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六)

2010-06-07 07:25 作者: 吕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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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三十

一九六三年的上半年,悲苦的心一直不能安定下来,家成了最大的后顾之忧。两次离别的情景时时在眼前闪现,母亲领着弟弟妹妹们把我送出村口,她们个个哽咽 着,穿着孝衣,站在寒风中,“哥哥,你早点回来”!“哥哥,我们想你”!一声声的呼唤,听了让人撕心裂肺,转过身后,再也不忍回头看一眼。路上,一种从未 有过的酸楚滋味从心头涌起,泪水一次又一次地顺脸颊流下……回校后,虽然极力克制,想让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仍旧像从前那样专心读书,可是这样的克制往 往难以持久,不久,又信马由缰地跑开,思绪一波接着一波。一直到有一天头疼的非常厉害,才请假呆在宿舍里。那天,正好班里一位姓马的同学患感冒,也在休 息。在我睡醒后,首先问道:“看你最近情绪不太好,还是因为你父亲去世的事吧”?“是的,我很悲伤,也常常为我的母亲操心”。他听后,安慰一番,要我想开 点。

接着又神秘兮兮地问我:“是不是还有其他不舒心的事情”?“没有,还能有其他什么事”!回答过后,很奇怪他的问话,于是又反问道:“你说的其他事到底 指的是什么”?他略一迟疑,嗫嚅着说:“就是,就是你和周同学的事”。“哦,这事啊,其实我们之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只不过彼此合得来,相比之下,较一 般同学关系密切一些,并未像有些同学传言的那样”。“这我知道,听说她对你还真有点意思,喜欢你,只是有些顾虑罢了,一则觉得你成分不好,二则你他妈咋会 穷成那样”?说过这话,紧紧盯着我,等着回答。我笑了笑说:“这都是不由人的事情,有什么办法”!接着他又告诉我,本学期开学后,有一位姓沈的同学在狂热 地追周同学,鼓励我不要放弃,并说只要我努力,还不算晚。我也郑重告诉他,自父亲去世后,已暗暗下了决心,三十岁前决不谈恋爱,决不成家,我要和母亲一 道,共同把弟弟妹妹抚养成人。姓马的同学用惊奇的目光看了我很久,将信将疑,再没有说什么。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看到这里,你们一定糊里糊涂。为了使大家真正了解事情的真相,有必要把我青年时代唯一的一次有关感情方面的纠葛和其来龙去脉,向诸位做一简要介绍。

刚来沈阳的那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天气特别寒冷,许多同学都穿上棉大衣,我的褂子里只有一件旧绒衣,冻得实在没有办法,教室又在楼房的阴面,写字时不住 地呵手。无可奈何之际,只好向父亲求救,他把我前一年在前进大渠工地上穿过的破羊皮袄寄来。雁北地区的农村,祖祖辈辈都穿这种羊皮袄,毛朝里,皮朝外,新 做成时有一股强烈的羊膻气味,幸亏我那件已经多年,难闻的气味微乎其微。在我们乡间,穿这种皮袄十分普遍,可是进入城市,特别是到了沈阳这样的大城市,这 件带大襟的皮袄,显得格外惹眼,同学们都朝我笑,有人还问我:“为啥不加个布面?多难看呀”!看得出,大家把我当成一个乡巴佬,或者简直就是出土文物。有 了这身行头,哪一个姑娘会正眼看你一眼?所幸我有一种超常的我行我素的性格特质,倒也并不觉得怎样难堪,只要暖和就行。

六一年寒假回去时,正是穿着这件皮袄和周同学面对面地坐在车厢里。她和我经过长时间攀谈后,竟笑眯眯地问我:“你咋老穿皮袄呢”?“暖和呗,不信你试试, 别看你那棉大衣新买的,肯定不如我这皮袄暖和”!她听后竟“咯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向我努努嘴说:“你真有意思”!返校时,从大同上车,在车厢里找到她 时,他看我穿一件黑棉袄,似乎挺高兴,开口就说:“这还差不多,学生总归要有学生的样子”!
大同车站下车的人多,她已为我占好坐位,依旧像回来时那样漫谈 起来。此时,彼此间已不存在拘束。她谈起班里一些女同学的情况,有不少人不知为什么经常往班主任老师那里跑,今天汇报你不积极啦,明天又说你走的是白专道 路啦,甚至连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也要夸大其词地汇报,真让人讨厌。她说她就不喜欢这样,学生的本分是学习,搞那些有啥意思啊!我和她一样,一 向对当时那种互相汇报,打小报告的风气很不以为然,因此越说越投机,相互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俩的关系快速发展着。我对她越来越感兴趣,几天不在一起交谈,心里像缺少了什么,她成了我寂寞生活中的芳草地。而她也常常有事没事地 和我凑在一起说话。依旧像往常一样,我在晚九点下自习后,再看书到十一点左右才回宿舍,有几次她竟也留在教室,坐到我面前问这问那。每逢这种时候,两人面 对面伏在一张桌子上长谈,耳鬓厮磨,常有一种异样的气息沁入我的心扉,感到自己渐渐坠入情网之中,有时竟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爱上了她”?她那灿烂的深 情的笑容,在我干枯的心灵里激起了涟漪。有一次,轮到我们班去学校农场劳动,时间只有一周。无论锄地,还是拔草,她不和其他女同学一起,总是和我并肩相 随。

开始时,我有点不习惯,还故意躲着她,但她一点也不在乎,休息时总爱和我坐在一块儿低声说着什么,别的同学看我俩亲密的样子也故意躲着,不来打扰,我 也渐渐不再避讳。如果说,先前两人的接触还故意避开他人的视线,此时已顾不得那些,有的同学甚至当着我俩的面开玩笑,说我们是挺好的一对,她也不做任何解 释,显然那是一种默认。正是她的默认鼓励了我。又一次,同样是晚自习后,我拿出最近写的一本日记,对她说:“这里记着不少有关我对你的印象,不知你是否愿 意看”。她二话没说,接过日记笑了笑,马上走了。几天后,把日记还给我时,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低声问我:“我有那么好吗”?“有,有,实际的你,比我 笔下还好”!我随口答道。接着她对我说:“想不到你的感情那么丰富,还以为你是书呆子呢”。“你不是常说我是诗人么,诗人没有浪漫的情怀怎么能行”!我诙 谐地和她开着玩笑,再问她对我的日记有何看法时,她妩媚一笑,迈着轻盈的脚步离我而去。在那妩媚的笑容中含有几分羞涩,我读懂了,那是一种特殊的暗示。然 而,我并没有向她表白,我怕影响读书,影响学习。再加上家庭穷困,经济十分拮据,深感不应过早谈情说爱,一直未能下定决心。犹疑、徘徊、自卑,多重感情交 织在一起,两人就这样相处着,再没有向前发展。忽而也想向她表白,忽而又觉得不妥,一直拿不定主意。

