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新中国》下卷　总结、总注释与后记

作者：辛灏年发表：2011-03-18 21:39

中国民主进程的四阶段即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四阶段，亦即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自晚清政府改革至辛亥革命爆发和中华民国创建前夕，严格地说虽然不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但它是中国近代史的最后阶段和中国现代史的端绪时代。它和辛亥之后中国现代史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是它的准备期，又是它的奋斗期，所以，我们才将本阶段当作中国民主革命历程的第一阶段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准备阶段。这样，将有利于我们简要地分阶段总结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
　　
第一阶段（晚清至一九一一），自清政府改革至清王朝崩解。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清王朝专制统治力量、政治改良力量与民主革命力量这三大政治力量的相较量和相消长。
　　
在本阶段，因清政府改革而导致政治改良和民主革命同时兴起。在清政府一方，是三度拒绝改良，坚持镇压革命，直至一朝败亡。在政治改良派一方，是从要求清政府实行政治改良、发动保皇改良直至要求清政府实行立宪改良并一再遭遇失败。在民主革命一方，则是从“天下共弃”走向了“天下共拥”，直至初造成功。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革命取代改良的必然性来自清政府不愿、拖延、欺骗和镇压政治改良的顽固性。清王朝之垮，非改良不争，非革命之罪，罪在清王朝自身。
　　
第二阶段（一九一一至一九二八），自辛亥革命胜利至中国国民党领导北伐成功。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从民国初年民主宪政的初次实现和初步实行，到形形色色专制复辟势力的公开反扑和变相反扑，构演出了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一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袁世凯的公然复辟帝制，张勋的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的变相复辟及长期混战，虽然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制造了极大困境，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一切民主进步力量，却坚持护国、护法、反复辟以“竟辛亥之功”。孙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人终因领导北伐胜利，而将“竟辛亥之功” 的历史使命得以初步实现。中华民国因此而获得了初步统一。本阶段所揭示的历史意义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建之后，将必然迎来民主与专制的艰难较量和反复较量，因此，要巩固民主革命的成果，保卫刚刚创建的共和国统，就必须建立有权威的革命政党和革命政府，就必须自下而上地实现地方自治，就必须造成实现民主宪政的政权基础和社会基础，就必须逐步地实行军政、训政和宪政，特别是实行宪政过渡期的训政，以确保革命政权不被形形色色的专制势力所颠覆。
　　
第三阶段（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自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至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败退台湾。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在外患内忧的交相煎迫之下，空前壮烈的卫国战争之中，全面内战狼烟四起之时，民主的艰难推进和专制的变相反扑，乃构演成民主进步与专制倒退的持续较量与复杂较量状态。由是，中国民主革命虽然历经艰难进取，中国现代历史虽有巨大进步，中华民国虽已赢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却终为共产革命名义下的专制复辟所战胜。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进程因此而发生了巨大逆转，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因此而面临着巨大的倒退。从而构演出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第二次大较量。
　　
在本阶段的第一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中国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是护国护法的目的达成；二是遵照孙中山遗训，实行训政，准备宪政。三是逐步夺回国家主权，逐步建立民权基础。在军事上一是削平军阀复辟的余波，二是围剿苏俄直接命令和指挥下的中共叛乱和叛国，三是采取与日本和战并用的策略，积极进行全面抗战的准备。在经济上“确认民生建设为首要”，保护民族经济，肯定自由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从而赢得“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在思想文化上则坚持三民主义，批判共产主义，倡行各种文化并存，允许新闻出版自由，造就了迄今为止仍然无可超越的思想文化成就。
　　
在本阶段的第二期（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虽然领导八年全面抗战，艰苦卓绝，但仍不忘在政治上推进民主、准备宪政，在经济上建设后方，在文化上继往开来。因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而终废百年不平等条约，并成为世界四大反法西斯领袖国之一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在本阶段的第三期（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战后的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建设，虽因中国国民党和其它政党、政团的共同努力而获得急剧推进，制定了一部真正民主的 “中华民国宪法”，但因中共志在发动一场打江山的农民战争并获得了成功，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巨大逆转，使中国大陆陷于旷日持久的全面专制复辟之中。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是在民主力量相继战胜了专制势力公然、公开和变相的复辟之后，在近现代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可能遭遇形形色色名义下的专制复辟。特别是以共产革命为名义的专制复辟，乃是对民主力量与共和国家进行反扑和颠覆的最大危险。二十世纪东方若干农业国家遭遇共产专制复辟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对此提供了血腥的证明。
　　
第四阶段（一九四九 —— ），自中华民国政权败守台湾和中共在中国大陆建国始。本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一个中国，两个国名和两个政权。一个在失败后坚持恢复训政，致力发展民生，艰难推进民主，直至实现宪政即还政与民，终将台湾建设成为一个民主与繁荣的世界先进地区和全中国民主富裕的模范省。一个却迅速复辟专制制度，全面建立极权体制，践踏民权，破坏民生，摧毁自由经济，消灭市场经济，继续以革命的名义和以发动政治运动为手段，长期地摧残和迫害中国大陆人民。嗣后虽推行改革以自救，却又一再地拒绝政治改良，直至全面重现晚清社会政治局面，从而迎来了又一场伟大民主变革的前夜。本阶段是为革命与复辟、即民主与专制的第三大较量。海峡两岸民主进步和专制倒退的长期对抗乃是第三大较量的明显特征。
　　
本阶段历史所揭示的意义，辛亥以来的历史已经作出了证明，即“专制仆而统一成，民主败则分裂生”。因此，中国的统一，前提是民主。全中国人民唯有追求民主统一，才能避免专制一统，才能真正实现和完成现代中国的民主建国使命和祖国统一大业。
　　
这，便是中国民主革命历程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四阶段和革命与复辟的三大较量，及其历史意义之所在。

后记

终于到了该写下这篇后记的时候了。
　　
