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揭六四前高层误判形势和决裂内幕(图)

2019-07-25 08:35 作者: 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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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AFP/AFP/Getty Images)

一、八九学潮初起

七年以前,我怕有些事忘了,曾经把“六四”的一些事写过一个东西,算是留下一些记事吧!现在我按这个材料来讲。其中有些事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发言中已讲了,有些事没有讲,这里一并来谈谈。

先说学潮的起因,学潮初期是围绕着悼念耀邦开始的。耀邦1989年4月15日逝世,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自发地搞起悼念活动。随后就走上街头。而且人数越来越多。这时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但总的来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越轨的事。4月18、19日晚,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我曾调公安部录相来看。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在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面围观的人非常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见什么人啊,后面的人往前涌,往前推,秩序有点乱。后来学生自己组织了纠察队,把学生和围观的人隔开了。

4月22日开追悼会时,天安门广场有几万学生集会,这是经过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们设上高音喇叭,外面的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这就是4・26社论发表前学潮的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主张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第二,对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面对反自由化斗争不满意、有牴触,同时对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不平。第三,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后,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后退。学生对这种状况不满意,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当时上街的学生大体是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属于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人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意,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有道理。因此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外,一般要采取疏导的缓和办法。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一)追悼会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不管是什么动机,总而言之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追悼会已结束了,你们也参加了,就没有什么题目了,应当复课。(二)对学生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学生、教师、知识份子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对打、砸、抢、烧、冲违法行为应依法惩处。

我的这些意见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以及定下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后面讲的三条是我出访朝鲜前讲的。耀邦追悼会刚结束,中央主要领导人一起下电梯的时候我同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些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那时常委中没有什么不同意见,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我只记得一件事,4月19日夜李鹏突然给我打电话,质问我:学生现在正在冲新华门,怎么还不采取措施?我当时回答他:乔石在第一线负责,有各种预案,他会应急处理。随后我就把李鹏打电话的事告诉了乔石。实际上到了20日清晨,聚集在新华门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散去,少数人没走的由公安清了场,强令他们上了车,送回学校去了。这就是我出访朝鲜以前,学潮的情况以及当时常委的方针。

二、4・26社论激化了矛盾

但是,后来学潮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4・26社论。学生有不满情绪,总会表现出来,即使当时没有闹起来,以后还是要表达。总是有意见嘛!但是学潮闹得那么大,就在那个时候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就是4・26社论。社论以前和社论以后的情况不同。如果当时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那么大。4・26社论是个转折点。

4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开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尖锐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集中起来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这些人还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说过,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学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4・26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从朝鲜回来后我找了几个大学的人谈过,他们都讲了这个情况。4・26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由于4・26社论的言辞比较严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4・26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普遍牴触。他们不理解、牴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尤其是知识份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同情支持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像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当时只有李先念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加上许多老同志劝告,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领导人和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更加无所畏惧。

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党团组织、校长、教师,原来都拚命地阻挡学生,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上街。学生回去以后,弄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他们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

4・27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4・26社论一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小平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与4・27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总之,4・26社论对整个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办法,要用强制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来途经沈阳时,听了沈阳的汇报,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都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传达邓讲话以后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后就觉得局势很危险。4・26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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