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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六）

作者：吕维发表：2010-06-07 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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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三十

一九六三年的上半年，悲苦的心一直不能安定下来，家成了最大的后顾之忧。两次离别的情景时时在眼前闪现，母亲领着弟弟妹妹们把我送出村口，她们个个哽咽着，穿着孝衣，站在寒风中，“哥哥，你早点回来”！“哥哥，我们想你”！一声声的呼唤，听了让人撕心裂肺，转过身后，再也不忍回头看一眼。路上，一种从未有过的酸楚滋味从心头涌起，泪水一次又一次地顺脸颊流下……回校后，虽然极力克制，想让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仍旧像从前那样专心读书，可是这样的克制往往难以持久，不久，又信马由缰地跑开，思绪一波接着一波。一直到有一天头疼的非常厉害，才请假呆在宿舍里。那天，正好班里一位姓马的同学患感冒，也在休息。在我睡醒后，首先问道：“看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还是因为你父亲去世的事吧”？“是的，我很悲伤，也常常为我的母亲操心”。他听后，安慰一番，要我想开点。

接着又神秘兮兮地问我：“是不是还有其他不舒心的事情”？“没有，还能有其他什么事”！回答过后，很奇怪他的问话，于是又反问道：“你说的其他事到底指的是什么”？他略一迟疑，嗫嚅着说：“就是，就是你和周同学的事”。“哦，这事啊，其实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只不过彼此合得来，相比之下，较一般同学关系密切一些，并未像有些同学传言的那样”。“这我知道，听说她对你还真有点意思，喜欢你，只是有些顾虑罢了，一则觉得你成分不好，二则你他妈咋会穷成那样”？说过这话，紧紧盯着我，等着回答。我笑了笑说：“这都是不由人的事情，有什么办法”！接着他又告诉我，本学期开学后，有一位姓沈的同学在狂热地追周同学，鼓励我不要放弃，并说只要我努力，还不算晚。我也郑重告诉他，自父亲去世后，已暗暗下了决心，三十岁前决不谈恋爱，决不成家，我要和母亲一道，共同把弟弟妹妹抚养成人。姓马的同学用惊奇的目光看了我很久，将信将疑，再没有说什么。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看到这里，你们一定糊里糊涂。为了使大家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有必要把我青年时代唯一的一次有关感情方面的纠葛和其来龙去脉，向诸位做一简要介绍。

刚来沈阳的那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天气特别寒冷，许多同学都穿上棉大衣，我的褂子里只有一件旧绒衣，冻得实在没有办法，教室又在楼房的阴面，写字时不住地呵手。无可奈何之际，只好向父亲求救，他把我前一年在前进大渠工地上穿过的破羊皮袄寄来。雁北地区的农村，祖祖辈辈都穿这种羊皮袄，毛朝里，皮朝外，新做成时有一股强烈的羊膻气味，幸亏我那件已经多年，难闻的气味微乎其微。在我们乡间，穿这种皮袄十分普遍，可是进入城市，特别是到了沈阳这样的大城市，这件带大襟的皮袄，显得格外惹眼，同学们都朝我笑，有人还问我：“为啥不加个布面？多难看呀”！看得出，大家把我当成一个乡巴佬，或者简直就是出土文物。有了这身行头，哪一个姑娘会正眼看你一眼？所幸我有一种超常的我行我素的性格特质，倒也并不觉得怎样难堪，只要暖和就行。

六一年寒假回去时，正是穿着这件皮袄和周同学面对面地坐在车厢里。她和我经过长时间攀谈后，竟笑眯眯地问我：“你咋老穿皮袄呢”？“暖和呗，不信你试试，别看你那棉大衣新买的，肯定不如我这皮袄暖和”！她听后竟“咯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向我努努嘴说：“你真有意思”！返校时，从大同上车，在车厢里找到她时，他看我穿一件黑棉袄，似乎挺高兴，开口就说：“这还差不多，学生总归要有学生的样子”!
大同车站下车的人多，她已为我占好坐位，依旧像回来时那样漫谈起来。此时，彼此间已不存在拘束。她谈起班里一些女同学的情况，有不少人不知为什么经常往班主任老师那里跑，今天汇报你不积极啦，明天又说你走的是白专道路啦，甚至连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也要夸大其词地汇报，真让人讨厌。她说她就不喜欢这样，学生的本分是学习，搞那些有啥意思啊！我和她一样，一向对当时那种互相汇报，打小报告的风气很不以为然，因此越说越投机，相互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俩的关系快速发展着。我对她越来越感兴趣，几天不在一起交谈，心里像缺少了什么，她成了我寂寞生活中的芳草地。而她也常常有事没事地和我凑在一起说话。依旧像往常一样，我在晚九点下自习后，再看书到十一点左右才回宿舍，有几次她竟也留在教室，坐到我面前问这问那。每逢这种时候，两人面对面伏在一张桌子上长谈，耳鬓厮磨，常有一种异样的气息沁入我的心扉，感到自己渐渐坠入情网之中，有时竟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爱上了她”？她那灿烂的深情的笑容，在我干枯的心灵里激起了涟漪。有一次，轮到我们班去学校农场劳动，时间只有一周。无论锄地，还是拔草，她不和其他女同学一起，总是和我并肩相随。

开始时，我有点不习惯，还故意躲着她，但她一点也不在乎，休息时总爱和我坐在一块儿低声说着什么，别的同学看我俩亲密的样子也故意躲着，不来打扰，我也渐渐不再避讳。如果说，先前两人的接触还故意避开他人的视线，此时已顾不得那些，有的同学甚至当着我俩的面开玩笑，说我们是挺好的一对，她也不做任何解释，显然那是一种默认。正是她的默认鼓励了我。又一次，同样是晚自习后，我拿出最近写的一本日记，对她说：“这里记着不少有关我对你的印象，不知你是否愿意看”。她二话没说，接过日记笑了笑，马上走了。几天后，把日记还给我时，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低声问我：“我有那么好吗”？“有，有，实际的你，比我笔下还好”！我随口答道。接着她对我说：“想不到你的感情那么丰富，还以为你是书呆子呢”。“你不是常说我是诗人么，诗人没有浪漫的情怀怎么能行”！我诙谐地和她开着玩笑，再问她对我的日记有何看法时，她妩媚一笑，迈着轻盈的脚步离我而去。在那妩媚的笑容中含有几分羞涩，我读懂了，那是一种特殊的暗示。然而，我并没有向她表白，我怕影响读书，影响学习。再加上家庭穷困，经济十分拮据，深感不应过早谈情说爱，一直未能下定决心。犹疑、徘徊、自卑，多重感情交织在一起，两人就这样相处着，再没有向前发展。忽而也想向她表白，忽而又觉得不妥，一直拿不定主意。

