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统论笼罩京城 武斗血肉横飞 打死人了(图)

2021-07-28 11:00 作者: 孙言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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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文革开始之际,红卫兵,高中生和大学生挥舞着毛泽东的《红色小书》,在北京街头游行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之际,红卫兵,高中生和大学生挥舞着毛泽东的《红色小书》,在北京街头游行。(图片来源:Getty image)

1963年之后,阶级斗争不断升温,阶级路线也向“唯成分论”演变。“黑五类”子女,大学基本不收,重点高中也开始拒收。有的农村甚至连小学升初中也规定:“出身占60分,表现占20分,学习成绩占5分,其他占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类”子女全军覆没。在高干子弟进入哈军工、清华等重点大学时,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却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无声的群落》一书记载,1964年奔赴大巴山垦荒的2万初、高中毕业生,绝大多数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却被挡在了大学甚至高中的门外。

1965年初,北京市发生了“四・六・八学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弟为主,进行串联,组织罢课。他们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尖锐地批评学校领导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受老师赏识,而干部子女却受压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组,到这些学校去搞“四清”运动。虽然被他们批评的校领导遭到清算和撤换,但工作组并不认可学潮。彭真在对65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中说:“对家庭出身不好的还是重在表现。”“过去中共中央文件里面,毛主席的文章里面,都讲团结90%以上,但第一个十条里面就讲团结95%以上。为什么讲团结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放在这个95%以内。”

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之时,彭真这番话显然不合时宜。“文革”中的红卫兵讥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学术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知识份子垄断了。”“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将来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阶级斗争的对象已经由地、富、反、坏、右扩展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出身于这些阶级的知识份子。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毛泽东把这些人定性为“国民党”。

四、六、八中的高干子弟,其实早就从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中,理解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他们为了当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坚决主张用“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取代文化课的学习。《换取五分的秘密》发其端,废除高考的倡议终其成,四中的学生把阶级斗争的矛头对准了钦定的“国民党”。用刘辉宣(礼平)的话说,他们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去的。

毛泽东支持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可以说是“四・六・八学潮”的翻版。他们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长万邦儒,批判重点依然是不贯彻阶级路线。他们宣称万重用资产阶级的子女,压制干部子弟。一位红卫兵的家长如此分析:“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毛泽东关心的是教育界的领导权,红卫兵关心的却是“接班人”的争夺。在“黑五类”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势下,能与干部子弟一争的,只有两颗星(特别是知识份子)的子女,而击败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阶级路线。还是那位家长,一语破的:“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红卫兵兴衰录》)

阶级斗争不仅要年年讲,而且要代代传。于是,一副血统论对联应运而生:

老子英雄(后改为“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血统论笼罩京城

对联一经产生迅速风靡京城,传向全国。当年北工大的学生谭立夫说得好:“这副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确如此,对联让不同出身的学生陷入冰火两重天。干部子弟在对联的激励下,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担负起接班的重任。他们穿着褪色的军装,提着铜头皮带,四处寻找“阶级敌人”。一位干部子弟在清华大学辩论会上说:“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牺牲打下来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话博得满堂喝采。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对联声中却是心惊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们被逼着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喊:“我是混蛋,我是资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学友,转瞬间变成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敌。

有一种说法需要纠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对联的。不错,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批判过对联,批判过血统论,但那是在高干子弟利用对联支持工作组之后。在红卫兵用对联冲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中央文革可是一迭连声地称赞。7月27日,在展览馆召开大会,各校红卫兵打着写有对联的大字标语步入会场,高呼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关锋在国务院接待室对群众说:“有个口号:‘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这个口号到底怎么看?我看这个口号基本是贯彻了阶级路线的。”

8月4日在北师大一附中,有同学问陈伯达:“关锋讲话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陈问:“讲的什么?”答:“关锋说对联基本精神是好的……对不对?”陈:“也对嘛,基本如此嘛!”

最权威的还是康生的讲话。8月6日晚,在天桥剧场辩论对联的大会上,康生说:“你们一切评论的、一切辩论的、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不要阶级路线的问题,而不是对联要不要改几个字的问题……你们到处奔走、到处呼吁、到处串联、到处革命,就是为了这一阶级路线——毛泽东的阶级路线而奋斗,我对你们很敬佩!”血统论的烈火是乘着阶级斗争的东风才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先是在学校打黑帮、打狗崽子,然后冲上社会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坏、右,一场血腥的“红色恐怖”就此拉开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斗会

