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奇事

2016-01-23 00:30 作者: 颜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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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汉族,字少川。英文名“ViKyuin Wellington Koo”。他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博士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得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之后历任我国驻法、英、美公使、国务总理、外交总长等职。民国七年,顾博士代表我国出席巴黎和会,在开会期间,为山东权益慷慨陈词,一鸣惊人,展露了他个人的语言天份与政治长才,也博得了和会主席及与会人士的一致叹服。

顾博士是杰出法学家、外交家,但他对于鬼魂、幽灵、第六感等许多超自然现象仍抱有浓厚的兴趣。虽然科学家们大多数认为鬼魂之说是迷信,但他认为不尽是迷信,总有一天灵魂现象将会被解释明白。他从海牙回到纽约,在友人为他设宴洗尘席间,曾对好友们叙述了一件亲身经历的奇妙故事。他在七、八岁时,跟随祖母住在江苏青埔。有一年,他的祖母病得很沉重,眼看就不行了,全家人都非常着急,他们兄弟更是彻夜都守候在祖母床前。到了半夜,小兄弟俩正昏昏欲睡时,忽然听到祖母在说话,他们急忙奔到祖母床前,只见病了将近月余不能说话的祖母,居然喃喃地讲起话来,更怪异的是,竟然不是祖母平日的口音,而是一口流利的京片子,于是他们仔细地聆听祖母到底在说些什么。

“阿二、阿三(顾博士兄弟的乳名),牛头马面来捉拿你们的祖母,可是灶王爷不答应。你们赶紧下楼,到厨房去拿一口大锅盖在地上,然后在天井里烧香拜拜、焚纸钱,并把家里的大门打开,迎接你们祖母进来。”这件事虽然很蹊跷,可是顾博士当时年幼胆怯,也不敢不照着话去做,只好硬着头皮,一面发抖一面到厨房将锅取下,上香烧纸钱后,急急忙忙把大门打开,又飞快地关上,深怕跑进了什么妖魔鬼怪之类的。等他们又飞快奔上楼时,只见祖母已经在床上坐起来了,嘴里还不住骂他们兄弟做事草率,门关得太快,害小脚的祖母在门口跌了一跤。歇了会儿,祖母又说:“我赶路时,弄脏了绣花鞋,你们赶快帮我把鞋脱掉。”其实祖母睡在床上根本没有穿鞋。可是他们还是象征性地在祖母的脚上摸了一把,好像替她脱鞋一样,他们的祖母也就满意地睡下了。

才睡不久,他祖母又忽然坐起身来焦急地说:“哎呀,糟糕!刚才小鬼们没有捉到我,听他们说,好像又回头去找姊姊去了。你们赶紧派个人去瞧瞧啊!”因为顾博士祖母的姊姊住在距离三十里外的邻村,大家就安慰她老人家早点安歇,明儿个一大早再找人去打听。没想到第二天刚破晓,就有人在急急地敲门,原来是一位拿着鸡毛信来报丧的。据来人说:顾博士祖母的姊姊本来好好的没有病,昨晚深夜时忽然大叫一声,说:“这样子就去啦?”不久就断气了。顾博士全家听了不胜骇异,才相信昨天夜里他祖母说的是真的。

顾博士说:这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不由人不信。他并感慨地说:“宇宙之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那都是不能以科学的眼光去衡量的!”

民国的奇事,还有土匪“盗亦有道”。1913年到1917年这段时间,民国才刚刚建立,四川广汉这块地面很不素净。川陕大道上,几股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设置关卡,拦路抢劫。一时间子弹横飞,行旅惶然,纷纷逃命。很快,这条路上没有人敢走了,贸易凋敝下来,土匪的财源也就断了,整日里端枪对着空无一人的道路发愁:从哪里找回我的饭碗?为了克服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几拨平日里很少来往的土匪竟破天荒凑在一起,开了个“经济工作联席会议”。会上,通过对各种提案进行充分的讨论协商,最后终于达成一个协议:把这条路大体平均地分成几段,在每段的入口处各设一个“收费站”,向来往行人收取保险费,收入就归占据这段道路的土匪。收费标准明文规定,一挑盐收保险费5毛,徒手或包袱客一块钱,布贩、丝帮则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行人商旅只要按规定交了费,即可持他们发的路票通行,不受限制。土匪之间还约定,收费只能进行一次,绝不可重复收费。收费之后,还要负责保护好该路段之内行人之安全,违者要接受处罚。