到了这年夏天，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六二压”时，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动员大会。会后，王老师首先找我谈话，要我写申请回农村。从他的语气中揣摩出学校的大精简，我将首当其冲。一则家在农村，二则地主成分。那一段日子，思想混乱极了，茫无头绪。有时也在暗暗做着离校的准备，每逢回想起和周同学的这段感情纠葛，一方面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情丝在萦系着，另一方面又深深感到先前的一些想法，未免有些孟浪。理智地考虑，这一切该结束了。那段日子，晚上的许多时候，喜欢独自在操场上漫步徘徊，有时一个人坐在那条污水河的小堤上，无聊地向水里投着石子。记得有一天晚上，好像是星期六，又在操场上茫无目的地走着，为自己的去向沉浸在苦恼中，突然身后传来轻盈的脚步声，我知道她来了。我们并没有多说话，只是并肩走着，那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她也同样为我担心，因此，气氛甚为压抑。

也不知走了多久，在一个跳远池边坐了下来，她坐在沙坑的一边，我坐在另一边，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她先开口，大体意思是安慰我，要我不要灰心，即使回到农村，她认为像我这样有文才的人也不会被埋没。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她向我讲出了内心的顾虑，“只是我觉得你出身不好，常担心你会出事，你又那么倔强，平日里有棱有角的”。。我知道这些话都表示了她深切的同情和关心，在感激她的同时，潜意识里第一次了解到，她虽然喜欢我，背后却潜藏着隐忧，再加上当时的情势，决心从此以后，即使能继续留在学校，也必须迅速退出，何况我的出路还是未知数呢。

放假时学校进行了考试，开学后，裁减学生以成绩为依据，我俩都留了下来。我们曾像两条斜线向着一个方向前行，眼看就会交汇成角，就在快要交汇时，遇到意外改变了方向，从此成了两条平行线，彼此离得很近，却总是保持着那么一段距离。在新的学期里，对于当时的压缩城市人口，依然心存余悸，说不定哪时又要裁减，虽然暂时留下，未必可靠，我想她一定也有同样的想法。尽管谁也未提过这类话，各自主动向后退去一步，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久，父亲去世了，巨大的悲痛、家庭的困境、母亲的可怜一股脑儿向我压来，心灰意冷，谈情说爱的闲情逸致随之烟消云散。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由上届留级到我们班一位姓沈的同学，开始狂热地追求她，他们经常一起上街，看电影，双双进出，我都看在眼里，奇怪的是竟没有嫉妒之感，依然保持着从前的友情，她在我面前也从未显出丝毫的不安，好像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感情的纠葛。

我俩的纯真的友情一直保持到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她特意到男生宿舍找我，谈话时间不长，彼此的伤感情绪却很浓。她告诉我，车票已经买好，是次日上午十一点半的车。她走后我陷入沉思，去送送她吧，有她的新男友在，我夹在中间显然有点多余，又怕被人家怀疑我俩藕断丝连；不去送吧，既已告知，这不明摆着希望我去。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去送送她。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从窗户里看见姓沈的同学，为她扛着行李，他们一起往外走，她还不时回过头来，向我住的宿舍窗口张望。我在十点钟从学校出发，到了车站，也未去打扰他俩，快到检票时，当我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显得格外高兴，并递给我一张站台票，我笑着问道：“咋知道我要来”？她笑而不答，列车快要开动时，她再次从窗口探出头来，向我们挥手告别，大滴大滴的泪珠掉下来，我不知这泪水是为她的新任男友而掉，还是为老友而落，抑或是两者皆有？

半个月后，我也离开学校，到了北票发电厂，很快接着她的来信，说她先是到了河北省一家电业局报到，随后分配到邯郸一座电厂，此后我们一直互相通信。直到我回到农村后，最后一次告知她我的情况，请她从此以后将我彻底忘掉，终止书信来往。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这回你可明白我对那位姓马同学所说的话了吧。当时这位同学，正热恋着本班一位姓李的女同学，而这位女同学与周同学情同姐妹，形影不离，他大概是通过女友了解到周的一些情况。然而对我却了解甚少，因为我一向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谈论此事，以免出言不慎，无意间伤及对方。

三十一

学习雷锋运动开始后，校领导做了动员报告，每天下午，一边读报，一边学习雷锋日记。这时，许多同学主动打扫校园，还有人去澡堂、食堂帮助干活儿，过去一些被人忽略了的死角，垃圾清除了，整个校园一片洁净，就连操场上跑道里的草也被拔得净光，人们想方设法地找活儿干，表现自己，谁也不甘心落在后面。我则忙于组稿，尽量多出一期墙报，同时还得给团委板报不断写稿。

校园里，过去一些损坏已久的宣传栏，很快修葺一新，宣传雷锋事迹的图片张贴各处。在这种忙碌的日子里，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将那诸多不遂心的事情慢慢抛开。班里的墙报，一期接着一期，还真不想只走形式，光登些表决心之类的文章，总想把每期办得有点特色。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每办一件事特别认真，而且老是寻思着要比别人办得更好，方才满意。否则，连自己也交待不了。办墙报的过程中，当然也常常把自己的一些主观想法掺合进去。。

我爱读书，爱学习，在学习雷锋运动中，始终不忘这一点。在我们的墙报里，特别强调，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最重要的是把雷锋的精神贯彻到学习中。只有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才能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为此，也曾满怀激情地写过一些小诗颂扬雷锋精神。周围的同学，都说我较前有了很大的好转。自己也觉得，终于从父亲逝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在一次学习雷锋小结会上竟受到王老师的批评。他在表扬了班里一些好人好事后，并指出存在的问题，特别点了我的名，说我在学习雷锋这样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情绪低落，写了一首《虞美人》的词，接着向全班同学宣读了这首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甚至把“砌”字读成了 “彻”。宣读后接着批评说：“在学习雷锋运动中，写这种诗，哪有一点马列主义味道”!当时我正读一些马列的著作，后面这句话的讥讽味道也是显而易见的。我随即站起身来做了解释，首先指出，这首《虞美人》不是我写的，是南唐最后一个皇帝李煜的作品，距今已有一千年。父亲去世后，在我万般愁苦时，随手抄在一本书的扉页上。

