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王康的传奇人生(图)

2019-08-04 10:00 作者: 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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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六四前夕,和平抗议的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
1989年六四前夕,和平抗议的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网络图片)

韩愈在《进学解》中有句名言,他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今天要讲的是一个身处逆境而自强不息,兢兢业业的创作和勤于思考的,有良知、有见识的流亡学者的故事。

王康,今年70岁,祖籍山东,父亲生在安徽,他出生在四川,童年在重庆度过。因在中国大陆遭到中共迫害,在逆境中艰苦创业,积劳成疾等原因,现在健康状况不佳。他在2008年来到美国,2013年因不能再回国,至今仍侨居美国。用他的话讲,成了“没有住房、没有汽车,什么也没有”的人。因此他说“我的人生,不留后路”,“我可以走的很轻松”。他的朋友见他流亡美国后,住在朋友家,同情他寄人篱下的生活困难处境,在华盛顿DC买了一栋房子,给他单独居住。他现在就住在朋友的这栋房屋里。

不认识他的人,你可以在网际网络上看到他的近照,仅从面相上看,就知道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宽阔额头、五官端正、双目有神、和颜悦色,下巴上留着白色的胡须。有人说他长的像列宁,我说不能这样比,我们不可以貌取人,因为列宁是一个邪恶狡猾的共产党党魁,而王康则是一个民间饱经风霜的,有智慧的、有觉悟的反共学者

王康的童年是不幸的,他生长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他一出生,父亲就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了监狱,直到1980年被释放时仅仅解释说“搞错了”,没有道歉,没有赔偿。他是兄弟姐妹中是最小的一个,他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母亲是大学教师,含辛茹苦地把他们拉扯大。他的小学和中学,是在重庆度过的。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作为“知青”下过乡,接触过中国最低阶层农民,并且利用劳动之余,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在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他很震惊,毛泽东亲自选定的副统帅、接班人居然叛逃,死无葬身之地。他说文化大革命使他开始觉醒,开始看清毛泽东的真实面目,意识到这个国家制度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和利益的,原来中共的宣传是骗局。他开始独立思考社会问题。

他受高等教育时,正值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他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当年就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师范学院才子,他创办过学生独立文学社,策划过基层人民代表选举。

1982年,他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重庆八中。此时正是中国政局进入改革时期,也是胡耀邦、赵紫阳当政时期。

1988年,正值中国改革十年。王康与温元凯合作,由王康执笔写了一篇文章,被后来誉为“中国改革宪章”。此文由温元凯带到北京去参加“改革十年理论研讨会”。这个会议是在赵紫阳授意召开的,当时胡启立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万润南、陈一谘、严家琪、潘维明等学者又提了若干建议,补充进去,写成后交给胡启立,由他转交中共中央。后来被发表在钦立本主持的、在上海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上,标题是《关于中国未来十年改革的初步构想》。文章一开始就指出,“中国再次处在历史的关头”。文内指出了中国面临的危机,强调“不改革没有出路”。此文在“六四”之前已经被大学生传抄张贴。我曾在阜成门外的立交桥附近的电线杆上,见过北大学生印的此文传单。这篇“上书”,在“六四”之前就已经传播到了武汉、杭州等地。

在此顺便说明,江泽民当时还在上海任市委书记,因在“六四”以前,江泽民派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他撤了钦立本,立了功,被邓小平看中,立马调到北京上任,时间是1989年5月。

1989年春天胡耀邦去世后。4月,北京青年学生怀念胡耀邦,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继而为纪念“五四”运动,掀起学潮,高校学生自发成立了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出宣言,要求民生、民权。并声明支持国家实现现代化,但反对腐败。北京掀起的学潮被中共定性为动乱。5月,北京学生罢课走上街头游行并绝食抗议。学运得到首都各界民众响应,其中包括学术界、新闻界、工厂工人,机关团体,都有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的队伍,在长安街上从东到西,人流像海浪一样汹涌澎拜。在赵紫阳总理,因为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而被邓小平罢官的消息传出后,更激起民怨,北京百万民众自发上街游行,支持学生。全国各地乃至香港各界民众,都起来声援北京高校学生。中共的元老们被民众吓破了胆,他们在邓小平家里秘密谋算,5月27日,邓小平拍了板,钦定江泽民掌大权。江泽民一上台,风云突变,于是发生了灭绝人寰的“六四”惨案。

