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和他的“仁本主义”思想(图)

2020-09-09 10:04 作者: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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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樟法兄(东海一枭)(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20年9月9日讯】徐文立按:中国新时代的识字达理人,虽然不该相互无原则地吹捧,至少不宜“文人相轻”,是否应摒弃共匪戾气、具不恶言相向的起码礼貌,以正驱邪,特别我们共同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专制统治者更应如此;是否要特别顾及仍然在大陆社会生存的同仁们的艰辛处境,不可求全责备;对中共的狠话,我们流亡在海外的人,多承担一些。

我曾经说:“对于世界和中国同等重要的是新思想和新观念;因为唯有思想和观念能够影响和改变世界。”

又说:“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提醒得不错:‘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应该是一党专制的中国——徐注),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然而,苦难出真知。苦难,特别是文字狱猖獗了六十五年的中国大陆,终于有了可能出现思想巨人的氛围和土壤,只有我们中国人真的给世界提供了新的思想,我们才有可能让撒切尔夫人的后人们改变她的预言。”(摘自徐文立《人类正常社会秩序概论》2018增订网络版)

http://www.cdp1998.org/download/2018060301pdf.pdf

中国需要一个凤凰涅盘后全新的思想家的群体,甚或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群体,可能这才是中华民族未来最大的财富,和迎来真正文艺复兴的新时代。

我曾经隆重向世人介绍过“三王人杰:王康、王学泰、王东岳”,今天我再隆重地介绍余樟法兄(东海一枭)和他的几十年的思想结晶《仁本主义》理论。

东海一枭简介

https://blog.boxun.com/hero/donghai/245_1.shtml

东海老人,原名余樟法,曾用笔名萧瑶,网名东海一枭等,老人其号也。肖龙,1964年12月生于浙江九龙山下。曾陆续任初、高中代课教师及团县委干事。八九年辞职浪迹海南,九三年初定居邕州,诗为主业商为副。九九年心血来潮关闭公司,从此足立民间,枭鸣江湖,扬仁义旗,煽自由风。

好创作,新诗旧诗双栖,政论杂文皆擅;好读书,博览儒佛道诸经典兼研西学,必求甚解。数年前皈本于儒家,倡良知学,辟“东海派”,有联自许曰:

妙悟里外,彻照上下,藏发光明真幸运;

横贯中西,纵通今古,道成东海大丰收!

联中光明藏指良知,相当于佛教中的菩提心、如来藏也。

陆续出版者有:新诗集《浪子吟》(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1993年版)、《未必逍遥》(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剑魂琴心》(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命运之上──中国诗人自选诗丛萧瑶卷》(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散文集《呼唤英雄》、旧体诗词集《逍遥山庄诗稿》及续集、三集、四集(均由银河出版社出版),《绿城百花百鸟诗书集》(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与陈政、王云高合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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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老先生:

这是我十几年来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思考结晶,主张立足儒家而吸收西方文明及制度精华,欢迎许(徐)老批评指正。

东海顿首

仁本主义宣言

前言:一个伟大的灵魂

一、仁本主义五观

二、仁本主义与其它文化体系

三、如何看待马列主义

四、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

五、如何看待自由主义

六、正人君子的责任

前言:一个伟大的灵魂

魂兮归来,魂已归来。一个伟大的灵魂,仁本主义的灵魂,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灵魂,已经从百年浩劫中悄然复苏悄悄归来。

仁本主义是相对于人本主义而称。相对于人道主义,可称为仁道主义;相对于人文主义,可称为仁文主义;相对于唯物主义,可称为唯仁主义;相对于上帝主义,可称为天理主义、良知主义。

仁本主义灵魂,以圣人为道德载体,以儒经为文化载体,以中华为文明载体。

儒家文化以仁为本,即仁本主义文化。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统和最高代表,中华文明的主要缔造者和建设者;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基本原则,中华特色的五大普世价值。儒家和中华一体两面:中华是儒家的生命寄托,儒家是中华的精神本质。