那还是头年冬天的事，与现在的学习雷锋运动毫无关系。听了我的解释，王老师有些尴尬，又说了些其他事便散会了。会后，我却陷入沉思中，我为班里做的事并不比别人少，也不是那种只埋头于读书，不顾集体的自私自利的人，王老师从未表扬过，反而在学习雷锋运动中批评我，这不是有意找碴儿吗？但转念一想，他也是听别人汇报，只是事先没有向我了解罢了，也不能怪怨老师。这汇报者会是谁呢？每天这样忙，只顾埋头学习，又没有的罪过他人，为什么要在背后捅我一刀？苦恼了两天，过后也便释然，大概只是一场误会。
但随即发生的又一件事证明，这不是误会，的的确确是有人故意加害于我。这是一次班里的生活会，王老师在作总结时，又一次批评了我，只是这次没有直接点名，他说：“有的同学不务正业，在班里给同学们写了一部《爱情三部曲》到处传阅，影响不好，希望今后多加注意”！一听便是冲着我来的，急忙站起来做了如下陈述：“王老师，事情是这样的，前不久我从旧书店买了一本《雾•雨•电》的书，合称《爱情三部曲》，是著名作家巴金写的，班里同学争着借去看，现在在谁手里我还不知道，那本书并非我写的”。“不要着急嘛，我不是说你”！王老师说完这句话，看看表宣布散会，便匆匆走了。

接着同学们都向外走去，开饭的时间到了，我独自站在那里，越想越憋气。这时团支书和班长同时走到我跟前，让我坐下，他俩说班里也不知王老师听谁汇报的，也许搞错了，并说我虽然不是团员，帮助支部搞宣传，做了很多事。听他俩一说，心头的气很快的消了，我一向尊重他俩，视他俩为兄长，他们都是在职工人，大我十几岁，一直对我很信任，因此也不便再说什么，但横在心头的阴云却久久不能散去。晚饭后，同桌吴殿生对我说：“保准又是那家伙汇报的”。他说的那家伙是班里一位女同学，有一次大家在校园大扫除，吴殿生回到教室取喝水杯子，碰巧撞上这位女同学正一个人翻看我的书和笔记本，问她干什么，她说有一道题不会做，看我是否写好，吴殿生一直对她存有怀疑，几次提醒我多加注意。这位女同学当时正在申请入团，隔三差五往王老师办公室跑，弄得女生宿舍气氛十分紧张，没人敢和她多说话。听了吴殿生的话，我寻思，恐怕就是这位积极分子。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我重述这些往事时，几经斟酌还是隐去其名，毕竟我们是同学，过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早已烟消云散，我只想写出当时所处的境况，并不计较某个人。

临近放假时，学校召开学习雷锋总结大会，校领导表扬了我们班，尤其对我们班的宣传工作给予肯定，我当时的确感到欣慰，因为其中包含有我的辛勤耕耘。紧接着，校领导又对存在的问题做了严肃的批评，其中几句话可能指我：“有这样一位同学，狂妄自大，竟然在讨论会上说什么不做螺丝钉要做机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还想要干什么？雷锋同志讲过，要做革命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难道你比雷锋还要伟大”？这几句严厉的批评是否指我，一时无法确切断定，但我清楚记得一次讨论会上，我却讲过类似的话，我说：“作为一个学生，我们要把雷锋精神和学习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学得更多的知识，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雷锋那种甘愿做螺丝钉的精神，但有一天假使我们做了轴承、齿轮或机床岂不更好”！校领导的批评可能指我，是否又有人把我给汇报了。汇报，汇报，我从来不屑于干这种背后偷袭他人的勾当，可偏偏接连不断地遭人暗算，我的话错了吗？如果每个人都去做螺丝钉，世上无人去做齿轮或机床，螺丝钉往哪里拧啊！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常听长辈们说是一个腼腆的孩子，我们家乡讲腼腆，除了害羞不好意思外，还有一层意思，便是听话不胡来。从小到大，从未和别人打过架，基本上属于那种与世无争的角色。尽管有时，由于爱读书的缘故，显得有些特立独行，甚至落落寡合，但从不想也不曾伤害过别人，遇有别人伤害了我，背后捅上一刀，只是气愤一时，过后很快就会冰释，从不打算报复任何人。秉承了父亲的遗传，生性懦弱，不愿与人争斗，遇事姑息迁就，常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原以为这样一来，会给自己减去许多麻烦，可怎么也不会料到，时时处处有人暗中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处心积虑给我制造麻烦，这又不能不使我那本已负重累累的心头再添一块巨石。热衷于背后告密的人啊，你们可曾想过，被告者的心里会有何种感受？

三十二

又一年的暑假来临，我和崔培毕去找学校领导，仍旧打算像上个暑假那样，去学校农场参加护秋，借以解决学习中的一些零花费用，得到的答复却是，今年农场人手够用，不打算另外雇人，只好作罢。随即，他把行李搬过来与我同住。

暑假对于我们来说，的确算做一段黄金时日。同学们回去了，偌大的校园里，只有十几个留校生，又分散住在两栋宿舍楼里，不是一个年级一个班，彼此很少来往，只有习惯于埋头读书的人，才能耐得住这种寂寞。不久前三舅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我不必挂念家里，农忙时，自留地里庄稼的播种、除草、收割由姥爷料理，爷爷那时偶尔跑火车，从内蒙往山西贩卖莜面，也常顺便回去看看。

自此之后，我的心安定下来，摒弃所有烦恼，暗暗思量着假期学习的安排。崔培毕搬来的第二天，向我提出一个建议，两人合写一部长诗，全面检查过去两年来我们的学习成果，测试写作水平。我略一踌躇还是答应了他。这段时间里，除了为班里出墙报很少写过什么，或许是牛老师的话起了一定作用。接着崔又提出，合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借以教育人们发愤图强，克服眼前的暂时困难。形式呢，以叙事诗为主，夹杂抒情。我想了想觉得也行，反正是练习写作，又不是为了发表。何况这故事早在初中时读《东周列国志》已晓得大概，最近又看了戏剧家曹禺写的《胆剑篇》。真是说干就干，又各自阅读了一些有关资料，共同拟定提纲，做了具体的分工，很快便动手开写。每写完一个段落，互相进行修改，以保持格调一致。半月后，几经改动，终于脱稿。崔培毕还把它拿给女友去看，那个学期她也留校，独自住在三楼。她原来只是喜欢绘画，在崔的影响下也学起诗来。正是她的留校给我带来隐忧，崔每天都要去她那里，有时整个晚上不归。
终于有一天，我开了口：“培毕，你不能这样啊，咱们能有现在的学习环境多不容易呀，一定要加倍珍惜，万一有个闪失，被开除学籍，后果不堪设想”！他听后似乎很有把握地说：“知道，我会采取措施的，绝不会出事，你放心好了”。话虽然这么说，我仍是不大放心，久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呀！看我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又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俩发生这种事也快一年了，多咱出过问题”。我听了还是不大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后来见他自信的很，也不再多嘴。心想，这种事只能提个醒儿，说得多反而没意思。

