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关系揭密:颠覆认知 真相如此不堪(图)

2020-10-11 09:00 作者: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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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时间,中朝关系忽冷忽热,1958年为最好。图为周恩来(左)和金日成(右)摄于1958年。
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时间,中朝关系忽冷忽热,1958年为最好。图为周恩来(左)和金日成(右)摄于1958年。(网络图片)

接上文:中朝关系揭密:鲜血凝成的友谊?

“备胎”上位

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心有怨气、心里不舒服,毛泽东心知肚明,所以在朝鲜战争过去后毛必须安抚他。安抚起了多大作用?不到一年,人家钱用完了,因为朝鲜1954、1955、1956年为恢复时期,要建设就需要钱,金日成又到苏联、东欧,这时朝鲜出事了。这得从朝鲜劳动党的构成说。朝鲜劳动党由很多党组合,主要是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又有很多派,总之朝鲜人团结在一起不大容易。其实1925年朝鲜劳动党就成立了,但不过3年就被共产国际解散了。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朝鲜劳动党才恢复,但总部不在平壤而是汉城。

原来,朝鲜劳动党在南方有一拨人,他们以朴宪永为主,称之为南方派;一拨人在北方坚持抗日,叫国内派;第三拨是苏联派,主要是20世纪初从朝鲜到苏联的移民。二战前(1936~1938年),斯大林害怕少数民族和外面勾结,所以就把边境上的少数民族都调到苏联腹地,整个村、镇迁移,比如德意志人不能在边界,匈牙利人不能在边界,全调到大陆,其中包括朝鲜人。在远东所有朝鲜族人整村、整城、整镇搬到中亚哈萨克斯坦。1945年,苏联军队进军东北时,斯大林突然想起没个人带路话也说不通,于是到哈萨克斯坦找了200多人俄语说得好、懂朝鲜语的随军南下到朝鲜,这批人后来就留下了,这就是苏联派。还有一派是延安派,这是原来在八路军当中的朝鲜族干部,比如金斗奉等一批人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朝鲜,他们被称为延安派;最后一派是游击队派(即金日成派),是原来参加抗联的人,比如金日成、崔庸健等,这拨人在1940年日本关东军大扫荡时逃到苏联。《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苏联不让他们回,否则没法跟日本人交代,于是留在远东,在一个村子里住下,建了营地。中国人是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其中也包括朝鲜人。周保中成立时叫抗联教导旅,后来斯大林给了一个番号:苏联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这样可以领受军饷)。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把88旅解散了,大部分中国人跟着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当向导。金日成当时是一营营长,他带队回朝鲜。金日成回去时还不是北朝鲜领袖,苏联也没想扶植他,而是想扶植曹晚植(1883~1950),但他坚决反对苏联的讬管政策,结果被放弃了,这样才换成金日成。我看到苏联给金日成的评语是:金日成同志在朝鲜人当中很有威望,经常汇报思想,俄语学得好,能团结同志。什特科夫、在朝鲜问题上很有发言权,他给斯大林写信推荐金日成。那时金日成年仅32岁,金斗奉、崔庸健等都是比他高一辈的老革命家都没有被推荐,就推荐了金日成,说他有政治头脑、能成事。如此把金日成扶植起来,不过很多人不服气,金日成就通过各种运动、手段陆续把一些派别打下去,包括延安派,其中一些人被金日成以防止朝鲜统一、指挥被降职。南方派也被收拾。1954年还收拾了莫斯科派。但金日成没有特别大的动作,因为有苏联和中国在,就抓生活问题,比如贪污,找点原因给你降职。