接下来,会议精神得到了各路土匪的贯彻执行,情况很快就开始发生变化:路上开始有了三三两两的行人,以后越来越多,川陕大道竟就恢复了往日的繁盛。这中间行旅和土匪双方各有所得:行人交费,也得到了安全保障,兵慌马乱的年代尤为可贵;土匪则坐地收钱,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种奇妙的格局在当地延续了很多年,据过来人说,比地方政府、县太爷治理得还有效。

这是个很有趣的制度改革案例,不少学者用它阐释过深奥难懂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的道理。第一,土匪征收的“税率”适中,不收“过头费”。试想,如果行人还是像以前那样负担沉重,他怎么可能愿意回来重走这条路?第二,土匪也讲信用,严格按“税率”征收,决不超收,违规自我处罚。这种事儿真的发生过。某日有行人告发小匪重复收费,匪首竟就把那个家伙拉过来毙掉了,处理得比警察还要严厉。这是一种难得的纠错意识。匪首所做并不过分,否则商旅们凭什么相信你是玩儿真的?第三,不吃独食,懂得合作中取利。收了费不是拍屁股走人,而是不忘提供社会安全这种“公共服务”,收费的权力和所尽义务有对等之处,商旅自然愿意交费,因为他也得到了好处。第四,在终止老办法、实行新规定之间的这段过渡期内,土匪们不得不饿几天肚子,土匪头子还得先期给大家投入点饭费之类的“成本”,耐心等着境况的好转,这些平时骄横惯了的土匪们竟也做到了自我约束。不能不说,这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如果都像座山雕那样啃“窝边草”,土匪们最后怕是只有西北风可吃了。

后来,土匪们又把这个“重要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据史料记载,效果也蛮不错。广汉素产土匪,农民怕收成被抢,不敢种地,因此遍地荒芜,农业产量经常不足,当地贫困便由此而起。这时想通了某个道理的土匪就向农民保证:以后我们不抢你们了,你种地一亩地,我收一斗谷。据吴思先生说,当时成都平原每亩的产量是两石,只收一斗,“税率”5%,低率征收,比政府收得还少。跟川陕大道上的做法一样,土匪收了这笔保护费,便不再收其他,避免重复收费。如果有人敲诈勒索,只要农民告发,必严加追查。如果有别的土匪过来抢劫,老土匪负责把新土匪打跑。土匪的“招商政策”也很快奏效,这里人口又慢慢聚集起来,农产增加,农民生活也有了些许改善。

“仍是暴力掠夺,但已非刀刀见血”。这些陈年烂谷子的往事,得自当年做过袍哥大爷的侯少煊先生的《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一文。虽是野史,但收入《四川文史资料》,也有几分可信度。

或许大家还记得《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德国商人辛德勒在二战期间营救犹太人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可中华民国也有个辛德勒,他在驻维也纳期间至少救了数千犹太人的生命。已故中华民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他在1938年5月至1940年5月任当时中华民国政府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他是最早帮助犹太难民逃脱纳粹大屠杀的外交官。

1930年代中叶的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居住国,居住着约18万犹太人。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不到一个月,第一批犹太人就被送进了集中营。纳粹当局发出指令,只要犹太人马上离开奥国即可被释放。许多犹太人想去美国,但美国对奥移民名额已满,而且还要求申请人必须出具经济担保;英国政府迫于阿拉伯国家的压力,严格限制犹太人前往英控巴勒斯坦;尤其是1938年7月13日法国埃维昂会议后,32个与会国家都拒绝收容犹太难民,使奥国犹太人的处境如雪上加霜。他们每天心急如焚地前往各国驻维也纳领事馆申请移民,然而,多数国家都拒绝伸出援手。

一位17岁的犹太青年艾立克·哥特斯塔伯,连跑50多个总领馆,都是失望而归。1938年7月20日,他怀着绝望的心情走进了中华民国总领馆,没想到这最后的努力改变了他的命运。在这里,他一下子就为自己和家人办妥了20份前往民国上海的签证,成功逃离了维也纳。格罗斯费尔德一家也是这样逃出来的。当时身为银行家的摩里斯·格罗斯费尔德已被关进了集中营,但他妻子斯塔拉拿到了全家去民国上海的签证,在向纳粹当局出示这张移民证明以后,摩里斯被释放了,一家人平平安安来到上海。

