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图)

2019-04-08 08:16 作者: 陈礼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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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
斯大林和希特勒(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4月6日讯】一、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十六世纪初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经过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造成的艰难时世,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欧文等人的发展而成气候,直到现在仍然很有市场。社会主义有多种流派。一般说来,各流派的社会主义都有如下主张:

1、工矿企业、金融机构和其他一切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集体所有;

2、生产的目的是为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而不是为赚取利润;

3、企业乃至国家管理人员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

社会主义描绘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理想世界,可惜至今没有人知道究竟如何才能到达那个无限美好的彼岸。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并不主张暴力革命。他们或者在世界各国小范围内作一些定点实验,或者通过竞选参加议会试图影响政府决策。但是,正如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在其网页上所宣称:“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存在过。它既未曾存在于过去的苏联,也不存在于今天的中国。”

法西斯主义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意大利,其创始人是曾经担任意大利首相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也有各种形态,其主要特征有以下这些:

1、鼓吹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以民族团结、复兴、强大和扩张为追求目标;

2、崇尚暴力与战争,强调纪律与秩序,反对民主,反对议会,反对自由化;

3、认为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个人利益须服从集体利益;

4、领袖意志决定一切,对任何反抗与不服从行为实行严厉镇压。

5、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反对自由经济。

法西斯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背道而驰,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为所有热爱和平与自由的人们所诟病与不齿。

表面看来,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然而,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却是许多著名的法西斯主义分子都曾经是狂热的社会主义者。

以墨索里尼为例,他在童年时代就受到他信奉社会主义的铁匠兼业余记者的父亲熏陶。青年时代的墨索里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对下层民众的困苦生活十分同情。他曾经为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小报撰稿。一九一二年,年仅二十九岁的墨索里尼被聘为全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社会主义刊物《前进报》(Avanti)的主编。他为该刊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在极短时间内使其发行量又翻了一番。

另一公认的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年轻时也相信社会主义。一九一九年,三十岁的他在慕尼黑参加的德国工人党是一个反资、反犹并以下层民众特别是城市工人为主要诉求对象的社会主义党派。似乎是因为该党名称中的社会主义味道还不够浓厚,次年负责宣传工作的希特勒把它改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为“纳粹”。希特勒对大工业时代德国工人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一九二四年,他因在慕尼黑参与领导了一场试图推翻巴伐利亚地方政府的流产政变而被捕入狱,后在监狱中发表《我的奋斗》一书,其中写道:

“巨大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阶层的变化。小手工业者逐渐消亡,工人独立生存的可能性日渐渺茫;作为结果工人明显地无产阶级化,出现了一个产业工人的阶层。其最基本特征就是工人永远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生计。他是货真价实地一无所有。他的晚景凄凉,生不如死。”

如果不看出处,这段话实在像极了《资本论》的语言。

二、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的产生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四八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共产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的贫困来自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榨;人类通往幸福之路是以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以此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消灭私有制。

共产主义脱胎于社会主义,却把后者贬为“反动的”、“保守的”或是“空想的”(见《共产党宣言》),并自封为“科学的”社会主义。

表面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似乎是格格不入的。法西斯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作人类历史发展唯一的动力,并且以反共作为其行动纲领之一;而共产主义者则在口头上反对法西斯主义鼓吹的种族歧视及其对工人权利的忽视,并且标榜自己是反法西斯战士。

然而,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所有以“解放全人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为己任的共产党人,最后往往都变成了信奉专制崇尚暴力的法西斯分子。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那么从列宁开始的一代又一代共产主义君主则无一不是嗜血成性杀人无数的魔王。

一九九七年,四位法国历史学家根据对前苏联和东欧共党国家新近解密的原共党秘密文件研究的结果发表《共产主义黑皮书》,揭露共产主义者在世界各地的罪行、恐怖与镇压。根据书中资料,从一九一七年苏联十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长达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共产主义试验在世界范围内夺走八千万到一亿条人命,其中苏联二千万,中国六千五百万,越南一百万,北韩二百万,柬埔寨二百万,东欧一百万,拉美十五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这场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杀人比赛使人类历史上包括德国法西斯虐杀六百万犹太平民在内的任何惨剧都相形失色。直到今天,北京、平壤、河内和哈瓦那的法西斯政权还在继续这场屠杀。在中国大陆,那数千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中有谁犯了死罪?每年被公开处决的数千犯人中有多少是无辜的冤魂?在腐败的吏治下死于自杀或者恶性事故的几百万生命又有哪一条不值得珍惜?