在“六四”以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清查、大搜捕。前面提到的,由王康执笔的给中共中央的“上书”,被中共当局认定为反动文章,视为煽动学潮的舆论准备。所以自“六四”以后,王康受到了十年通缉。通缉令给他扣了四条“罪名”,说他长期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关系密切;污蔑他是中国西南地区动乱的总策划人;说他在人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参加反动集会,发表讲演;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文章,鼓吹用和平手段进行第二次革命。其实他在“六四”前后根本没去北京。他也没去云南、贵州、两广和西藏,“六四”前他一直在重庆任职的中学。发通缉令时,是中共发淫威的时候,这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被通缉后他失去了在中学担任教师的公职,失去了房子。在朋友建议下,开始了在中国国内的流亡生活,即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回避”当局的抓捕,过着流离失所的流浪生活,足迹大江南北。这期间,他仍然不间断读书和思考中国社会问题,并且对当时在政坛做官的朋友献策和提出忠告。直到1999年中共重庆当局才口头通知,解除对他的通缉。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一次偶然机会,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在街上遇到他,他的同学正在媒体工作。邀请他写政论稿,处于饥寒交迫的生活经济困境,为生存,他答应撰写。

1993年他推出的涉及中国道路的政论片,引起了国内外媒体和中共高层的关注。1994年他建立了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后来又在北京任光华战略俱乐部,任理事长和该民间团体学术委员会主席。1996年和1999年,他参与了有关台湾和国家统一问题的专题影片制作,任撰稿人。2005年6月应凤凰卫视“世纪大论坛”邀请,在北京大学做《俄罗斯的道路》讲演,电视播放。2007年又做了《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电视演讲。此后,他的文化公司和学术团体,又与多家电视台合作,拍了《大道》、《抗战陪都》、《卢作孚》、《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重庆大轰战》等政论片。这些成就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影响巨大。

他早期的主要政治观点反映在两次讲话中。在2013年9月他讲;“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功劳,在中国国民党。”在2013年10月他讲:“当前中国有两条路,一个是向民主宪政转型,一个是向帝国转型。”

博学的王康,读了许多中外历史、哲学著作,他对苏共党史和中国历史做过深入研究。

1989年“六四”学潮被镇压后,加上10年以后江泽民残酷镇压法轮功,使中国一度处于“万家墨面没蒿莱”状态,中国民众不能再有思想自由,国人被中共愚弄、欺骗、误导,从国家到民间,中共只允许“闷声发大财”。从1989年“六四”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这20多年,也即江泽民和胡锦涛当政时期,中国政府掌握着大量外汇,并侵占了人民创造的无法估量的社会财富。这时也是中共急剧腐败,国人道德极具堕落之时期。王康认为这些都为习近平上台奠定了基础,因此他说,习近平和太子党是中共“六四”镇压民众的直接受益者。

在中共16大以后,王康对中国政局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剖析。2016年他写了《中国红色帝国之路》,他在评中共十八大六中全会公报时说,习近平已经从王储到核心,又演变成为一个独裁者。他说“习近平集团已经明白无误地发出,用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重新武装中共,把中国变成第二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埋葬资本主义,进而统治世界的号令。”他说,习近平不忌讳“政党、主义、领袖三位一体”的法西斯理论。他说,习近平提升个人的权力地位,是继毛泽东、邓小平后,又一名独裁者诞生了。他认为习近平政权,显然是趋向大帝国而非宪政国家。他不再对中共抱有幻想。他提醒人们,“防患于未然,始终是面临共产极权不可须臾放弃的警惕和责任。”(见王康《中国红色帝国之路》)

在此我略作注解,习近平在2007年进入中共常委,视为“王储”,2012年十八大以后成为胡锦涛接班人,成为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自2012年到2016年中共中央,被中共党媒称为“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自2006年以后改称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2008年在中国,王康接受采访,被拍成记录片,名为《王康自述》,被中共列入禁片,不允许在中国大陆放映。