集儒家大成的儒家大宗师孔子,乃是圣中之圣,言行最中正,德智最圆满。信仰孔子即信仰真理,崇拜孔子即崇拜良知,尊重孔子即尊重自心。孔子、儒家和中华,三位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儒家文化是最根本的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与世界其它民族和文明的根本性区别。儒家之兴亡,直接关乎文明之兴亡,道德之兴亡,中华之兴亡,天下之兴亡。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中华民族之魂,在文化是儒经,在道德是五常,在人是孔子。孔子不会在乎世人的嘲笑、批判、诋毁和攻击,但嘲笑孔子者必浅薄,批判孔子者必颠倒,诋毁孔子者必无知无畏,攻击孔子者必丧根失本。

孔子是打不倒的。但是,打的人多了,孔子和儒家就会退出政治中心,退向社会边缘,共同退离民族生命,以致政治野蛮化,社会黑暗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又是可以被打倒的。从五四到文革,就是孔子一步步倒下、马氏一步步上升的过程,就是率兽食人、人相食而亡天下的过程。

百余年来反孔反儒恶潮泛滥,无异于道德灭师,文化弑父,以致中国丧魂失魄,灾难深重。而今儒家一阳来复,昭示着民族复兴、中华重建的希望曙光初照。中华重建就是仁本主义道路的重启。

吴元士认为:“中国会率先进入仁本主义,并引导世界进入仁本主义,为人类文明开启最辉煌的时代。”这个判断深同我意。

明清以来,西方对中国先赶后超,从清末开始全面超越中国。但这个超越不会持续太久,不会超过两百年。我相信一个仁本主义中国,百年内可以赶超西方。

就像非儒家之文化人都有所知障一样,西方文明也有所知障。人本主义相对于神本、物本和其它主义,文化、政治优势是显然的。相比仁本主义,人本主义的不足和劣势也是绝对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反而会成为西方文明升级的一种障碍。

当然,要在百年内赶超西方,前提是反经,即返回儒经,反本开新,在新的历史平台上建设新一轮的仁本主义文明。

这就必须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理解仁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清朝的落后不仅与儒家无关,而且恰恰是清朝严重偏离王道原则所致,是清朝双重积弊所致。所谓双重积弊,首先是历史的积弊,数千年的历史实践与理论的偏差越来越大;其次是清朝本身的积弊,政治上难以完全摆脱满族主义倾向。

故清朝虽属古典仁本主义,但在双重积弊之下,不堪重负,严重出偏,无法成功转型为现代仁本主义。现代仁本主义有待于重起炉灶另开张,开出与时偕宜的王道学术和礼制模式来。这是当代儒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和天赋使命。

走仁本主义道路,就是新时代的独尊儒术。很多事过犹不及,唯独尊儒,只有不及没有过,不会过。因为儒家原则是中道,是诚正,是仁义。于个体,追求从心所欲的圣德;于政治,倡导敬天保民的仁政,都只有不及之忧,绝无过度之虞。

走仁本主义道路,就是以儒立国和治国,以中道为意识形态,以五常道为普世价值,将仁义道德上升为国家精神,落实于中华宪政,建设兼备西方民主制、上古禅让制精华的新礼制。

走仁本主义道路,就要了解仁本主义思想。

一、仁本主义五观

仁本主义是儒家现代版。在依据和继承四书五经的道德、政治原则的基础上,我提出仁本主义五观,是对儒家原则集中而全面的阐述。儒家倡导、追求、坚持三正确:思想正确,行为正确,政治正确。衡量、判断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就是仁本主义五观。依此而观,一切是非、正邪、善恶、华夷、人禽、圣贼之辨,无不一目了然,若示诸掌,一切妖魔鬼怪皆无所遁形。

五观是新儒家五个原则观点,也是仁本主义灵魂的五个支柱。儒家一切立场、观点和方法,无不源于仁本主义五观,即:干元为首的世界观、本性至善的人性观、五常统帅的价值观。体现于外王,则是以民为本的政治观,用之于历史,为仁本主义历史观,简称唯仁史观。

仁本主义世界观的要义是,太极是世界的本源,物质和意识都是派生的。太极是本体即本质,生生不息地变易出宇宙万物。物质和意识都是现象,本质所现之象,宇宙万物包括肉体身、意识心都属于现象。本质决定现象。太极第一性,物质和意识第二性。在产生的顺序上,物质先来,意识后到。在坚持太极第一性的前提下,承认肉体和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承认意识对物质有依赖性。太极统摄干元坤元,干元在太极中占据主导地位。故太极第一性可说为干元第一性。