面对那空前的惨剧,面对那累累的白骨,我们有责任思考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被自称为人间天堂的共产党国家。

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异同

关于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异同的问题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写作《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四位法国历史学家就曾经将共产主义跟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进行对比,认为共产主义模式以阶级划分为基础,而纳粹模式以种族划分为基础;共产主义是阶级极权主义,而纳粹主义是种族极权主义;希特勒早已被历史唾弃,但斯大林等共产党魁则尚未得到清算;所以他们希望正视共产主义的罪行,确认两者都是对人类的弥天大罪。

一九九九年,旅居美国的中国大陆学者辛灏年根据多年潜心研究历史资料的结果发表《谁是新中国》一书。辛灏年列举大量史实证明从十六世纪黎德兰革命至今的近现代世界历史就是一个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反复较量的过程。这一观点为我们解读纷纭复杂的世界各国政经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角度,其历史意义非同凡响。辛灏年并着重指出:

“至于近现代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虽因革命而推翻了旧君主、旧王朝和旧专制制度,其间,某些政治力量亦乘大势、随大流地建政党、喊共和、叫民主,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建立所谓‘民主共和’的国家,但是,只要他们在掌权后重新建构专制制度,再造专制等级,厉行专制统治,则不论他们在表面上与形式上为自己装潢了怎样的现代色彩,在实际上都无非是对于专制制度的复辟而已。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专制俄国,希特勒挂着国家社会主义招牌的第三帝国,东欧、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及地区,假共产革命旗号而建立的现代专制极权制度,以及七十年代伊朗以教权专制统治取代王权专制统治的事实,无不是鲜明的历史例证。如是,复辟虽有其不同的层次——君王复位,王朝复归和制度还原等,但说到底,专制复辟就是专制制度的复归,并且不论是在何人、何党以及何种旗号之下。这,才是专制复辟的本意所在。”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号《中国研究》杂志发表的“从历史事实反思马克思的学说”一文作者以猛总结道:“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列宁和希特勒宣扬的是同一思想,都主张对社会实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控制,都把自己说成是真理的仲裁人,都让社会、人民服从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只不过列宁是阶级优越论者,希特勒是种族优越论者),都认为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采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俩人都建立青年团体、培植告密者,都对媒体实行全面集中的检查,都建立军事化的先锋党,都把国家建立在恐怖、暴力镇压的基础上,都用秘密警察、司法中的株连法和事先安排好的公审来完善国家机器。可以说,希特勒是列宁最细心的学生。”

以上几位作者都对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共性作出了十分准确的概括性描述。下面我们再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用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党人自己的言行来揭示这两个主义之间的共同特点。

1、制造仇恨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割裂人类社会,并且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挑拨离间,制造仇恨。

共产党人跟法西斯分子一样,永远需要制造一个敌人。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对于共产主义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个敌人就是资产阶级。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业革命使得“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贫困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所有制”,是因为资产阶级“奴役他人劳动”。