到了这年夏天,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六二压”时,学校召 开全校师生动员大会。会后,王老师首先找我谈话,要我写申请回农村。从他的语气中揣摩出学校的大精简,我将首当其冲。一则家在农村,二则地主成分。那一段 日子,思想混乱极了,茫无头绪。有时也在暗暗做着离校的准备,每逢回想起和周同学的这段感情纠葛,一方面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情丝在萦系着,另一方面又深深感 到先前的一些想法,未免有些孟浪。理智地考虑,这一切该结束了。那段日子,晚上的许多时候,喜欢独自在操场上漫步徘徊,有时一个人坐在那条污水河的小堤 上,无聊地向水里投着石子。记得有一天晚上,好像是星期六,又在操场上茫无目的地走着,为自己的去向沉浸在苦恼中,突然身后传来轻盈的脚步声,我知道她来 了。我们并没有多说话,只是并肩走着,那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她也同样为我担心,因此,气氛甚为压抑。

也不知走了多久,在一个跳远池边坐了下来,她坐在沙坑 的一边,我坐在另一边,谁也不知该说什么好。最后还是她先开口,大体意思是安慰我,要我不要灰心,即使回到农村,她认为像我这样有文才的人也不会被埋没。 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她向我讲出了内心的顾虑,“只是我觉得你出身不好,常担心你会出事,你又那么倔强,平日里有棱有角的”。。我知道这些话都表示了她深切 的同情和关心,在感激她的同时,潜意识里第一次了解到,她虽然喜欢我,背后却潜藏着隐忧,再加上当时的情势,决心从此以后,即使能继续留在学校,也必须迅 速退出,何况我的出路还是未知数呢。

放假时学校进行了考试,开学后,裁减学生以成绩为依据,我俩都留了下来。我们曾像两条斜线向着一个方向前行,眼看就会交汇成角,就在快要交汇时,遇到意外 改变了方向,从此成了两条平行线,彼此离得很近,却总是保持着那么一段距离。在新的学期里,对于当时的压缩城市人口,依然心存余悸,说不定哪时又要裁减, 虽然暂时留下,未必可靠,我想她一定也有同样的想法。尽管谁也未提过这类话,各自主动向后退去一步,也是显而易见的。

不久,父亲去世了,巨大的悲痛、家庭 的困境、母亲的可怜一股脑儿向我压来,心灰意冷,谈情说爱的闲情逸致随之烟消云散。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由上届留级到我们班一位姓沈的同学,开始狂热地追 求她,他们经常一起上街,看电影,双双进出,我都看在眼里,奇怪的是竟没有嫉妒之感,依然保持着从前的友情,她在我面前也从未显出丝毫的不安,好像我们之 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感情的纠葛。

我俩的纯真的友情一直保持到毕业,离校的前一天晚上,她特意到男生宿舍找我,谈话时间不长,彼此的伤感情绪却很浓。她告 诉我,车票已经买好,是次日上午十一点半的车。她走后我陷入沉思,去送送她吧,有她的新男友在,我夹在中间显然有点多余,又怕被人家怀疑我俩藕断丝连;不 去送吧,既已告知,这不明摆着希望我去。不过,最后还是决定去送送她。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从窗户里看见姓沈的同学,为她扛着行李,他们一起往外走,她还 不时回过头来,向我住的宿舍窗口张望。我在十点钟从学校出发,到了车站,也未去打扰他俩,快到检票时,当我出现在她面前时,她显得格外高兴,并递给我一张 站台票,我笑着问道:“咋知道我要来”?她笑而不答,列车快要开动时,她再次从窗口探出头来,向我们挥手告别,大滴大滴的泪珠掉下来,我不知这泪水是为她 的新任男友而掉,还是为老友而落,抑或是两者皆有?

半个月后,我也离开学校,到了北票发电厂,很快接着她的来信,说她先是到了河北省一家电业局报到,随后 分配到邯郸一座电厂,此后我们一直互相通信。直到我回到农村后,最后一次告知她我的情况,请她从此以后将我彻底忘掉,终止书信来往。

尊敬的读者朋友们,这回你可明白我对那位姓马同学所说的话了吧。当时这位同学,正热恋着本班一位姓李的女同学,而这位女同学与周同学情同姐妹,形影不离, 他大概是通过女友了解到周的一些情况。然而对我却了解甚少,因为我一向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谈论此事,以免出言不慎,无意间伤及对方。

三十一

学习雷锋运动开始后,校领导做了动员报告,每天下午,一边读报,一边学习雷锋日记。这时,许多同学主动打扫校园,还有人去澡堂、食堂帮助干活儿,过去一些 被人忽略了的死角,垃圾清除了,整个校园一片洁净,就连操场上跑道里的草也被拔得净光,人们想方设法地找活儿干,表现自己,谁也不甘心落在后面。我则忙于 组稿,尽量多出一期墙报,同时还得给团委板报不断写稿。

校园里,过去一些损坏已久的宣传栏,很快修葺一新,宣传雷锋事迹的图片张贴各处。在这种忙碌的日子 里,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将那诸多不遂心的事情慢慢抛开。班里的墙报,一期接着一期,还真不想只走形式,光登些表决心之类的文章,总想把每期办得有点特 色。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每办一件事特别认真,而且老是寻思着要比别人办得更好,方才满意。否则,连自己也交待不了。办墙报的过程中,当然也常常把自己的一 些主观想法掺合进去。。

我爱读书,爱学习,在学习雷锋运动中,始终不忘这一点。在我们的墙报里,特别强调,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最重要的是把雷锋的精神 贯彻到学习中。只有学到更多的知识,将来才能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为此,也曾满怀激情地写过一些小诗颂扬雷锋精神。周围的同学,都说我较前有了很大的好 转。自己也觉得,终于从父亲逝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在一次学习雷锋小结会上竟受到王老师的批评。他在表扬了班里一些好人好事后,并 指出存在的问题,特别点了我的名,说我在学习雷锋这样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情绪低落,写了一首《虞美人》的词,接着向全班同学宣读了这首词:“春花秋月何时 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甚至把“砌”字读成了 “彻”。宣读后接着批评说:“在学习雷锋运动中,写这种诗,哪有一点马列主义味道”!当时我正读一些马列的著作,后面这句话的讥讽味道也是显而易见的。我 随即站起身来做了解释,首先指出,这首《虞美人》不是我写的,是南唐最后一个皇帝李煜的作品,距今已有一千年。父亲去世后,在我万般愁苦时,随手抄在一本 书的扉页上。