仁本主义人性观的要义是,本性至善,习性易恶。人之本性即天性,是万德之本,众善之长,价值之源,是一种绝对价值、绝对的道德和绝对的善,故可以称之为至善,也可以称为超善,超越善恶概念,超乎一切相对的价值和道德元素,不能用世间善恶概念和标准去衡量。其次,人类习性有善恶之别,善习具有根本性,是本性的直接作用。恶习无论怎样根深蒂固,相对善习,都是后起和派生的。

仁本主义价值观的要义是,以仁义礼智信五常道为五大普世价值,普适于一切社会一切国家一切时代一切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古而无疑,是辨别王与霸、义与利、华与夷、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等等的五个原则和标准,其中仁义又是核心原则和最高标准。人生的最高价值在于成仁取义,外而成就人类文明,内而成就良知光明。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良知的光明度。

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导向作用。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价值的总看法和根本观点,价值观对社会存在具有根本性作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引导作用。价值观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导向作用,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导向作用。不同的价值观具有不同的导向作用,正确的价值观有促进作用,错误的价值观有阻碍作用。

仁本主义政治观的要义是,以民为本,三权分立:主权在民,治权在君,教权在儒。太极是天道,于人类称人极,于政治称皇极。太极是宇宙中道,人极是人类中道,皇极是政治中道,三者完全一致,因角度不同,侧重不同,故称谓不同。

天道称太极,圣人立人极,大人立皇极。关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性观、价值观、政治观,在《仁本主义》一书中皆有详述,兹不详论。

仁本主义历史观即唯仁史观的要义有四个方面如下:

其一、社会存在与文化意识关系:文化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文化意识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正确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错误的文化意识对社会发展有阻碍作用。儒家社会发展较快,儒家文化影响度与政治社会文明度成正比,原因就在于此。同时,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各有相对的独立性,对文化意识有反作用。

其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其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决定性影响。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可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完善;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则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同时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对具有反作用。

其四、社会发展总趋势:社会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善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圣贤豪杰是历史的引领和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仁本主义五观是儒家五大文化支柱和道德根本,来不得丝毫模糊、混淆和动摇。是否儒学,学之纯杂正偏,皆由此而决。五观堪称儒家五界碑。进入五碑之界内,就是儒家;有一违离,就非儒家,或为杂儒或儒门外道。如荀子,有违性善论,便为儒门外道。外道之正邪,以与此五碑关系为准。全部背反为邪,有所接近便正。

明乎仁本主义五观,一切如示诸掌。也就是说,立稳了五大界碑,就抓住了大象,就可以此解释中国,以此观照和解释西方,以此反本开新,返回仁本主义之道德和政治原则,在学术上与时偕宜、因地制宜地开出新的思路和观点,在政治上,建设新的王道仁政和礼乐制度,开辟中华文明新境界,对古今中西各门各派之高低优劣正邪善恶,亦可洞若观火。

二、仁本主义与其它五大文化体系

古今中外文化体系甚多,概乎言之有六:仁本主义,人本主义,道本主义,神本主义,君本主义,物本主义。

儒学为仁本主义,自由主义为人本主义,佛道统称道本主义,耶教伊教为神本主义,马学为物本主义。可称为文化六大门派,分别为仁本派,人本派,道本派,君本派,神本派,物本派。论文化品格,仁本主义最高,其次人本主义,其次道本主义,其次君本主义,其次神本主义,其次物本主义。

儒佛道都可以称为道本主义,都有得乎道。唯儒家能得乎道之全,彻证圆证“性与天道”,彻上彻下,彻内彻外,古今中外,独此一家。故特名之为仁本主义。佛道两家,于道有得,然得之不全。道家有得乎天道而未能彻下,佛教有得乎本性而未能彻外。