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一面承认资本家剥削工人,一面指出犹太人既是疯狂剥削德国工人的资本家又是伪装同情德国工人的共产党,他们才是全体雅利安人的共同敌人。德国法西斯的敌人还包括自由派知识分子、残疾人、天主教徒等。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的敌人经过了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托派、AB团、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地主富农、不法奸商、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苏联修正主义、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种人、四人帮、资产阶级自由化、反革命暴徒、法轮功、腐败分子、民运分子、台独分子、西方反华势力……,直到现在干脆简化为“敌对势力”四个字。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且“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2、抬高自己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第二个共同特点便是他们的自命不凡。任何人挑拨离间制造仇恨的目的都是为了把水搅浑以便从中渔利。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党人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一面把人群分为“我们”和“他们”,并且把“我们”的所有问题和苦难统统归罪于“他们”,一面又恬不知耻地以“我们”的代表、导师和领袖自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接着写道:“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并且“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和对立,以便……”显然,共产党人不是凡人:他们不但“胜过”被称为“无产阶级群众”的芸芸众生,而且“胜过”“各国工人政党”,宏伟的共产主义革命理应由共产党人来“起推动作用”。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所以今天我相信,我的行为遵从全能造物主的意志。我对犹太人严加防范是为了保卫上帝的杰作(指雅利安人)”他又写道:“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不应该是民意的奴仆而应该是民意的主人。她必须主宰民众而不是服侍民众。”他的“人民启蒙宣传部长”戈培尔则说:“我们来自人民,我们是人民一分子,我们把自己看作人民意志的执行者。”他又谆谆告诫道:“在我们为夺取政权而斗争时,[纳粹]党就是我们的家园,因此我们必须服从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看作是工农利益的总代表。中共党魁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在欺骗工农群众跟随其造反打天下并且残酷压榨工农几十年以后的今天,这个用民脂民膏把自己灌得脑满肠肥、把中国人民的伦理道德和生活环境毁坏到无以复加地步、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党,居然还在厚颜无耻地宣称它“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无论是代表上帝的意志,还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都不过是这些法西斯分子、共产党人自说自话而已。事实是从来没有人委托他们代表任何人的利益,他们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征求他们自以为所代表的人民的意见。他们的说辞只不过是为了他们出人头地、进而夺取政权、或是为了长久霸占他们已经夺得的政权的一种骗术。

3、迷信专制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同样迷信专制独裁,同样憎恨议会民主。

马克思把民主国家的议会斥为“畜圈”,并嘲讽议会民主制度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他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他曾经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和个人通信中多次谈到这个概念。例如他在一八五二年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说到他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本身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列宁在发表于一九一七年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进一步说:“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制度大规模地扩大,使它第一次成为穷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在重复了马克思对议会民主的不屑与嘲讽后,列宁提出必须废除议会制。为了替他的“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集权寻找依据,列宁不惜把两个针锋相对的概念凑在一起,炮制出一个子虚乌有的“民主集中制”来,为后来各共产国家的专制集权打下了理论基础。

墨索里尼于一九三二年为《意大利百科全书》中的法西斯主义词条作定义时写道:“法西斯主义的根基是有关国家的概念,亦即有关国家特质、责任与目标的概念。法西斯主义认为国家是绝对的,而相比之下,所有的个人和团体都是跟国家相对的概念。”他又写道:“然而帝国要求纪律,亦即对各种势力及其责任感与献身精神的协调。这一事实可以阐释政权实际运作的诸多方面,如国内各种势力的特征以及对某些人所必须采取的严厉措施。这些人反对二十世纪意大利的这场自发的无可避免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他们所信奉的十九世纪的过时意识形态(指民主主义)在任何勇于从事巨大社会政治变革的地方都已被唾弃。这是因为今天这个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权威、方向与秩序。”在谈到民主政治时墨索里尼写道:“法西斯主义反对并唾弃民主主义的整个复杂体系,包括其理论前提和实际应用。法西斯主义不承认多数人仅仅因为是多数就可以主导人类社会,不承认仅仅通过定期投票表决而产生的数字就可以进行统治,并且确认人与人之间有不可变更且有益无害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决不可能通过普选之类的机械过程得以中和。”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人类的进步和人类的文化不是由多数人创造的。它们仅仅是个人才能和个人效率的产物。根据这一原理,我们的运动必须反对议会制。即使我们加入议会,那也只是为了从内部摧毁议会。换言之,我们要消灭我们必须认为是人类堕落最严重症状之一的议会。”希特勒又说:“新运动(指纳粹主义)的性质与内部组织决定了它必须反对议会制。也就是说无论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在自身结构中都必须摈弃一切民主原理,根据这些原理所有决议需由多数人投票作出,而领导人只是别人意见的执行者。新运动的原则是无论大小问题,只能由一个人享有绝对权威并且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共产党人对专制独裁也特别偏好。早在一九四零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写道:“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夕,他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写道:“‘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他接着写道:“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里有三个问题。首先,谁是反动派,谁是人民,事实上只能由共产党决定。既然任何跟共产党意见相左的人都有可能被归入反动派的范畴而被剥夺发言权,那么所谓的对反动派专政其实是对所有的人专政。其次,即使在所谓的人民内部,要“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也必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这样的民主是枪口顶在脑门上的民主,这样的自由是脚镣手铐伺候下的自由,只能用来装装门面。再次,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就连这样一点装门面的自由权和选举权,中国共产党也吝啬到不仅从来没有给予他们所谓的反动派,甚至从来没有给予他们所谓的人民。