我们依旧读书写诗，那篇长篇叙事诗已做了几次修改。晚饭后一起在操场上散步，谈论着共同看过的书，讨论习作中存在的问题，有时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每逢说到一年后的毕业，一方面为早些工作而兴奋，另一方面也为即将到来的分别深感忧虑。三年来，我们在一起，早就达到无话不说的地步，彼此间不存在任何隐秘。尤其让我们感到快心的是，学习中的互相砥砺，每有一篇习作出来，互相以拨草寻针的态度力图找出毛病，哪怕是挑剔的过度，彼此毫不介意，等到最后修改到比较满意为止，两人那种喜悦情绪，简直难以用言辞表述。人生需要诤友，我们早已各自视对方为知己，因此加倍担心日后的天各一方。

暑假很快过去了，开学后还像往常一样，每日照旧忙碌着，各门功课都已进入扫尾阶段，很快就到了冬天。有一天空中阴云密布，看样子要下雪了，晚饭后，崔培毕约我出去，神情有些异样，声音低沉地说：“看来你的担心并非多余，她怀孕了”。消息来得这么突然，似乎又在意料之中，我俩并肩走着，谁也不再吱声。这在今天的学校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那时可要开除学籍的啊。“你得赶快想办法，让她先请假，然后秘密到医院打胎”。最后还是我先打破沉默，如此建议。 “不行，我俩的关系她母亲始终反对”，崔停了片刻接着又说：“她不敢和母亲挑明”。“不挑明也得挑明”，我接上他的话，“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隐瞒总不是办法，须得当机立断，为今之计首先找个借口请假，离开学校为上策，以免被发现”。“我也这么想”，他说过这话接着又补充道：“这两天，她老是呕吐，已经引起同学们的注意”。“那就更应该马上行动”！我加重语气对他说，他也表示同意，并说第二天就让杜同学先请假离开学校。

次日下午崔培毕不见了，忙找田德懿了解情况，他说午饭后王老师把崔叫去至今未回，看来情况有些不妙。下晚自习后，去锅炉房打水，忽然发现杜同学独自站在三十米开外的小树下，急忙走上前去问她：“崔回来了没有”？“没有，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说话时她的声音很低，语气中充满了忧虑，再问她是否请过假，她微微点着头。

原来这天上午，她找王老师请病假，理由是感冒，王老师要她到医务所开个条子。到了医务所，医生说按规定重感冒才能休息，接着就给她把脉，把完脉对她说：“不妨事的，用不着休息”。

下午崔培毕被王老师叫去，再未回来。她几次去找王老师，奇怪的是王老师也找不到了，所以站在锅炉房近旁的树下，就是专等我，向我了解情况，结果我知道的并不比她多。这一晚我在焦灼不安中度过，不祥的预感紧紧笼罩在心头。直到又一天的午饭后，田德懿慌里慌张地来告诉我： “崔的床铺已空，所有东西拿走，恐怕是回家了”。“杜同学呢”？“听说也被送走了”。我再没有说什么，默默走进教室，以至于许多同学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我也懒得去理会。直到晚饭后，同学们纷纷向教学楼正门儿那里涌去，听说贴出一张通告，是校方宣布开除崔杜二人的消息，我拖着沉重的两条腿走出教室，一股苦水从心底涌起，眼泪差点就要出来。

其后一段时间，我的情绪一直非常低落，一方面深深地自责，没有能劝住他们，致使悲剧酿成；另一方面也为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许久许久地感到伤痛，人生得一知己是多么的难啊！眼看就要毕业了，他却被开除，不知今后的日子将怎样度过。接下来的寒假，依旧没有回家，但这是我在学校度过的最孤寂的一个多月。

以往的假期，总有他和我作伴，即使像那年暑假，他陪杜同学去了陕西，也常觉得在我身边。我俩同龄，又来自一个地区，都曾做过上大学，而且是上名牌大学的美梦，不幸中道遇阻未能如愿。后来，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上了中等专业学校，说实话我们很不满足，于是相约自学。理工方面的东西由于未上高中，数理化底子薄，自学起来难度太大，于是选择了文科方面，我俩像饥饿的野牛闯进菜园里，各方面的书都读，政治、文学、历史、哲学，最后竟爱上了文学，尤其是诗歌。在我们刚刚练习写诗时，每次拟定同一内容，各自发挥成篇，然后我改他的，他改我的，互相专找毛病，提出的意见越尖锐越被对方看重。我们各自为对方的进步而高兴，一直相互勉励，从未产生过丝毫的嫉妒之情，日常生活中也从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丁点龃龉，彼此相亲相爱，宛若一对孪生兄弟。记得有一回，他建议两人共同写一首抒情诗，内容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向往，又总感到自身努力不够，虚度年华，通过自责更进一步鞭策自己，写成后，他为自己的诗命名为《堤上吟》我的篇名则叫做《月下吟》。

那时，每逢周末或星期日，我俩在学校后面的污水河堤上，不知走过多少个来回，同样在月光下的操场上，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漫步和促膝谈心，这两篇习作仅从题目上看，那种不谋而合、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形，足以让对方倍感欣慰，随即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姊妹篇。当这些美好的回忆一幕幕再现在眼前时，常常惹得我泪眼涔涔、黯然伤神。离别的时间尽管不长，伤感的情绪却久久不能散去。联想起父亲的去世与母亲弟妹们的分别，年轻的心灵里，渐渐滋生出悲观的情绪，为什么不如意的时候总比快乐的日子要多的多啊！

和崔培毕在一起的时光就这样结束了。但我们的友谊始终存在，我含泪读着他的每封来信，对他的处境深感同情，写给他的每封信里，尽量避免说些彼此伤感的话语，力图鼓励他不要放弃读书，仍应勤恳地坚持练笔。我深信他的家庭出身好，犯错误也是生活问题，丝毫不涉及政治，在当地，人们不久就会发现他的才华，他实在是还有起山的时候，我还要求他勤于写些农村生活的诗歌散文，并要求他不断给我寄来，通过书信仍像往日一样进行交流。那时每周一封信，收不到信或者不写信，便会感到极其无聊，离别使两人拉开了近三千里的距离，而两颗心却贴得更近了。

