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向大時代的時代" --- 中國當代複雜的社會現實

2002-04-30 04:38 作者: 王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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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冬天,魯迅這樣概括中國的狀況:「中國現在是一個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借用他後來的話說,這「大時代」「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 儘管七十多年過去了,若要選一個詞來概括對於當代生活的感受,我卻還是覺得這個「大時代」最為貼切。經歷了十年「文革」的劇烈動盪,又經歷了二十年「改革」的曲折變化,當代中國的社會現實正在向人們提出一系列堪稱重大的疑問:「如何認識今日中國的巨大變化?」「中國現在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國的『現代化』與資本主義是個什麼關係?」「在中國目前這樣的『現代化』過程中,國家、體制、社會階層、統治意識形態…… 發生了什麼變化?」

「社會是否存在危機?倘若是,那是什麼樣的危機?它又是如何形成的?」「究竟是哪些勢力的活躍正在促成或加劇這危機?在今天的社會中,又有哪些良性的因素,是可以激發起來削弱甚至消滅這危機的?」…… 在今天,任何一個對自己生活的現實睜著眼睛的人,大概都會意識到類似這樣的許許多多疑問,甚至感覺到它們的迫人的份量吧。

而我覺得,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正有責任給出對這些疑問的清楚的回答。

這並不容易。最近二十多年的持續變化,極大地改換了中國社會的面貌,尤其是東南沿海地區,差不多是變得面目全非。比方說吧,今天中國各個地區之間的差異,已經到了相當驚人的地步,不要說東南沿海和西北內陸之間,就是城市之間,比如東北那些寂靜、蕭條的老工業城市和杭州、溫州那樣夜夜笙歌的消費城市之間,甚至是大城市之間,比如廣州和天津、上海和北京之間,差別都非常之大。而且,這差別不僅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不僅是經濟的、生態的,更是文化的,甚至政治的。太原的歌舞廳裡依然瀰漫著鄧麗君的柔媚的歌聲,上海的中學生卻差不多人手一盤West Life的新專輯。從西北出遊的一群縣長還在為參觀蔣介石故居是不是犯錯誤爭論不休,南方某特區的官員早已經與黑社會聯手,創造出了走私牟利數百億元的「業績」。而一本在此地被禁止出售的書,也很可能會在彼地的某個私人書店裡,依舊被擺放在顯眼的位置上,直到無人問津為止……在這樣的情形下,幾乎每一種對中國的整體判斷:說它依舊是社會主義社會,說它差不多已經資本主義化了,說它完全是消費社會,甚至說它是「後現代」…… 都能蒐集到許多例證,而那些與它針鋒相對的判斷,手裡也同樣握著一大把例證。這就使人不得不反省了:莫非這種「中國如何如何」的概括性的思維習慣,已經不再能適應當代社會的複雜情形了?也許我們現在能有效概括的,只是實際存在著的許多不同的「中國」之中的某一些,甚至某一個?當然了,任何一個幅員廣大、歷史又很長久的國家,內部一定會有許多差異,在通常情況下,這些差異並不意味著社會就沒有普遍的方面和整體性的特點,以至我們就只能描述它的某個側面。你甚至還可以說,惟其有差異,才更需要從大處著眼,概括出社會的整體特徵。但是,就當代中國--包括思想界--的實際情形來說,我卻更願意強調對社會內部差異的充分注意。這不止是說,在現實的幾乎所有的層面上,這個社會已經分裂為明顯不同的許多部分,而更是說,當那些籠統的概念和理論無法融匯具體的生活實感的時候,我們應該格外仔細地傾聽後者的提示。在充分意識到社會內部差異的前提下,如何重建對當代中國的整體認識,這可以說是今天思想界的最重大的使命,而有效地履行這使命的第一步,正是從這樣的自覺開始:五、六十年代建立起來的那種社會的整體性正在不斷崩塌,再要像過去那樣籠統地談論「中國如何如何」,其實已經非常困難了。

