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血不是水 刘家驹:我经历的朝鲜战争(图)

2021-08-24 10:00 作者: 高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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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美军155mm自走炮在向汉城北部开火 朝鲜战争 抗美援朝
1951年美军155mm自走炮在向汉城北部开火。(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对“抗美援朝”的认识逐渐拨乱反正之后,以为自己知道了朝鲜战争最血腥的史实,不再会感到震撼了。但读到刘家驹回忆亲身所见所闻,还是惊心动魄:处决掉队士兵,灭口朝鲜向导,强抢朝鲜老乡活命粮,掏死去战友心肝充饥……尤其是他最后讲的惊悚故事。

老高按:我听多人讲述过朝鲜战争——不包括我父亲,他一个字也没跟我说过,虽然他作为当时已经有一定口碑的外科大夫,曾奉命率领一支抗美援朝医疗队到接近战场的地方救护伤员。现在回想,我感到奇怪,更感到遗憾。

魏巍写过特写《谁是最可爱的人》,长期作为中小学语文教材,也长期成为我对朝鲜战争的固定印象。动摇这一印象的,我记得,最早是70年代初期一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在我们由《武汉文艺》杂志主办的创作学习班的宿舍里讲过许多抗美援朝故事。我已经忘记了此人的姓名,只依稀记得他姓张,名字中好像有个“九”字。他很有讲故事才能,不过在当局奉革命样板戏“三突出”原则为圭臬的形势下,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写作了多部长篇小说,几十上百万字,却都胎死腹中,无一问世(不知道后来他是否有作品发表?)。这位时年五十岁上下的无作品业余作者,讲起当年参加抗美援朝经历中的故事,却绘声绘色,尤其是讲起志愿军官兵的性苦闷及化解之道,听得我们年轻人目瞪口呆。当时我已经读过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得知路翎为写这篇志愿军和朝鲜少女的爱情故事,遭受了多少苦难。但与这位业余作者仁兄讲述的情况比较,路翎的文章实在是太浪漫化、太理想化、太文人化了。

后来我又听好几位年长朋友讲过朝鲜战场的遭遇,其中有的后来是人文历史领域的专家;我读过前志愿军张泽石、程干远等人的回忆录,读过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当然更读过沈志华等学者的专著。我对朝鲜战争的认识,经历过拨乱反正,逐渐立体化,清晰化,甚至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朝鲜战争最血腥、最惨烈的史实,不再感到震撼了。但读到刘家驹所写的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还是深感惊心动魄:对其他部队掉队士兵的处决,对朝鲜向导杀人灭口,强抢朝鲜老乡的活命粮,掏死去战友的心肝充饥……尤其是他最后讲的那个故事:为给祖国慰问团“表演战争”,结果报销了几十位官兵的生命,事后还差点枪毙了奉命指挥“演出”的副教导员——读来真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不要对我说,所有残酷的战争,都会让人性退回到野兽的本能。不要对我举例,还有某某战争更血腥、更令人发指。可能确实如此,但朝鲜战争,因为多种原因而格外牵动我们的情绪,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是我们的父兄所投入的战争——而且是不义的战争!

特此转载,与各位分享。

去年7月31日,86岁、病重多年的刘家驹去世了。“去世前刘家驹和老伴住在北京西三环一个解放军干休所,他的很多邻居都和他一样,是参加过朝鲜战争后又在总政治部工作过的老人。对于他们来说,朝鲜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新闻里的神秘国度,而是一个会唤起战争惨痛记忆和强烈情绪的符号和印记。”《纽约时报》中文网这么报导。

刘家驹1931年生于重庆,1949年,念高二时自愿参加了12军35师军干校。1951年,20岁的刘家驹随部队入朝参战,刘任文化教员,管理挑夫班,负责一所野战医院的尸体掩埋,后加入炮兵营任副排长。他经历了伤亡惨重的第五次战役,成百上千志愿军官兵在他眼前被美国炮火吞噬。

回国后,1972年调往北京,加入总政下属的解放军文艺杂志社,接触各时期的党史、军史和党政军各界人士。1991年退休后加入《炎黄春秋》,从事军史写作,后成为杂志副主编。《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导说,“刘的军史写作涉及林彪和朝鲜战争等话题,也以其与官方史料的背离而知于公众。例如,他在走访了近百名知情人后,认为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外逃事件中是无罪的。而他关于朝鲜战争的写作中较为人知的一篇是2000年前后在网络上发表的《我经历的朝鲜战争》,文章细节所体现出的战争残酷令人吃惊。”

以下所转载的刘家驹文章,只是他发表的文字的一部分。有机会我再推荐其它部分。有兴趣的读者,也可直接在网上找到。

朝鲜战争对中国半个多世纪国运走向的影响,迄今不少人可能认识不足。记得我采访中共党史专家阮铭,他就认为,毛泽东对未来中国设计的路线,是经朝鲜战争才决定性地偏移的。

少年时读过一部好像是苏联的长篇小说,作者与内容统统都忘掉了,只有书名牢牢铭刻于心:——“人血不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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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刘家驹

1950年秋,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七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七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拚死拚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米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紧急转移,虽然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只携带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但长距离的跑动还是大都支持不住,开始三三两两的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可他们的耐力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了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

此时,一个人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皮的伤口。她缓过劲,撑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人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瓦解她的意志。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

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个有战场经历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包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小冯,什么也没说,挑起担子赶路了。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小冯抓起炒面拚命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周身乏力,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地涌动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作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了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等老吕讲完,我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

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干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他叫住我,说:“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他起身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我马上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他答:“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你还当过班长?”“现在是犯人。”“为什么犯事?”“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心气仍是不平。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你说了些什么?”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脐眼不大心眼特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啦,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给他判刑?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共产党一贯正确。”这家伙胆子够大的,带着枷锁还敢揶揄。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给他团长裹尸时他那付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是个老共产党。”他平静地回答,“他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动透顶。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到最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的了解有了点清晰度,但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就起身找老吕去了。

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蹶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身躯给人摇动:“快起来,他们都走了!”我睁眼见是老吕,呼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空寂。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不济事。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着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食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忙退出了大殿。

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面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我俩只得站在路边听天由命。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对方大步过来一人,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二支队二营收容的。”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话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筒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暗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就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的参谋。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份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的磨难历程。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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