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悲哀:该学的不会 扭曲知识塞满一脑瓜(图)

2019-11-23 15:48 作者: 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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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悲哀:该学的不会,没用的都知道,扭曲知识塞满一脑瓜。
中国人的悲哀:该学的不会,没用的都知道,扭曲知识塞满一脑瓜。(网络图片)

1971年,我们全家终于相继回到北京,又没多久,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进了人民中学读初一,进了学校才发现,我居然连小数点、汉语拼音都不会,错别字连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读书的好处,很快就赶上了,数学课拿到了90分以上,还学会了用汉语拼音查字典,历史、地理、语文老师都很喜欢我。这时,虽说还有考试,但考试不影响升学、无关毕业,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来不是当工人、入伍,就是下乡插队,所以没多少人听课。我们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学专心听讲,其他人都是在课堂上睡觉、聊天、瞎玩。

那时的老师很有水平,我就读的人民中学,后改为165中学,有着百年历史,曾经是所教会学校,所以拥有不少一流的教师。数学老师刘淑训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我刚进学校时她还戴着大口罩在扫地,因为被怀疑为日本特务,后来终于走上讲台,依然留着个“特嫌”的尾巴。历史老师时宗本曾先后在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读书,地理老师王守让则毕业于辅仁大学,即使1949年以后读大学的老师读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但是,当时由于大学毕业的师资不足和政治的需要,已经开始让中学毕业的学生教书,主要教政治和当辅导员,结果,我们学校发生过多次老师和高中学生谈恋爱的风波。

我在165中学读了初中和高中,共5年,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物理、外语、农业基础知识、工业基础知识,最后这两门新课程就是为了将来进工厂、下农村做准备的,后来的经历证明,基本没用。

语文课其实和政治差不多,所有课文都围绕着阶级斗争,有的课文实在难以称之为语文范文,只能说是合乎当时政治需要的阶级斗争范文。鲁迅是当时推崇的文化巨人,已经被形容得比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了,所以,课本里必然会有他的文章,但都是《论雷峰塔的倒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祥林嫂》《孔乙己》这样的文字,经过老师的解读,我们从中得到的是封建礼教吃人、反动势力一定要打倒这样的信息,从此也知道梁实秋、林语堂、杨荫榆都是反动派的帮凶。文言文虽说也被选入,但像《东郭先生》一类的文章,其目的就是告诉我们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课文里还有文革中的报刊文章,我记得选有一篇《杨水才》,因为杨水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毛主席赞扬的,他的“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就要干革命”的豪言壮语是舆论宣传的。杨水才的事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结婚,只读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他问中学历史老师在讲什么课,回答是从猿到人,他马上批评道,讲那些干嘛,还是讲讲咱们的“老三篇”。

外语课分英语和俄语,那个年代连中文课都没人听,如何上外语课?老师只好劝导大家,学英语是因为毛主席还在背英语单词,而学俄语是将来社会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时可以用得上。我们学的英语是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一篇课文《半夜鸡叫》,里面别的没记住,可周扒皮的那句话:起来,干活去,你们这些懒鬼!人人都会。我们的英语老师姚景唐毕业于洛阳军事外语学院,教这些真是大材小用,记得他还教了一句缴枪不杀,我们也记住了,因为他说朝鲜战争时,这句英语被改成“葡萄糖一根儿”,教会了所有战士,从此同学互相打闹时都喊“葡萄糖一根儿”。

历史课就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运动,政治课则是10次路线斗争再加秋收起义、八一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五次反围剿、长征、遵义会议,那个时代,10次路线斗争,人人了如指掌,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们的基础知识。抗日战争,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就是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抗战的主力则是共产党。少量的革命电影也逐渐被解禁,《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出现在电影院里,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对抗战的基本认识,至于南京大屠杀、台儿庄战役、慰安妇,那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平型关大捷曾经是我们了解最详细的抗日战役,连被歼灭人数、被击毁车辆的数字都记得很清楚,但“九一三”事件后就隐去不提了。