8月4日,在北大万人大会上,红卫兵用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开了批斗会公开打人的先例。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小流氓大会,会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主持。当红卫兵冲进体育场殴打小流氓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小流氓几乎要被打死。8月19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红卫兵和北京市新团委、教育局联合组织了一次批斗黑帮分子的大会。这是一场为“四・六・八学潮”翻案的大会,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席群情汹涌,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前台,抡起铜头皮带没头没脑地抽打被批斗者。台上无人阻止,台下齐声叫好。原教育局领导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头破血流,八中副校长温寒江浑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

批斗会上打人,残酷程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私刑拷打,但却有着非同一般的示范效应。因为是有组织进行的,所以它向社会昭示了一条“真理”:十六条以及报刊上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过是一纸空文,对群众运动并无约束力。

二、校园游斗

由于中央为北大“六一八”斗黑帮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学校自发式游斗盛行,中间还夹杂着班级或全校性的批斗。游斗、批斗中,暴力成风。如四中的“八四武斗”,全校的黑帮分子和反动学生统统被拉到校园游斗,拳脚雨点般落下,泪水和血水洒满校园。8月5日,师大女附中在游斗中打死副校长卞仲耘,此后死人的事就不断发生。8月17日,101中学打死教师陈葆昆。8月19日,外国语学校打死教师张辅仁、职员张福臻。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长沙坪、八中打死校长华锦。

被打的不光是黑帮,还有学生。8月25日,师大女附中初三四班开会斗争“狗崽子”,十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绳绕过脖子把她们拴在一起,有人动手打,有人向她们泼墨水。北大附中“红旗”则统一部署在全校对出身不好的学生进行斗争。初三五班就有十几名同学遭到毒打,这些学生当时只有15岁。

三、“破四旧”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之后,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抄家、打牛鬼蛇神。打击的对象很宽泛,地、富、反、坏、右之外,还有资本家、小业主、文教界人士、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有历史问题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说,打老师和同学还有所顾忌,那么打这些人可就肆无忌惮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门:皮带抽、木棍打、开水烫,钢丝鞭、刀剑……

四、私设监狱

从6月份开始,各中学都设立了劳改所,专门收容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反动学生以及“狗崽子”。“破四旧”以后,劳改所也收从校外捉进来的“阶级敌人”,遂成为变相监狱。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劳改所。它是由音乐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讯室、男牢、女牢,上设值班岗楼,安有警铃、探照灯,所内置有长、短刀、术枪、皮鞭、弹簧鞭等,日夜审讯拷打“犯人”。临狱墙上,有先用红漆涂写、后又用人血描摹的“红色恐怖万岁”6个血淋淋的大字,阴森恐怖至极。这所监狱先后打死过3人。四中红卫兵则将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讯室”,食堂连接一个很窄的小巷,十分隐蔽,外面听不到受刑者的号叫。一中的劳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里打死过13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红色刑讯审”等等,名称不一,性质相同。

学校之外也有监狱,最著名的是吉祥剧院和东安市场(当时改名东风市场)。凡各校红卫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让他们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统”的人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那种恐怖与痛苦,经历过的人无不刻骨铭心。

错失挽救的时机

在疯狂的“红八月”,曾经有过几次阻止事态恶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桥剧场关于对联的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书》,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尽管他们的矛头主要指向打红卫兵的所谓“流氓”,但也对打人的红卫兵进行了婉劝。康生当场表示赞扬。据穆欣讲,王任重把《呼吁书》送给周恩来,建议公开印刷,广泛张贴。周又呈送江青、毛泽东。大家都圈阅后,由陈伯达批交“文革”小组办公室印发。当穆欣印好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时,却遭到江青和毛泽东的反对。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吁书》和会上正遭批评的“中央八条”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的大会,把凶手提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红卫兵冲上社会之后,毛泽东找吴德听取“破四旧”情况汇报。吴德说:

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其实,类似毛泽东的想法,在高层领导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总理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出来呢?”

另一位副总理对粮食部人员谈话说:“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

一位老帅在接见13个艺术院校、团体师生代表时说:“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会小将们就把他们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说法,貌似附和,实含暗谏,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时候已经“打死人”了。

第三次,吴德是这样说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70多人……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发出去,当天夜里2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似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记述时间有误,1967年春北京没有打死那么多人,而且吴德接着又说:“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发出的,通告严禁私设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发通告制止。从火葬场烧人的情况看,吴德说的应该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发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别到六中、东安市场等地取缔私设的监狱。据戚本禹讲,他带《解放军报》记者连夜赶到东安市场,那里还在打人。一个“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横飞。鞭子是用铣床旋下的铁丝拧成的,一鞭下去,白肉都会翻出来。他们命令红卫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万岁”!事后,军报记者曾写一报告,拟送呈毛泽东。陈伯达看了说:“太阴暗,不能送。”就压下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辰君 来源:老兵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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