4、崇尚暴力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第四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对暴力和流血手段的无比尊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号召“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又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谈到战争,他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墨索里尼写道:“法西斯主义者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责任、斗争和征服。”他又写道:“唯有战争才能把人的所有能量推到最高极限,并且在所有勇于面对战争的人身上打上高贵的印记。”

希特勒一九三七年在为纳粹党徒的暴行辩解时指出,第三帝国以前的德国政治制度有种种弊端,必须通过革命才能去除,即便这场革命需要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

一九一七年列宁策动的俄国十月革命不但把马克思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付诸实施,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这一理论的内涵。他说:“我们从未放弃过使用恐怖手段。”“专政的科学涵义是不受法律约束的直接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并认为“用枪杆子来讨论比写反对文章讨论强得多”。列宁的专政不仅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对于他自认为代表的工人和农民,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必须在农民中抓一些人质,如果不把积雪清除干净,就把他们枪毙掉!”

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四日苏俄内务部长捷尔仁斯基接受《新生活报》采访时说:“应该坦承,我们支持有组织的恐怖。在革命时期,恐怖是绝对必要的。我们的目标是与苏维埃政府和新生活秩序的敌人作斗争。我们判案是迅速的。有些案件从逮捕到宣判只有一天时间。几乎在所有案件中只要我们出示证据犯人就会招供。还有什么样的辩护比犯人自己的招供更重要呢?”

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布尔什维克报纸《红色报》这样写道:“我们的心肠将变成钢铁,并将在苦难的火焰与自由战士的鲜血之中得到淬炼。我们的心肠要变得残忍、坚强、冷漠,从而不再容得怜悯,从而不会在敌人的血海面前战栗。我们将打开那片血海的闸门。没有怜悯,没有宽容,我们将成百上千地杀死我们的敌人。让他们成千上万地死去,让他们淹死在自己的血泊当中。为了列宁和乌里茨基、季诺维也夫和伏罗达尔斯基的鲜血,我们要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泛滥成灾,我们要让他们流更多的血,越多越好。”

除了共产党和法西斯以及精神变态的杀人狂以外,很少有人在人类的文明时代如此赤裸裸地宣扬暴力和恐怖行为。

5、镇压异己

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党人的第五个共同特点是他们同样热衷于控制社会、镇压异己、剥夺人民的自由。

墨索里尼说:“不惮自称为反动派的法西斯主义者毫不迟疑地宣称自己是非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他又说:“法西斯国家将一个民族组织起来,但也给个人留有足够的自由空间;个人可以保留基本的自由,但所有无用的和可能有害的自由都将[由国家]予以剥夺;而什么自由可以保留、什么自由必须剥夺则不能由个人而必须由国家来决定。”

德国法西斯为建立一个纯种的雅利安人国家用暴力镇压自由派知识分子、消灭残疾人,并制造了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人间惨剧。

俄国共党领袖列宁用暴力夺取政权后,不仅残忍地杀害了已经沦为平民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及其子女,还消灭了几十万反对派人士、资产阶级出身人士以及“懒惰的”工人和农民。接踵而至的内战和新经济政策造成的饥荒又夺走几百万俄国人的性命。他的继承人斯大林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杀人魔王,仅仅在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的肃反运动中就杀害了七十万俄国人,甚至连他们未成年的子女也不放过。

