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颠覆扭转乾坤 国民党大员的选择(组图)

1928年，胜利收复北京天津，蒋介石（右三）率白崇禧（左一）、阎锡山（左四）、吴稚晖（左五）等党政军要员在北平香山碧云寺祭告国父孙中山先生。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1927年，苏俄共产党和中共渗透中国，阴谋颠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从广州出征北伐的国民党，裂变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救国阵营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共联俄阵营。在此关键时刻，蒋介石、白崇禧、胡汉民、谭延闿、吴稚晖、宋庆龄、汪精卫等军政要员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仅深刻影响并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命运，也为自身的生命打上或光彩荣耀、或瑕疵污垢、或耻辱蒙羞的永久印记，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参考和教训。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中共破坏北伐统一中国 图谋渗透颠覆国民党

1927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蒋中正）下令在上海淞沪地区清党剿共。

1927年2～3月，国军总司令蒋介石领导统帅北伐革命军所向披靡，攻克湘鄂赣闽江浙6省，大元帅孙中山创建的广东国民政府（简称“国府”）也从广州迁到武汉。苏联共产国际为窃夺中国，阻止蒋介石北伐统一全中国，苏俄顾问鲍罗廷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共同策划了“迎汪复职”和“倒蒋”阴谋。

于是，在苏俄和中共的操控下，国民党亲共左派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宋庆龄、徐谦等人极力摇旗呐喊，众多党政军人物表示支持，前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会”）主席汪精卫，自法国经过莫斯科返回上海，复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当时受惑于共产党，对所谓“国共合作”抱有很高的幻想期望，其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跟中共举办联席会议，共同制定政策方针，放任中共大搞“工农运动”。武昌成立“全国农民协会”，推举共产党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人谭延闿、徐谦、邓演达、唐生智等13人为执行委员。此后，粤湘鄂赣四省的共产工农运动一发不可收拾，农会会员高达800万人。城市和乡村的无产地痞流氓不劳而获，欺男霸女，民不聊生。“共产党喊着所谓‘解放农工’‘替农工谋利益’等骗人口号，实际上斗争屠杀，无法无天，把整个社会秩序弄得极度恐怖。例如，长沙工商界钜子金裕华、军界闻人李佑文、以及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都被共党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就地枪决。”（《许克祥：马日事变回忆录》）

此时，国民党执监委暨候补委员80名中，共产党员已占据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亦占三分之一，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国民党各地方党部亦已大部分被中共操纵。

1927年3月，北伐国军代参谋总长白崇禧奉蒋总司令之命，率东路军攻占接管浙江和上海。中共周恩来、陈独秀等人奉莫斯科之命，阻扰蒋介石接管江南，在上海组织80万工人进行第三次全市总罢工和示威游行。

1926～1927年北伐期间，北伐国军总司令蒋介石（左）和代参谋总长白崇禧（右）。

1927年，白崇禧奉命攻占接管上海，中共操控的工人纠察队在上海游行，向蒋介石北伐革命军示威。

中共图谋分裂瓦解国军，拉拢煽动蒋介石嫡系黄埔第一军第1师师长薛岳等人反蒋反白（中共档案《特委会记录》1927年3月）。薛岳违抗白总指挥的命令，带领黄埔官兵公开支持中共操控的工人纠察队，并贴出布告宣称“要保护上海总工会”。同时，周恩来发动数万人上街示威游行，并组织万人围攻白崇禧在龙华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气焰十分嚣张。

蒋介石1926年统帅7个军从广州出征北伐时，除了李宗仁、白崇禧第七军外，其余6个军均被中共渗透，5个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林伯渠、李富春等共产党员；还有朱德、叶挺、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张云逸、林彪等一批秘密共党潜伏在北伐国军中，伺机发动武装叛乱。

在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政大员们各自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和行动：

蒋介石

在全世界，蒋介石是最早最深刻全面认清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人，毕生坚决反共救国。早在1923年，蒋介石亲身实地考察苏联后，便完全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并作出了英明断言“苏俄共产主义绝不适合中国”。

1927年，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委会）主席、北伐国军总司令。当时国民党两大阵营实力相差悬殊，蒋介石反共救国阵营人少势弱，无论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还是军队总兵力，都不如汪精卫亲共联俄阵营。在中国面临被颠覆的危险时刻，众多国民党军政人物甚至并未觉察苏俄中共的狼子野心，一些人纵然对中共有所怀疑或不满，但也畏惧强大的苏俄共产势力和中共的嚣张气焰，瞻前顾后，举棋不定，甚至噤若寒蝉。4月12日，蒋介石在白崇禧的坚决支持下，果断下令在上海淞沪地区戒严清党，打响反共救国的第一枪，并命白崇禧率军围剿中共各级组织，给予中共以沉重打击，及时拯救了中华民族，使国民党和国军免遭苏俄和中共吞噬。