道家喜欢黄老并称,称道家文化为黄老之道,其实不对。老子是道家,黄帝却不是。黄帝败炎帝,杀蚩尤,一华夏,在位期间,播种百谷草木,大力发展生产,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等等,是个大有为的天下共主,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武功文治,卓然无匹。黄帝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显然与老子和道家大不同。将黄帝划为道家,显然不符。

五帝政治及其思想必有其连贯性,同为中道无疑。黄帝作为五帝之首,必能“允执厥中”。《易经》将黄帝尧舜并称:“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系辞下》)

可见黄帝与尧舜一样,乾坤双取,阴阳并重,其无为政治是儒式无为,是建立在大有为、无不为基础上的无为。《韩诗外传》明言:“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黄帝大道大仁,大异于老子“绝仁弃义”的主张和“大道废有仁义”的认识。《白虎通》明确指出黄帝所得所行就是中和之道:“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故称黄帝也。”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世界观。仁本主义以干元为第一性,世界统一于干元,物质和意识都是现象,干元所现之象。道本主义以道或佛性为第一性,世界统一于道或佛性。物本主义以物质为第一性,世界统一于物质。神本主义以神为创世造人的主体。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人性观。仁本主义是性善论,人本主义是准性善论,西方自由主义大家,对人性中的善质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道本主义主流是性善论,神本主义是原罪论,可称为准性恶论。法家君本主义持性恶论,物本主义持“阶级性论”和“社会关系的总和论”,近性恶论。

不同的文化体系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仁本主义是仁义礼智信,人本主义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我称之为自由主义五常道。道本主义中,佛教核心道德是慈悲和空寂,道家核心道德是虚静和逍遥。君本主义核心价值是效忠于君,君贵民轻。神本主义核心价值是效忠于神,神贵人轻。物本主义在哲学上以物为本,政治上以党为本,以之为两大价值标准。

不同的文化体系还有不同的人生观、政治观,开出来的文明和制度模式也因之而异。人本主义开出民主制和私有制,神本主义开出政教合一的教主制,物本主义开出党主制和公有制,君本主义开出君本位的君主制,君主独裁主义,与儒家民本位的君主制性质和模式皆大不同。道本主义为出世法,开不出制度来。

注意,耶教和伊教都属于神本主义,然有优劣之别。伊教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劣于耶教,与物本主义差堪仿佛。在政治上,耶伊两教导出来的都是教主制,但耶教相对温和,伊教特别严酷,很容易进一步导出暴力恐怖主义,与物本主义异质同劣,共同构成两大人道灾难源。

仁本主义文化开出来的文明,是王道政治和礼乐制度,其中政治制度为君主制,包括公天下君主制和家天下君主制;经济制度为民有制,包括不能买卖继承的井田制和可以买卖继承的私有制。其学制为科举制。科举制是古代多种取士之法中最科学者,可以改革,不可废除。东海《仁本主义》一书和《中华宪政纲要》、《儒家特区构想》诸文,可以作为新一轮仁本主义文明的纲领性文件。

论政治文明度、社会和谐度和人民幸福度,仁本主义国家最高,人本主义国家次之,其它以此类推。故选择、信奉什么样的文化,关乎个人之吉凶忧乐,也关乎民族之强弱荣辱,国家之兴衰存亡。

东海察遍古今中外,可用以立国即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只有两种:儒学和自由主义,即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其它任何思想文化体系,包括佛本主义、神本主义、物本主义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各种集体主义统统不行。也就是说,所有政治学中,儒家外王学品质最高,其次是自由主义。其它学说都不良。

至于三民主义,虽非邪说,品格低下,立不起国,可谓不好不坏。国党政治凝聚力、社会控制力低下,就源于三民主义的不坏不好。不坏,对于刁民暴徒盗贼黑社会恶势力都没有吸引力;不好,没有形上信仰和道德根基,团结不起更培养不出君子。国民党对于民众,无德以导之,无礼以齐之,对人民不负责任,负不起政治领导、文化启蒙、道德教化的责任,根本原因在此。

文化体系作为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又称为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具有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意识形态就是最大最根本的名。

一个国家,民德不良好说,有官员在,可以道德教化;官德不良好说,有制度在,可以制约和惩罚;制度不良也好说,有文化人和文化在,可以依据文化原则进行改良。但是,如果作为文化主体、指导思想和立国精神的意识形态本身邪恶,那就一恶俱恶,伊何底止,无可救药。