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八日到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总算是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和修改工作。若再加上于国内早就开始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辨别真假资料、澄清基本概念、建立思想体系、设计全书架构、编写“中华民国编年史纲”和写出“导论”初稿等，前后已经整整十四年。其间，我曾一遍又一遍地写出提纲，一次又一次地将它们付之一炬，为的是“以防万一”。同时也是为了在没有底稿的基础上，能够更加深入地调动自身思维的能动性，并希望在没有可能带出任何资料和手稿时，我能够将它们默默地记在心中。后来，我甚至不得不将数万字的提纲拆成了无数的“断语残句”，将它们当作“眉批脚注”， “零乱”地抄写在几本大书的“天头地脚”，将数十万字的资料分散开来，当成包装礼物的废纸，然后才带着它们，走出了国门。扔掉了我在国中原本拥有的一切，丢开了曾与我相依为命数年的儿子，告别了不知底里的朋友和亲人，走向了一条“不归之路”。虽然我知道我会回来，我不会不回去。
　　
但是，尽管这本书在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工作，几乎全部在大陆做成；尽管我不是第一次出国，我对北美洲华裔社会的人情和世态亦早有了解；尽管我做好了承受一切艰难的准备，决心让命运来支持我和支撑我；而自我“流放海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写作，即期求获得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写作环境，来将它完成和出版；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和困难。虽然我渐渐将写作的过程变成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过程，更因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获得了艰难的进步和更加坚定的信念，但在海外这个特殊的社会生态之中，那种时常便会袭上心头的失望和失据的感觉，那些时时刻刻都企图在逼迫你改弦更张的威胁，特别是只能使你伤感、甚至竟能让你感到绝望的某些力量和某种局面，实在是时时刻刻地都在摧折着你的信心和期望。
　　
因此，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真正血肉相连的感情，如若没有对祖国大陆社会人心的真正了解和把握，如若没有真正参加过祖国大陆的十数年民间历史反思运动并坚持认同它的成果，如若没有对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前途所拥有的信心，所怀抱的期望，还有，就是如若没有前此十数年在国内因自我磨砺而终于养成的淡泊心性，那么，吾人虽能抛家去国，却也并不见得就能在海外完成夙愿，了却这一份危险的情怀。
　　
在此，我特别应该提出的是，来到海外之后，我确乎愈来愈痛切地认识到：千万要尊重中国大陆专业和非专业的历史学工作者们，尤其要精读和细读他们在无奈的包装之下，所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和纪实文学著作，更应对近年来已经敢于挣断“脚镣手铐”，而公然呼吁要“纠正历史”的史家们、作家们、记者们，特别是军队中的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深怀敬重之心。因为，如果没有他们在“脚镣手铐”中的痛苦挣扎，如果没有他们怀抱祖国的命运所作出的艰苦研究和大胆著述，不仅历史反思运动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即便是我个人的研究和著述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也是我要在后来的写作中，要尽可能地引证他们的研究成果，和尽量地要在他们的著作中去寻找证明的根本来由。
　　
在此，我只想默默地对那些曾关心过我、鼓励过我和帮助过我，并和我心心相印的大陆友人们，表示我最为深切的感谢。我会在祖国天光大开的时候，再公开地、好好地谢谢他们每一个人，谢谢他们那颗一直都在与我一起跳动着的心。因为只需他们那一句“一定要澄清谁才是历史上真正乱臣贼子”的话，就足够我坚持下来了。
　　
在此，我自然要谢谢海外的许多朋友们，特别要谢谢那些曾给了我信心和决心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们，新老华侨们，以及台港理念相同的朋友和前辈们。谢谢他们不仅理解了我、声援了我，还为这本书起了这样一个好书名；谢谢他们对我提出过的许多宝贵意见，并给了我许多的启发。初稿完成后，我正是在给他们的讲演中，在和他们的讨论、甚至是辩论中，才认真地、一次又一次地修改了我的著述。
　　
我还要谢的是，没有我的妻子唐若冰女士对我无怨无悔的爱，没有她对我们共同追求的彻底忠诚和忘我奉献，这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将是难以想象的。
　　
我还想说明的是，我的海外笔名辛灏年（取“辛亥年”之谐音），原来专为历史著述而用，海内外鲜有人知道他的本名与“真相”。然而，一九九九年五月，因中共香港特区政府无理地拒绝了我 —— 一个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普通学者，应邀赴香港“纪念五四、六四，展望中国民主前途”国际学术研讨会讲演，作者的原名高尔品，及其中国大陆知名作家的身份，又为中共香港特区政府和海外某些媒体所着意公布，我方才一改初衷，决意在本书中公开作者的原名及“原形”。因为，本书作者并非因“胆怯” 才在海外隐姓埋名了如许年头的。
　　
最后，恳请祖国大陆的学者们，祖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们，海外一切真正关心和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以及所有的前辈们和朋友们，都能对书中不可避免的错失予以教正，并对本书提出批评甚至批判。即便是某些势力要发动“围剿”，哪怕是“联合围剿”，作者都将铭感于心。因为，本书就是于一再地接受批评意见，不断地迎接形形色色的批判及挑战，和持续地抵抗威逼利诱的艰难岁月之中写成的。因为，当真“围剿”声起，我们祖国的现代历史，反只能会愈辩愈清。
　　
我姑且抛砖引玉了。因为，许许多多不再需要“包装”的，并真正具有高水平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在我们祖国大陆应运而生的时代，眼看就要来临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纽约

下卷总注释第一章：

01、《中国现代史》第四二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02、《张国焘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四三页。
03、参见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参见刚刚解密的前苏联同时期档案。
04、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讲话。
05、中共“三大”决议。
06、同02，第一册第三零八页。
07、同02，第四五四页。
08、《李宗仁回忆录》。
09、《张国焘回忆录》。
10、同上。
11、转引自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五十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2、廖仲凯此行获苏俄对广东革命政府每年二百万墨西哥圆的援助。
13、即斯大林“五月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鲁易为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曾将该指示“示汪”，汪乃大惧。五月指示的主要内容：一、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根除对不可靠将军们的依赖性，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回土地……二、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国民党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三、动员二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伍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四、必须严惩那些坏蛋，并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反革命军官……。参见《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页。