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频访谈中,王康认为中共败坏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毛泽东时代是从政治上败坏,毛泽东用政治把中国人变成了失去理智的政治怪物。邓小平、江泽民和江后时期,是从经济上引导人一切向钱看,人们失去中华传统的道德约束、古老历史文明被践踏,国家走向权贵资本主义,这是经济败坏,是社会畸形发展。王康说:“我不相信这种权利和金钱的结合,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看到,他说的这些特征,已经体现在当今中国当权者推行的红色帝国之路中。习近平的国策,是江泽民时的御用文人王沪宁出的主意,人称他是三代国师,我说他是个助纣为虐的文痞。

王康在美国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希望,他说:“我希望中国能有一次道德回升,然后有一次文艺的复兴,在这两个基础上来实现坚实地、不可逆转的制度的转型。”王康心目中的社会制度是有民主、宪政,党政分开管理的社会。

王康不仅是一个民间文人、学者、思想家,而且是一个无师自通的,造诣很深的画家。他的画作具有独特的思维逻辑,构思有深刻含义。例如2019年他在美国“家”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时,他请记者看了他住房地下室里的一幅画作,是表现“六四”题材的,画面是天安门广场,中间是“六四”屠城之前的高校学生制作的“自由女神像”,左边是中国元老、还有江泽民、李鹏,还有一个惊恐表情的小姑娘,还有屠城时的坦克车等等,王康解释说,这是一个祭坛,是很多青年的血和生命堆成的祭坛。

2005年经过半年的构思和筹备,他决定完成一项巨大的工程。这项工程就是在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国家红头文件的情况下,由他发起、策划,担任总指挥,需要他和艺术家们承担着巨大风险,在民间,靠民众支持,靠艺术家的才干、智慧和劳动,来完成史无前例的巨幅历史画作。他们这个巨作分四个画卷,第一卷是山河岁月,表现中国人民的受难抗争。第二卷是血肉长城,表现抗日战争中,军人捍卫国家。王康说在抗战期间34万国军死于战场,一共有260多位将领。第三卷是表现知识份子担负天下兴亡。画面包括文化、艺术、学术教育等各种人才。第四卷是信义和平。王康说,中国抗战是国际战场的东方部分,美国对中国的支持非常大。为完成这幅巨作,他邀请了十多名著名画家参与,例如欧治瑜、秦效侃、江碧波、张春新、张志中等。在参与者对社会责任和无私奉献,在艰辛劳动下用了五年时间才完成。这一装裱后的巨幅画作,高两米半,展开长度一公里。画中有一千多个历史人物,例如在抗战将领中就有240个是国民党军官,在第四部分画入了88名世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人物。

这一巨作运到台湾,2010年七月七日,在国父纪念馆展览。在开幕式上他介绍了巨画的创造过程和有关故事。当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为画卷题词:《浩气长流》。巨画在台湾展出,台湾媒体做了报导,引起社会轰动。2013年北京举办了《浩气长流》图集展览。2015年在美国华盛顿DC,举办了《浩气长流》部分画卷展览。

在他准备到美国展出时,中共当局就企图阻止他,并恐吓他。在美国展出前一天时,中共又讬他的朋友转达对他的警告,要他停止画展回国,否则不许他再回国。王康坚定地回答说,办画展是天经地义,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至于能不能回国,悉听尊便。他对来人说“中国在我心中,我到哪里,家乡就在那里。”

在2008年他到成都美国领事馆办签证时,还有一段小故事,当时领事馆工作人员向他要居住证明、工作单位证明、资产和经济担保证明,他都回答:“没有。”人家问他,那你来这里做什么?他说,是想在朋友的帮助下,到美国拍一部当年美国帮助中国抗日的电视片。最后经他详细解释,终于说服了对方,给他签证放行。这次来美国,他不但完成了电视片,还到过美国许多地方,行程万里,加深了对美国的了解。他还访问了陈香梅和许多二战时期援华的美国老兵,还会见了一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他如愿以偿。

注释:

1、陈香梅,1925年6月23日生于北京,2018年3月30日逝于华盛顿DC,享年94岁,美籍华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遗孀。

2、此文参考信息,来自公共领域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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