那还是头年冬天的事,与现在的学习雷锋运动毫无关系。听了我的解释,王老师有些尴尬,又说了些其他事便散会了。会后,我却陷入沉思中,我为班 里做的事并不比别人少,也不是那种只埋头于读书,不顾集体的自私自利的人,王老师从未表扬过,反而在学习雷锋运动中批评我,这不是有意找碴儿吗?但转念一 想,他也是听别人汇报,只是事先没有向我了解罢了,也不能怪怨老师。这汇报者会是谁呢?每天这样忙,只顾埋头学习,又没有的罪过他人,为什么要在背后捅我 一刀?苦恼了两天,过后也便释然,大概只是一场误会。
但随即发生的又一件事证明,这不是误会,的的确确是有人故意加害于我。这是一次班里的生活会,王老师 在作总结时,又一次批评了我,只是这次没有直接点名,他说:“有的同学不务正业,在班里给同学们写了一部《爱情三部曲》到处传阅,影响不好,希望今后多加 注意”!一听便是冲着我来的,急忙站起来做了如下陈述:“王老师,事情是这样的,前不久我从旧书店买了一本《雾•雨•电》的书,合称《爱情三部曲》,是著 名作家巴金写的,班里同学争着借去看,现在在谁手里我还不知道,那本书并非我写的”。“不要着急嘛,我不是说你”!王老师说完这句话,看看表宣布散会,便 匆匆走了。

接着同学们都向外走去,开饭的时间到了,我独自站在那里,越想越憋气。这时团支书和班长同时走到我跟前,让我坐下,他俩说班里也不知王老师听谁 汇报的,也许搞错了,并说我虽然不是团员,帮助支部搞宣传,做了很多事。听他俩一说,心头的气很快的消了,我一向尊重他俩,视他俩为兄长,他们都是在职工 人,大我十几岁,一直对我很信任,因此也不便再说什么,但横在心头的阴云却久久不能散去。晚饭后,同桌吴殿生对我说:“保准又是那家伙汇报的”。他说的那 家伙是班里一位女同学,有一次大家在校园大扫除,吴殿生回到教室取喝水杯子,碰巧撞上这位女同学正一个人翻看我的书和笔记本,问她干什么,她说有一道题不 会做,看我是否写好,吴殿生一直对她存有怀疑,几次提醒我多加注意。这位女同学当时正在申请入团,隔三差五往王老师办公室跑,弄得女生宿舍气氛十分紧张, 没人敢和她多说话。听了吴殿生的话,我寻思,恐怕就是这位积极分子。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我重述这些往事时,几经斟酌还是隐去其名,毕竟我们是同学,过 去一些不愉快的事早已烟消云散,我只想写出当时所处的境况,并不计较某个人。

临近放假时,学校召开学习雷锋总结大会,校领导表扬了我们班,尤其对我们班的宣传工作给予肯定,我当时的确感到欣慰,因为其中包含有我的辛勤耕耘。紧接 着,校领导又对存在的问题做了严肃的批评,其中几句话可能指我:“有这样一位同学,狂妄自大,竟然在讨论会上说什么不做螺丝钉要做机床,真是不知天高地 厚,你还想要干什么?雷锋同志讲过,要做革命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难道你比雷锋还要伟大”?这几句严厉的批评是否指我,一时无法确切断定,但我清楚记得一 次讨论会上,我却讲过类似的话,我说:“作为一个学生,我们要把雷锋精神和学习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学得更多的知识,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 雷锋那种甘愿做螺丝钉的精神,但有一天假使我们做了轴承、齿轮或机床岂不更好”!校领导的批评可能指我,是否又有人把我给汇报了。汇报,汇报,我从来不屑 于干这种背后偷袭他人的勾当,可偏偏接连不断地遭人暗算,我的话错了吗?如果每个人都去做螺丝钉,世上无人去做齿轮或机床,螺丝钉往哪里拧啊!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常听长辈们说是一个腼腆的孩子,我们家乡讲腼腆,除了害羞不好意思外,还有一层意思,便是听话不胡来。从小到大,从未和别人打过架,基 本上属于那种与世无争的角色。尽管有时,由于爱读书的缘故,显得有些特立独行,甚至落落寡合,但从不想也不曾伤害过别人,遇有别人伤害了我,背后捅上一 刀,只是气愤一时,过后很快就会冰释,从不打算报复任何人。秉承了父亲的遗传,生性懦弱,不愿与人争斗,遇事姑息迁就,常以息事宁人的态度处之。原以为这 样一来,会给自己减去许多麻烦,可怎么也不会料到,时时处处有人暗中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处心积虑给我制造麻烦,这又不能不使我那本已负重累累 的心头再添一块巨石。热衷于背后告密的人啊,你们可曾想过,被告者的心里会有何种感受?

三十二

又一年的暑假来临,我和崔培毕去找学校领导,仍旧打算像上个暑假那样,去学校农场参加护秋,借以解决学习中的一些零花费用,得到的答复却是,今年农场人手够用,不打算另外雇人,只好作罢。随即,他把行李搬过来与我同住。

暑假对于我们来说,的确算做一段黄金时日。同学们回去了,偌大的校园里,只有十几个留校生,又分散住在两栋宿舍楼里,不是一个年级一个班,彼此很少来往, 只有习惯于埋头读书的人,才能耐得住这种寂寞。不久前三舅给我来了一封信,要我不必挂念家里,农忙时,自留地里庄稼的播种、除草、收割由姥爷料理,爷爷那 时偶尔跑火车,从内蒙往山西贩卖莜面,也常顺便回去看看。

自此之后,我的心安定下来,摒弃所有烦恼,暗暗思量着假期学习的安排。崔培毕搬来的第二天,向我 提出一个建议,两人合写一部长诗,全面检查过去两年来我们的学习成果,测试写作水平。我略一踌躇还是答应了他。这段时间里,除了为班里出墙报很少写过什 么,或许是牛老师的话起了一定作用。接着崔又提出,合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借以教育人们发愤图强,克服眼前的暂时困难。形式呢,以叙事诗为主,夹杂 抒情。我想了想觉得也行,反正是练习写作,又不是为了发表。何况这故事早在初中时读《东周列国志》已晓得大概,最近又看了戏剧家曹禺写的《胆剑篇》。真是 说干就干,又各自阅读了一些有关资料,共同拟定提纲,做了具体的分工,很快便动手开写。每写完一个段落,互相进行修改,以保持格调一致。半月后,几经改 动,终于脱稿。崔培毕还把它拿给女友去看,那个学期她也留校,独自住在三楼。她原来只是喜欢绘画,在崔的影响下也学起诗来。正是她的留校给我带来隐忧,崔 每天都要去她那里,有时整个晚上不归。
终于有一天,我开了口:“培毕,你不能这样啊,咱们能有现在的学习环境多不容易呀,一定要加倍珍惜,万一有个闪失, 被开除学籍,后果不堪设想”!他听后似乎很有把握地说:“知道,我会采取措施的,绝不会出事,你放心好了”。话虽然这么说,我仍是不大放心,久在河边走, 哪有不湿鞋的呀!看我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又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俩发生这种事也快一年了,多咱出过问题”。我听了还是不大放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嘛。后来见他自信的很,也不再多嘴。心想,这种事只能提个醒儿,说得多反而没意思。