14、参见上卷第三章及注释。
15、鲍罗廷为反蒋，曾在南昌和武汉分别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蒋而代之”，当时的李宗仁虽未予理睬，唐生智则跃跃而欲试。参见《李宗仁回忆录》等。
16、《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华冈：《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大陆文史资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吴玉璋对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指示。
19、参见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页。
22、一九二六年底，当鲍罗廷已经同意迁都时曾说“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党史专家后来也称“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已对迁都武汉有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前者参见亚·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四九五页。后者参见《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鲍罗廷为策动唐生智“东征讨蒋”，曾错误估计唐生智在东征前尚不可能与中共决裂。他说“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俄对武汉政府的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宁方国民党已经实行“清党”之后，鲍罗廷和中共领袖认为“国民党左派很可能与蒋介石妥协，而与中共分裂，因此，只有继续北伐，才能给忧惶无措的小资产阶级一个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们必乐意跟着我们走这一条路，这样才算是我们领导他们。”（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汉方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乃于武昌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并任命唐生智为北伐总指挥，任命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同时希望得到阎锡山的支持。
25、宁方实行“清党”后，对汉方北伐军影响殊深，北伐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与杨森谋，并约定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和十五军军长刘佐龙，然后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驻地宜昌沿江东下，于五月十三日发表进攻武汉的“反共通电”。武汉政府急调叶挺二十四师迎击夏部，因何健已率军开赴河南前线，刘佐龙部未敢轻动，遂败。但是，夏部“叛乱”后果严重，不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汉方北伐军军心严重不稳。马日事变和国民革命军驻江西第三军军长朱陪德遣共之变，以及唐生智为清共还兵武汉之变，遂相继发生，武汉“俄国政府”因此而面临着汉方北伐军众叛亲离的局面。
26、夏斗寅起兵反共前后，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曾派参谋余湘三赴长沙与许克祥等策划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马日）晚，由许克祥统一指挥，由教导团团长王东原、留守处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围并封闭湖南省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校、省特别法庭等二十余处为共党把持的机关，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是晚即有百名中共党人被处决。五月二十三日许等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办事处”，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组成“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部份县市遂有清共除共之举。对“马日事变”，武汉国民政府不愿下达讨许命令，汪只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长沙，令军队维持治安，令工农纠察队严格遵守秩序，不得报复，连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也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不批准毛泽东和蔡和森提出的，在两湖地区举行暴动的计划。毛、蔡欲组织数十万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遂以泡汤。嗣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派谭平山等赴湖南查许“叛变”，并查农运过火事，鲍罗廷亦随调查团前往。但谭平山刚抵岳州，即获悉许克祥已电令岳州驻军就地枪决鲍罗廷，鲍被吓回。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乃决定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因唐认为农民运动过火，许克祥仅受记过处分。唐并命令为共产党所控制的湖南党部和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否则即按反革命罪办理，武汉国民党中央只好同意。
27、因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提出宁、汉双方应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与反对。因“共同北伐”的结果必然是“共决cp（共产党英文缩写）”。因此，中共乃阴谋促汪、唐“东进讨蒋”，即挑拨北伐军分裂打内战。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蒋之念，所以，乃暗决先回师武汉清共，再伺机东进讨蒋。所以，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即中断北伐，还兵武汉，赴长沙调查马日事变，并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长沙致电武汉政府，认为“马日事变”责任在中共，并称中共的工农运动，实是“横流溃决，叠呈恐怖”。
28、当宁方清党和汉方决定继续北伐之时，冯玉祥已入潼关，并控制了陕、甘、豫三省，称兵五十万，嫡系约二十五万。但因所部一直常驻绥、陕、甘、豫等贫疾地区，经济实力不够，又对宿敌张作霖深怀戒心，故亟望能够在中原驻脚，并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所以冯开始虽然对宁、汉双方持中庸姿态，但当冯赴郑州与汪会谈，旋又赴徐州与蒋会谈之后，冯乃决定与蒋合流并发表“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党书”，要求中共暂时退出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及阶级斗争，驱逐鲍罗廷。冯回郑州后，即着手“清党“，并将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一律集中开封受训，以辨明是否共产党员。第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率先被解职。被查明为中共者，即专车送归武汉。俄国顾问乌斯季若夫亦被冯遣送回国。
29、汪精卫在看到斯大林的“五月指示”后，因得知中共要暴动而大惧，加上夏斗奄“叛变”、朱培德“遣共”和“马日事变”后汉方国民革命军已严重不稳，六月二十九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又发布了反共训令，称“工农运动，此祸不去，祸将不堪”，因此“诏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图。并请我中央政府，我唐总司令，明令共产党分离”。所以，自六月中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产党分离办法的汪精卫，终于七月十四日夜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分共”和 “驱俄”、即驱逐俄国顾问鲍罗廷归国。
