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为民的黄万里因言获罪(图)

名家言罪录——水利专家黄万里

2011-08-15 12:45 作者: 张允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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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不顾形势的险恶,始终坚持并从容不迫地阐述了自己对三门峡工程的正确主张。(网络图片)

(一)

黄万里(1911年—2001年),著名的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上海人。他父亲是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家、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抗战后期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黄炎培。

黄万里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无锡实业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就读,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皆名列前茅。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是《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引力设计法》等三篇创造性的论文,当时就为学校出版,并由著名工程学家茅以升作序。毕业以后黄万里曾经担任过铁路桥梁工程师。当时国内水患频仍,1931年长江爆发洪水,湖北云梦县一夜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多处决口,水漫千里,一片惨象。这些灾难让黄万里极为震动,促使他下定决心、改学水利。父亲黄炎培对他的志向很表支持,并且介绍自己的学生、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与他相识。许先生鼓励他要学好水文学,告诉他:江河大水后作过调查,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的,没有一个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

1934年元旦,22岁的黄万里考取公费留学,远赴美国,广求名师,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学科入手,研究水利工程。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荷华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博士,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1937年26岁时获伊利诺斯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第七个博士,也是获得该校工程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运用气象学、自然地理学和数学等得出通过暴雨推算洪流的科学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处于学科领先地位。为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在美国期间,他驱车45000英里,看遍了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并在田纳西河域治理专区Norris坝上实习了4个月。1936年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之后,该河管理机关请他坐船察看水情,直达出海口。这次穿越汹涌波涛的旅程,使他对治理祖国的江河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1937年,26岁的黄万里博士学成归国。当时东北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都来聘他任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还亲自登门邀请他担任水利系主任,他以年轻为由婉辞。因为他当时迫切希望到江河实地进行勘察、调查,边做实事边积累资料。于是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他又来到内地,担任四川省水利局的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黄万里从长江走向黄河,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长。他走遍了黄河两岸的穷乡僻壤,亲眼目睹了水土流失的严重,也深深体会了沿岸百姓的疾苦和凄凉。他通过不断的勘察和思考,积累了大量水文地貌的资料和知识,也进一步认识了黄河的特性和规律。这是他此后对治理黄河长江提出种种真知灼见的坚实的基础。

解放后,黄万里曾一度担任东北水利局顾问。1950年6月他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他被调到清华大学任水利系教授,前后在清华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

(二)

千百年来,黄河水患一直困扰着中原大地。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多次议论治理方案,但是由于认识不一,始终没有统一的方略。1953年起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开始实施,其中就有黄河治理一项。第二年苏联专家组应邀来华对黄河进行大规模的考察勘查,几个月之后提出了在三门峡设坝建水库的方略。既然是苏联专家的主张(尽管后来苏联真正的泥沙专家讥讽我们请错了人),于是就很快定案、一路绿灯,诸如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定《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政务院研究同意并提请在全国人大会上举手通过、委托苏联有关部门设计三门峡工程方案、有关部门审查通过方案并组织施工等等,两年间种种过场尽皆走完。1957年4月三门峡工程就正式开工了。


可这时黄万里始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基于丰厚的理论学识和实际经验、基于对国内外河流特别是黄河长江的多年勘察和了解、基于对国家安危人民祸福的深切关怀,极不赞同当时这套治黄方案。1956年5月他终于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就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

在这份《意见书》里,他认为,筑坝虽然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

他认为,许多“专家”对于泥沙还有许多基本概念弄不清楚。必须明白,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

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大水库;如果非要筑坝建库不可,必须尽量将泥沙冲刷出库。他建议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

当时那些好大喜功、急于见到“圣人出、黄河清”的人们,对黄万里的《意见书》几乎不屑一顾。鉴于工程界存在种种不同议论,后来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水利部于1957年6月10日至24日、也就是工程动工两个月之后,召开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专家、教授70人。黄万里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进一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他首先批评现行方案的规划思路,即一门心思的“倒推法”: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洪水泛滥,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浑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没这问题了;怎么能又清又慢呢?于是想像用水库把泥沙和大水都拦住;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就需要大水库:多大才够呢?于是算出坝的高度来。黄万里说::“这不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这一思路。他认为不能忽略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堤工、河工、水工,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他认为‘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以水土保持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他指出当时这种方案,“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只不过“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他问这一方案的推动者:“三门峡以下河道你们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呢?”