我们依旧读书写诗,那篇长篇叙事诗已做了几次修改。晚饭后一起在操场上散步,谈论着共同看过的书,讨论习作中存在的问题,有时也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每逢说 到一年后的毕业,一方面为早些工作而兴奋,另一方面也为即将到来的分别深感忧虑。三年来,我们在一起,早就达到无话不说的地步,彼此间不存在任何隐秘。尤 其让我们感到快心的是,学习中的互相砥砺,每有一篇习作出来,互相以拨草寻针的态度力图找出毛病,哪怕是挑剔的过度,彼此毫不介意,等到最后修改到比较满 意为止,两人那种喜悦情绪,简直难以用言辞表述。人生需要诤友,我们早已各自视对方为知己,因此加倍担心日后的天各一方。

暑假很快过去了,开学后还像往常一样,每日照旧忙碌着,各门功课都已进入扫尾阶段,很快就到了冬天。有一天空中阴云密布,看样子要下雪了,晚饭后,崔培毕 约我出去,神情有些异样,声音低沉地说:“看来你的担心并非多余,她怀孕了”。消息来得这么突然,似乎又在意料之中,我俩并肩走着,谁也不再吱声。这在今 天的学校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那时可要开除学籍的啊。“你得赶快想办法,让她先请假,然后秘密到医院打胎”。最后还是我先打破沉默,如此建议。 “不行,我俩的关系她母亲始终反对”,崔停了片刻接着又说:“她不敢和母亲挑明”。“不挑明也得挑明”,我接上他的话,“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隐瞒总不是办 法,须得当机立断,为今之计首先找个借口请假,离开学校为上策,以免被发现”。“我也这么想”,他说过这话接着又补充道:“这两天,她老是呕吐,已经引起 同学们的注意”。“那就更应该马上行动”!我加重语气对他说,他也表示同意,并说第二天就让杜同学先请假离开学校。

次日下午崔培毕不见了,忙找田德懿了解情况,他说午饭后王老师把崔叫去至今未回,看来情况有些不妙。下晚自习后,去锅炉房打水,忽然发现杜同学独自站在三 十米开外的小树下,急忙走上前去问她:“崔回来了没有”?“没有,不知道被弄到哪里去了”。说话时她的声音很低,语气中充满了忧虑,再问她是否请过假,她 微微点着头。

原来这天上午,她找王老师请病假,理由是感冒,王老师要她到医务所开个条子。到了医务所,医生说按规定重感冒才能休息,接着就给她把脉,把完 脉对她说:“不妨事的,用不着休息”。

下午崔培毕被王老师叫去,再未回来。她几次去找王老师,奇怪的是王老师也找不到了,所以站在锅炉房近旁的树下,就是 专等我,向我了解情况,结果我知道的并不比她多。这一晚我在焦灼不安中度过,不祥的预感紧紧笼罩在心头。直到又一天的午饭后,田德懿慌里慌张地来告诉我: “崔的床铺已空,所有东西拿走,恐怕是回家了”。“杜同学呢”?“听说也被送走了”。我再没有说什么,默默走进教室,以至于许多同学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 我也懒得去理会。直到晚饭后,同学们纷纷向教学楼正门儿那里涌去,听说贴出一张通告,是校方宣布开除崔杜二人的消息,我拖着沉重的两条腿走出教室,一股苦 水从心底涌起,眼泪差点就要出来。

其后一段时间,我的情绪一直非常低落,一方面深深地自责,没有能劝住他们,致使悲剧酿成;另一方面也为失去一位志同道合的挚友,许久许久地感到伤痛,人生 得一知己是多么的难啊!眼看就要毕业了,他却被开除,不知今后的日子将怎样度过。接下来的寒假,依旧没有回家,但这是我在学校度过的最孤寂的一个多月。

以 往的假期,总有他和我作伴,即使像那年暑假,他陪杜同学去了陕西,也常觉得在我身边。我俩同龄,又来自一个地区,都曾做过上大学,而且是上名牌大学的美 梦,不幸中道遇阻未能如愿。后来,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上了中等专业学校,说实话我们很不满足,于是相约自学。理工方面的东西由于未上高中,数理化底子 薄,自学起来难度太大,于是选择了文科方面,我俩像饥饿的野牛闯进菜园里,各方面的书都读,政治、文学、历史、哲学,最后竟爱上了文学,尤其是诗歌。在我 们刚刚练习写诗时,每次拟定同一内容,各自发挥成篇,然后我改他的,他改我的,互相专找毛病,提出的意见越尖锐越被对方看重。我们各自为对方的进步而高 兴,一直相互勉励,从未产生过丝毫的嫉妒之情,日常生活中也从没有发生过,哪怕是一丁点龃龉,彼此相亲相爱,宛若一对孪生兄弟。记得有一回,他建议两人共 同写一首抒情诗,内容是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向往,又总感到自身努力不够,虚度年华,通过自责更进一步鞭策自己,写成后,他为自己的诗命名为《堤上吟》我的篇 名则叫做《月下吟》。

那时,每逢周末或星期日,我俩在学校后面的污水河堤上,不知走过多少个来回,同样在月光下的操场上,也曾有过无数次的漫步和促膝谈 心,这两篇习作仅从题目上看,那种不谋而合、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情形,足以让对方倍感欣慰,随即被我们亲切地称为姊妹篇。当这些美好的回忆一幕幕再现在眼前 时,常常惹得我泪眼涔涔、黯然伤神。离别的时间尽管不长,伤感的情绪却久久不能散去。联想起父亲的去世与母亲弟妹们的分别,年轻的心灵里,渐渐滋生出悲观 的情绪,为什么不如意的时候总比快乐的日子要多的多啊!

和崔培毕在一起的时光就这样结束了。但我们的友谊始终存在,我含泪读着他的每封来信,对他的处境深感同情,写给他的每封信里,尽量避免说些彼此伤感的话 语,力图鼓励他不要放弃读书,仍应勤恳地坚持练笔。我深信他的家庭出身好,犯错误也是生活问题,丝毫不涉及政治,在当地,人们不久就会发现他的才华,他实 在是还有起山的时候,我还要求他勤于写些农村生活的诗歌散文,并要求他不断给我寄来,通过书信仍像往日一样进行交流。那时每周一封信,收不到信或者不写 信,便会感到极其无聊,离别使两人拉开了近三千里的距离,而两颗心却贴得更近了。

三十三

新学期开始后,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我们班前往大连第二发电厂实习。平生第一次看见大海,“大海啊,我又一次来到你的身边”。想起郭小川的诗句,自然兴奋 起来,只不过我是首次来到。海滨城市,空气清新,市容洁净,旖旎的春光给人生意盎然的感觉,我那种种抑郁的心情,很快被它抚平。星期天和“五一”劳动节, 与同学们一起去星海公园、老虎滩游玩,领略海边的风光。还有一次,集体乘车沿海边行驶,前往旅顺口参观,向导详细介绍了日俄战争时,发生在这里的战事。我 们互相谈论着,如果毕业后能分配到此地工作,哪有多好啊!两个月的实习转瞬到了,五月中旬回到了学校。