像我這樣從小見慣了「階級」、「剝削」和「經濟結構」一類字眼的人,一說起社會內部的新的差異,首先就會想到最近十多年來社會階層的巨大變動。的確,「市場經濟改革」的最觸目的結果,就是完全打亂了已經持續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的階層結構。一方面,像工人、農民、國家幹部、軍人和知識份子 這樣一些原有的階層,雖然各有變化,但就整個國家而言,它們都還繼續存在;可另一方面,在譬如沿海地區和大、中城市裡,又冒出了一系列新的階層,它們的形成和擴展是如此迅速,以至其中的某個階層差不多快要凌駕於社會之上了,社會還沒有形成對它的統一的稱呼。即以我居住的上海為例,經過十五年左右的「市場經濟改革」,從原有的階層中間,至少已經產生了四個新的階層:擁有上千萬或更多的個人資產的「新富人」,在整潔狹小的現代化辦公室裡辛苦工作的「白領」,以「下崗」、「停工」和「待退休」之類名義失業在家的工人,和來自農村、承擔了上海的大部分非技術性體力工作的男女「民工」。這些新階層的不斷擴大,極大地改變了上海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格局。比如「白領」,這些經常是疲憊不堪的青年和中年男女,雖然總數遠未達到歐美「中產階級」在社會人口中佔到的那種比例,卻已經被許多傳媒和廣告奉為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標誌,新的巨大購買力的代表,以至今日上海的消費品生產業、服務業和房地產業,都把大部分眼光牢牢地盯向他們,全不顧這個階層實際上是怎麼回事。與「白領」階層的這種吹氣泡式的社會影響力相比,「民工」階層的情況正好相反。「民工」沒有上海的城市戶口,因此不算是「上海人」,在統計報表上,在一些討論上海現狀和「發展」規劃的會議上,他們經常會被忽略,彷彿根本不存在一樣。可是,這個總數量已經超過二百萬的「民工」階層,分明已經成為上海錄像廳和電影院裡的最熱忱的觀眾,書攤上的武俠、言情和低價通俗雜誌的主要的讀者群,他們的文化趣味,正越來越有力地影響著錄像廳和電影院的排片表,影響著許多出版社和通俗雜誌的選題目錄。在某種程度上,「民工」階層正悄悄引導著上海的很大一部分文化生產,當然,也決不僅僅是文化的生產。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這些新的階層正和原有的階層混居在一起。很可能就在一套公寓裡,父親正為國營工廠那一點菲薄的工資不敷日用而發愁,剛從外資企業下班歸來的小兒子卻春風得意,暗暗憧憬著將來攢錢買一輛轎車;從這人家的窗口望出去,民工們的簡易棚房更是和高牆圍住的豪華樓宇遙遙相對。面對這樣的奇特景觀,我想誰都會強烈地感覺到,即便同一塊彈丸之地裡,也早已經並存著多種完全不同的社會體制、秩序、規則、倫理乃至趣味吧。就拿社會的經濟分配制度來說吧,倘若單看那些每天騎自行車上班的人,你會覺得「社會主義」的「二次分配」制度 依然在平穩運行。至少,當一位「下崗」工人向民政機關申請救濟,理直氣壯地抱怨說:「共產黨總要給我一口飯吃嘛!」的時候,他是相信自己依然有權力享受那「第二次分配」的。但是,一旦把視線轉向另一些方面,比如公共服務價格(交通、能源、醫療、通訊、住房……)的持續上漲,比如初中以上的教育的逐漸「市場化」,更不要說一些國有企業的相繼關閉了,你不由得要認定,那「二次分配」式的經濟制度,是正在被另一些完全不同的分配制度所取代。如果再走進譬如淮海路、衡山路一帶的一些會員制俱樂部,目睹其中的浩大氣派和奢華場面,看那些「新富人」如何兼營數「道」(所謂「紅」、「黃」、「黑」道),一擲千金,你就更會堅信,若干以巧取豪奪為特色的經濟新秩序,事實上已經運作得相當有效,你也因此能明白,那本該屬於「第二次分配」的巨大的財富,是如何經由這些新的秩序和渠道,轉入了「新富人」的口袋的。

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情形下,幾乎任何一種出於特定目的而展開的政治路線、理論主張乃至行政措施,都可能在不同的情境中被利用、被扭曲,嚴重地偏離初衷,甚至發生相反的效用。大至國營企業的「制度改革」,在許多地方演變為侵吞國有資產的新一輪狂潮,小到教育部號召「減輕」學生「負擔」,卻反助長了許多教師濫行「私人家教」這一堪稱行業性的糜爛現象,類似的事情俯拾皆是。但我還想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席捲全國的「現代化」吁求 。今天三十歲以上的人,一定都還記得,當時的知識界是如何熱烈地呼籲經濟「現代化」:「政企分家」、「價格闖關」、「打破大鍋飯」、「砸碎鐵飯碗」,大街上懸掛出「效率就是金錢」的標語,學者們更一個勁地鼓吹「轉變所有制」…… 效益至上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就是歐美化,這些似乎不言自明、說者和聽眾都心照不宣的鼓噪和吁求,自然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從「大躍進」以來持續二十多年的經濟停滯,實在把人們壓抑得太久了;也有其鮮明的具體內涵:要革除臃腫、顢頇的計畫管理體制,要解放久遭束縛的社會生產力,甚至要以此為先導,一步步改革整個社會!可是,誰能想到,還不到十年,這些響亮的吁求和口號都紛紛褪色,甚至嚴重變質了,非但喪失了當初大部分的正面意義,有的反成為某些壟斷勢力侵蝕社會的堂皇藉口:若干行政部門用它們來推卸自己實行「第二次分配」的責任 ,一些腐敗官員更以它們的名義侵吞國有資產!目睹這樣荒謬的現實,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識界的熱烈鼓噪,我實在是感到羞愧。怎麼會那樣一廂情願,竟以為世界上只有我們想像的那一種「市場化」,一旦實現了這樣的「市場化」,整個社會就能夠逐步獲得全面的解放?為什麼就想不到,某些壟斷和腐敗的權力完全可能製造出別樣的「市場化」,並以此展開更堂皇的欺瞞和更多樣的侵吞?

我甚至忍不住設想,如果當初知識界不那麼幼稚,一面鼓吹「效率」和「競爭」,一面也強調「公正」和「民主」,在呼籲「富裕」和物質進步的同時,不忘記高舉另一些至少是同樣重要的社會指標:比如自然,比如倫理,比如藝術和想像力,比如生活質量的整體提高、人的精神的全面發展…… 如果在八十年代是那樣做了,也許,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就不至於這麼缺乏抵抗力,這麼容易被耍弄?

當然,這是太誇張知識份子的力苛恕C娑願叢擁納緇嶁問疲(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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