“四･一二”清党后的第6天，蒋介石创建了南京国民政府，以资深元老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席，跟亲共联俄的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对峙（史称“宁汉对峙”），创造了“正邪不两立”的范例。南京国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是通缉共产党首要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澎湃、郭沫若、邓颖超等和国民党亲共极左要员徐谦、邓演达等197人。

1927年4月，“四･一二”清党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在南京创建南京国民政府。

白崇禧

白崇禧毕生坚决反共救国，清醒洞察并时常预警众人有关中共的危害。时任北伐国军代参谋总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淞沪卫戍司令和淞沪戒严司令，在龙华会议上力主并坚决支持蒋介石剿灭共产党。

4月12日，白崇禧下令国军在上海、无锡、杭州、宁波同日清党剿共。在白崇禧的部署指挥下，北伐国军在上海全城搜捕共党分子和工会暴徒，摧毁了中共在商务印书馆的总指挥部，查封了亲共左派邓演达和中共郭沫若派驻上海的“总政治部办事处”，封闭了周恩来中共操控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武装接收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市各界妇女联合会等亲共机关，查封了上海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摧毁上海共产党八十多个机关。在3天内枪决了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等中共头目和三百多名武装暴徒，逮捕五百余人，给上海中共组织以毁灭性打击。

四･一二清党，白崇禧指挥军警在上海全城抓捕共党。

四･一二清党，白崇禧指挥北伐军在上海搜捕共党。

胡汉民

1924年6月16日，大元帅孙中山（中）率领胡汉民（左）、蒋介石（右）等军政要员出席广州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胡汉民是跟汪精卫资历相等的国民党资深元老，大元帅孙中山生前委任的代行大元帅，国民党右派领袖，一生坚决反共，支持蒋介石领导北伐，反对汪精卫等亲共左派。“四･一二”清党后，被公推为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928年，蒋介石北伐统一全国后，胡汉民任立法院院长。1936年，胡汉民在广州去逝。

何应钦

何应钦毕生坚决反共，是蒋介石黄埔军系第二号人物，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1926年，出任黄埔第一军第二任军长，跟随蒋介石从广州出征北伐，率军光复福建省并征战江苏，坚决支持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剿共。

谭延闿

1926年4月，谭延闿代理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原主席为汪精卫）、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军委会常委。蒋介石统帅国军从广州出征北伐时，谭延闿兼任第二军军长。在北伐期间，对蒋介石渐生不满，“四･一二”事件前，去往武汉支持汪精卫。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等许多将士也跟随亲共拥汪。不久，苏俄和中共愈演愈烈的血腥暴力活动，让他终于意识到国民政府有被颠覆的危险，因而很快转变为反对共产主义。

1927年8月，白崇禧指挥国军在龙潭战役彻底消灭北洋孙传芳“五省联军”，成功保卫南京和国民政府后，因清党反共问题而分裂的国民党宁沪汉三方，在南京重新实现了合流统一，从此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反共的谭延闿当选国民政府主席。随后，谭延闿代表国府，吁请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复任北伐国军总司令，领导统帅国军继续讨伐北京北洋军政府。

1928年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任行政院院长，1930年在南京去逝。

朱培德

1926年，朱培德任广东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军需部部长、第三军军长，跟随蒋介石从广州出征北伐。在“四･一二”事件前，率第三军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大力亲共反蒋。朱培德兼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在全省大力支持共产党人搞工农运动，委任朱德为南昌公安局局长，并安排许多共党分子进入政府和国军。1927年8月1日，中共周恩来、朱德、叶挺等人发动“八一南昌暴动”，炮轰南昌城和江西朱培德国军，此举终于惊醒了朱培德，从此改为支持反共剿共，并在年底通电拥护蒋介石复出领导北伐。

1928年北伐胜利后，朱培德任国军参谋总长。1937年2月在南京病逝。

李济深

1926年，李济深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国军参谋总长、粤军第四军军长，并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从广州出征北伐，李济深负责坐镇防守两广大后方。“四･一二”前夕，李济深从广州赶赴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龙华会议，坚决支持蒋介石清党剿共。然后又赶回广州，指挥留守广东的国军在全省清剿共党，统率粤桂国军围剿击溃从南昌败逃广东的中共朱德、叶挺、贺龙叛军，并率军围剿在广东海陆丰的中共澎湃农民赤卫队。