三十三

新学期开始后，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我们班前往大连第二发电厂实习。平生第一次看见大海，“大海啊，我又一次来到你的身边”。想起郭小川的诗句，自然兴奋起来，只不过我是首次来到。海滨城市，空气清新，市容洁净，旖旎的春光给人生意盎然的感觉，我那种种抑郁的心情，很快被它抚平。星期天和“五一”劳动节，与同学们一起去星海公园、老虎滩游玩，领略海边的风光。还有一次，集体乘车沿海边行驶，前往旅顺口参观，向导详细介绍了日俄战争时，发生在这里的战事。我们互相谈论着，如果毕业后能分配到此地工作，哪有多好啊！两个月的实习转瞬到了，五月中旬回到了学校。

回校不久，王老师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首先要我汇报一下几年来思想改造的历程，因为那时学校刚刚举办过一次展览，展出一位姓闫的同学，也是家庭出身不好，为和家庭划清界限，把其父深藏多年的地契向领导交出，王老师的意思要我学习闫同学。尤其令我感动的是，王老师在我面前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从前对我了解甚少，甚至偏听偏信个别人的汇报，几次对我的批评不够实事求是。现在，终于知道我在努力进行自我改造，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和党史，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比一般人要扎实许多。同时表示，学校领导要求分管政治思想工作的老师要和学生交朋友，他觉得这两年来，和我的关系有点“那个”，很想进行改善，也理解我不是故意疏远他，只因为太喜欢读书，时间比较紧。这些话，的确说到我的心里，开始觉得王老师并不像我想得那样，政工教师也有和蔼可亲的一面。

最后，他向我提出一个建议，要我写一份思想改造历程的材料，并特意指出，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肯定和信任。一个家庭出身不好，又长期为此背负沉重思想包袱的人，能得到领导的信任，自然兴奋不已，于是按王老师的安排，把材料交了上去。几天后，王老师又把我叫去，说是看过材料后深为感动，当即表扬了我，并鼓励我继续努力。自此之后，他开始常去教室，那时我们正在搞毕业设计，尽管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走过我面前，总要和我交谈一阵，师生之间的关系渐渐趋于和谐。

毕业设计期间，学校特意组织毕业班的所有学生观看了话剧《年青的一代》，看后进行过多次讨论，班里又出了两期墙报，我写过一首《给肖奶奶》的诗，很受同学们欢迎，许多同学拥挤着在墙报前抄写，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赞扬肖奶奶深明大义，支持爱孙肖继业毕业后主动到边疆贫困地区工作的高尚情操。为此，王老师专门找了我，问我能否也这样，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领导分配，不提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条件。他听了甚为高兴，对我讲，班里有些同学多次找他，想留在大城市或离家近些的地方，为此他很为难，要是大家都像我一样那该多好啊！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王老师诚恳地对我说：“我打算吸收你入团，听说你在思想改造方面狠下功夫，读了不少马列著作”。他看我不吱声，又有点将信将疑的样子，进一步鼓励我：“我们的政策是唯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你要彻底向组织交心，使领导对你有个更深的了解”。我仍然没有表态，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太快了，使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真的还是假的，很难说清。末了，他像是很随意地说：“比方说，你可以把日记拿出，那才是真正的交心啊”!见我有些为难，接着又说：“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只是随便提个建议，你完全可以自行选择”。

这次谈话，给我带来一些顾虑，倒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日记和我写的思想改造历程的汇报材料，大体型彷佛。只是感到和周同学那段感情纠葛，涉及到对方，不想让外人知道，做人起码要尊重他人。王老师似乎非常了解，两天后又找我，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有顾虑，担心拿出日记，怕人知道你和周同学之间的事情，如果你们真是清白，谁还能说什么，何况组织上要了解一个人，能不替他保密”?至此，我的所有顾虑消除，便将几本日记交给他。而且从他说话的语气中，我听出，他对我和周之间有些怀疑，以为我也有过崔杜那样的事情，为解除他的这种怀疑，让他看看却也无妨。

一个星期过后，王老师把日记原封不动还给我，对我说;“本打算给你解决组织问题，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等你到了电厂，我以学校的名义把你的表现介绍过去，千万要好好工作啊”！我接过日记，礼节性地对他说“王老师，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几天后毕业了，我被分配到辽宁西部的北票发电厂。同学们大都回了家。这时是八月初，离报到日期还有半个月，我留在学校等待。

离校那天，吴殿生同学早早从家赶来，帮我搬运行李和书籍，走到校门口时，王老师正站在那里，不知是无意碰上还是特意等我，我们互相握手、道别。当我走出几步，他又赶上前来叮嘱我：“去了厂里好好干，相信你一定会有前途的”！我们又一次握手，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校，踏上新的途程。

三十四

北票，是辽宁省西部一个县城，隶属于朝阳地区管辖，历史上曾是胡汉杂居的地方，古代的营州就在这一带。县城虽然不大，矿产资源却颇为丰富，煤、铁、黄金，样样都有。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这里的矿产资源，修建了北票发电厂，单机容量15000千瓦，一九五九年进行了扩建，新增一台6000千瓦机组，基本属于小型火力发电厂。

我来报到后，被分配到汽机分场，一同来到这里的同班同学马宝田则被分配到锅炉分场。刚来厂里，按照电厂的规定，首先学习一个星期的《安全规程》，然后下到分场跟随老师傅实习。同来的五个人很快下到生产第一线，只有我被分场主任留在办公室。主任姓张名维义，四十岁左右，不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穿一件早已退色的工作服，说话干脆利索，眉宇间透出精明干练的神色。当我向他要求去分场跟班实习时，他摇摇头说：“暂时不必下去，以后有的是时间嘛。这里有一件重要工作早想干，只因缺乏人手，一直拖延着。你是学校毕业，又是热力专业，正好干这事。况且，这也是学习嘛，对你以后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同样有帮助”。原来，张主任打算把汽机分场自一九三八年建厂以来，发生过的各种大小事故，进行一次梳理，分类综合，进而指出各类事故发生的原因，并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然后印制成册，发给分场职工，每人一册。他已为这本小册子起名叫《警钟》，其目的显然要加强职工的安全意识培训，确保机组正常运行。开始，我有些犹豫，不住挠头，自己毕竟缺乏实际生产经验，不知能否胜任。他大概看出我的为难，安慰我说：“好好干吧，生产方面的问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随时随地问我和张技师。至于文字方面，咱又不是出书，只要大家看懂就行”！接着领我到资料室，取来当年所有的事故记录和分析报告。

每天上班后，一件一件阅读这些材料，并简要做些笔记。心想，只要把基础工作做得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钻进去，掌握并熟悉全部第一手资料，以后的分类综合，才能做到重点突出，条理分明。张主任也讲过，这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如果把历次事故的发生与处理都弄个一清二楚，肯定不比下分场学到的少。加之在学校四年的埋头苦读，早就习惯了坐板凳，每天一上班便开始工作。除了上厕所很少到外面转悠，以至于主任和技师常常提醒，要我休息休息，不要忙，慢慢来。生来属于急性子的人，凡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总喜欢抓紧去做，厌恶拖拖拉拉。正因为如此，在分场工作的这段时间，主任和技师对我抱有很大的好感。