三、如何看待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物本主义。

物本主义必然导致人性的物化恶化,导致政治的极权化和民粹化,导出党主制和公有制。任何好东西,一旦落入物本主义文化和政治体系,或被虚置架空,或者异化恶化。例如,民主变成民主主义,平等变成平等主义,科学变成科学主义,市场经济变成权力市场经济。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唯物主义是典型的伪信仰,等同于无信仰。第一性就是本体、本位、本质、主体、主义、信仰诸义。物质第一性,意味着把物质放在信仰的位置,当然就无法建立任何信仰了,必然什么都不信了。物质第一性的世界观,必然流于肉体第一位的生命观和物质第一位的价值观。

换言之,以物为本必然身为物役,唯物拜物必然物化、奴化和恶化。儒家天道信仰固然绝缘,佛道耶伊等宗教信仰同样无法建立。所有无信仰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好起来很有限,道德无根;坏起来无止境,堕落无底。邪教徒的坏可以预测预防,无信仰的坏变化莫测无法预防。

第一性的愚昧是最根本的愚昧,世界观的错误是最根本的错误。这里一错,全盘皆误,一切不可收拾。唯物主义与极权主义最为配套。一般人四端之心没有彻底泯灭,作大恶事的时候,多少有些不忍或不敢。唯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什么史无前例的人间恶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建立在物本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错误的,都具有反正义、反文明、反科学等特征。

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顾名思义,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作为核心价值,资本主义就是把资本作为核心价值。”

殊不知,把社会作为核心价值,属于集体主义范畴,必然导致对个体和人权的轻蔑。至于资本主义,其实是对自由主义的汚名化。自由政治建基于个人主义哲学,虽然远逊于建基于仁本主义的王道政治,却非社会主义所能望尘。关于马家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有批判,兹不详论。

五四开始,中国教育、政治就出了大问题。开始是歧路,废止读经,去中国化;后来是邪路,马首是瞻,极权化。以马立国则国不国,以马教学则人非人,必然导致人的异化、物化、恶化。这是政治无道、社会缺德的第一原因。

王藏《无望之望》诗中有一句曰“他在故土流亡”云。这个他可以是每一个马邦人。公有制导致每一个生活在马时代的人都成了故土流亡者,民无土地,人无恒产,暂居客寄,飘蓬断梗;唯物论导致每一个信奉马主义的人都成了精神流亡者,丧魂失魄,心灵流离,役于物欲,亡于物化。

唯有去马归儒,才能拨乱反正。

《公羊传》云:“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是王道政治原则。东海曰,内儒学而外西学,内西学而外马学。这里的西学特指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学说。这应是现代儒家的文化原则。体现于政治就是:内中华而外美国,内美国而外马帮。

当然,马帮若能真正尊儒,把儒家尊到意识形态地位,那就意味着革命性、质变性的改革,从马帮质变为中华了。那么,儒家的态度礼所当然会有所调整。

四、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

儒经有两处提及大同,一是《礼记-礼运》中众所周知的那段名言,一是《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两者涵义不同而相通,天心民意上下各方认知高度一致,正是大同社会的特征。

尧舜禹前三代,可称为大同的古典模式。(详见东海《儒家文化实践史》一书)

其基本原则是:“大道之行也,大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篇》)

未来的大同社会同此原则,未来新礼制即中华宪政,可以充分汲取古代禅让制和西方民主制的优点和精华。

马克思认为人类终结于共产主义,福山认为自由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真正终结,邪正有别,都是昧于德性的思想狂妄。人类文明进步永无止境,文化的发展、道德的上升和制度的完善永无止境。就是大同理想实现,也非历史的终结,而是意味着人类新一轮高级文明的开幕。

儒家的眼光和理想是世界性的。在仁本主义思想指导下,重建中华,继而重建大中华文明圈、东亚共荣圈,继而追求“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大同理想。当然,前提是驱马兴儒,这是所有君子和华人的责任。