程潜

国民党军界资深元老，孙中山大元帅府陆军总长、军政部部长。1926年，任军委会常委，第六军军长，跟随蒋介石从广州出征北伐，并在1927年率第六军攻克南京。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等中共分子，煽动第六军在南京对英美日领事馆及外国教堂、学校、医院、商店、住宅进行烧杀奸淫，制造了“南京惨案”，以此嫁祸威胁蒋介石。在北伐期间，程潜对蒋介石渐生不满。“四･一二”前夕，程潜拒绝执行“秘密绑架蒋介石”，但受中共林伯渠煽动蛊惑，前往武汉支持汪精卫政府，被委任为武汉国府军委会主席。此后，中共在各省的倒行逆施，特别是“八一南昌暴动”，让程潜意识到国民政府有被颠覆的危险，因而转变为反共立场，呼吁宁汉国军共同围剿中共。

龙潭战役大捷后，国民党宁沪汉三方在南京合流统一，谭延闿当选国民政府主席，程潜当选军委会主席。

李宗仁

1926年，蒋介石从广州出征北伐，李宗仁任广西桂军第七军军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率军征战湘鄂赣皖四省。4月2日，在龙华会议上，坚决支持蒋介石清党剿共。

黄绍竑

1926年，黄绍竑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桂军第15军军长，率部防守广西。“四･一二”事件前夕，黄绍竑从南宁赶赴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龙华会议，坚决支持蒋介石清党剿共。随后下令广西军警在全省清剿共党，统率部分桂军围剿击败逃到广东的中共朱德、叶挺、贺龙叛军。

吴稚晖

吴稚晖是近代中国教育家、政治家、书法家，蒋介石的心腹智囊，毕生坚决反共。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跟蔡元培等人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为清党做准备。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均是文人政要，清党剿共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军队支持和采取实际行动。4月2日，在龙华会议上，蒋介石认为吴稚晖也仍然只是欲跟共党妥协，“稚老（吴稚晖）甚激愤，发言甚多，然其结果，乃欲与共党暂时妥协，惟请在武汉中央委员回南京耳。”（蒋中正总统《困勉记》卷六）

陈果夫

1926年，陈果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跟吴稚晖、蔡元培等人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为清党做准备。在4月2日的龙华会议上，坚决支持蒋介石清党剿共。

唐生智

1926年，唐生智任北伐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率军征战湘鄂两省。1927年，在鲍罗廷的挑唆下，唐生智欲取蒋（蒋介石）而代之。他伺机把第八军扩编为4个军，率这4个军兵力狂热拥汪反蒋，被汪精卫委任为武汉国军总司令、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对中共，唐生智则极表亲善，要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委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彭泽湘为第八军政治部主任，并无条件支持中共组织的工农运动（《张国焘回忆录》）。

汪精卫“7･15”分共后，唐生智向中共表示自己无意跟中共敌对，还派人保护共党分子逃走。龙潭战役大捷后，国民党宁沪汉三方在南京合流统一，唐生智受汪精卫指使，率军反叛谭延闿为首的国民政府，被围剿兵败后流亡日本。

张发奎

张发奎早年和唐生智都是汪精卫的铁杆拥护者，直到1938年底汪精卫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出走河内，坚决抗日的张发奎才跟汪分道扬镳。1926年，蒋介石出征北伐时，张发奎任粤军李济深第四军第12师师长，率部征战湘鄂赣，屡立战功，第四军赢得“北伐铁军”的荣誉，张发奎也晋升为第四军第二任军长。

1927年，张发奎率第四军坚决支持汪精卫武汉政府，被委任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并把第四军扩编为3个军，委任贺龙（未来的中共元帅）为第二十军军长。他长期优待包容叶挺、叶剑英、贺龙等中共分子，对中共渗透扩张疏于防范。中共叶挺、贺龙等人“八一南昌暴动”，分裂拐走张发奎所部数万官兵，张发奎方才痛悔受骗，立即亲自带兵围剿叛军。此后，张发奎受汪精卫指使，在广州发动兵变叛乱，被撤职后，出国远避。

李品仙

1926年，李品仙在唐生智第八军任师长，因战功晋升为第八军军长，跟随唐生智参加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兼任武汉卫戍司令。中共在两湖大搞“工农运动”，军民怨声载道，李品仙义愤填膺，在5月份带头策划反共，召集湘军高级将领何健等人密谋“推翻武汉共产党政府”。他向汪精卫、唐生智反映广大军民要求抵制共产党的意愿。汪精卫终于密令“清共”，李品仙立即指挥军警出动搜捕共产党员，查封中共机关。

1927年底，唐生智反叛南京国府兵败，把军队全部交给李品仙。李品仙受汪精卫、张发奎挑唆，率军在湖南继续叛乱。国民政府委派白崇禧率桂军平叛，李品仙大败，所部官兵全部被收编，重归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广西人李品仙、廖磊、叶琪等人跟随总指挥白崇禧，参加蒋介石复出后的第二期北伐，一直打到平津山海关。

