，崇洋媚外，异想天开……整整一代“变形人”！

虽说成书于信文，但全书的艺术性，却并不缺失。文风晓畅，如行云流水；叙事生动，举重若轻；平淡间风起云涌，于无声处听惊雷。

书中还贯穿作者操着“京片子”腔调的冷幽默，或曰，黑色幽默，令人忍俊不住。比如，她感叹：“这洋儿子的奇特， 就是从未见他惊奇过， 也从未见他哭过， 滚刀肉！ ”又比如，面对那两个叫做狼和熊的德国人，她写道：“他俩真的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 咕噜噜地侃起大山…… 难道，每周他们都是这么 过的？无聊死了，全都欠揍！”

“关山魂梦长，鱼雁音书少。”《童话中的一地书》，写的是异国风景，却自有故土余音。遇罗锦女士，坚持母语写作，数十年如一日。灼灼才华，曾光耀神州，如今，在海外，又筑起一道流亡文学的风景线，韵味不减。

断不做共产党统治下的“华人”，而甘愿为自由国度的流亡华人。“绿水无忧，因风皱面；青山不老，为雪白头。”失了祖国、而成为“德国人”的遇罗锦女士，血液中闪烁生辉的，依然是故国山川的光影。

（2009年8月30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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