由俄共豢养起家的中国共产党对暴力与杀戮的痴迷更不在其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兄弟党之下。根据各方面估计,被中共害死的中国人在三千五百万到八千万之间。从一开始的杀“土豪劣绅”、杀“AB团”,到抗战期间在敌占区用恐怖手段对付效忠国民政府的抗战人士,再到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把未曾得到片刻休养生息的全国军民重新投入水深火热之中,仅长春包围战一役就活活饿死平民二十万。一九四九年中共篡夺大陆政权后,暴力杀人更加肆无忌惮。在一九五零年的一个电报中毛泽东说:“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湘西一个县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有必要的。”一九五一年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在谈到镇压反革命的数字时写道:“北京两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人,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有些城市镇压得还很不够,群众要求继续镇压,因此仍需大杀几批,并争取在七月底以前,杀掉预计数字的三分之二。”这股嗜血滥杀的暴戾之气到文革时便发展为全国各地的杀人狂潮和广西等地的吃人惨剧,到现在便有了中共头子江泽民“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抓一批,关一批,杀一批”的说法,便有了中国大陆每年处死人数超过世界其他各国处死人数总和几倍甚至几十倍、人体器官连年“丰收”的光辉业绩。

毛泽东的党羽林彪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换言之,撒谎和杀人是共产党和法西斯夺权与弄权的两件如意法宝。

6、扩张势力

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党人的第六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为扩张势力范围而乐于输出革命甚至侵略别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从来不否认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暴力革命。

墨索里尼说:“对于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成长亦即民族的扩张是生命力强大的表现,而其反面则是堕落的象征。”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法西斯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出兵希腊、法兰西;法西斯德国侵占大半个欧洲,兵临莫斯科城下;共产俄国先与法西斯德国狼狈为奸瓜分波兰,继而吞并波罗的海诸国,输出共产革命,强占别国领土或在别国培植共产势力进而将其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奴役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产帝国。后来从这个帝国中分裂出去的共产中国也是穷兵黩武,好战成性,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全不顾人民生灵涂炭。中共用人民的血汗出钱出枪出顾问,帮助东南亚等地的共产势力武装叛乱谋取政权。中共豢养的红色高棉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不到四年中消灭了六百万柬埔寨人口的三分之一,创下按人口比例杀人的世界纪录。在以苏共为首的共产帝国已经覆亡的今天,中共邪恶政权仍然一面对民主台湾虎视眈眈必欲除之而后快,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阵营竭尽诋毁谩骂造谣诬蔑挑拨离间之能事;一面跟北韩、伊拉克之类的流氓国家暗通款曲沆瀣一气提供援助输出武器,并纠集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抗拒文明民主潮流,妄图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野蛮专制的中华帝国。

列宁曾经指出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而事实上那些极力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法西斯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都是真正的帝国主义分子。二十世纪几次大的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是由他们发动的。

7、钳制舆论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第七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严厉控制舆论工具,镇压言论自由。

一九二一年,一个叫米雅斯尼科夫的俄共干部给列宁写了一封信,提议应该允许出版自由,因为“在我们这里有许多胡作非为和营私舞弊的现象,出版自由可以把它们揭发出来”。列宁读完此信后大作文章,斥责米雅斯尼科夫“滚进了温情主义的深渊”、“误入了迷途”。他强词夺理地说:“出版自由会助长世界资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事实。‘出版自由’不会用来祛除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偏差、毛病(毫无疑问,毛病有的是),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出版自由会成为这个世界资产阶级手中的武器。”他进而把出版自由上纲上线成一个“不合乎党性的、反无产阶级的口号”。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用大量篇幅谈论宣传工作和言论管制的重要性。他写道:“当一种有关世界和人类生存的革命思想已经被灌输给全体人民或在必要时强加给全体人民、而代表这一运动的中央机构则是掌握在为组成未来国家的神经中枢所不可或缺的少数几个人手中的时候,这一新的世界观就必然会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他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起草的二十五条党纲的第二十三条这样写道:“我们要求从法律上向媒体中有意识的政治谎言及其传播宣战。为便于创建德意志民族媒体我们要求:(甲)所有德文报纸的编辑及员工必须是德意志民族成员;(乙)非德文报纸付印以前必须得到国家的特别许可;(丙)立法禁止非德意志人资助或影响德文报纸,违禁报纸应予镇压,涉案非德意志人应立即驱逐出境。必须禁止出版损害民族利益的报纸。我们要求依法追究艺术文化领域中所有对我们民族的生活起破坏性作用的倾向,并查封违犯上述要求的所有机构。”

