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决定一切!传奇才女张爱玲逃到香港之前(图)

2019-10-21 06:25 作者: 秦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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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本能地反感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学,她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上,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与她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谁的家世比张爱玲更显赫了: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后代,继母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中学毕业后,张爱玲到香港读书,香港沦陷,她又回到上海。

张爱玲对“五四”有真知灼见

张爱玲她才华横溢,3岁即会背诗,7岁写出第一部小说,19岁成名,多部小说被奉为经典,1943年,张爱玲就已经成为上海最红的女作家了。23岁时,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三年后分手。后来因为胡兰成日伪汉奸的身分,深受牵连的张爱玲被公开指责谩骂,但她从不辩解,始终一言不发。

张爱玲本能地反感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学,她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上,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清醒与远见。

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她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

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政治决定一切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

1949年中共执政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中共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半年后,张爱玲写出了《小艾》。她原本构思的小艾,为了脱离底层的卑微身分,曾主动挑逗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小艾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小艾才发现,发财是没有指望的。张爱玲很清楚,在当时的“新中国”,现实中真实的人性,是不能写的。所以后来她改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故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最后与排字工人结了婚,苦苦挣扎之后,小艾才等来了好世道:一个被“解放了”的“新中国”。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会处于“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

1950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歌颂土改”,“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逃到香港

年底,中共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种中共特色的“思想改造”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进行思想改造,人人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新中国”。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海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中共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她一惊,不知如何回答,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

《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了自由的香港。

(待续)

 

参考资料:

《张爱玲文集》

庄信正编注《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

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香港哈耶出版社《张爱玲的闺密》

林式同《有缘得识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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