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需要多少钱才能幸福


记得年轻时,读过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小说,农民帕霍姆为了买到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不停地走,因为买卖双方约定从清晨到黄昏所能走过的土地都将属于他,帕霍姆为此拼尽全力,最终力竭而死。这篇不长的小说如此结尾:“他的仆人捡起那把铁掀,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帕霍姆埋在了里面。帕霍姆最后需要的土地只有从头到脚六英尺那么一小块。”这一句有如晨钟暮鼓,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这篇小说有一个稍带讽刺却又意味深长的名字《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也同时提出了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多少土地才能让他感到满足和幸福?抑或一个人需要多少钱,多少钱才能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这个问题自被提出的那天起,便萦绕不去,纠结百年,然而从未有一个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的答案。显而易见的是,在一个人、一个国家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这个问题总是如期而至,无法回避。而今日中国,我们的财富已经多到自己都无法计量,而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却普遍缺乏幸福感,旧问重提,更觉尖刻、急迫、咄咄逼人。

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自上而下对财富的渴望近乎宗教般狂热,然而“一切向钱看”的单一价值观使得本该称道的财富积累过程显得那样愚蠢短视,恶果明显:为了钱,可以无规则、无道德、无底线。而更可怕和令人绝望的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我仍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去温州一个制造假药的乡村调研,我在地头责问村长,“你知道那些假药会害死人吗?你还有点道德吗?”村长用手指着身后一排整齐而高耸的民房,中气十足地大声对我说,“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的乡亲们富起来。”

我无法去责难这个村长,甚至无法去评定他是对是错,因为这个如今看来已近荒诞的故事,的的确确是三十多年间中国社会的财富逻辑,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成为其中参与或旁观的一员。因此,我们秉持着“富有即是最大道德”的信条,注定在历史中被痛抽耳光,一败涂地。

这种财富观蔓延到投资领域,通过各种不正当机会攫取的财富都会再以其他过火的方式进入市场,炒房炒绿豆炒大蒜,民众一种复杂的心态通过这些现象微妙的折射出来,财富成为一种让人们难以获得平静的东西。而我们生活的社会现状如何呢?贫者生怨,富者不安。一如古老传说展现的那样,疯长的财富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想像中的东西:幸福、归属感和尊严。

我们不无悲观地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对财富有那样强烈的向往,也没有哪个国家像当下的中国,财富与幸福之间存在着如此大的对立。贫穷注定无法得到幸福,然而,认为有足够多的钱便能幸福的观点也被证明是南辕北辙。中国人需要多少钱才能幸福--已成为一个十足的伪命题。我们已到了重新思考“如何才能幸福”这个命题的关口。

而让人欣慰的是,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从不同角度开始加入这个思考,他们以各自的努力去破除之前“金钱万能”留下的种种弊端。他们不再视金钱为第一准则,而是把它还原成觅得幸福的众多途径之一。在中国,这种努力虽微若星火,于时下近于逆耳之言,却足以让人心生鼓舞。

幸福不在于财富的多少,而在于财富的拥有者能否自觉节制欲望,不把过多的生活注意力浪费在钱上。托尔斯泰说:“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这些物质或精神富有的人总为我们指出人生真正的幸福之道。

一种健康合理的财富观,需要社会各阶层不断地努力,从而以寸进之功,破除积重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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