师承苏俄的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按:早在江西“苏区”)就在其统治范围内钳制舆论,甚至不惜杀害突破管制批评中共党内弊端的文人王实味。在他们统治的地方,人们永远只能听到一个声音:国民党腐败,共产党清廉;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外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解放,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人亩产万斤粮,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二十年前,中共党内有人酝酿制定出版法,遭到党棍陈云阻止。他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过去我们同国民党斗,就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那个出版法去登记,钻出版法的空子,进行合法斗争;现在我们不能让人家来钻我们的空子,变非法为合法,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同我们斗。要让他们登记无门,一律取缔。”直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在中共的高压下仍然是一片“万马齐喑实可哀”的肃杀景象。中共对舆论的控制甚至一直延伸到海外,对互联网的控制更是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共产党人和法西斯党人害怕言论自由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是靠谎言和暴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他们害怕人民利用言论自由来揭穿他们的谎言反抗他们的暴力;他们是黑暗中的动物,手中没有真理,而言论自由正是剥除他们伪装还其本来面目的灿烂阳光。

8、垄断经济

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第八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反对自由经济而主张用国家机器来垄断经济命脉。

共产主义的精髓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由共产党来组织生产活动。自列宁政权以降的各国共产政权都热衷于国有企业、计划经济,其灾难性后果有目共睹,毋庸赘述。有趣的是共产党的这一套恰恰也是法西斯党人所赞同的。

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称为‘企业主义’(corporatism,又译各阶级合作主义)更恰当,因为它主张融合国家权力和企业(corporate,指工会、商会与党组共同体)权力。”由于在墨索里尼看来国家权力是绝对的、高于一切的,因此他所谓的“融合国家权力和企业权力”其实就是党国控制经济的另一种说法。

至于德国法西斯则更是共产主义经济思想的忠实信徒。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的“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的十条措施。除了其中要求建立农工联合企业的第九条以外,其余九条不是在字面上就是在精神上统统包含在纳粹党的二十五条党纲之中。

苏俄共党发明的计划经济其实是用奴隶主的思维方法来管理现代的经济,自然是一败涂地。中共效法俄共折腾几十年,直到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才不得不放弃破了产的计划经济,改弦更张。过去二十几年的事实证明中共虽然在策略上有所改变但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改变。他们所谓的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不过是在专制制度下借用境外资本以苟延残喘,是三十年代德国法西斯实行的独裁政治加垄断经济的蹩脚翻版,是列宁所谓的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或曰法西斯主义经济的绝妙例证。这种极权控制下的经济在短期内的确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的短短五年中,法西斯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零二,生产资料翻了一翻,失业率由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这就是所谓第三帝国的经济奇迹,比中共这些年的所谓一枝独秀的经济发展壮丽多了。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制腐朽的政治制度必将扼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制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专制、崇尚暴力、镇压异己、扩张势力、钳制舆论、垄断经济。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实质问题上,它们是同林之鸟一丘之貉。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法西斯主义者公然反对民主,因而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而共产主义者则扯一块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它们都是法西斯分子,都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

四、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堕落为法西斯分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一个虽然美好但是不切实际的梦幻,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则是由此而演绎出来的一个虽然现实但是极其恐怖的梦魇。如果说天堂和地狱只有一步之遥,那么梦幻与梦魇应该也是近在咫尺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文所提到的那些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大亨们从忧国忧民的天使变成杀人无数的魔鬼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其中既有他们个人及其信奉的理论所蕴含的内在原因,也有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外在原因。

公平地说,所有那些为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独裁者们都不是碌碌无为的平庸之辈,也未必是生性恶劣的奸佞之徒。相反他们在年轻时往往都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敏锐的观察力。他们对社会的不公充满义愤,对他人的苦难满怀同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消除社会的弊病以造福于他人。他们通过阅读文献、观察社会而找到自认为正确的济世良方。然后他们会毅然决然地、锲而不舍地向别人宣传他们的见解并鼓动别人追随他们一起投入他们发起的旨在推翻现有秩序改造人类社会的运动。

