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小说家 金庸鲜为人知的“江湖”故事(图)

2018-10-31 14:36 作者: 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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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说
金庸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说。(CUHK新闻稿图片)

【看中国2018年10月31日讯】(看中国记者钟灵综合报导)香港著名武侠小说泰斗金庸,10月30日病逝于香港,享寿94岁。对不少人来说,只记得金庸笔下的书剑江湖,但他其实也一如笔下的人物,半生经历漂泊流离,又在时代的安排下走上政治尖锋,“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成就一代文人传奇。

出身望族世家 年少漂泊流离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浙江海宁。查家书香传世,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查家自康熙年间就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金庸曾回忆,自己家中挂着康熙题字“澹远堂”,对此印象深刻,也因对康熙的特别好感,后来写进了“鹿鼎记”中。著名诗人徐志摩,是金庸舅舅之子。

金庸就读嘉兴中学时,日本侵略中国,开始了抗日战争,令他失去家庭依靠,随学校迁入浙江山区,开始了第一段人生的漂泊生涯。他曾接受军事训练,又在西南苗人和汉人聚居之地生活两年。寒冷的冬夜里,苗人汉人围着火堆唱歌、跳舞的情境,金庸用笔一一记下,总计记录民歌1000多首,不但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体现出丰富的民族文化,也记录下这些逐渐流失的宝贵遗产。

1941年,金庸迎来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他入读了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那是当时国民党专门培养高干的学校。他曾回忆,当时生活刻苦,经常躺在硬梆梆的长凳上睡觉,这也成了后来小龙女睡在绳子上的桥段;此外,因为在校园中看不惯其他学生的横行,他与训育长产生争辩,最后更被勒令退学,结束短暂的大学生涯,如同他笔下的令狐冲、杨过,因“胆大妄为”,而被逐出师门。

离开学校后,他到了中央图书馆任职两年,期间阅读了大西方文学,开启了他将西方元素融入中国武侠小说之中的独特角度,也令他的小说更加脍炙人口。

父亲含冤被中共处决 惊醒梦中人

1949年中共建政,随后开始“镇反”运动,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中共定性为“黑五类之首的地主与恶豪阶级”,1951年4月26日在家中被中共抓捕批斗、并在家人面前处决,查家3600亩田地被没收,只剩下2间老屋。

他在《金庸大传》中,有提及父亲被冤杀的情节,当时中共政府还要家人赔偿枪毙父亲的子弹费:1角人民币。

金庸的继母顾秀英无力抚养几个子女,于是想要卖掉老屋维持生计,但随即被中共扣上“地主婆要反攻倒算”的帽子,遭到公审和斗争,毒打三天三夜。顾秀英身上留下的伤痛折磨了她一生,最终于1989年去世。

当时的金庸,已经因任职《大公报》香港分社移居香港,而且已经是成名的武侠小说家,因此没有受到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

但无庸置疑的是,父亲的死对他影响十分深远。他离开1949年后靠拢中共、实行“思想控制”的《大公报》,并在1959年创办香港《明报》,任主编兼社长35年,期间发表近20000篇社评、政治评论,针对时弊、笔锋犀利,曾被誉为“亚洲第一社评家”。从1955年开始至1972年封笔,查良镛以金庸的笔名在17年间共撰写了15部脍炙人口的小说,然后潇洒转身,成为知名传媒人,“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是华人文化圈形容他一生的缩影。

从文人到传媒人 金庸与邓小平的恩怨情仇

1978年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承诺逐步推行国企私有化等政策,金庸与不少爱国的香港人一样,期望看到“新中国”走向光明一面。而金庸早在《明报》创办初期,以反“文革”、反“极左派”著称,甚至有传自己上了极左派的暗杀名单。邓小平的复出,令金庸的命运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发展。

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接见了金庸,令他成为“邓小平接见的第一个香港人”,邓小平更主动提及其父被处决一事,后来金庸父亲得到平反。1984年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共的《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及起草委员会相继成立,而金庸也是草委之一。

1986年,香港民主派牵头提出“要求普选行政长官及1997年至少有半数立法局议席由直选产生”的方案,与工商界主导的“1997年后的行政长官由一个600人选举团选出,这选举团还会选出四分一的立法会议员,而立法会一半议席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直选则占四份之一”的方案争持不下,金庸与另一草委查济民,抛出了一个被认为是合北京胃口的“双查方案”,建议“立法会分三届发展到半数直选、第二任及第三位行政长官由800人组成的选委选出”,被批评“出卖民主”。

而这套方案,最终真的成为了1997年香港政制的安排,也被指令至今香港仍未能实现民主普选特首和立法会的原因。

曾有分析指出,当时香港政商界等具影响力人物,包括金庸、也包括香港传统民主派的元老等,都对中国充满希望,期望以软性手法争取香港民主和自由、而愿意接受折衷的“临时安排”,但未料中共此后态度逆转,造就了今日的困境。

1989年6月4日北京,北京颁布戒严令、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金庸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洒泪,他说:“自己一直敬佩邓小平,也支持他的路线,但看到邓小平在电视上出现,我很震惊,看到镇压的情况,我很难过。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我一定要抗议、反对。”

金庸随即辞去基本法草委、谘委等职务,并在后来的文字中表明自己,从此与政府“不来往”、“避而远之”,也不会出席“庆祝回归”的活动。

他在《明报》发表的评论,多支持港英政府、支持港人治港。他以凌厉的笔锋,诉说自己的悲愤之情:“以自己对中共的了解,早年我在《大公报》和《新晚报》做了约十年,年青时对共产党存希望,认为能改革中国,但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我感到失望,从开心到来,至失望离开”;1967年“六七暴动”中香港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被左派暴徒烧死,金庸曾感叹“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

蔡元丰回忆金庸 武侠小说中反映的政治观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蔡元丰接受《香港01》访问回忆,1998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举办“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研讨会”,自己刚好负责接待金庸。

“行程第二日,金庸就喊闷,想逃离研讨会,于是着蔡元丰驾车带他到落矶山脉游玩。当时行车速度颇快,金庸不但没有惊慌,反幽默地指蔡元丰是‘雪山飞车’。”蔡元丰回忆,金庸毫无架子,令自己印象深刻。随后自己拿出金庸以真实姓名--查良镛写作的社评《香港的前途》请他签名。

“他有惊讶,因为从来都没有人邀请他签此书”,而金庸不但亲笔签下“查良镛”三字,并即场写下一副对联给自己。

对蔡元丰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仅仅是小说,还反映了他的政治观。例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对自己契丹人和汉人两个身份的难舍难择;《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在胞兄乾隆和反清大业中的矛盾等。

不少评论也认为,金庸从未忘记中共“弑父之仇”,在武侠小说中也经常“指鸡骂狗”,例如用《天龙八部》中的“星宿派”是在隐喻共产党、《笑傲江湖》中写了极权令人腐化的过程等。

金庸小说背后的真实涵义,或许只有金庸本人才知道,不同的人都能解读出不同的味道。不过,金庸笔下的主角,无论是郭靖、杨过、张无忌、段誉等,不是出场就是大侠,他们都经历重重难关、才练就绝世武功。金庸的武林,有儿女情长、有万丈豪气、也有阴险毒辣、暗潮涌动,但唯有行走于正途之上,才能成就仁义大侠、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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