下班后，同事们大都不在宿舍里，他们去了哪里，我从不知晓也不过问，只有到了晚上九点以后才陆续回来。宿舍里住着六个人，和我邻床的蒲加彬也是中专毕业，来自大连电力学校，对我一直非常友好。其他四人，都是汽机分场的检修工人。上班后经常见面，每当他们到办公室找主任或技师，总要走到我面前，看我在干什么，简单聊上几句，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晚上回来后，看我在读书或写字，从不大声喧哗，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北票电厂的条件，当时比较差，宿舍里竟没有一张桌子，我搬来些砖头，把放书和衣服的柳条包支起，新买了一个台灯，这便是我读书写字的地方。

上班后不停地在写，努力把工作做好；下班后读书做笔记，充实自己，公私分明，有条不紊，心里感到很满意。只有到了星期天，才和马宝田一起出去散步，互相谈心。马宝田原先和我不是一个班，六二年压缩时合并到一起的，他也爱好文学，常常写些小诗，要我为他改稿。后两年，特别是最后一年，他和我的关系比较密切，崔培毕未走时，常用屠格涅夫《父与子》里的两个人物戏称马宝田为阿尔卡狄，我自然就是巴扎洛夫了。一般的假日，我俩不喜欢逛街，而是钟情于爬山。电厂附近，有小山数座，彼此相连。出了厂，沿铁路前行二里左右便到山脚下。我们一起慢慢攀登，同时闲聊着文学方面的许多感兴趣的话题，觉得生活很充实。而当我们登上峰顶，俯视山城，周围冈峦起伏，村城相间，中间那条不知名的小河蜿蜒流过，这地方还真不错，有山又有水。人们常说，大地方有大地方的风光，小地方亦有小地方的景致，此话果真不假。

很短时间，我便打心眼里爱上这里。固然，它比不上我们曾经实习过的大连，那里繁华热闹，洋里洋气，有一种大都市的气派。而此地，幽静质朴，有着先民时代的古朴意味，自有它吸引人的魅力，尤其对于像我这种来自农村的人。

两个多月后，把那本叫作《警钟》的小册子编辑完毕，又作了几次文字方面的润饰与修改，整齐誊抄出来，交给张主任。他看过后，十分满意，又拿给张技师看，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主任还问我刻过蜡板没有，我说从未刻过，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试试。他满意极了，第二天就从办公室借来蜡板、蜡纸和笔，并嘱咐我，刻完后和他说一声，他要再借油印机，让我一包到底，装订成册，方才算最后完工。

当《警钟》的油印和装订最后完成时，张主任又给我布置了新的任务，要我编写一本通俗易懂的有关汽轮机方面的读本。他说：“分场许多工人技术知识太少，早想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买来的书不是大专就是中专的课本，他们看不懂。我也试着写过，可就是写不成，你要我给讲还成，一旦提起笔来，要说的话怎么也写不了。谁叫咱文化水平低！我看你能行，文章写得挺通顺，小伙子，好好干吧，还是那句话，这也是学习嘛，等你编成这个读本，自己的水平不也提高了吗”？既然主任这样看重我，便愉快接受。曾听同宿舍的工人们说起，张主任是个非常钻研技术的人，在厂里被人们称为“汽机通”。

冬天到了，依旧整天呆在分场办公室里，阅读有关汽轮机运行和检修方面的书，以及张主任给我借来的一些资料，不时做着笔记。还是先前的老办法，等所有准备工作做好后方才动手。张主任也几次嘱咐，要我先收集资料，等过年后再写。

自从来到这座电厂，精神较前有了很大的好转，这里的领导和工人对我十分友善。在学校时，由于好读书，常常遭到一些同学的嫉妒，背后说我坏话，无端给我戴上一顶“野心勃勃”的帽子，有人甚至讥讽，说我想当什么“家”。而这里，我的好学却受到尊重，遇有他们不懂的问题，还向我请教。生活中哪怕有一点困难，大家也都乐于帮助。我常想，将来能在厂里做一名合格的技术员，帮领导写些材料什么的，或者搞些宣传方面的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等到和母亲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再成个家，一切也就如愿以偿，还敢有其他奢望吗？

农历腊月中旬，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告知我在这里的详细情况，并给她寄了点钱。这个年仍然不打算回去过。要做的工作很多，准备来年秋收时回去，顺便还可以为母亲收割自留地里的庄稼。
三十五

临近年关的一个星期天，同宿舍的工人师傅们早早回了家，准备过年的物品，我一个人呆在屋里，专心致志地读书。下午五点左右，保卫科一个叫不来名字的年轻干事敲开门，对我说：“有两人找你，在招待所等着”。

放下手中的书，跟着这位干事走进了厂招待所。找我的人，一个四十三、四岁模样，另一个则三十岁刚刚出头，都不认识。他们让我坐下后，年纪稍长的人向那年纪轻一些的人点头示意，于是便开口了：“我们是朝阳公安局的，找你来，是因为有人告发你，利用写日记和诗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希望你能主动坦白，向我们交待一切罪行，争取宽大处理”。我惊讶地抬起头望了他俩一眼，随口便说：“你们不是找错人了么，我一直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学习、工作着，怎么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简直是笑话”！他俩一听便有些生气，年长的人霍地站起，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厉声喝道：“放老实点，你当我们是干啥的，我们是公安局刑侦科的破案人员”，随即又把声音放得平缓一些说：“既来找你，就一定有找你的理由，你想想，我们哪会找错人？还是老实交代吧，在我们面前耍滑头是没用的！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突如其来的罪名，着实让我摸不着头脑，自己虽然出身不好，但这些年不是在努力改造么，跟共产党走是我的一贯宗旨，压根儿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学校时，学马列、学毛著；到了工厂，服从领导分配，努力工作，没有反对过任何人，平白无故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个罪名，于是极其诚恳地对他俩说：“真的，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也许是一场误会”。“误会？说得倒轻巧”，年长的人狡猾地笑笑，接着又说，“你不交代也罢，咱们用事实和你说话”!说罢，甩下一支笔和一叠纸，向年纪稍轻的那人递个眼色，走出去到了另一个房间。不久，从窗户看见，厂保卫科的人和一个年纪五十岁开外的人，一起把我所有的日记和习作手稿抱进那个屋里。他们再没有找我，也不准我出去。

