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装甲司令许光达 倒在文革“车轮战”下(图)


许光达为陈庚、朱德、贺龙和罗荣桓(前排从左至右)讲解59式坦克。
许光达为陈庚、朱德、贺龙和罗荣桓(前排从左至右)讲解59式坦克。(网络图片)

许光达(1908~1969年)是中共高级将领。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66年夏天,文革爆发。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震荡,全国上下全都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

许光达曾不止一次地触犯过林彪、江青等人。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论点,被当作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1964年春天,林彪在空军召开打扫卫生现场会,要司令员亲自带队参加。许光达悖逆其意,厌烦地说:“我们部队准备大比武,训练这么紧张,要我动员大家一天到晚去抠暖气片缝,我不干。”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叶群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作,作风不正。自然就借口逃会,贯彻不力,当然,这就又成了许光达的一个罪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光达是林彪处心积虎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拉不过来就打倒,这是林彪惯用的手法,于是就有了贺龙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许光达被非法关押,受尽摧残折磨,直至悲惨地死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造反派”要给装甲兵党委的一位领导干部戴高帽子,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要开批斗会。作为党委书记的许光达,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很快就与群众达成共识:会可以开,有意见也可以提,但要注意大的方面,我们是军队,有组织原则,有保密规定,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挂牌子。

当会议开到一半时,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个手拿纸糊高帽子的“造反派”,朝着那位领导干部走去。许光达当即制止。“造反派”推开他:“这不关你的事,你别管!”

台下的群众也都激动起来,两派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许光达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不守信用!你们都是军人,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先给我这个党委书记戴。”

许光达发现纸糊的高帽子里面装满了铁蒺藜,一旦戴到头上,后果不堪设想。他上去抢高帽子,心脏病突发,倒在台上,当即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抢救。

1967年1月16日下午,许光达从医院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主持党委一个重要会议。会后回家吃晚饭。那天是星期日,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都在家,按照他的老习惯,经常要在吃饭时和孩子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一个时期以来,作为中央委员的他,很难看到中央文件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往往是通过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讲话透露出来,而这些讲话,又首先会出现在首都红卫兵的大字报上。作为一个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要从孩子们抄录的大字报上去找寻最新动态,做为参考来领导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事呵。

饭后,许光达站在门口等车准备回医院去。突然,跑来几十个“造反派”,把住房团团围住,连推带揉地带走了许光达,紧接着在生活秘书的带领下抄了家,他们翻箱倒柜,说是要找什么“二月兵变”的黑名单,结果一无所获。这伙人并不甘心,临走时他们拿走了许光达在20多年前从侵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面日本国旗,作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证”;还把不久前他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同恩维尔・霍查的合影照片,作为他充当“苏修特务”的“罪证”带去了。

在办公楼里,几个小时前作为党委书记、司令员的徐光达大将还在主持会议,转眼间却变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被迫交待“问题”。

“老实交待你企图搞二月兵变、篡军反党的罪行!”

“老实交待你搞政变准备当总参谋长的阴谋!”

许光达扫视一下会场,平静地说:“你们说盼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许光达出口的第一句话使“造反派”大失所望,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主持会议的人示意大家静一静,让许光达继续回答问题。

“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

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大叫大嚷起来,又乱成了一团。主持人无法平息会场的混乱,更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被徐克达的反讥“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批斗以后,身为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委员、大将的许光达,就被“造反派”非法关押了起来。

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找来两名1.8米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踢、坐“喷气式”之职,在严刑拷打和连续不断的批斗下,许光达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专案组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专案人员都曼林、党志壁打在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得许光达口流鲜血。

关押期间,降低伙食,室内空气污浊,夜里开大灯泡睡觉。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咳嗽严重,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从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当牢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第一次住院七十八天,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摘自1978年7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写的《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

1969年6月3日晚,许光达惨死在医院厕所的马桶上,没有任何医生、护士在场,更没有亲属在身边,死亡原因,至今不明。6月4日,专案组不准家属参加,强行将遗体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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