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宪政民主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先生临终嘱呼吁平反六四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今年9月16日原中国《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胡绩伟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胡绩伟先生是四川威远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共产党的报纸、电台的总编或行政负责工作。1952年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等职务。胡绩伟先生1983年9月因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整肃，辞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9年“六四”后，被撤销一切职务， “留党察看” 连续六年。

胡绩伟先生逝世前五天，他的好友、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先生曾前去医院看望，胡绩伟先生在病危中留下嘱托。

姚监复先生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最后一次见他是9月11日下午，医生决定把他从北京医院六层的普通病房搬到心脏科的重病监护室。他在床上看见我来了，希望跟我讲讲话。医生和家属都说‘胡老不要讲话’，因为他处于病危状态。他招手叫我到他跟前，就说‘姚监复，你告诉高瑜，叫她写文章给十八大，要十八大为六四平反’。

这时候就换床，要推着这床出去，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到监护室，把他放好以后，我说‘我要走了’，他又说了一遍‘你告诉高瑜，叫她写文章给十八大，为六四平反’。这是我在场听到他的最后一句话。”

胡绩伟在“心灵之旅”受访回放：忆“清污”中和“六四”后受批判

胡绩伟先生十年前曾在“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采访，谈到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和1989年“六四”后受到整肃。

请听一段胡绩伟先生的谈话录音——

胡绩伟：“‘清除精神污染’搞了28天，胡耀邦（等）几个人、万里他们出来，最后把‘清除精神污染’制止了。可是到了‘六四’的时候，因为我同情学生，他们就说我是‘支持学生暴乱’，那么这样一来，又把我同王若水（原《人民日报》副总编）一起在《人民日报》展开一个大的批判运动。”

高瑜：我理解胡绩伟遗愿——为八九民运平反，谴责“六四”屠杀

胡绩伟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日请姚监复先生转告高瑜女士“写‘十八大’的时候，要提出为‘六四’平反”。我采访了现在在北京的原《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资深记者高瑜女士。

高瑜：“胡绩伟先生去世。因为我到韩国……他这次住院，最后了，医生不让讲话，他还说‘转告高瑜’，说让我向十八大呼吁，就是要为‘六四’平反。老先生最后是用了大家习以为常的这种（说法）‘平反’，我认为他的意思呢，应该是这样理解——为‘八九民运’平反，要谴责‘六四屠杀’。”

姚监复：为胡绩伟著述解禁，比骨灰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重要

高瑜：“代表官方到胡绩伟家吊唁的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人民日报》副社长吴恒权陪同下去的，就说‘八宝山也给胡绩伟留着一个位置’，但是胡绩伟的家人他的亲生骨肉飞飞（女儿胡雪滔）夫妇回答是‘不！’就是‘不进八宝山’。

对于当局有关方面所表示的这个态度，姚监复先生说：“老人希望将来可能回老家安葬。我自己在想，与其让胡绩伟入‘八宝山革命公墓’，承认他是革命者，还不如把他的书《胡赵新政启示录》从禁书给解禁。我希望能让他的思想……让中国的群众能看到他的书，比他的骨灰放在八宝山更重要。”

李洪林：胡绩伟在“思想解放”打破“两个凡是”中立功

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现已退休住在北京的李洪林先生，接受我采访时先回忆了他与胡绩伟先生怎样相识、渐渐熟悉。

李洪林：“我是1979年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在北京，他当时是《人民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我是作者，就这么一种作者和编者的关系熟识的。1979年前后我经常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他在办报的人当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不光在理论上，对于改革开放他也非常坚决。他领导《人民日报》的时候，《人民日报》在它历史上达到一个最辉煌的时期。

当时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中国亟需从毛泽东的阴影下走出来，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是按照所谓‘两个凡是’的方针来领导中国的事情，主要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办一切事情。