晚饭时，保卫科那个年轻干事给我打来饭，甚至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我意识到自己暂时失去了自由。但心里并不害怕，自信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也从没有反对过谁，相信公安局会弄清事情的真相的。

第二天平静得过去了，他们只问过一次，是否写了交代材料。一看那叠信纸原封不动地放着，什么没说就走了。

第三天下午，还是先前那两个公安人员拿着厚厚一叠纸，上面写满了字，向我宣读罪名。首先说我利用日记，攻击人民公社，说人民生活苦，吃不饱肚子。然后问我：“这是事实吧，还有什么说的”？我急忙进行分辨：“我是写过农民生活苦，吃不饱，但接下去写着这都是暂时现象，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会克服这些困难，你们不能断章取义”！四十几岁的人冷笑一声说：“这正是你的狡猾处，所以那样写是为了掩人耳目”！我接着分辩道：“日记是记录自己思想改造的历程，又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用得着掩人耳目吗”？那人不再理会，接着又问我：“你写过一首《给肖奶奶》的诗吧”？ “写过，是毕业前出墙报的稿件，领导审核过”。我答道。“这不是专为自己写的吧，据说，曾有许多同学传抄这首诗，影响面可不小啊”！这位公安人员有些得意，彷佛抓着什么真凭实据。我又进行了辩解；“这是我们看了话剧《年青的一代》后写的，通过肖奶奶送她孙子肖继业主动到边疆工作，赞扬老人家深明大义，为公不为私的高尚情操”，“别解释了”，三十几岁的公安人员又接上话，“这还不明白么，你用的是影射手法，这里的肖奶奶正好就是你那地主婆奶奶，她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希望你来实现她的美梦”！真是天方夜谭，奶奶自从父亲去世后，一直卧病在床。

两年多没有见过面，只从二叔的信中得知，她身体甚为虚弱，有时精神恍惚，怕是不久人世了。二叔还告诉我，已为老人家买好了做寿材的木板，要我尽早回去看看。再说啦，奶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对国家大事什么都不懂，哪里会有什么复辟的梦想！她复谁的辟呀，简直是奇谈怪论！按照这些思路给他们解释，但人家根本懒得去听。在这两人看来，凡是他俩认定的都对，用不着听别人解释。紧接着又问我：“你和被开除的崔培毕合写过一首更为反动的长诗，说的是古时一个叫做勾践的国王，卧薪尝胆呀，忍辱负重呀，总之是要夺回失去的王位，这不明摆着是在鼓励蒋介石也像勾践那样，进行反攻大陆，企图夺回失去的天堂。你们的狼子野心，明眼人一看便知，别在那里自作聪明了，以为谁也不如你们”！等他说完，我只简单回答了一句：“我没那个意思，不信你去问问崔培毕”。

我被这两个人气昏了，世上竟有如此强词夺理之徒，还是公安人员哩。我埋下头，简直不想再看见他们那副得意的面孔。见我不说话，可能以为是理屈词穷，进一步发起攻击：“你曾向组织写过一份思想改造汇报，表面上看，是走向进步，实际上是想混进革命队伍，从内部瓦解革命阵营，如果你的阴谋一旦得逞，千百万革命者将会人头落地，社会主义江山就要变色”！他说的理直气壮，又义愤填膺，彷佛对敌宣战似的。但我就是看也不想多看他一眼，觉得他是专门曲解别人原意，故意歪曲别人本心的那种卑鄙角色，他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的害人虫，真不知这样的卑鄙小人，怎么会选进人民的公安队伍！以后的情形，他们又列举了许多例子，把我写的东西进行了全面的离奇的曲解，我简直不想听他们的絮叨。晚饭后，他们让我站在屋子中间，软一阵硬一阵逼我承认，我就是不作声，实在催得没有办法时，只简单回答：“那全不是事实”。半夜的时候，他俩甚至掏出手枪，拿出手铐，硬是逼我签字，还威胁说：“再不承认，明天就送你进看守所”！

后半夜，他俩都去睡了，电厂保卫科的两名干事在门外看着。我脑子里乱极了，被这两个人气得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地寻思，自己在这里工作的好好的，平地一声雷，怎么会突然遇到这种倒霉事情，连分辨的机会也不给你！于是想到了班主任老师王世祯，一定是这家伙干的，口蜜腹剑的小人啊，还为人师表哩。可公安人员也得实事求是呀，办案人员要的是秉公执法，怎么可以偏听偏信，胡乱分析一通，随意加害一个无辜青年呢？

第四天早饭后，厂部派人送来一张通知，我已被开除厂籍，也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是写着，根据我的情况，“不宜在本厂工作”，经厂党委研究决定开除厂籍。这算什么理由？打算过去问一下，厂党委和招待所在一个院里，相距不到二十米，但看守的人坚决不放我过去。过了一会，那个五十多岁的公安人员走了进来。这两天，他始终未露面，进来后坐到我旁边，问我睡好了没有，家里还有什么人，我想他们早知道了，无非是故意和我套近乎，不过还是按照他的问话一一作答。然后他就说开了：“反正已被开除，今后回农村是毫无疑问的了，我们也充分考虑了你的情况，父亲去世，家里缺乏劳动力，不打算把你判刑。要知道，党和政府在处理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时，一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不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总要给出路，我们也很同情你家现在的困难处境，你母亲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够辛苦的。把你送回去，正好母子一起过日子。我也是为你好才说这些话，如果你执意不肯签字，带回看守所，老实讲，还怕你不承认，公安局有的是办法，到那时吃了苦还得承认，判你三年五年简直不在话下。所以不这样做，还是为你一家人考虑。

如果判了刑，你母亲会怎么样？这些，你应该考虑到，人都是有感情的嘛，年纪轻轻碰到这样的事，说实话，我也为你惋惜，也可怜你家里的人。否则的话，和你说这些干啥”？等他说完，我诚恳地对他说：“老同志，我的确没有丝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更谈不上行为，我太冤枉了”。他沉吟一刻，然后给我做了如下解释：“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了，你说没有，别人分析说有，这就叫有口难辩”。说到这里，看了看表，站起身来，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带感情地说：“年轻人，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是为了你，快过年啦，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不是两年没有回家了吗?我们也是急着回家过年，想尽快了结这个案子。要不的话，早把你带回看守所了，我劝你还是多为自己的母亲想想”。说完马上走了。