然而,如同英国谚语所说,通往地狱之路是用好心铺成的。

社会运动不同于物理运动,它的轨迹很难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预测。因此,一个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正确与否也很难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即使由于人们对于某种社会变革理论直觉地认同,在其具体的实施方法上也难免有不同的见解,而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也是很难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难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要平息这种无休止的争论,使革命运动不至于中途而废,只能由独裁者以理论权威和革命领袖的双重身份作出决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个人品格的另一面,即他们的好为人师、刚愎自用、固执己见,也就凸显了出来。

马克思的朋友巴枯宁谈到马克思时曾经说过:“马克思是个非常自私、好忌妒、爱动气和好报复的人,他俨然就是人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人是上帝”,“他不仅仇恨资产阶级,而且仇恨一切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为了打击不同的思想,他认为使用一切手段都是允许的”。这段评语用在上文提到的每一个独裁者身上都十分恰当。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领袖们所拥有的绝对的、不容置辩的权威使他们的自我极度膨胀。而当一个人把自己看成是上帝的代表、真理的化身的时候,即使他还没有着手进行跟自己拯救人类的初衷截然相反的镇压人民的勾当,他跟魔鬼撒旦之间也已经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了。

另一方面,独裁者之所以能够得逞,除了他们自身的问题以外,他们所处的社会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必须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是有许多先天性缺陷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

人类的第一个主要缺陷是轻信和盲从。作为群体的人与人之间是以相互信任作为纽带而联结起来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少年,对于别人的说辞,特别是对他们认为是有学问的人的说辞,总是倾向于相信的。这是因为普通人受教育的程度不高,而青少年的生活经历不足,无法对别人的说辞进行深入的推敲,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如果这种说辞既有诱惑力又有煽动性,说话的人又比较具有个人魅力,那么它就很容易在人群中引起共鸣,变成一种富于感召性的力量,足以鼓动人们盲目追随他们的领袖做出任何惊世骇俗的事情来。这就是所谓的群众运动。苏维埃政权的诞生、第三帝国的崛起、中共伪政权的建立、文化大革命的推行等等靠的都是这种对革命的理论坚信不移、对革命的领袖忠贞不渝的群众运动。

人类的第二个主要缺陷是自私和胆怯。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保护的本能。如果质疑独裁者的谎言意味着失去自由,那么人们宁可选择沉默;如果反抗独裁者的暴政需要以生命为代价,那么人们宁可选择顺从。殊不知沉默与顺从的结果是独裁者自以为得计的狞笑,是变本加厉的迫害和榨取,是更加可怕的悲剧和灾难。等到人们忍无可忍作垂死挣扎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已经失去的生命永远地失去了,已经错过的机会永远地错过了。

人们的轻信和盲从使得独裁者们信心大增,以为自己从事的正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伟大事业;人们的自私和胆怯又纵容了独裁者,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地用暴力消灭一切不同的声音或潜在的威胁而不受惩罚,从而变本加厉,一发而不可收拾。

除了轻信盲从和自私胆怯这两个人类共同的缺陷以外,独裁者能够得逞的另一个外部因素是贪婪无耻的奸佞小人的存在。这种人既不轻信也不盲从但却工于心计;虽然自私却不胆怯而且心狠手辣。他们如同苍蝇逐臭一般地趋炎附势,如同饿虎扑食一般地陷害忠良。为了在独裁者的人肉筵席上分得一杯羹,他们既不要良心也不要人格,既可以出卖灵魂也可以出卖亲友。他们为独裁者出谋划策、歌功颂德、鱼肉百姓、残害无辜。越是在专制主义横行的国度里,这种人就越是兴旺发达、繁衍不息。正是由于这种人的教唆与帮助,独裁者们才渐渐背离了他们拯救人类的初衷而走向其反面,踩着亿万人民的尸骨爬上专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禽兽们最后往往还是死在他们所效忠的主子手里,正所谓飞鸟尽弓箭藏,狡兔死走狗烹。从亚戈达到叶若夫到贝利亚,从刘少奇到林彪和四人帮,这些曾经权倾一时威风八面的共产主义打手们曾经为他们各自的主子残害无辜生命消灭竞争对手登上权力顶峰立下无比辉煌的功勋,可是他们无一例外全都在他们亲手建造的共产主义绞肉机中结束他们可耻的一生。即使能得善终,如康生郭沫若钱学森之流,其生前之丑恶行径也足以将他们永远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千秋万世遭人唾骂。