当时有个叫‘思想解放运动’是1978年发起的。这时需要打破‘两个凡是’。在这个过程中胡绩伟在胡耀邦领导下非常坚决地执行了这个任务。我们当时对《人民日报》都非常喜欢，我有稿子都投给他们，差不多我投的他们都发表了，关系就越来越很亲密，我和他就这样成为比较好的朋友。”

李洪林：胡绩伟坚持“人民性应当高于党性”

主持人：“后来到‘清污反自由化’，这中间您看还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事情吗？”

李洪林：“因为胡绩伟当时在《人民日报》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因为那时候胡乔木和邓力群他们和他的观点不一样，他们把报纸叫作党的喉舌。胡绩伟就说‘报纸应当有人民性’，他强调‘人民性’；那派就强调党性，就是‘你要服从我的意思’。胡绩伟就说‘人民性应当高于党性’，他就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这观点大家也都觉得他坚持得很好。”

李洪林：“清污 胡绩伟辞职与王若水同受批判，我被免职

主持人：“后来到了‘清污反自由化’，您印象中他是怎么下来的呢？”

李洪林：“就是因为1983年纪念马克思诞辰，周扬有个重要讲话，谈到‘人道主义‘，谈到‘异化’，当时大家觉得很好，但后来胡乔木认为不应该这样讲。而《人民日报》把周扬的讲话发表了，（胡乔木）他们认为这事是《人民日报》犯了错误，借着这个理由让胡绩伟辞职，把他的工作撤下来。那次‘反自由化’时，他和王若水两人在《人民日报》受到批判。我当时在中央宣传部，部长是邓力群，他在那儿主持对我进行批判。我在中宣部也是被免职的。”

李洪林：1989年胡绩伟倡人大开会讨论李鹏问题，又被撤职

主持人：“从当时那个位置下来后，您所知胡绩伟先生做了些什么，您和他又有什么交往？”

李洪林：“他转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当副主任，实际上就把他调离《人民日报》。胡绩伟在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学生运动时，曾提议召开常委会……还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李鹏问题。因为这个事情，他又被从人民代表大会职务撤下来，而且给他‘留党察看’处分。那以后他实际整个离开工作了。”

李洪林：胡绩伟被撤职后，著述300万字呼吁民主、政改

李洪林：“他被撤职后并没有停顿，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还是非常坚定。他写了很多东西，据统计有300万字吧。主要就是呼吁民主、呼吁政治改革。”

主持人：“后来在你们的交往中，他对什么话题有兴趣？你们有共同探讨的问题吗？”

李洪林：“他下台后，有组织的活动就没有了。都是个人作为作者，经常写东西、发表文章。我和他作为私人朋友有很多交往，还包括其他一些朋友，交换交换意见，谈谈，没有很明确的什么活动。

他曾经想主编一套民主丛书，他自己当主编，找王若水、于浩成和我当副主编。但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搞成，因为很快就‘六四’以后，什么事情都搞不了了。”

李洪林：胡绩伟在历史转折时看得准确，勇敢维护自己的观点

主持人：“您和胡绩伟先生交往30多年，对他这个人是什么印象？”

李洪林：“我非常敬佩他，因为他在历史转折时期看得很准确，而且很勇敢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主要是胡耀邦领导思想解放运动、执行改革开放路线，在这个过程中，胡绩伟是新闻战线上胡耀邦最主要的助手。

所以在改革开放过程如果讲到功劳，胡绩伟有很大功劳，因为当时最主要的舆论工具就是《人民日报》。

当时《人民日报》也达到了最高峰，印数达600万份，是从来没有过的。那时全国人民对《人民日报》非常爱看，可以说拥有最多读者。

后来胡绩伟虽然被罢免，继任的是秦川。胡绩伟当社长时，秦川当总编辑。胡绩伟被罢官后，《人民日报》在秦川领导下继续沿着胡绩伟的办报方针，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日报》起那么大作用，胡绩伟的功劳最主要。”