当时的民国上海已被日本侵占,事实上不需签证即可前往。签发上海签证的总领事何凤山博士也知道这只是“名义上”的签证,但是,这名义上的签证可以作为犹太人移民国外的证明,是他们逃离死神的护身符。

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就能在中华民国总领馆得到签证。于是,中华民国总领馆前每天都排起了长龙。何凤山的顶头上司、时任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陈介也得知了这一消息。陈介是坚决反对给犹太人发签证的,他马上从柏林给何凤山挂长途电话,命令他立即停止发放签证。但何凤山并未从命,继续我行我素。于是,他被以非法卖签证的罪名受到了上司的调查。但调查一无所获。

何凤山顶住了上司的压力,纳粹当局却没放过他。他当中华民国总领事还不到一年,纳粹当局就以总领馆租用的是犹太人的房子为由,硬将房子没收了。何凤山并未退却,他将总领馆搬到了维也纳一处小得多的房子,所有费用都由他自己掏,继续坚持给犹太人发签证。

从1938年就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至1940年5月离开,何凤山到底签发了多少张“生命签证”,今天还难以考证,但犹太幸存者提供的一些护照原件上的签证号颇能说明问题。1938年6月时,签证号为200多号,1938年7月20日时,签证号已超过1200号。1938年11月9日至10日一夜之间4000多名犹太人被捕,前往中国总领馆申请签证的人越来越多,何凤山签发的签证也就更多了。如此算下来,他发的签证至少也有数千份。许多人凭着前往上海的名义签证,逃往了美国、加拿大、南美洲、巴勒斯坦、菲律宾、古巴等地。有一本书曾专门记述了400多名维也纳犹太人拿着上海的签证,几经辗转,逃到巴勒斯坦的经历。

何凤山救助了数千名犹太人,但这一壮举在1997年以前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据何曼礼说,她父亲从来都是平常心态,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正因如此,何凤山很少提起此事。他在给一儿一女起名字时,儿子叫“曼德”,女儿叫“曼礼”,这“德”和“礼”两字正是作为父亲对儿女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生的追求。

1997年9月28日,96岁的何凤山博士在美国旧金山去世,曾当过《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何曼礼为他父亲写了一个讣告,其中提到父亲曾在中华民国维也纳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发过签证。讣告在报纸上刊出后不久,何曼礼接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犹太裔历史学家的电话,向她询问何凤山发签证的事,何曼礼说在父亲晚年出版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回忆录中,提到过此事。

这位历史学家艾立克他说,两年前,在犹太人圈子里,没人知道何凤山博士的名字。而现在,他接触到的几乎每一个犹太人,都在讲述着何博士的故事。因为经过发掘才知道,有不少目前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犹太人,他们的父母就是被何凤山救的,其中包括伊斯雷尔·辛格。他是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在全美各地拥有许多家医院,总床位达27000张,现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先生曾含着泪水对艾立克说,“我的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的人。”艾立克激动地说,“就像辛德勒一样,何博士的故事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他将成为一个让中华民国人骄傲的名字。他不仅是中华民国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而民国新闻自由的宽松,对于当今大陆的人们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一件奇事。新闻自由是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标志,就此而言,民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国家,因为那是的新闻自由已经可圈可点。

据著名教育家信力建的博客中介绍,辛亥革命后,随着专制制度的倒台,中国的民办报刊进入了一个兴旺的发展时期。1931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报馆竟然达五百多家,言论的自由度更是相当发达。当年,针对袁世凯欲复辟称帝的图谋,《北京时报》曾公开刊文,揭穿“袁世凯通令祀孔祭天无非是帝制复辟的先声而已”。《顺天日报》也曾不断刊登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的言论,令他私下大发雷霆。为此,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还绞尽脑汁编辑出版了一份“宫廷版”的《顺天时报》,刊登“全国各地敦请袁大总统登基称帝的呼声”,发行对像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凯。可见,当时袁氏还不敢或不能搞什么“舆论导向、思想统一”,表面上仍要摆出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不然,哪用如此麻烦,查封敢唱反调的《顺天时报》,或下令它与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复辟帝制的行径日趋公然,黄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时,全国五百多家报纸遂以铺天盖地之响,与袁不共戴天,所谓袁氏乃被“气死”之说,由是而来。从中也可看出当年新闻言论的自由度有多大。