回校不久,王老师找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首先要我汇报一下几年来思想改造的历程,因为那时学校刚刚举办过一次展览,展出一位姓闫的同学,也是家庭出身不 好,为和家庭划清界限,把其父深藏多年的地契向领导交出,王老师的意思要我学习闫同学。尤其令我感动的是,王老师在我面前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从前对我了 解甚少,甚至偏听偏信个别人的汇报,几次对我的批评不够实事求是。现在,终于知道我在努力进行自我改造,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和党史,在思想改造的过程 中,比一般人要扎实许多。同时表示,学校领导要求分管政治思想工作的老师要和学生交朋友,他觉得这两年来,和我的关系有点“那个”,很想进行改善,也理解 我不是故意疏远他,只因为太喜欢读书,时间比较紧。这些话,的确说到我的心里,开始觉得王老师并不像我想得那样,政工教师也有和蔼可亲的一面。

最后,他向 我提出一个建议,要我写一份思想改造历程的材料,并特意指出,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肯定和信任。一个家庭出身不好,又长期为此背负沉重思想包袱的人,能得到领 导的信任,自然兴奋不已,于是按王老师的安排,把材料交了上去。几天后,王老师又把我叫去,说是看过材料后深为感动,当即表扬了我,并鼓励我继续努力。自此之后,他开始常去教室,那时我们正在搞毕业设计,尽管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走过我面前,总要和我交谈一阵,师生之间的关系渐渐趋于和谐。

毕业设计期间,学校特意组织毕业班的所有学生观看了话剧《年青的一代》,看后进行过多次讨论,班里又出了两期墙报,我写过一首《给肖奶奶》的诗,很受同学 们欢迎,许多同学拥挤着在墙报前抄写,这首诗的主要内容是赞扬肖奶奶深明大义,支持爱孙肖继业毕业后主动到边疆贫困地区工作的高尚情操。为此,王老师专门 找了我,问我能否也这样,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领导分配,不提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条件。他听了甚为高兴,对我讲,班里有些同学多次找他,想留在大城市或 离家近些的地方,为此他很为难,要是大家都像我一样那该多好啊!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王老师诚恳地对我说:“我打算吸收你入团,听说你在思想改造方面狠下 功夫,读了不少马列著作”。他看我不吱声,又有点将信将疑的样子,进一步鼓励我:“我们的政策是唯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你要彻底向组织交 心,使领导对你有个更深的了解”。我仍然没有表态,他对我的态度变得太快了,使我一时摸不着头脑,真的还是假的,很难说清。末了,他像是很随意地说:“比 方说,你可以把日记拿出,那才是真正的交心啊”!见我有些为难,接着又说:“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只是随便提个建议,你完全可以自行选择”。

这次谈话,给我带来一些顾虑,倒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日记和我写的思想改造历程的汇报材料,大体型彷佛。只是感到和周同学那段感情纠葛,涉及到对方, 不想让外人知道,做人起码要尊重他人。王老师似乎非常了解,两天后又找我,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你有顾虑,担心拿出日记,怕人知道你和周同学之间的事 情,如果你们真是清白,谁还能说什么,何况组织上要了解一个人,能不替他保密”?至此,我的所有顾虑消除,便将几本日记交给他。而且从他说话的语气中,我 听出,他对我和周之间有些怀疑,以为我也有过崔杜那样的事情,为解除他的这种怀疑,让他看看却也无妨。

一个星期过后,王老师把日记原封不动还给我,对我说;“本打算给你解决组织问题,马上就要毕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等你到了电厂,我以学校的名义把你的表现介绍过去,千万要好好工作啊”!我接过日记,礼节性地对他说“王老师,谢谢你对我的关心”!

几天后毕业了,我被分配到辽宁西部的北票发电厂。同学们大都回了家。这时是八月初,离报到日期还有半个月,我留在学校等待。

离校那天,吴殿生同学早早从家赶来,帮我搬运行李和书籍,走到校门口时,王老师正站在那里,不知是无意碰上还是特意等我,我们互相握手、道别。当我走出几 步,他又赶上前来叮嘱我:“去了厂里好好干,相信你一定会有前途的”!我们又一次握手,终于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母校,踏上新的途程。
 

三十四

北票,是辽宁省西部一个县城,隶属于朝阳地区管辖,历史上曾是胡汉杂居的地方,古代的营州就在这一带。县城虽然不大,矿产资源却颇为丰富,煤、铁、黄金, 样样都有。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这里的矿产资源,修建了北票发电厂,单机容量15000千瓦,一九五九年进行了扩建,新增一台6000千瓦机 组,基本属于小型火力发电厂。

我来报到后,被分配到汽机分场,一同来到这里的同班同学马宝田则被分配到锅炉分场。刚来厂里,按照电厂的规定,首先学习一个 星期的《安全规程》,然后下到分场跟随老师傅实习。同来的五个人很快下到生产第一线,只有我被分场主任留在办公室。主任姓张名维义,四十岁左右,不高的个 子,瘦瘦的身材,穿一件早已退色的工作服,说话干脆利索,眉宇间透出精明干练的神色。当我向他要求去分场跟班实习时,他摇摇头说:“暂时不必下去,以后有 的是时间嘛。这里有一件重要工作早想干,只因缺乏人手,一直拖延着。你是学校毕业,又是热力专业,正好干这事。况且,这也是学习嘛,对你以后提高专业技术 水平同样有帮助”。原来,张主任打算把汽机分场自一九三八年建厂以来,发生过的各种大小事故,进行一次梳理,分类综合,进而指出各类事故发生的原因,并提 出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然后印制成册,发给分场职工,每人一册。他已为这本小册子起名叫《警钟》,其目的显然要加强职工的安全意识培训,确保机组正常运行。 开始,我有些犹豫,不住挠头,自己毕竟缺乏实际生产经验,不知能否胜任。他大概看出我的为难,安慰我说:“好好干吧,生产方面的问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 以随时随地问我和张技师。至于文字方面,咱又不是出书,只要大家看懂就行”!接着领我到资料室,取来当年所有的事故记录和分析报告。

每天上班后,一件一件阅读这些材料,并简要做些笔记。心想,只要把基础工作做得扎扎实实,深入细致地钻进去,掌握并熟悉全部第一手资料,以后的分类综合, 才能做到重点突出,条理分明。张主任也讲过,这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如果把历次事故的发生与处理都弄个一清二楚,肯定不比下分场学到的少。加之在学校四 年的埋头苦读,早就习惯了坐板凳,每天一上班便开始工作。除了上厕所很少到外面转悠,以至于主任和技师常常提醒,要我休息休息,不要忙,慢慢来。生来属于 急性子的人,凡是领导布置的任务,总喜欢抓紧去做,厌恶拖拖拉拉。正因为如此,在分场工作的这段时间,主任和技师对我抱有很大的好感。