30、参见《导论》对法国革命期间望岱农民叛乱的评述。

第二章：
01、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页。印度加尔各答《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黄平：《往事的回忆》第六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所发表的“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演说。
04、《第三国际驻华代表罗易致冯总司令书》。
05、布哈林对中共“六大”的报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产革命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页。
08、中共广州暴动于十一月十一日凌晨发动。罗氏发言为十一月十四日，广州暴动已经失败。
09、同07，第一二一页。
10、如中共党史专家解读，“革命危机”即指“革命时机的成熟或到来”，对革命对象而言，即是“革命危机”。参见《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一书。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在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查获大量苏俄及第三国际与中共的来往函电，与苏俄及第三国际对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苏俄及第三国际的汇报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资料仍藏于台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转》第一一三页。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国际通讯》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组派是由原汪系国民党亲俄亲共派演变而来，亦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在中东路事件上，改组派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坚决地反对苏俄侵略，故招苏俄忌恨。苏俄方命令中共要杀尽国民党改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页。
17、同06，第一七八页。
18、同06，第一八零页。参见王明《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和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另见《王明传》。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页。
20、曹、戴：《王明传》第一七三页。
21、同上，第二零二页。
22、中东路事件之后，李立三为执行苏俄“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曾拟定了《新的革命高潮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李向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呈报后，未获同意，李便擅自将此决议下发，并要求撤换罗伯特。嗣后，李又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求停发该决议的命令，并在会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而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由是而激怒了苏俄和共产国际。这便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一定要“倒李”的由来。参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于李立三的武装叛国计划大到了既要在广州、香港等地组织暴动，以将英国卷入；又要在哈尔滨、大连等地发起暴动，引发日本和苏联的冲突；甚至建议第三国际采取进攻路线，促使苏联红军向我国东北发动进攻，并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作战宣言；最后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与苏联之战。这就把苏联拖进了 “危险的战争泥淖”，实与“武装保卫苏联”大异其趣。这是苏俄决定“倒李”并扶持王明上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参见黄平：《往事的回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的“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批判和处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仅仅将李立三的错误归结为 “战略上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所以第三国际才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执行的是“调和主义”的路线。王明因深谙其意，乃挑起“两条路线” 之争，以推动“国际路线”对李立三“行左实右”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页。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27、参见《中国现代史》第二三七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二零页。
29、同上。
3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二页。
31、32，同30，第二四二页、二四三页。
33、该信亦在罗明拉兹的主持下向中共党内发出。参见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页。
35、文聿：《中国左祸》第十二至十四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参见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页。
37、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四八页。
38、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
39、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页。
40、曹、戴：《王明传》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页。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页。
43、同06，参见第一五五页。
44、同06，第一五七页。
45、同06。
4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二七三页。
47、同上。
48、苏联《真理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三一零页。
51、同上，第三七六页。
52、同上。
5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54、《张国焘回忆录》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页。
55、同上。
5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一九零页。
57、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首次全文发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上面。再发表时，文中所引的这一段话被陈独秀删除。后来历次出版发表，均删除了这一段话。
58、同56，参见第二七三页。
59、《张国焘回忆录》第八九四页。