天道无限,宇宙无限,良知无限,智慧无限,人类文明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科技文明的发展不可限量,宇宙和生命都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文明进程只要不被极权主义恶意摧毁和中断,人类未来的美好不可思议。全球儒化、天下大同之后,人类探索的触角将向宇宙深处挺进。

那时,人类消除了战争和一切恶性竞争,人类道德和智慧大幅度提高,发展科学技术、开发利用物质、获取各种资源的能力也将加速度提升,开发宇宙、探索外星将成为很多人的主要兴趣和人类的第一要务,其成果将难以想象,长生永生等科幻小说所想,完全可能梦想成真。

全球儒化是大同理想实现的前提。全球儒化,进而全世界统一于仁本主义大旗之下,自由而有序,就像宇宙万物自由而有序地统一于乾纲之下一样。儒化全球,首先从儒化中国、重建中华开始,首先要将中国建设成为王道乐土,成为仁本主义文明始发站和大同理想的根据地。

王道消亡,霸道称王。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道义性,但又不中正,相当于霸道,比蛮夷大有余,比极权大有余,比王道政治大不足。王道只能筑基于礼制,由仁本主义导出来。仁本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和道德血脉,具有至高无上的普世性。当仁本主义成为世界第一学科的时候,大同理想水到渠成。

总有人将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相提并论,肯定共产主义的伟大,殊不知两者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选择的道路和方向,追求的方式和手段,无不截然相反,性质天地悬殊。大同是正善的理想,共产主义纯属空想。

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所展示的境界大不同。大同重在道德之大、文化之同,大则群龙无首,同则天下归仁。人类大同,是统一于道统即仁本主义文化之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共产主义理想重在物产的取之不尽和共有共享,土豪式的愿景。“共产”这个概念就暴露了其“理想”的低劣。

马家千经万论搞来搞去,无非围绕着“物”和“产”两个字转悠,连最高理想都要以“共产”为中心。说是农民的空想都是对农民的侮辱,只能称为三民(愚民刁民暴民)主义的梦想。

不识道体和本性,是唯物主义与生俱来的宿疾和死穴,所以只知意识的能动性,不知良知的主动性,所以唯物、唯产,将物质、物产、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作用放在决定性的地位,社会主义道路和公有制,无非拿“产”做文章,以无产有产区分阶级和好坏,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着眼点都在于“产”字。

其实,即使是这种土豪式的愿景,也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道路实现---这条道路只能通往共同贫穷、穷折腾和尸山血海。所谓的共产主义只能是彻头彻尾的空中楼阁。大同则是实实在在的理想,那是人类道德智慧高度发达,政治制度精神物质高度文明的水到渠成。

有教授说:“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体制中和古代思想家、例如儒家的体系中,早就有了某种程度的表现…马克思提出的某些理想,很多暗合了儒家思想中的某些东西”云,无知妄言也。重视社会与社会本位,文化道德之大同憧憬与物质经济上的共产追求,截然不同。

或说毛氏是大同理想追求者。更是大谬。大同理想的追求过程,必须坚持道德仁本、政治民本和世界人本三大原则,以人为目的。孟子和荀子都强调:“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以人为工具和手段,通过牺牲无辜和邪恶手段去追求的所谓理想,只能是空想和灾难。

撇开儒家,没有大同可言。这一最高社会理想,只有建立在仁本和民本基础上的王道才能通往。各种民粹主义、极权主义、集体主义与之背道而驰,自由主义非中道,道德精神不足,其政治非王道,法度缺陷弊端多多,足以“与能”不足以“选贤”,也不能通往大同。

佛学很高明,但作为出世法,不关心政治文明建设。佛智有内无外,唯上达无下学,缺乏格物致知、开物利用的科学智慧,缺乏修齐治平、制礼作乐及改良革命的政治智慧,不足以导向大同。

唯儒家将世出世间、形上形下、内圣外王打成一片,作用四通八达。要成就个体圣德政治王道,要建设人间乐园实现大同理想,皆非儒智莫属。

儒学对宇宙生命本质认证最中正,三观最正确。她的好体现于三方面:一可以培养最好的人,是最好的道德学和人格主义学说;二可以建设最好的政治和社会,是最好的政治学。只有接受儒学指导,个体才有望抵达“不逾矩”的圣境,社会才有望实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