下班后,同事们大都不在宿舍里,他们去了哪里,我从不知晓也不过问,只有到了晚上九点以后才陆续回来。宿舍里住着六个人,和我邻床的蒲加彬也是中专毕业, 来自大连电力学校,对我一直非常友好。其他四人,都是汽机分场的检修工人。上班后经常见面,每当他们到办公室找主任或技师,总要走到我面前,看我在干什 么,简单聊上几句,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晚上回来后,看我在读书或写字,从不大声喧哗,从心底里感激他们。北票电厂的条件,当时比较差,宿舍里竟没有一张 桌子,我搬来些砖头,把放书和衣服的柳条包支起,新买了一个台灯,这便是我读书写字的地方。

上班后不停地在写,努力把工作做好;下班后读书做笔记,充实自 己,公私分明,有条不紊,心里感到很满意。只有到了星期天,才和马宝田一起出去散步,互相谈心。马宝田原先和我不是一个班,六二年压缩时合并到一起的,他 也爱好文学,常常写些小诗,要我为他改稿。后两年,特别是最后一年,他和我的关系比较密切,崔培毕未走时,常用屠格涅夫《父与子》里的两个人物戏称马宝田 为阿尔卡狄,我自然就是巴扎洛夫了。一般的假日,我俩不喜欢逛街,而是钟情于爬山。电厂附近,有小山数座,彼此相连。出了厂,沿铁路前行二里左右便到山脚 下。我们一起慢慢攀登,同时闲聊着文学方面的许多感兴趣的话题,觉得生活很充实。而当我们登上峰顶,俯视山城,周围冈峦起伏,村城相间,中间那条不知名的 小河蜿蜒流过,这地方还真不错,有山又有水。人们常说,大地方有大地方的风光,小地方亦有小地方的景致,此话果真不假。

很短时间,我便打心眼里爱上这里。 固然,它比不上我们曾经实习过的大连,那里繁华热闹,洋里洋气,有一种大都市的气派。而此地,幽静质朴,有着先民时代的古朴意味,自有它吸引人的魅力,尤 其对于像我这种来自农村的人。

两个多月后,把那本叫作《警钟》的小册子编辑完毕,又作了几次文字方面的润饰与修改,整齐誊抄出来,交给张主任。他看过后,十分满意,又拿给张技师看,对 我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主任还问我刻过蜡板没有,我说从未刻过,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试试。他满意极了,第二天就从办公室借来蜡板、蜡纸和笔,并嘱咐我, 刻完后和他说一声,他要再借油印机,让我一包到底,装订成册,方才算最后完工。

当《警钟》的油印和装订最后完成时,张主任又给我布置了新的任务,要我编写一本通俗易懂的有关汽轮机方面的读本。他说:“分场许多工人技术知识太少,早想 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培训,买来的书不是大专就是中专的课本,他们看不懂。我也试着写过,可就是写不成,你要我给讲还成,一旦提起笔来,要说的话怎么也写不 了。谁叫咱文化水平低!我看你能行,文章写得挺通顺,小伙子,好好干吧,还是那句话,这也是学习嘛,等你编成这个读本,自己的水平不也提高了吗”?既然主 任这样看重我,便愉快接受。曾听同宿舍的工人们说起,张主任是个非常钻研技术的人,在厂里被人们称为“汽机通”。

冬天到了,依旧整天呆在分场办公室里,阅读有关汽轮机运行和检修方面的书,以及张主任给我借来的一些资料,不时做着笔记。还是先前的老办法,等所有准备工作做好后方才动手。张主任也几次嘱咐,要我先收集资料,等过年后再写。

自从来到这座电厂,精神较前有了很大的好转,这里的领导和工人对我十分友善。在学校时,由于好读书,常常遭到一些同学的嫉妒,背后说我坏话,无端给我戴上 一顶“野心勃勃”的帽子,有人甚至讥讽,说我想当什么“家”。而这里,我的好学却受到尊重,遇有他们不懂的问题,还向我请教。生活中哪怕有一点困难,大家 也都乐于帮助。我常想,将来能在厂里做一名合格的技术员,帮领导写些材料什么的,或者搞些宣传方面的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等到和母亲把弟弟妹妹拉扯成 人,再成个家,一切也就如愿以偿,还敢有其他奢望吗?

农历腊月中旬,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告知我在这里的详细情况,并给她寄了点钱。这个年仍然不打算回去过。要做的工作很多,准备来年秋收时回去,顺便还可以为母亲收割自留地里的庄稼。
三十五

临近年关的一个星期天,同宿舍的工人师傅们早早回了家,准备过年的物品,我一个人呆在屋里,专心致志地读书。下午五点左右,保卫科一个叫不来名字的年轻干 事敲开门,对我说:“有两人找你,在招待所等着”。

放下手中的书,跟着这位干事走进了厂招待所。找我的人,一个四十三、四岁模样,另一个则三十岁刚刚出 头,都不认识。他们让我坐下后,年纪稍长的人向那年纪轻一些的人点头示意,于是便开口了:“我们是朝阳公安局的,找你来,是因为有人告发你,利用写日记和 诗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希望你能主动坦白,向我们交待一切罪行,争取宽大处理”。我惊讶地抬起头望了他俩一眼,随口便说:“你们不是找错人了 么,我一直好好的,规规矩矩的学习、工作着,怎么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简直是笑话”!他俩一听便有些生气,年长的人霍地站起,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厉 声喝道:“放老实点,你当我们是干啥的,我们是公安局刑侦科的破案人员”,随即又把声音放得平缓一些说:“既来找你,就一定有找你的理由,你想想,我们哪 会找错人?还是老实交代吧,在我们面前耍滑头是没用的!党的政策一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突如其来的罪名,着实让我摸不着头脑,自己虽然出身不好, 但这些年不是在努力改造么,跟共产党走是我的一贯宗旨,压根儿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学校时,学马列、学毛著;到了工厂,服从领导分配,努力工 作,没有反对过任何人,平白无故怎么会冒出这么一个罪名,于是极其诚恳地对他俩说:“真的,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也许是一场误会”。“误会?说得倒轻巧”, 年长的人狡猾地笑笑,接着又说,“你不交代也罢,咱们用事实和你说话”!说罢,甩下一支笔和一叠纸,向年纪稍轻的那人递个眼色,走出去到了另一个房间。不 久,从窗户看见,厂保卫科的人和一个年纪五十岁开外的人,一起把我所有的日记和习作手稿抱进那个屋里。他们再没有找我,也不准我出去。

晚饭时,保卫科那个 年轻干事给我打来饭,甚至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我意识到自己暂时失去了自由。但心里并不害怕,自信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也从没有反对过谁,相信公安局会弄清事 情的真相的。