而到国民党真正当政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尽管官方管制言论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断发生,但整个国家仍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无论是民间办报还是独立的新闻批评都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据统计,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在重庆发行过刊物的民营报社、通讯社即达二百多家……。除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以外,还有《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西南日报》以及无计其数的杂志和期刊。共产党在国统区(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自1939年创刊后,一直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在战争条件下,所有报刊都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新华日报》作为中共的机关报自然是重点检查对象,也常常会有稿子被扣下不准发表。但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抗战八年中始终风雨无阻地办了下来,即使在有稿子被扣的时候,报社仍然可以让报纸开天窗或刊登启示,说稿子被新闻检查处扣发,而不是临时找稿子补白,这等于是向国民党政府提抗议。

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并没有以战争刚刚结束,国内局势尚不稳定为名保留新闻检查制度,而是立即废除了这个制度,于是《新华日报》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黄金时期的《新华日报》的办报方针,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对这个允许它自由办报,自由言论的政府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1946年2月,重庆大渡口钢铁厂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和示威,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些工人被打死,工厂被戒严。《新华日报》发表了21条消息和大量来信,在社论中把这场工潮定性为“民主与独裁的斗争,文明与黑暗的斗争”,呼吁“立即唤起舆论制止国民党屠杀逮捕工人的恐怖行动”,否则这种恐怖“会光顾到我们每个人头上”。在《新华日报》的带头下,重庆各界舆论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声援罢工工人,使得政府同意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时期,由于产业调整,失业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新华日报》要把它归结为政治问题。1946年秋《新华日报》发起读者讨论,在10月30日发表编者文章,指出“造成失业灾难的不是别人,正是贪污腐败,把人民不当人看待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他们腐败的统治存在一天,失业的问题就永远不能解决”。1946年6月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让老百姓有饭吃!〉社论说现在国统区人民“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饥饿普遍地使年轻妇女走向卖淫……产粮食的地方,然而却最缺乏粮食,这的确是人造的饥荒”。社论的结论说:“现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是大多数人民没有饭吃的区域。现在国民党区域人民的自发斗争,是向国民党当局要饭吃的斗争”。

不但在经济上畅所欲言,就是在政治上也不受限制。《新华日报》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工人农民起来推翻国民党,而且合法地公开地号召国民党军队对政府反戈一击。早在抗战刚结束时,《新华日报》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裁军,另一方面又故意把退伍军人说成失业军人,以反映他们生活无着为名,大量刊登有关报导和来信,甚至为这类来信开辟专栏。有些来信完全象是出自《新华日报》编辑自己的手笔,例如:“过去只知道为党国而生,为党国而死,哪知道今天党国对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保障。现在我们才知道,党国是囹圄,高呼这把戏的,都是置我们以死地的”。《新华日报》还大量刊登有关军属的报导和来信,把他们在后方的生活形容得如同在地狱中一般,不但要受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且要受保甲和特务的欺凌,妻女沦为娼妓,父老贫病而死,幼小冻饿交加,等等。

甚至在1946年下半年内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和谈仍在名义上进行,国民党政府仍然允许《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发行。这时《新华日报》的宣传手段更上了一层楼。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开辟了“被俘国民党军官介绍”,共刊发35期,介绍了484名被俘军官的简历和在何处被捕的情况,要亲属通过《新华日报》在上海、南京、重庆、成都和昆明的通讯联络处和他们联络。这个专栏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既显示了共产党的力量,又显示了共产党的温情,真是刚柔并济。在刊登了这个专栏后,《新华日报》在国民党军属中的读者和影响显着增加,为瓦解国军的士气立下了汗马功劳。1947年1月,当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不可开交时,《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热热闹闹地庆祝创刊9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的号角,民主的喉舌”。

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鲜明标志,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早已在现代国家得到了普遍的确认。美国前总统杰斐逊曾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为人类开放。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闻自由。因此,那些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条路封起来。”杰斐逊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说到底,之所以要扼杀新闻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为被调查”吗?而也正是这种“怕”,把它见不得人的真实面目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就知识份子作为一个立功、立德和立言群体来,创办报业成为了他们三者毕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实现途径。这条实现知识份子使命的途径,导致民国产生了一个近代社会的“知识份子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集中的纲领和政治上的诉求,但作为一个秉承独立精神的知识份子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政党和政治家。这个集团不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学生,从康有为、严复、王韬、梁启超、汪康年,到胡适、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途经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等,可谓代代相传,脉络不断。

遗憾的是,这一可贵传统从1949年就告中断,至今不见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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