儒学无漏,一是理论圆满:彻上彻下,全体大用,彻里彻外,内圣外王;二是理想圆满:人格理想为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社会理想为大同,群龙无首,万物咸宁,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儒家个体和政治之理想,可以通过“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实践逐步抵达。

嬴政焚书坑儒之后,迎来了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毛氏反孔灭儒之后,迎来的仁本主义文明辉煌,可不止两千年五千年,而是永远。由中华民族主导的大同理想实现后,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人人良知光明,政治文明建设将让位于科技文明追求,启动的将是开发星河的宇宙文明工程。

五、如何看待自由主义

对于自由主义,国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或喜爱赞赏,或排斥反对。这都正常,唯希望反对者“恶而知其美”,了解其优点所在,不至于敌视之;喜爱者“好而知其恶”,了解其不足之处,可以增强文化自信并更好地取其精华。

托尔斯泰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东海学舌曰,良性的学说都有相似性。儒家和自由主义,各有各的立场观点方法,差异很大,相似性相通处也很多。求通辨异、明辨两者的同异,正是当代君子的责任。

自由主义五常道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这是价值观和政治观而非道德观。自由主义也有一定的道德关怀,也能坚持某种底线道德,其五常道与王道原则也有相通处。但是,自由主义并无统一的道德观。自由主义学者对道德的认知具有狭隘性、肤浅性和多样性,因人而异。对于道德,或重视,或轻视,或反对,或中立,或道德虚无主义。即使重视道德者,对道德的认知也是有限的。

自由主义的哲学背景是人本主义,立足人道而不明天道。与王道政治的民本原则有所近似,故有一定的正义性文明性。其优点在此,远远优于各种集体主义;其不足亦在此,远远逊于仁本主义。不明性与天道,必然缺乏明辨功夫。百年来无数自由派堕落为民粹分子和反儒分子,根本原因在此。

自由主义与儒家都讲人道。但儒家天道与人道统一,内圣与外王不二,非自由主义所能媲美。

文化教育和制度建设双优,人格培养和人权维护并重,这是仁本主义文化一大特征,故东海一向强调,追求王道,内立尊严,外求自由;内建人格,外保人权。徐复观先生人权人格并立之说,深得吾心之所同然。他说:

“所以人格的完善,同时必须人权的树立。人格与人权,真正是相依为命而不可分离。从教化上立人格的命,同时从政治上立人权的命,这才是立命之全,得生命之正,使前者有一真确的基础,使后者有一真实的内容,于是生民的命才算真正站立起来了。”(徐复观《为生民立命》)

自由主义的自由是政治性的,可作为比五常道次一等的价值,在新礼制下获得相应安顿,盖儒家也是很重视自由的。在政治上,礼乐制度提供的是秩序和自由的双重保障:既保障良好的秩序,又保障官民享有各自的自由。官员的自由以礼为边界,民众的自由以法为边界。

天人不二。不能上达天道,缺乏内圣功夫,人道实践、人格建设必然大受局限。故自由主义可以培养善人,培养不出圣贤君子;可以建设民主,建设不起王道政治。自由主义导出来的现代西方文明属于人本主义文明,优点多多,缺点和弊端也很多。故我们学习之、借鉴之是必须的,未来超越之也是必然的。

但必须强调,民主法治、自由政治固然不如德治礼制王道政治,却非极权主义人治所能望尘。自由政治把权力关进笼子,极权政治把人民关进笼子。自由社会人民享有四大自由,极权社会权力享有四大自由:不受有效监督的自由,不受法律制约的自由,剥夺人民自由的自由,按权分配、依制腐败的自由。所谓依制腐败,指制度赋予的各种特供、特服、特殊待遇。

对于人民,儒家主张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自由政治可以作之友,作之兄,作之弟;民粹主义主张作之生,作之子,作之奴;极权主义必然作之盗,作之贼,作之敌!论道德水平,自由社会的黑社会,都高于极权主义官场。例如,日本和西方某些黑社会的德性,包括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心和社会责任感,都是马官群体望尘莫及的。