李洪林：晚年批判一党专政，认为必须实行民主宪政

李洪林：“他的思想在不断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主要是推动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到了21世纪，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认为胡耀邦和赵紫阳执政的十年是中国最好的十年，所以把它叫作……他起的名叫‘胡赵新政’，他希望通过这个新政来实现民主改革，在中国能够从一党专政进步到民主宪政。 他就为这个事情而努力。

他到晚年直言不讳地批判一党专政，认为这是要不得的，必须实行民主转型，改成民主宪政。一直到去世，始终是呼吁这个事情，非常坚定。

他当初追求民主自由参加了共产党，一直到晚年还为自己当年这种理想——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坚持这个理想，很可贵。不光是我，很多朋友对他这方面都非常尊重。”

郑仲兵悼胡绩伟：党不要你，恰是你的光荣、正确、伟大……

原《新观察》杂志常务副主编郑仲兵先生悼念胡绩伟先生的挽联是：“悼念胡绩伟，党不要你，恰是你的光荣、正确、伟大。因为你是属于人民的。三十年前，你就提出：人民高于党，人民性高于党性，《人民日报》要代表人民对党进行舆论监督；你携秦川、王若水真的把这个党报办成了人民的报纸。你是《人民日报》第一人！你活了九十六岁，你还将世代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学生郑仲兵2012年9月17日。”

郑仲兵：与胡绩伟的相识交往

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现在北京的郑仲兵先生。

主持人：“您和胡绩伟先生是什么时候认识交往？”

郑仲兵：“我跟胡绩伟认识大概是‘四人帮’垮台以后，当时胡耀邦为我平反冤假错案，等于解放了我。当时我最希望去的是《人民日报》，因为想去当个记者。”

主持人：“您‘文革’前做什么工作？”

郑仲兵：“在民族学院教书。后来我学校的党委书记不大同意我去，他说‘《人民日报》是个是非之地’。王若水就推荐我到了中宣部。在这个时期，跟胡绩伟有接触，最早是这么认识。

以后我离开中宣部是胡耀邦下台后，中宣部长朱厚泽也被弄下台，我就变成他们整肃的对象，因为朱厚泽当时对我很好，所以他们就说我是胡耀邦、朱厚泽的人，就要整我。

整我以后，我离开中宣部到了《新观察》杂志，就是戈扬那里。我当常务副主编，她是主编。在这段时间我跟胡绩伟、秦川还有许多当时大家都比较称道的一些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像项南、任仲夷，都有联系。跟胡绩伟联系也算比较多的，因为他经常到中宣部去开会。

胡绩伟后来到了人大常委会，我和胡绩伟、于光远通过《新观察》这个平台，跟他们有比较频繁的联系。到‘六四’以后，联系还是很密切。

‘六四’镇压后，白色恐怖期间，他有一些资料就通过我偷偷请人去打印出来，这就是最早胡绩伟写他在《人民日报》那一段的历史。”

主持人：“听上去‘六四’后你们的交往可能比原来更密切了？”郑仲兵：“是，是。”

郑仲兵：胡绩伟的三大贡献

主持人：“在纪念胡绩伟先生的时候，您特别愿意从哪方面说起？”

郑仲兵：“纪念胡绩伟，他有三个大贡献。

1.反思文革：无自由民权，民生惨烈，要办人民的报纸——

郑仲兵：“‘文革’中他有很深刻的反思。‘文革’以前，他对毛泽东的迷信很严重，而且他所谓的‘党性’也非常强。包括在‘文革’初期他挨整时，还总是从自己方面去考虑问题。他不认为这个‘文化革命’有什么问题，甚至他在被强迫劳动改造时，有人发表不满的意见他还要去制止人家，这个以前他自己讲过。

那么，首先是后来他对‘文革’做了很深刻的反思，也反思了共产党建党以后的所作所为。所以‘文革’以后他就很清醒地认识到，一是感觉个人的社会自由问题。他觉得‘为什么共产党的统治搞得人都没有自由？’另一个是‘为什么老百姓都没有权利？’就是民权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把民生搞成这么惨烈。