60、《红旗飘飘》是中共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所编纂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其中记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绿林好汉”为中共“革命”军队的故事极多。
61、参见文聿《中国左祸》一书。
62、63同上。

第三章：
01、02、03：《中国现代史》第三八九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页。
05、《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一八二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6、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页。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页。
10、同上，第二五四页。
11、《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零九页。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页。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页。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页。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页。
16、同05，第二四八页。同01，第三九二页。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页。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页。
19、同05，第二四九页。
20、同05，第二四九页。
21、同11，第一二三二页。
22、同11，第一一八二页。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着“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逃出江西，后在皖南被剿灭。方本人在被捕后被处决。
24、苏联《真理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一八八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页。
28、同25，第二六八页。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页。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页。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页。
33、同25，第二零九页。
34、同11、第一二零八页。
3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六页。
36、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零一页。
37、参见北师大等编著的《中国现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页。
41、同11，第一二三六页。
42、同11，第一二三七页。
43、同11，第一二三九页。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页。
48、同25，第二一零页。
49、洛甫：“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第五册第二二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页。
51、同上，第二二三页。
52、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5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页。
54、同11。
55、“关于独立自主问题的再认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六页。
58、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四九一页。
61、同上，第五零四页。
62、毛泽东：“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三九页。
63、毛泽东：“共产党员发刊词”。
64、参见下章注第二十七条。
65、同05，第二七九页。
66、中国大陆《党史信息报》，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忆毛泽东同志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页。
69、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零七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与中国人民对日作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选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一二零页。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页。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
78、同70、第二九一页。
79、《彭德怀自述》第二二四页。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零五页。

第四章：
01、《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张国焘回忆录》第一二九四页。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页。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页。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页。
10、〔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11、《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二八七页。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上述电文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页。
14、“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二十一旅团主力之辨析”。《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六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二一页。
16、17、18、19、20，《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一页至三三五页。
21、《彭德怀自述》和《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四页。
22、23，同11。
24、《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三二页。
25、同上。
2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一九二页。
27、同上。
28、《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页。
29、同上。
30、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页。
32、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的信。
33、同11。
3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一七页。
35、《共产国际通讯》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
37、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页。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三四页。
44、同42。