文革前,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最响亮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而文革期间,全国人民,也包括我们这些学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仗”自始至终响彻云霄。前些年,北京万寿路一家以鲍鱼闻名的餐馆,每天早晨员工培训的口号竟然也是这一句,足见这一口号早就渗透进我们的血液里。可以说,我们是在战备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拉练这个词,现在打开词典说是部队训练的一项内容,可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当年经常离开学校、跑到郊区拉练,像士兵那样学会打背包、背背包,双腿肿痛、脚底磨泡,都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为的是战争到来可以随时出征。比拉练更频繁的是在学校里挖防空洞,有一段时间每周下午都在那里挖掘,挖出的土就运到东单公园,我曾经多次跟车去公园卸土,如今公园里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们中学的防空洞与四周的防空洞还连成了一片。为了配合战备,政治课里增加了纳粹德国发动闪电战的内容,这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此外我们还常去电影院观看教育片,内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夺我国领土,如何亡我之心不死。

文革里的战备教育让我们的战争意识深入骨髓,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许多人与我一样,在地震那一刻都以为是苏修扔原子弹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除去自己打自己的文革武斗以外,境内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两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都是在境外朝鲜和越南进行的。而60多年来让中国大陆死伤惨重的一是大跃进、二是文革,还有就是大地震,几次大地震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可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地震防备的基本教育,每次地震都让老百姓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应对。

忆苦思甜是我们经常接受的阶级斗争教育。忆苦,是让我们知道“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地主老财,无恶不作,贫苦人民忍饥挨饿,牛马不如;思甜,是让我们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因此要感谢毛主席。我们吃过忆苦饭,那是由糠和烂菜叶子混合而成的窝窝,还听老工人、老贫农上台控诉旧社会,但每次控诉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动、也不感人,尽管大家口号震天,但除了几个特别爱表现的同学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无动于衷。尤其是忆苦饭,有的同学因为家境困苦,天天吃窝头加盐水,而且还吃不饱,所以也没觉得苦到哪里去。那时有一句话很流行,叫“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可有的同学就说还从来没吃过蜜呢。那时对外主要教育我们仇恨苏修、对内主要仇恨刘少奇和林彪,而刘少奇和林彪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回到旧社会,让我们“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所以,忆苦也是为了加深对刘少奇和林彪一伙儿罪恶的认识。

了解国际时事是我们在文革中的一种生活,身在西下洼、放眼全世界,是我们的座右铭,国际时事主要靠读报纸、听广播,再加老师上课得来的。那时我们对国际的了解虽说很偏狭,却特别细致,以至连世界上一些小国小党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们打倒了许多年,但后来的主要敌人又换成了苏修,全国所有舆论10几年中始终以苏修为靶子,三年困难时期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中国还债,而今在边境陈兵百万、觊觎我国领土、随时可能来犯,这些话语,我们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条约、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等,是我们必须背诵的历史知识。

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如今恐怕已经被人遗忘了,可那个年代却是我们最熟悉的知识,还一再被列入考试的内容,多次游行都是为了这三国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是我们尊敬的越南领袖,越南北方的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我们耳熟能详,甚至我们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黄晋发、阮友寿、阮氏萍的名字,因为这些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

估计我们那代人对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经超过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红色高棉是我们多年坚持支援的对象,波尔布特、乔森潘是报纸和广播里天天歌颂的人物;当然还有西哈努克亲王、莫尼克公主、宾努首相,他们的见报率和周总理一样多,我们经常在电影院里跟着和蔼的“努克”、美丽的莫尼克、摇头晃脑的宾努周游全国各地,欣赏美景,吟诗作词,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们的行踪几乎都拍成了记录片;先是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后是洪森、韩桑林,都成了我们打倒的对象,其实这些人长什么样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只是随着报纸一起喊而已。