第二天平静得过去了,他们只问过一次,是否写了交代材料。一看那叠信纸原封不动地放着,什么没说就走了。

第三天下午,还是先前那两个公安人员拿着厚厚一叠纸,上面写满了字,向我宣读罪名。首先说我利用日记,攻击人民公社,说人民生活苦,吃不饱肚子。然后问 我:“这是事实吧,还有什么说的”?我急忙进行分辨:“我是写过农民生活苦,吃不饱,但接下去写着 这都是暂时现象,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会克服这些困难,你们不能断章取义”!四十几岁的人冷笑一声说:“这正是你的狡猾处,所以那样写是为了掩人耳目”!我 接着分辩道:“日记是记录自己思想改造的历程,又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用得着掩人耳目吗”?那人不再理会,接着又问我:“你写过一首《给肖奶奶》的诗吧”? “写过,是毕业前出墙报的稿件,领导审核过”。我答道。“这不是专为自己写的吧,据说,曾有许多同学传抄这首诗,影响面可不小啊”!这位公安人员有些得 意,彷佛抓着什么真凭实据。我又进行了辩解;“这是我们看了话剧《年青的一代》后写的,通过肖奶奶送她孙子肖继业主动到边疆工作,赞扬老人家深明大义,为 公不为私的高尚情操”,“别解释了”,三十几岁的公安人员又接上话,“这还不明白么,你用的是影射手法,这里的肖奶奶正好就是你那地主婆奶奶,她把复辟的 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希望你来实现她的美梦”!真是天方夜谭,奶奶自从父亲去世后,一直卧病在床。

两年多没有见过面,只从二叔的信中得知,她身体甚为虚弱, 有时精神恍惚,怕是不久人世了。二叔还告诉我,已为老人家买好了做寿材的木板,要我尽早回去看看。再说啦,奶奶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斗大的字不识一 个,对国家大事什么都不懂,哪里会有什么复辟的梦想!她复谁的辟呀,简直是奇谈怪论!按照这些思路给他们解释,但人家根本懒得去听。在这两人看来,凡是他 俩认定的都对,用不着听别人解释。紧接着又问我:“你和被开除的崔培毕合写过一首更为反动的长诗,说的是古时一个叫做勾践的国王,卧薪尝胆呀,忍辱负重 呀,总之是要夺回失去的王位,这不明摆着是在鼓励蒋介石也像勾践那样,进行反攻大陆,企图夺回失去的天堂。你们的狼子野心,明眼人一看便知,别在那里自作 聪明了,以为谁也不如你们”!等他说完,我只简单回答了一句:“我没那个意思,不信你去问问崔培毕”。

我被这两个人气昏了,世上竟有如此强词夺理之徒,还 是公安人员哩。我埋下头,简直不想再看见他们那副得意的面孔。见我不说话,可能以为是理屈词穷,进一步发起攻击:“你曾向组织写过一份思想改造汇报,表面 上看,是走向进步,实际上是想混进革命队伍,从内部瓦解革命阵营,如果你的阴谋一旦得逞,千百万革命者将会人头落地,社会主义江山就要变色”!他说的理直 气壮,又义愤填膺,彷佛对敌宣战似的。但我就是看也不想多看他一眼,觉得他是专门曲解别人原意,故意歪曲别人本心的那种卑鄙角色,他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的 害人虫,真不知这样的卑鄙小人,怎么会选进人民的公安队伍!以后的情形,他们又列举了许多例子,把我写的东西进行了全面的离奇的曲解,我简直不想听他们的 絮叨。晚饭后,他们让我站在屋子中间,软一阵硬一阵逼我承认,我就是不作声,实在催得没有办法时,只简单回答:“那全不是事实”。半夜的时候,他俩甚至掏 出手枪,拿出手铐,硬是逼我签字,还威胁说:“再不承认,明天就送你进看守所”!

后半夜,他俩都去睡了,电厂保卫科的两名干事在门外看着。我脑子里乱极了,被这两个人气得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地寻思,自己在这里工作的好好的,平地一 声雷,怎么会突然遇到这种倒霉事情,连分辨的机会也不给你!于是想到了班主任老师王世祯,一定是这家伙干的,口蜜腹剑的小人啊,还为人师表哩。可公安人员 也得实事求是呀,办案人员要的是秉公执法,怎么可以偏听偏信,胡乱分析一通,随意加害一个无辜青年呢?

第四天早饭后,厂部派人送来一张通知,我已被开除厂籍,也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只是写着,根据我的情况,“不宜在本厂工作”,经厂党委研究决定开除厂籍。这 算什么理由?打算过去问一下,厂党委和招待所在一个院里,相距不到二十米,但看守的人坚决不放我过去。过了一会,那个五十多岁的公安人员走了进来。这两 天,他始终未露面,进来后坐到我旁边,问我睡好了没有,家里还有什么人,我想他们早知道了,无非是故意和我套近乎,不过还是按照他的问话一一作答。然后他 就说开了:“反正已被开除,今后回农村是毫无疑问的了,我们也充分考虑了你的情况,父亲去世,家里缺乏劳动力,不打算把你判刑。要知道,党和政府在处理剥 削阶级出身的子女时,一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不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总要给出路,我们也很同情你家现在的困难处境,你母亲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够辛苦的。把 你送回去,正好母子一起过日子。我也是为你好才说这些话,如果你执意不肯签字,带回看守所,老实讲,还怕你不承认,公安局有的是办法,到那时吃了苦还得承 认,判你三年五年简直不在话下。所以不这样做,还是为你一家人考虑。

如果判了刑,你母亲会怎么样?这些,你应该考虑到,人都是有感情的嘛,年纪轻轻碰到这 样的事,说实话,我也为你惋惜,也可怜你家里的人。否则的话,和你说这些干啥”?等他说完,我诚恳地对他说:“老同志,我的确没有丝毫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 想,更谈不上行为,我太冤枉了”。他沉吟一刻,然后给我做了如下解释:“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了,你说没有,别人分析说有,这就叫有口难辩”。说到这里,看了 看表,站起身来,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带感情地说:“年轻人,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是为了你,快过年啦,希望你珍惜这个机会,不是两年没有回家了 吗?我们也是急着回家过年,想尽快了结这个案子。要不的话,早把你带回看守所了,我劝你还是多为自己的母亲想想”。说完马上走了。

一小时以后,这位老公安人员又走了进来,问我:“考虑的怎么样?我们也准备回去了,你要承认,今天就送你回山西,要不承认,就跟我们到看守所,两条路由你 选择,我不强迫你”!看我有些犹疑,拿过印尼盒子,拽着我的手说:“来吧,按个手印不就了事啦,你还以为看守所像这招待所一样吗”?我终于失去主意,被他 拽着按下手印。那一刻,感到实在屈辱极了,也窝囊透顶了。老公安人员却笑着说:“好了,我们总算为你办了一件功德圆满的大好事,要不非进看守所不可”!我 像一滩泥似地瘫坐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觉得此生此世彻底完了,苦苦奋斗了将近五年,结果还得回去,回到那个贫穷的村庄任人欺凌。紧接着,招呼来本厂 两个保卫人员,押着我回宿舍收拾行李。