马克思早年也曾经痛恨专制制度,崇尚民主自由。他曾经幻想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他大概没有想到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恰恰是在他所非议的美英法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实现过。他还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他大概也没有想到按照他的设想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样是一个“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的专制制度,更没有想到“不成其为人”的既包括被别人专政的人,也包括专别人政的人。是他所宣传的那种思想和他所主张的那种制度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人变成了鬼。从利人利己的动机出发,以害人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就是马克思和其他所有从社会主义活动家演变而来的法西斯主义分子的最大悲剧。

五、必须在全世界杜绝专制主义余毒

经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血雨腥风,人类进入了科学昌明的二十一世纪。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人权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已经渐渐植根于世界人民心中。世界民主阵营自四十年代经过浴血奋战打败德意日法西斯之后,又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于九十年代粉碎了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邪恶帝国。至此,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摆脱了专制主义的桎梏而走上民主宪政的康庄大道。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某些极端教权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专制主义势力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俄国,在日本,在欧洲,在美洲,到处都有代表这股势力的人物及其组织在活动。在中国,在北韩,在越南,在古巴,共产党人仍然控制着那里的政权,迫害着那里的人民。他们对内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控制人民思想,剥夺人民自由;对外奉行国际恐怖主义,鼓吹超限战,与世界各地的各种恐怖主义势力相勾结,提供金钱,提供训练,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穷兵黩武,丧尽天良,以核子武器和生化武器为后盾,以亿万人民的身家性命为赌注,要挟恐吓国际社会,为保住手中权力不惜与国际民主势力决一死战。他们是对当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历史证明,对专制的沉默就是对邪恶的纵容。为了制止正在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进行的迫害和虐杀,为了保卫世界人民的和平生活、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再遭受我们和我们的父兄亲身经历的苦难,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站在世界民主阵营一边,坚决果敢、不屈不挠地向以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和本拉登的基地组织(Al Qaeda)为代表的国际专制恐怖主义势力作战,直到在全世界彻底肃清一切形态的专制主义余毒。

必须看到,由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具有严重的欺骗性,而共产主义的罪恶又多半是在共产党国家内部进行,因此世界民主势力对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认识远远不及对法西斯主义的认识,尽管共产主义对人类社会的祸害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烈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非但如此,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左翼人士和左翼媒体中还有一定的市场。

正因为如此,批判共产主义之荒谬并清算共产主义之罪恶的历史责任就义不容辞地落在我们这些曾经身受其害的知识分子肩上。只要共产党一天不放弃专制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俯首认罪,自动解散,我们就要以十倍百倍的勇气和热情来揭露它,反对它,打击它,直到把它永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当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绝不轻信任何理论,绝不盲从任何个人。我们能够支持和爱戴的只能是像美国国父华盛顿那样一心创立民主制度而绝不迷恋个人权力或者是像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那样决意埋葬专制制度而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政治家。

我们必须记住戈尔巴乔夫的至理名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们必须反过来牢记《国际歌》中的千古绝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必须记住《独立宣言》中的不朽篇章:“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由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一旦任何形式的政府变得会损害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而新政府奠基于其上的原则和据以组织权力机关的方式必须是就人民看来是最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幸福的。”

只有当我们全体人民了解并且珍惜自己的权利,懂得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选择并且监督政府官员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当家作主而不再期待贤君明主的出现;才能识破貌似合理的专制主义思想,防止专制主义制度把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变成祸国殃民的独夫民贼,防止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势力死灰复燃;才能保证人类永远摆脱战乱灾荒与自相残杀的威胁,让我们生活于其上的这颗小小星球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充满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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