汪精卫（汪兆铭）

1925年7月1日，孙中山大元帅在广东创建的革命政权——“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1926年3月，因“中山舰事件”，汪精卫称病并出走法国。谭延闿被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被推举为军委会主席。

1927年4月1日，在苏俄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汪精卫返回上海，复任国民政府主席。他跟蒋介石、白崇禧等人举行几次谈话会，明确表示现在清党分共还不到时候；还跟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国共两党要继续“开诚合作”，遭到吴稚晖痛骂。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4月6日凌晨汪精卫不辞而别赶赴武汉。

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并创建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武汉政府公开谴责蒋介石，宣布“反共即是反革命”，并单方面宣布撤销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其所控制的武汉政府，放任苏俄中共大肆扩张，大搞亲共反蒋活动。

然而，汪精卫很快开始感到，中共愈演愈烈的“工农运动”跟孙中山“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于是开始逐步限制工农运动。苏俄共产国际命令中共颠覆国民党的密令泄露，彻底粉碎了汪精卫对苏俄中共的幻想，痛悔自己受骗上当，下令武汉国府在7月15日“分共”，驱逐全部苏俄顾问，并令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率军警清剿共党分子。

惨痛的教训，使汪精卫从此不再上共产贼船。汪精卫后来说：“在上海、广东、武汉，我和共产党头目打了几十年交道了，共产党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是很清楚的。无论如何共产党这个贼船我是不能再上了......共产党无论走到哪里，就把饥荒、内战、烧杀、愚昧、落后带到那里。”(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汪精卫“分共”后，仍坚持反对蒋介石，命唐生智率武汉国军东征，企图推翻蒋介石南京政府。北洋军阀孙传芳率“五省联军”也乘胜进逼南京，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

8月底，白崇禧指挥国军在龙潭战役彻底消灭北洋孙传芳主力，因清党反共问题分裂5个月的国民党宁沪汉三方，终于在南京实现了合流统一。大多数人强烈不满汪精卫防共不力，公推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程潜为军委会主席。失去最高权力的汪精卫不惜再度分裂国民党，企图在广州另立中央。他指使唐生智发动兵变叛乱。唐生智兵败武汉后，又指使张发奎在广州发动兵变，以武力打击坚决反共和反对分裂的李济深和李宗仁、白崇禧桂系，结果反而让中共叶挺、张太雷、叶剑英、聂荣臻叛军暴动血洗焚烧广州。社会各方和舆论强烈指责汪精卫和张发奎，党国元老胡汉民、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均对汪精卫感到不齿。汪氏无颜面对国人，只好决定出国远避，并公开承认自己“防共过迟”是错误。出国前，他再次呼请蒋介石复职。

12月11日，国民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通过汪精卫提出的《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众望所归，复任国民政府军委会主席和国军总司令，随后重组四大集团军，领导统帅国军自徐州誓师北伐，在年底终于完成国父孙中山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伟业，国民党和国军从此走向全国辉煌。

四･一二清党 及时拯救中华民族

“四･一二清党”，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首次跟苏俄和中共决裂，打响了反共救国的第一枪，及时拯救了中华民国和中国人民。倘若当年没有及时“清党”剿共，中国大陆很可能在94年前的1927年或提早几十年便已经沦入共产主义的魔掌。

倘若没有上海龙华会议的清党决策和“四･一二清党剿共”，便没有民国时代全国各地的反共救国运动，以及当今遍及全球的反共救国高潮。

在1927年中国国运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各位军政要员的不同选择和行动，不仅深刻影响并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和前途，也为他们自身的生命打上或光彩荣耀、或瑕疵污垢、或耻辱蒙羞的永久印记。“四･一二”及时清党反共救国，毕生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保卫中华民族的蒋介石，被世人尊为拯救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永垂青史；而跟苏俄共产党和中共与虎谋皮，或同流合污者，被世人批评耻笑，无颜面对子孙后代；早于1933年加入共产国际的共谍宋庆龄等人，勾结共党，出卖颠覆中华民国，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这一些都给我们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参考和教训。

选择良知正义 远离邪党做好人

中共是在1921年作为苏联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中国成立的，是马列共产主义侵略中国的代理人。在当今正邪大战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明辨是非，选择道德、良知和正义。真正热爱中华的炎黄子孙，包括无数喜爱支持国军的网友粉丝们，都应该认真阅读《九评共产党》这本奇书，深入了解历史真相，看清中共“假、恶、暴、骗”的邪恶本质，远离摒弃逆天叛道、摧毁中华传统文化的共产主义和中共。倘若有人早年无知被骗入党，现在应去退党网站做三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现在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也决定着自己未来的前途和命运。选择良知和正义，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方可获得上天的福佑和拥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人在做，天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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