我觉得最了不起的第一件事是‘文革’以后，他在接受华国锋让他当《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来是社长，这个过程中他努力争取把《人民日报》办成真正的人民的报纸。这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所没有的。而且他跟胡乔木进行了一场很激烈的辩论，时间相当长，后来在‘清污’中，胡乔木、邓力群在邓小平指使下，对他进行了批判整肃。”

2.要推动制定新闻出版法——

郑仲兵：“第二个大贡献就是他后来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极力地要想推动中国制定和实行新闻出版法，他做了很多努力。这个事情也是被胡乔木以及胡乔木的后台陈云给破坏掉了。这是他的第二个贡献，新闻界和出版界的人都知道胡绩伟在这个问题上是最执着最努力的。”

3.1989年动议罢免李鹏，要求召开人大会议挽救中国局面——

郑仲兵：“第三个大贡献就是在‘六四’这历史节骨眼上，他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和专制主义进行了非常勇敢的斗争。

这个过程中，在几个老人中大家都表现得很好，他表现得尤其突出。当时他还联络了许多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像提出动议要求罢免李鹏，要求挽救中国局面，解决民主问题。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当然还有，他的一生都是不断进步的，到最后他对中国民主宪政的一些提法和认识都非常明确，就是晚年仍然在做这些事情。

他终其一生，我觉得最突出的是这么几点。”

郑仲兵：胡绩伟认为中国应步入普世文明大道，搞民主宪政

主持人：“近距离接触，您觉得他注意力集中在什么方面，或者给您印象比较深的地方？”

郑仲兵：“他赋闲以后，整理出几百万字的书。另外还频繁地找一些人谈自己的看法，国内外一些记者，或者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也采访他，他又谈了很多问题。

我觉得后来比较明确的是，他认为中国应该步入全世界这个普世的文明大道，也要搞民主宪政。”

郑仲兵：不解决共产党一党专政问题，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主持人：“您看像胡绩伟这样一位共产党的老报人，他后来能够走到刚刚您讲的这个认识程度上面，您是怎么看呢？”

郑仲兵：“其实有千千万万参加过共产党的人……包括我在内，很多人的最后觉悟……比较重要的一步是对‘文革’的反思。特别到‘六四’以后，应该说对共产党就不抱希望了。

在这之前，还是想通过共产党内部，也就是所谓‘体制内’来改造共产党，让共产党自己有一种更新，通过改革能够走上民主宪政的大道。

可是到了‘六四’以后，彻底失望，觉得不可能了。在这点上，是胡绩伟……也是很多老人特别大的一个飞跃。

我所认识的胡绩伟，他不想再回到什么时期，而且已经认识到，虽然他很真诚地参加共产党，是抱着中国自由和民主的愿望去参加的，后来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总以为是有什么历史的特殊原因，后来彻底明白了，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问题不解决的话，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郑仲兵：胡绩伟认为“政改”必须“改制”，实行宪政民主制

郑仲兵：“共产党一党专政不解决，甚至连‘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很片面的，并没有真正解决民生的问题。包括现在，连‘耕者有其田’的问题都根本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根本没有解决。所谓民生问题，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还有老百姓共同富裕的问题、老百姓收入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对这点，胡绩伟比较清楚。

很多人讲什么‘十八大能不能政治体制改革？’我觉得他们根本不清楚什么叫作‘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点上胡绩伟是清楚的，胡绩伟认为必须‘改制‘。

什么叫‘改制’？就是要解决专制体制的问题，要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好像现代社会和原始社会都会有问题，那么中国有很多问题还是中世纪的问题，甚至是原始社会的问题，必须解决。民主宪政制度在过程中可能也会有问题，包括美国、欧洲，可能也有它的问题，但是这是必由之路，必须走上这一步。胡绩伟在这一点上是清楚的。”

（“纪念胡绩伟先生”专题节目待续）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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