但即使这样也容易引起这些干部的不满。1954~1955年,延安派跟苏联派有一些矛盾,到1956年两派就联合起来。南方派彻底跨了,李承烨一个案子枪毙了十几个人,后来朴宪永也被绞死了,朴当时是朝鲜共产党主席,从汉城逃到平壤,一直是第二把手,后来说他是美国间谍。1956年是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当时,共产党各党都传达了苏共二十大精神,斯大林从神坛被拉下来,赫鲁晓夫批个人崇拜。所以朝鲜劳动党内开始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特别是金日成去东欧要钱时国内出事了,这两拨人准备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借8月中央全会把金日成提拔起来的干部搞下去,开始批金日成的组织路线和经济政策。但金日成很有政治经验,很快得到消息立刻赶回采取措施分化、瓦解,先把延安派、苏联派分解,他得到的消息或者他做出的判断是延安派唱主角,主要阴谋是延安派搞的。这也有可能,但看不到具体材料,看到的都是从苏联档案馆看到的,看的是汇报情况、大使谈话,材料非常丰富。苏联派群龙无首,延安派有,就是金斗奉——朝鲜人大委员长,地位很高但没什么权力,他也不争权,是一个知识份子。我看的材料可以证实金斗奉参与,至少默许了。他们也找了崔庸健。金日成只要离开朝鲜,一定是崔庸健管家,崔假装不知道。当然他不敢参与,也怕,因为真成事,岂不是把金日成和我一起干掉。金日成来信问:朝鲜国内情况怎么样?崔庸健说跟你走的时候差不多。结果金日成回朝鲜,苏联派全部官复原职,主要对付延安派,一下被分化了。延安派的人还不知道,至8月30日,朝共中央开会,一个一个站起来批评金日成,但发言根本不能完成,一发言就被打断,会场乱成一遍。时任副首相兼内务部部长戌辉被金日成贬为总工会主席,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弼奎被贬为工商部长。他们几个在中间休息时商量说不对劲,事情怎么会这样,觉得事情败露了,然后开车直驱鸭绿江大桥,跑到中国。中国边防军不知道,他们说是首相、政治局委员。边防军赶快给北京打电话,周恩来说“没错,就是,赶快送北京来吧。”

到了北京,周恩来和罗瑞卿两个人接见,把具体情况了解后报告给毛主席。毛听后勃然大怒。他们跑过来是31日,9月中旬中共开八大,苏联代表团、朝鲜代表来都来了,金日成没敢来,派崔庸健过来。毛主席找米高扬说:“朝鲜出的事你知道吗?”“我听说了。”“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还是听主席的意见。”毛说:“朝鲜这棵小树本是你们栽下来的,后来被美国拔掉了,让我们又给栽回去了,现在长大了、不听话了,你们看怎么办?”还说:“我看这样吧,你找崔庸健谈一次,我找崔庸健谈一次,我们要帮助金日成纠正错误,你去一趟,彭德怀和你一块去。”后来毛把崔庸健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讲朝鲜劳动党这不对、那不对。这个事发生后,朝鲜劳动党曾到中国大使馆(时任大使是乔晓光)要人,说朝鲜有几个人叛逃,中国必须引渡回来。档案里乔晓光说这不算叛逃,属政治移民。毛在谈话中讲,“这几个同志能让他们回去吗?回去还不被你给杀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杀人?”弄得崔庸健也没话讲,训了一顿,并说:“回去给金日成同志带一个话,过两天我们派人去。”几天后,彭德怀和米高扬俩人到平壤找金日成谈话“8月全会的决议是错误的”,因为8月全会把中央好几个政治局委员开除,被贬到基层工作,“必须撤销8月决议,马上再开一个中央全会。”弄得金日成一点办法都没有,马上召集人开会,说:“各位,8月全会的决议都是错的,我们要重做一个决议。”主要是恢复这些人的职位。米高扬说:“行了吧老彭,咱哥俩走吧。”彭德怀说:“不行,主席跟我说要看着金日成新决议登报,不登报不走。”后来彭德怀还是走了。后来我看到报纸上就登了一个小条:9月开了新的中央全会做了一些新决定。这引起了乔晓光的不满,他找苏联大使:金日成不是唬弄人嘛?答应全文登在报纸上,怎么就弄这么一小条?