鉴于三门峡工程已成定局,他提出:如果执意要在三门峡修水库,建议“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只有这样,“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

这次会上,还有一位年青的技术员温善章力主降低坝高,建议修筑低坝。其他也有人提出种种问题,但绝大多数意见是一边倒地诠释苏联方案的正确、中央决策的英明。黄万里基本上处于孤立的境地。这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由于发表在校报上的一篇文章,已在学校里遭受咄咄逼人的批判和围攻;但他完全不顾形势的险恶,始终坚持并从容不迫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所谓校报上的文章,便是那篇题为“花丛小语”的小说(内容简介附后)。清华大学时任校长蒋南翔将它呈送到最高领袖那里,最高领袖读后忿然说:“这是什么话!”于是,《人民日报》就出现了一个专登“右派”言论的栏目,冠以“什么话”的栏名,“花丛小语”当然也在其中。而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苏联方案,就成了又一个重大罪状。接踵而来的清华大学的批判会和水利界的批判文章,异口同声地声称,黄万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反对苏联专家”、“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是个道地的“右派”。其实那段时间毛泽东就对黄炎培说过,“你家也分左、中、右啊!”两年以后,毛泽东又在庐山会议上指着彭德怀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右派”的钦定性质了。不过当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向黄万里宣布划他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倒是十分冷静,而且掷地有声地回答说:“伽里略虽然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在转!”

(三)

因言获罪成了“右派”之后,黄万里在政治上已划入“敌人”阵营,尽管工程安危、人民疾苦还萦绕心头,但是他已不再有任何发言权。而三门峡的命运,一如他的预料,真的是越来越糟。

1958年三门峡工程开始截流;1960年9月大坝建成,拦洪蓄水。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水位涨到332.58米(离设计高程360米尚远)时,泥沙淤积迅速发展;蓄水一年半后,有15亿吨泥沙积在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筑起了防洪大堤,以后泥沙不断向上延伸,威胁关中平原,直逼西安重镇。至1963年,潼关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后,库内淤积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乎是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背井离乡,啼饥号寒,怨声载道。为挽救危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对工程作了两次改建。第一次于1965起实施“两洞四管”方案(改建四条钢管、增建两个隧洞),到1968年建成后水库淤积略有减缓,但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仍在延续。第二次于1969年,决定打开坝底八个导流底孔。这几个底孔是1957年专家会议上黄万里力争保留的,可是施工时又根据苏联专家的要求全部堵塞了。这次化了八千万元资金将它们打开,可是淤积情况已无法改变,改建后潼关河床仍比以前高出3米,而且淤积趋势依然无法遏制。

三门峡水库反复折腾之时,黄万里教授已被发配在江西鄱阳湖边的农场劳动。1971年这个清华大学农场因遭血吸虫肆虐致人死命而停办,黄万里被安排到三门峡工地继续“改造”。据他后来自述:“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

1973年他曾被允许在别人监视下进入潼关以下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河势。他后来回忆道:“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从下游移来的苦难,内心十分痛苦和同情。觉得自己如此努力学习并工作,曾何补于苍生?茫然不知怎样去报国。”他在《倾听华县毕家公社主任宇东梅报告三门峡坝建成的灾害》一诗中沉痛抒怀: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平生积学何所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出于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怀,他曾向政府提出自己的补救方案和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被容许在有关的专业会议上讲述自己的主张,但也得不到重视。三门峡水库后来只得以报废告终。2003年渭河流域水情并不严重,但却酿成50年未遇的大灾,受灾人口515万、农田1080万亩。时任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博士考察后坦陈:“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为代价的,渭河变成了悬河了。”到这时候,连曾经力促工程上马的前水利部长钱正英、院士张光斗也只好参与呼吁“三门峡停止蓄水、放弃发电”。但是四十多年间它带来的重大损失和灾难,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了。