一小时以后，这位老公安人员又走了进来，问我：“考虑的怎么样？我们也准备回去了，你要承认，今天就送你回山西，要不承认，就跟我们到看守所，两条路由你选择，我不强迫你”!看我有些犹疑，拿过印尼盒子，拽着我的手说：“来吧，按个手印不就了事啦，你还以为看守所像这招待所一样吗”？我终于失去主意，被他拽着按下手印。那一刻，感到实在屈辱极了，也窝囊透顶了。老公安人员却笑着说：“好了，我们总算为你办了一件功德圆满的大好事，要不非进看守所不可”！我像一滩泥似地瘫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此生此世彻底完了，苦苦奋斗了将近五年，结果还得回去，回到那个贫穷的村庄任人欺凌。紧接着，招呼来本厂两个保卫人员，押着我回宿舍收拾行李。

下午，离开了北票发电厂。在厂门口看见张主任，他那惋惜的目光，很多年后我都未能忘记。

农历腊月二十五，我们一行三人回到朔县公安局，他们让我在院里等着，进到办公室，去办理接交手续。出来后递给我一张介绍信，要我到公社报到。等我把介绍信装好，那两人略一迟疑，随手又递过一张纸：“这是给你的”！我急忙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北票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的字样，再往下看去，上面说，经该院开庭审理，本人供认不讳，判处戴“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回农村管制三年，监督劳动。最下面的日期，竟是我从北票起程的前一天。我一下子懵了，等到醒过神来，四面张望，押送我的两个人早已不知去向，只好无可奈何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城外走去。

三十六

出了城门，向南踽踽走去。无论如何须得先到姥娘家看看。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太阳躲在云层后面，久久不肯露出脸来。风虽然不大，却有点刺骨，我瑟缩着身子慢慢走着，真不知该怎样向亲人们交代。土改后的那几年，每年有一半时间在这里度过，那时，我是这个家唯一的孩子。姥娘格外疼我，姥爷和舅舅也都非常亲我。正因为这样，越应该和他们打个招呼，把情况通报一下。进得门来，一家人都很惊讶，姥娘首先问道：“不是说过年不回来了，咋又改变主意啦？还是回来的好，这两年一说起你，你妈就哭个不停，过年啦，该回来团圆团圆……”姥娘自顾自地说着，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哇”的一声，伏在炕沿上大哭起来。姥娘急忙板着肩头，不住地问：“娃呀，这是咋啦”？姥爷也来扶起我的头，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咋啦？不要哭，有话慢慢说”。我哭得越发伤心。

不一会，三舅三妗从外面进来，坐到旁边，大舅大妗也从西窑走过来，一家人团团围着，哭声停止后，都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等着回答，每个人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约莫出了大事。我渐渐安静下来，把在北票电厂遭到的意外，一五一十向他们做了陈述。一家人谁也不啃声，屋子里格外寂静。也不知过了多久，姥娘首先发话：“我看回来也好，自你爹死后，你妈受的罪真是数也数不清，一个女人家，家里没个拿轻扛重的人，总是不行，回就回来吧，娘儿们要穷穷在一起”。老娘的话音一落，，大妗和三妗也附和着，后来姥爷和大舅也表示赞成。只有三舅不作声，他在一所学校当管理员，自然知道“现行反革命”帽子的分量，在这种场合不想说破。原本想象，大家会怪怨一番，批评一气，那样还好受些。结果谁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心里更加难受，眼泪不由得又流了下来。三妗递过毛巾，要我擦擦泪，并说：“别伤心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以后和你妈一起好好劳动，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穷就穷些，众人帮扶着，凑合着过吧“。于是大家把话题转向这方面，共同安慰着，我也终于平静下来。

午饭后，和三舅单独谈了一会儿，如实告诉他后，又强调说：“三舅，我真的丝毫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让别人陷害，公安部门完全曲解了我，任他们瞎分析，乱引申，强行定的罪，又不听我的申辩”。“这我相信，你一个学生娃，又没有和谁有仇恨，上学还是国家供的，不可能有那种反动思想。

总之还是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要是落在贫下中农子女的头上，保准没事”！三舅一边说，一边安慰道：“反正已经无可挽回，回家后安心和你妈过日子，凡事要多想开点。再说了，原本就是地主成分，再戴几顶帽子不还一样吗？不要把它挂在心上，就当当初没念书，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农民，慢慢也就想通了”。

回家的路上，心情好多了。暗自寻思，也不必为自己的遭遇过分痛苦，还是多为母亲着想些。这两年她的确很不容易，也需要我回到身边。抛开个人的前途来看，回到她身边，比在外面给她寄点钱，对她精神的安慰或许要大得多。家里没有一个成年男子，孤儿寡母过日子着实不易，乡村人常说，每个家庭都要有个顶门垫户的人，这个角色毫无疑问落在我的头上。这些，正是姥爷姥娘丝毫没有责备我的缘故吧，大家考虑的是整个家庭，而不是我一个人的前途。我的责任正是和母亲一道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

再说，既已落到这步田地，即使想不通又能怎样?还不是自找烦恼！人，大凡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总要找一个理由进行自我安慰，否则将如何生存下去。

回到家里，二弟、三弟、二妹都围了上来，问长问短。母亲听了我的叙述，同样没有任何的责怪，她说：“回来也好，省得我整天想你，往后，咱娘儿们永久在一起。这年头，还有个啥图的，一家人团团圆圆最好”。“丑女呢”？没有看见大妹，赶紧问道。“去集宁啦”。三弟抢着回答。母亲接着告诉我，大妹过年不回来，三妈要生孩子了，奶奶卧病在床，无人照顾，三叔写信回来，要大妹去伺候一段时间。

当天晚上，等弟弟妹妹睡了后，和母亲一直谈到深夜。她边做鞋边听我讲述，讲到被冤时的情景，仍然十分气愤，她一边纳鞋底，一边安静地听着，竟然没有一丁点埋怨的意思，只是说：“谁叫咱成分不好，回就回来吧，有啥大不了的，这都是命啊”！听着母亲的话，感动极了。从小到大，从她口里听到的总是命啊命的，从未怪怨过谁。如今，让我又一次领略到中国农民那种朴质的宿命观念，尤其在女人们身上表现的更为突出。奶奶、姥娘，无一不是如此，她们对环境、对政府、对有权势的人，从不敢说长道短，只知道怪怨自己的命不好。

她们的纯朴已经麻木到只知忍辱负重，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连一句不敬的话也不说。别人将帽子强行戴在我头上，她们竟浑然不觉，好像根本没有一回事似的。

第二天早饭后，到大队报到，随后找着小队长借了一辆小平车，前往火车站取出行李、书籍，顺便在县城置办了一点年货，匆匆回到家里。一路上，翻来覆去叮嘱自己，一定要克制痛苦的情绪，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和母亲、弟弟妹妹们共同过好这个年。

关于“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谁也没有深问过，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个啥玩意儿。正如三舅所说，反正已经是地主出身，再多一顶帽子，还不是那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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