下午,离开了北票发电厂。在厂门口看见张主任,他那惋惜的目光,很多年后我都未能忘记。

农历腊月二十五,我们一行三人回到朔县公安局,他们让我在院里等着,进到办公室,去办理接交手续。出来后递给我一张介绍信,要我到公社报到。等我把介绍信 装好,那两人略一迟疑,随手又递过一张纸:“这是给你的”!我急忙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北票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的字样,再往下看去,上面说,经该 院开庭审理,本人供认不讳,判处戴“现行反革命”帽子,送回农村管制三年,监督劳动。最下面的日期,竟是我从北票起程的前一天。我一下子懵了,等到醒过神 来,四面张望,押送我的两个人早已不知去向,只好无可奈何地拖着沉重的步子向城外走去。
 

三十六

出了城门,向南踽踽走去。无论如何须得先到姥娘家看看。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太阳躲在云层后面,久久不肯露出脸来。风虽然不大,却有点刺骨,我瑟缩着身 子慢慢走着,真不知该怎样向亲人们交代。土改后的那几年,每年有一半时间在这里度过,那时,我是这个家唯一的孩子。姥娘格外疼我,姥爷和舅舅也都非常亲 我。正因为这样,越应该和他们打个招呼,把情况通报一下。进得门来,一家人都很惊讶,姥娘首先问道:“不是说过年不回来了,咋又改变主意啦?还是回来的 好,这两年一说起你,你妈就哭个不停,过年啦,该回来团圆团圆……”姥娘自顾自地说着,我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哇”的一声,伏在炕沿上大哭起来。姥 娘急忙板着肩头,不住地问:“娃呀,这是咋啦”?姥爷也来扶起我的头,用惊奇的眼光看着:“咋啦?不要哭,有话慢慢说”。我哭得越发伤心。

不一会,三舅三 妗从外面进来,坐到旁边,大舅大妗也从西窑走过来,一家人团团围着,哭声停止后,都用莫名其妙的眼光盯着,等着回答,每个人的脸上现出严肃的表情,约莫出 了大事。我渐渐安静下来,把在北票电厂遭到的意外,一五一十向他们做了陈述。一家人谁也不啃声,屋子里格外寂静。也不知过了多久,姥娘首先发话:“我看回 来也好,自你爹死后,你妈受的罪真是数也数不清,一个女人家,家里没个拿轻扛重的人,总是不行,回就回来吧,娘儿们要穷穷在一起”。老娘的话音一落,,大 妗和三妗也附和着,后来姥爷和大舅也表示赞成。只有三舅不作声,他在一所学校当管理员,自然知道“现行反革命”帽子的分量,在这种场合不想说破。原本想 象,大家会怪怨一番,批评一气,那样还好受些。结果谁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心里更加难受,眼泪不由得又流了下来。三妗递过毛巾,要我擦擦泪,并说:“别伤 心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以后和你妈一起好好劳动,把弟弟妹妹拉扯成人,穷就穷些,众人帮扶着,凑合着过吧“。于是大家把话题转向这方面,共同安慰着,我也 终于平静下来。

午饭后,和三舅单独谈了一会儿,如实告诉他后,又强调说:“三舅,我真的丝毫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让别人陷害,公安部门完全曲解了我,任 他们瞎分析,乱引申,强行定的罪,又不听我的申辩”。“这我相信,你一个学生娃,又没有和谁有仇恨,上学还是国家供的,不可能有那种反动思想。

总之还是因 为家庭成分的缘故,要是落在贫下中农子女的头上,保准没事”!三舅一边说,一边安慰道:“反正已经无可挽回,回家后安心和你妈过日子,凡事要多想开点。再 说了,原本就是地主成分,再戴几顶帽子不还一样吗?不要把它挂在心上,就当当初没念书,把自己看成一个普通农民,慢慢也就想通了”。

回家的路上,心情好多了。暗自寻思,也不必为自己的遭遇过分痛苦,还是多为母亲着想些。这两年她的确很不容易,也需要我回到身边。抛开个人的前途来看,回 到她身边,比在外面给她寄点钱,对她精神的安慰或许要大得多。家里没有一个成年男子,孤儿寡母过日子着实不易,乡村人常说,每个家庭都要有个顶门垫户的 人,这个角色毫无疑问落在我的头上。这些,正是姥爷姥娘丝毫没有责备我的缘故吧,大家考虑的是整个家庭,而不是我一个人的前途。我的责任正是和母亲一道把 弟弟妹妹拉扯成人。

再说,既已落到这步田地,即使想不通又能怎样?还不是自找烦恼!人,大凡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总要找一个理由进行自我安慰,否则将如何 生存下去。

回到家里,二弟、三弟、二妹都围了上来,问长问短。母亲听了我的叙述,同样没有任何的责怪,她说:“回来也好,省得我整天想你,往后,咱娘儿们永久在一 起。这年头,还有个啥图的,一家人团团圆圆最好”。“丑女呢”?没有看见大妹,赶紧问道。“去集宁啦”。三弟抢着回答。母亲接着告诉我,大妹过年不回来, 三妈要生孩子了,奶奶卧病在床,无人照顾,三叔写信回来,要大妹去伺候一段时间。

当天晚上,等弟弟妹妹睡了后,和母亲一直谈到深夜。她边做鞋边听我讲述,讲到被冤时的情景,仍然十分气愤,她一边纳鞋底,一边安静地听着,竟然没有一丁点 埋怨的意思,只是说:“谁叫咱成分不好,回就回来吧,有啥大不了的,这都是命啊”!听着母亲的话,感动极了。从小到大,从她口里听到的总是命啊命的,从未 怪怨过谁。如今,让我又一次领略到中国农民那种朴质的宿命观念,尤其在女人们身上表现的更为突出。奶奶、姥娘,无一不是如此,她们对环境、对政府、对有权 势的人,从不敢说长道短,只知道怪怨自己的命不好。

她们的纯朴已经麻木到只知忍辱负重,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连一句不敬的话也不说。别人将帽子强行戴 在我头上,她们竟浑然不觉,好像根本没有一回事似的。

第二天早饭后,到大队报到,随后找着小队长借了一辆小平车,前往火车站取出行李、书籍,顺便在县城置办了一点年货,匆匆回到家里。一路上,翻来覆去叮嘱自己,一定要克制痛苦的情绪,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和母亲、弟弟妹妹们共同过好这个年。

关于“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谁也没有深问过,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个啥玩意儿。正如三舅所说,反正已经是地主出身,再多一顶帽子,还不是那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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