45、北师大编《中国现代史》第四五一页。
46、47、48，《中国革命史荟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页。北师大《中国现代史》。
49、毛泽东：“必须制裁反动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三九至五四零页。
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零七页。
52、同上，第七零八页。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页。
60、同11，第三四一页。
61、何世芬：“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军事战略转变中的杰出贡献”。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参见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第三一四页。
63、参见向青：《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七页等。
64、参见文聿：《中国左祸》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页等。
65、担任过蒋介石先生侍卫长的孔令晟将军，曾于笔者访问台湾时告诉过作者，他当时就在陕西担任堵截共产党向抗战后方偷运鸦片的任务。
66、〔苏〕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记》第四三页。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页。
69、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页。
70、同67，第六八页。
71、参见王桧林、李隆基：“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道：“抗日根据地的伟大历史意义与我党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五章：
01、毛泽东此时提出的所谓扩大解放区即扩大中共的占领区，所谓缩小沦陷区是指要缩小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区域。
02、毛泽东七道命令的部分内容。
03、中共党人张执一回忆文章：“战斗在敌人心脏里”。《传记文学》第五五卷第四期转载。
04、《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订本第一零五零页。
0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八三页。
06、同上。
07、徐焰（大陆学者）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第一零八页，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
08、同上，参见第一零九页。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陈云、高岗致中共中央电。
10、同07，第一一四页。
11、同07，第一二二页。
12、中共在东北曾将八千日本战俘，主要是有机械、医疗等专长的日本投降官兵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以助其打内战。参见徐焰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纪实》一书。
1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一零五七页。
14、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七零零页。
15、张玉法：《中国现代史》第六九二页。
16、张执一：“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17、同上。
18、19、20、21、22，参见沙健孙：“论一二一运动”，《北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聂荣臻：“战斗在第二条战线上”，《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芳：“试论第二条战线”，《青运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沙健孙：“论抗暴运动”，《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等。
23、某作家曾参加中国大陆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昆仑的追悼会，当时曾惊讶王的遗体上竟覆盖着中共党旗。后来当该作家被中共钦点为某省的人大常委时才知道，原来所有八个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主委和秘书长都必须由中共党员担任，即必须是中共“地下党”，并且是在“解放”之后。
24、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三页。
25、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九三页。
26、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一零一页。
28、毛泽东：“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进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一零八二页。
29、毛泽东：《三个月的总结》。《毛选》合订本第一一零一页。
30、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吴天遥：“刘鼎和西安事变”。《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32、熊向辉：“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传记文学》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33、同上。

第六章：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自己成了某县人民代表，紧接着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并被“选”为“省人大常委”。后来这位作家便在常委会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被选，也没有选过别人，怎么就被‘选’成了代表和常委？”该省人大主任、前省委书记王光宇乃当场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没有必要让你知道。”这位作家遂长期不去开会。
02、此为王若望先生亲自告诉作者。参见《王若望文集》，中华民国团结自强协会出版。
03、由于中共档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根据内部人士揭发和部分学者研究的成果。但对于实际情形而言，上述各种数字都是比较保守的。
04、盛传中国大陆的“十等人”民谣，版本甚多，此处仅录出其中一种，歌词为：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倒，国内国外挣美钞。三等公民是大款，买房买车买马票。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赌都报销。五等公民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六等公民是记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术刀，打开肚皮要红包。八等公民方向盘，上班下班都能捞。九等公民是教育，鱿鱼海参认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学习雷锋干革命。此外还有大量形容中共腐烂干部的歌谣，如：“吃饭基本靠请，喝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台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将三夜五夜不睡，收红包三万五万不退，玩女人三个五个不累”等等。
05、辛灏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极权专制政权 —— 中共土改和镇反的回顾”。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开放》杂志。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泽东与汪东兴有关在文革中死了多少人的对话”。