这个事件后,中朝关系降到冰点,金日成当然非常不满,他这事做得对与否是另一回事,经济路线有没有错是一回事。作为一国之主、一党领袖,北京、莫斯科来了俩人,捏着我的脖子让我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所以金日成非常不满,中朝关系已经走到了危险地步。而且日内瓦会议没有解决朝鲜问题,算停火,没有签订和约,委员会不断地谈判以及第三国舰队等。中、苏、朝有一个委员会。所以11月份朝鲜提出一个主张:以后有什么事应该在联合国直接解决。这个意见毛泽东看到后更火了:这还了得,岂不是想把中国踢出来?直接跟联合国谈?谁打你们的?是联合国军打朝鲜,怎么跟敌人去谈?让敌人决定你的命运吗?11月30日把苏联大使尤金召来:“朝鲜决议你们看了吗?金日成要干什么?我看这个人要背叛革命,他早晚是革命的叛徒,不是铁托就是纳吉,很可能就是纳吉。”尤金说:“怎么办?”“你回去给赫鲁晓夫同志带一个信,怎么处理朝鲜问题?两种办法:第一,现在在朝鲜还有40万军队,可以帮助他改正错误。第二,随他去,以后不管朝鲜的事,愿意干嘛就干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说到第二条时,毛加了一句:“我们把志愿军全部撤出去,给金日成自由。”尤金怎么跟赫鲁晓夫汇报的,赫鲁晓夫怎么答复的没有看到材料,此事不了了之,为什么?因为“拨修事件”发生后,注意力被吸引到欧洲,此事搁置,一搁置就是一年,志愿军没撤,中朝之间断了联系。这一段是中朝关系最不好的时期,不过报纸上永远都是“中朝友谊”。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变化?1957年到文革前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中朝关系忽冷忽热。1958年为最好,因为1957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见了金日成,毛两次跟金日成谈话,上来就说:“金日成同志,我错怪你了,你还是很革命,是我偏听偏信。这样吧,我把志愿军都撤回来,让你放心。”第一次谈金日成有点懵,没答话,不知道毛想说什么,不知道什么意思,回去研究了研究。其实毛几次跟苏联人讲话:我有志愿军在那儿,说是防美国人的,但金日成心里肯定不舒服。第二次谈话金日成想,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开完会,大家完全拥护主席的决定。果然,1958年2月,周恩来过去制订了撤军计划,到1958年10月所有剩余在朝鲜的志愿军全部撤走,没有一兵一卒。那时候的中朝关系是真好。此后,金日成年年到中国来,那时正值中国大跃进时期,金日成拍马屁“主席做得真好,我们现在朝鲜也这么干,中国搞全民皆兵,金日成也发枪搞全民皆兵;中国办公共食堂,朝鲜在平壤也办一个大公共食堂,比中国还大,能装4万人。”毛特高兴:我这么搞没人学,就金日成学得快。那时候中朝关系非常好(1959~1960年)。

为什么毛突然改变对朝鲜的态度?我分析认为他对朝鲜无外乎两手:一手硬、一手软,硬的不行就软。这是第一;第二,中苏之间出了问题,在1965年之前,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拉到自己这边,后来看拉不过来,就拉第三世界,弄一帮穷兄弟。那时,毛泽东希望周边朝鲜、越南、日本,至少亚洲国家跟着我走,东欧拉几个(最后拉动了阿尔巴尼亚),出于这样的考虑对越南、朝鲜让步,要什么给什么。1959年、1960年中国困难时,金日成要粮食,15万吨不够要20万吨,20万吨不够要30万吨都给。所以整个东欧党和苏联一起攻击中国时,金日成支持,他和胡志明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态度,这跟东欧国家不一样。

赫鲁晓夫也不傻,东欧都听话,金日成不听话不行,就说:金日成同志到莫斯科来一趟(1960年夏)。金日成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把他叫到一个屋子里,什么也没说,就说:“你看一份文件。”什么文件?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金日成一边看一边骂,拍着大腿:毛泽东真不是东西!当面说好话,背后骂我!我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伤心了(这都是后来苏联大使汇报写在报告里的)。第二天,金日成找赫鲁晓夫,说朝鲜劳动党从来就是跟着苏联共产党走的,你们的路线就是我们的路线,决不会听中国的话。回朝后召开干部会议:以后谁也不要去中国,中国人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到1960年夏中朝关系下降。没到3月朝鲜经济困难,跟底下人说:再到中国去一趟。毛可能不知道赫鲁晓夫给他看了什么,但朝鲜经济态势在那儿摆着,大量给援助给粮食。

结语

之后我没什么研究,世界规定30年档案的解密期,再以后看不到档案材料。1980年代以后的事我知道的跟你们知道的一样,都是报纸上登的东西。

在我看来中朝关系是变幻多端、冷暖无常、时起时伏的,没有稳定的同盟关系或者传统的友谊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神话。第二,中朝关系核心在哪儿?我认为和中苏关系一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都一样:不是现代国家关系,是一种在特定意识形态框架内形成的家庭关系、兄弟关系,而这种关系和现代国家关系基本的政府特征不一样,之间的内在结构也不一样。第三,你要想找到一个比较正确的对朝鲜的政策,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只有把它定位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关系,按照正常国家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至少可以摆脱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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