老挝的苏发努冯亲王、富马亲王,当年念起这些名字,就和我们说邻居街坊一样熟悉;澳共(马列)主席希尔,大概澳大利亚都没几人知道,而我们中国人却最熟知,因为他每次来中国都受到毛主席接见,永远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朝鲜是“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但那时好像中朝关系不如中越显得那么热烈,只是每当中国来了政治运动,金日成都会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报上就读过他支持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投降派的来电。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党、两国人民……”这封毛主席致阿尔巴尼亚的贺电还被谱成曲,旋律上口,人人会唱。地拉那,阿尔巴尼亚的首都,改革开放以后我经常问外国人,回答都说不知道,而我们全国男女老少那时谁人不晓?霍查、谢胡,连国防部长巴卢库,在我们这里都如雷贯耳,后来,巴卢库成了反党集团头子,我们都说他是阿尔巴尼亚的林彪。

中国当年拚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后来都曾与中国交恶,记得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一位伯伯来我家串门说,阿尔巴尼亚开始公开批判中国,对毛主席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也是全力攻击。中国在阿尔巴尼亚的眼里,已经成了中国眼里的苏联。回想起来,当年的革命外交路线真是彻底失败,口号白喊了、援助白给了、仗白打了、人白牺牲了、歌也白唱了,原来养了一群白眼狼,我们受骗上当不说,还打肿脸充胖子,反不如以后的中美、中苏、中日关系,获得的好处特别多。其实,苏联和东欧国家一直坚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用不小,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着进入联合国”的。

我在中学时,正赶上毛主席号召多学点理论,于是我就经常参加课外学习小组,读了一堆的马列原著,读过之后的感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读越对现实有怀疑,总觉得现在距离马克思主义太遥远。文革前期,书店里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著作外,几乎没书,而图书馆长期被禁闭,文革后期,随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的运动,书店里开始出现一批所谓儒法斗争的书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则是为了学习,一律由工农兵大批判组注释,这让我读了不少书,买了不少书,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话注释,还是开卷有益。我家有位邻居曾文经是哲学系教师,忽然间门庭热闹起来,一个工厂的工人理论组每天一早就过来,说是和曾老师一起注释法家著作,可争吵声常常从窗户里传出,最后不欢而散。好在那时不是文革前期,社会没有那么严酷,他没有因此被批斗。

文革时期,我们获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报纸社论转引,二是中央文件,连我们这些中学生都经常集中起来倾听中央文件的传达。每项指示一出来,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语焉不详,颇费揣测。文革后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两股势力,明争暗斗,此消彼长,一遇毛主席指示出来,周围的长辈都会在那里纷纷猜测,这是指谁的,那是批评谁的。例如“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这几句我记得非常清楚,不仅老师、父母、邻居在议论,同学之间也在传小道消息。“走后门”在那个时代非常盛行,似乎干什么都会想到“走后门”,招工、当兵、逃避上山下乡,买紧俏商品,都有人“走后门”。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保育员、理发员、服务员、售货员、炊事员,这“八大员”是当时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后门往里钻,还有人靠着顶替制度,让父母提前退休,然后自己顶替当工人。我哥哥高中毕业那年一门心思想入伍,我父亲想尽了各种办法找后门,可我家在部队实在没什么后门,只得作罢。