07、参见文聿著《中国左祸》一书。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应邀赴青海访问讲学，曾参观位于柴达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诸劳改农场。是时，劳改农场十场九空，连军警亦不易见，问及当地住民，却被告知，几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反，所以，连军警也回家了。然而，不过数月之后，因中共严打，遂复人满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强迫农民计划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转批的“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
11、国民党叛将李济深之子李沛瑶为中共人大副委员长，为其武装警卫所杀。
12、中共一直将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制造人祸饿死数千万农民的罪恶，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后有学者查阅中央气象局资料，才发现“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间竟风调雨顺，根本没有所谓自然灾害。大陆农村老一辈农民亦对此记忆犹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14、转引自郑义《红色纪念碑》第四七九页。
15、一九九二年春邓小平南巡后的对内讲话，曾发至省军级。
16、参见法国记者所著《雪域》一书。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红军南逃彝族大小凉山地区时，刘伯承曾为借路，而亲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让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人要求兑现中共当年承诺，刘却自食其言炮轰大小凉山，几将大小凉山削平。
18、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访问时曾了解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乱”乃是中共诱发的结果。起因是有“谣言”称“藏人要有行动”，中共乃借开会将青海的各级藏族头人集中诱捕，从而引发青海藏族的骚乱，中共即借机镇压。“叛乱”遂从青海发起。
19、即中共一手培养的内蒙作家玛拉沁夫。玛拉沁夫海还是中共作家丁玲的学生，但因玛拉告发丁玲讲过“一本书主义”的话，此话遂成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刘国凯先生，在他于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写、并于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书中，曾提出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观点。其理由是：自毛于一九六六年发动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红卫兵、造反派被镇压，毛所发动的文革就已经结束。作者初步接受刘的观点，并明确地认为，除掉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终于被毛所镇压以外，文革应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后“毛氏君主式独裁极权统治业已全面建立”，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经达成。其后直至毛死，由毛泽东和四人帮所发动的种种运动，均为文革余波。参见刘国凯、王相先生等新编写出版的《封杀不了的历史》一书。

第七章：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党内供高级干部参阅的《大参考》杂志曾对农民抢粮、盗粮的情形有较多报导。这是促成中共被迫同意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参见七十年代中期“全国青少年犯罪讨论会”资料。
03、打“白条子”，即指中共基层政权在粮食收购工作中，用“白条子”代替现金偿付农民，兑现时，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给现款，强取豪夺，造成农民损失惨重，从而招致农民的极大不满。
04、江泽民曾于“六四”以后公开说过一定要让个体户们“倾家荡产”，并曾见于报端。原因是个体户们曾支持过八九民主运动。
05、参见中共顽固派领袖邓立群等人数度致中共中央的“万言书”。
06、一九八零年，李剑所写的“歌德还是缺德”一文原发表于《河北文学》，中共遂利用这篇文章挑起了一场“是歌社会主义德，还是缺社会主义德”的所谓文艺论争，并批判了一些所谓“缺社会主义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礼堂的讲话。
08、参见陈一咨著《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发展》一书。
09、同上。这仅仅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另有学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书记并头会曾认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七千万。
10、参见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条。
11、一九七八年贵州民间诗人黄翔等曾赴北京贴大字报，公开宣布成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第一个民间文学社团“启蒙社”，创办第一个民办刊物《启蒙杂志》，并发表宣言。不久，启蒙社乃分裂为三个组织，即启蒙社，解冻社和新潮社。后来均迅速遭到镇压，黄翔等为此系狱数次，年将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单墙风云正起之际，恰值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时。邓小平遂利用民主墙上的民众呼声，击败了党中“凡是派”，夺取了中共最高权力。为此，北京民间才流传出文中的“两句话”，以形容西单民主墙和邓小平及中共三中全会的关系。
13、参见李洪林著《中国思想运动史》。
14、文革后的文学解放运动以及其后的民主墙运动，曾带来全国民办刊物的兴起。但邓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墙积极分子之后，又因全国民刊协会在武汉召开全国民刊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缔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办者，一场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象征的民主运动因此而被中共扑灭。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说、特别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等为发起作品。其后，所谓现代派文学因被中共官方文坛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坛。
17、〔法〕米涅著：《法国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都市的女儿》和《少夫人达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纽约由中国大陆学者和留学生发起并主办的“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上，金尧如先生曾拥抱主讲人辛灏年先生流泪而言，使整个会场气氛激越。参见当时海外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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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花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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