时光推移到了八十年代。人们又议论在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长江上拦河筑坝,更加具有浪漫色彩的三峡工程呼之欲出。此时的黄万里已经蒙恩“改正”,右派帽子已经甩进垃圾堆了。按理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就他“平生积学”发言,一展他造福苍生的襟怀了。可是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他依然只能仰天长叹而已。关于三峡工程问题,他曾六次上书中央(直至总书记)加以阻止,并要求与学界和设计部门公开讨论,但全部杳无音信、不予理睬;1992年全国人大讨论通过三峡议案之前,他要求中央领导腾出一个小时听他陈述理由,可仍然置之不理。

在他的上书中有一段十分精炼的说明:“凡峡谷河流若原不通航,支流两岸又少田地,像大渡河龚咀那样,是可以拦河筑坝,利用水力发电的。尽管16年来这水库已积满卵石夹沙,失掉了调节洪水的能力,仍能利用自然水源的落差发电。但长江三峡却不是这样,这是黄金水道的上段,四条巨川排泄着侵蚀性盆地上的大量卵石进入峡谷,在水库蓄水后这些卵石和泥沙就会堵塞住重庆港,上延抬高洪水位,淹没田地。那里水源丰富,生活着一亿多人口,缺少的正是耕地。凡是这样的地貌,决不可拦河筑坝。所以长江三峡根本不可修高坝,永远不可修高坝。”

他在接受记者戴晴访问时,曾经解释过他的观点:“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襟怀,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干流的淤积河段不可修坝”,这是他积几十年研究考察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个结论已被三门峡的实践所证明,可是有些人仍然固执地不予理会。

当然,今非昔比,九十年代的执政者已没有五十年代的执政者那样的底气、可以动辄以言问罪、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但是,他们手中有权,他们可以控制一切媒介、一切会议、一切公共平台,让你出不了声(甚至当人民代表黄顺兴1992年在人大会议讨论三峡提案时,事前报名要发言却不给他机会,会场上他举起了手执行主席却视而不见,他站了起来拿起话筒可是扩音器却突然不响了,他只好推出会场以示抗议)。当然,这些已不在本文叙述范围内了,读者有兴趣可以看看著名记者戴晴写的有关水利的多篇深度报道,就会有清晰的了解。戴晴女士近年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尽管一再遭到过滤和删除,但总还有“漏网之鱼”可寻,本文就不赘了。

黄万里教授晚年多病,但始终挂记着黄河、长江的治理。他在2001年8月26日、九十大寿过后不久抱憾辞世。此前口授了如下的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他在遗嘱中只字未提个人及家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祖国的江河安危,拳拳爱国爱民之心,真足以光照江河,彪炳千秋!

附:黄万里1957年写的小说《花丛小语》梗概

小说以一首题为“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的词开头:

绿尽枝头蘖,怎当他,春寒料峭,雨声凄切?

记得梅花开独早,珠蕾偏曾迸裂!

盼处士,杳无消息。

桃李临风连影摆,怯轻寒,羞把嫩芽茁。

静悄悄,微言绝。

忽来司命护花节,乘回风,拨开霾气,宇清如澈。

人世乌烟瘴气事,一霎熏销烬灭。

翻潋艳,芬香洋溢。

好鸟百花丛里舞,这当儿.鼓起笙簧舌。

心自在,任翔逸。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于是三个人开始了交谈,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甄无忌就破口大骂市政府主管工程的领导:“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

骂过之后,甄无忌又来批评田方生的词:“我看前半段还能反映实际,后半段,简直是歌德派诗意,反映文人的无耻!”

“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接着这位激烈的甄无忌就乘兴发挥开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

甄无忌兴之所至,竟指名道姓地点评起自己身边的当红学者来:“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了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称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你看,老蔡当年闷声不响,虔诚地学习孟德尔遗传学。一当什么所长,不免在上任之前先批判一番。等到李森科学说不大时髦,于是又发表了《我的认识的三部曲》。近来赫鲁晓夫又把李森科称道了一番,且看他又怎样说法。”

于是田方生也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参阅《同舟共进》2004年第3期所刊党治国、林祥榕、丁弘等人文章,《读书》2002年第8期曾昭奋的文章,以及戴晴女士有关黄万里、黄顺兴的水利系列深度报道。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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