文革后期,除了8个样板戏外,终于出版了一些小说,还上映了一批新电影,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也有旧作新拍,浩然是那时最著名的作家。不过,包括8个样板戏在内的所有新旧作品里,那时最鲜活最生动的形象几乎都是反面人物,而且语言也有味道,不那么干瘪生硬,让我们过目过耳不忘,如刁德一、胡传魁、鸠山、钱广、马小辫、松井、汤司令、胡汉三,还有葛优的父亲葛存壮饰演的那个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读过的一部有史以来最差的小说叫《虹南作战史》,也诞生在那时的上海,后面署名是集体创作。电影《闪闪的红星》是那个时代家喻户晓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儿童片,可现在看来,一个孩子又杀人又放火,实在是“儿童不宜”,不知为什么,这部影片时至今日竟然还在电视频道不断播出,说是爱国主义。对电影《决裂》,当时我已经心存疑惑。郭振清饰演的那个主角举着一个长满老茧的手说,有人讲上大学要有资格,看,这就是资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学?干脆办个农业小学岂不更省事!实际上,这也是我对当时工农兵上大学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学为工农兵学员上课,他告诉我,有的学生连小学水平都不够,多数人必须从初中开始补起。于是我就发问:那这个大学又有什么意义?我也常想,大学毕业生甚至中学毕业生都被说成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那为什么不取消大学和中学,让大家直接当工农不就得了!何必费了那么大劲,将人培养成资产阶级,然后又费劲再来改造?

那时的外国电影就那么几部,观众都是来回欣赏,情节烂熟于心,如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卖花姑娘》《南江村的妇女》《鲜花盛开的村庄》《看不见的战线》《永生的战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苹果的时候》),特务老狐狸还有接头暗号“你拿的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见的战线》),印象最深;越南电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个跳大神的镜头,“天灵灵地灵灵”一直难忘。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水平最高,《海岸风雷》《地下游击队》《宁死不屈》《广阔的地平线》《勇敢的人们》《第八个是铜像》,让我们领略了欧洲电影的手法。这些电影今天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但当时都比中国电影好看,朝鲜电影有爱情,苏联电影有生活,阿尔巴尼亚电影有情趣,所以,我们百看不厌。

看内部书、欣赏内部电影、去内部书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读过的内部书有《林肯传》《拿破仑传》等,邻居王金陵是王昆仑的女儿,人民大学语文系教师,她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特意送给我父亲一本,前面标明供批判用,我反复读了多遍。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联合舰队》等内部电影,谁如果有幸搞到一张票,就是荣耀,看过之后个个津津乐道,赞不绝口,没人对日本军国主义产生什么仇恨,同学里还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风突击队,其中有位团干部将这种崇拜居然写进了思想汇报,在学校轰动一时。人民大学当时已经被撤销,我父亲当时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给我带回来各类禁书,还能开出内部购书介绍信,我时常手持介绍信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营业部看书、买书,一看就是半天,里面的几位店员都认识我,夸奖我会买书,物美价廉。我买了《于湖居士文集》《苏东坡文集》《经传释词》《经籍纂诂》等,最高价2元5毛,最低价5毛,都是线装书,可惜那时我没多少钱,以浏览为主,不然可以拥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亲在北师大图书馆的同事中,有好几位是因历史问题而不准登上讲台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会三门、四门外语,所以被分配到图书馆做编目工作。一位姓贾的伯伯会英日俄德法西5门语言,被定为“特嫌”“有严重历史问题”,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语,我至今未忘。如今回忆起这几位老先生,很替他们遗憾,一肚子学问却长期不能教学生,算是白白耽误了。

文革从头到尾都是与教育过不去,与老师过不去,与考试过不去。开始是斗老师、打老师,学校长期无法正常上课,后来又不断地掀起事端,运动不停。从马振福公社中学事件、批判《园丁之歌》,到学黄帅反潮流、学张铁生交白卷、批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老师始终是靶子,而且总会拿考试开刀。后期的这些批判浪潮,我们这些中学生都被要求写出批判文章,我在班里算个写手,又是团支部宣传委员,所以,黑板报、广播稿和大字报没少写。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时,学校团委要求第二天必须贴出自己署名的大字报,我只得写了一张“令人发指的教育”,不点名地批判我们的物理老师唐润和。唐老师没有历史问题,60年代清华大学毕业,所以在那个课堂纪律十分混乱的年代,敢于站出来维护秩序,爱捣乱的同学们都怕他,而他对我们这些爱学习的学生却关怀有加,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问题,因此,他的形象就成为我的批判对象。这张大字报让我后悔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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