自由和人道,是仁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共识。

儒家崇尚天道,然天道不能空谈,必须一层层落实下来。落到世界便是人道,以人为主,万物鬼神皆为客;落到文化便是中道,以仁为体,义礼智信皆为用;落到政治便是王道,以民为本,国家君主皆为末;落到制度便是礼制,礼乐刑政,德主刑辅;落到法律便是祥刑,刑罪相称,世轻世重。礼制和祥刑旨在保障有序自由,保障人民主权、政府治权和儒家教权,追求秩序和自由品质双高。秩序是天秩天序,自由是天赋自由,人民主权、政府治权和儒家教权,无非天赋。

反过来,自由本于礼法,礼法本于仁义,义又本于仁。仁彻里为圣,彻外为王,彻上为天,仁之形而上,即性与天道。所以,儒家之自由与天道一脉相承,一气贯通。王道政治之主权、治权和教权,无不本之于天。

六、正人君子的责任

仅有自由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自由是绝对不行的。

自由是最大的软实力。这里的自由,相对于极权而言,通法治自由与礼制自由而言。法治自由本于西学,礼制自由本于儒学。礼制自由即王道自由。王道本于天道,人权本于天性,自由本于仁义。就文化言,儒学是最大的软实力;就道德言,仁义是最大的软实力;就政治和制度言,自由是最大的软实力。

没有自由就意味着制度不良、国格败坏和人权丧失,意味着国人奴隶化和奴才化。奴隶和奴才,普遍匮乏智力、活力、潜力、感召力、生产能力、创造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等。国家软实力是个人软实力的总和。个人软实力低下,国家软实力必然低弱。软实力低弱,经济科技军事等等硬实力的发展就会严重受限。所有非自由国家,实力都不行,软硬都不行,根本因在此。

不仅此也,自由更是人道的基础设施和人类的共同追求。自由派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东海曰:哪里有儒家,哪里就应该有自由。

没有自由选择的道德是伪道德,没有自由保障的政治是恶政治,没有四大自由的社会是恶社会。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格尊严,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权乃至生命安全。

法国罗兰夫人临刑前说出了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以此警惕伪自由,以此反对自由则不大错特错。不能因为有伪君子存在就反对君子,不能因为有罪恶冒充自由,就放弃自由追求甚至反对自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追求自由,人人有责。

没有表达自由,更要自由表达。在没有自由的环境中,自由表达的意义特别重大。没有外在自由,更需要心灵、意志和道德的自由。在不自由的社会做一个自由人,坚持自由表达,是抗争极权、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一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方式。在豺狼当道、鹰犬纵横的社会做一个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多么光荣而值得自豪。

在所有英雄中,自由英雄最伟大。儒家的责任:先为自由奋斗,再为英雄塑像。

当年曾有筹建“中华诗人园”的计划,但被自己强烈的自由冲动打入了冷宫。“中华诗人园”属于不急之务,可以慢慢来。中国自由化或儒家化了,当首先建立“中华英雄园”,为那些为了自由事业而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树碑立传。

极权势力欲与儒家达成共识,必须全面放弃极权主义,包括其邪说、恶制和特权,坚决拥抱仁本主义,认同王道仁政即儒家宪政。若能拥抱人本主义,也值得欢迎。自由宪政就是政治上的底线共识。

当代正人君子的责任有三:追求自由,批判马家,弘扬儒学。三者相辅相成,构成追求和建设良制良法三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其中弘扬儒学最为根本。唯有儒学在宪,才能建设最好的制度,新礼制;唯有儒学在心,才能为自由追求提供源源不绝的道德内力。所以,弘扬儒学,是更新道德、追求自由、改良社会、改革政治、重建中华最好方式。何以最好?最实在、最正确、最有效故。

儒学弘扬到最高,即取得宪位,在宪法层面确立儒学的道统地位,重新让道统高于政统,这是历史大趋势,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有了干元的一元化,才有宇宙万物的多元化;有了道统的一元化,自有诸子百家的多元化,自有王道政治的重建、国格族魂的重塑和新一轮中华文明的空前辉煌。

全世界有德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正人君子和正义力量联合起来!

2020-7-17

余东海造于南宁,首发于北京之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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