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途何處去？紐約民運研討會暴露學者嚴重分歧

10月6日，來自北京、上海、香港、臺灣的專家學者和在美國部分民運人士在紐約華人聚集的法拉盛公共圖書館就中國的政局與選擇進行討論。專家學者的精彩發言不時引起聽眾陣陣掌聲。雖然各路專家們對許多問題的存在部分共識，但對問題的嚴重程度和需要關註解決的問題的順序存在深深的分歧，並展開激烈辯論。兩百多座位的圖書館國際交流中心座無虛席。研討會由王丹王軍濤新成立的民運組織「憲政協進會」招集主持。

討論分兩個單元。第一單元「時局與未來」仍然由哥倫比亞大學東亞
所長呂小波教授主持，杜克大學史天健教授、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組康曉光研究員、復旦大學孫哲教授等發表看法。

第二單元「挑戰與選擇」，資深華人媒體政論家、世界日報副主編孟
玄先生、《北京之春》總編胡平先生、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和憲政協進會主席王丹先生發表了看法，新聞自由導報理事長王軍濤主持了第二單元討論。

每位專家發言大約20分鐘，然後聽眾書面提交問題，由主持人整合對
每位專家問題後現場提問，專家回答。從中午12時30分到下午5時30分，整個討論過程中具有兩百多座位的法拉盛圖書館國際交流中心座無虛席，門外一直有排隊等候入場的聽眾。

一部分專家認為，國計民生對中國老百姓更具有現實意義，應當進行
可靠的實證研究提出建設性的政策建議去解決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然後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逐步解決更根本的政治問題；空論主義去批判現實，不僅無益於改善老百姓目前境遇，而且貿然啟動的變局可能會使政治和其他問題更嚴重。中國知識份子應當在與中國各方面力量良性互動中腳踏實地以專業知識推進中國實際改革和進步。

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迴避重大政治問題討論，不僅不能改善老百姓
的生活質量，(因為隨著經濟發展，影響中國發展品質和中國人生活質量的主要問題已經是政治迫害、社會公正和基本權益問題而不再是匱乏和溫飽問題)，而且不能解決深層的社會經濟問題，不能為好的政策提供必要的政治條件。此外，實證分析方法中的研究者意圖和偏見會對描述現實的變數的選擇以及變數間關係構成的模型性質的預設產生系統影響，從而導致誤差。

也有專家提醒人們不要迷信另一些專家的「偽科學」預測；對老百姓
和每個人而言，個人的安全和幸福以及局部環境不一定穩定，社會和經濟乃至政治也不一定穩定，不過社會無力對掌權者構成致命威脅。中國的政改還得依賴掌權者的自覺意識，可惜壓力資源不足，掌權者的素質和眼光不能讓人有很大的信心。

呂小波所長以詼諧幽默的風格規定了演講討論的方式和規則。他的靈
活機智的主持討論的技巧，使整個討論，在輕鬆活潑中保持理性的秩序和清晰。

史天健教授從大陸民眾政治心態的調查數據分析中得出結論，目前不
存在大規模動亂的民意基礎；因為，平均而言，民眾對現實基本是滿意的，對未來有樂觀的信心。他也強調，這種民意分析，不解答上層權力鬥爭導致的不穩定；此外，這項研究是關於今年上半年的民意，民意有時變化較大。不過，他認為，從中國發展的基本成就看，這關於穩定的預期應當不限於上半年的民意。

康曉光教授則從中國社會系統中各個子系統和群體之間的兼容關係角
度以及中國政治控制機制的有效性得出結論，中國執政者可以繼續維持目前統治，沒有緻命的挑戰；這種政治局面不盡如人意，但也不一定是壞事，因為我們有時需要避免政局崩潰的災難；我們需要符合正義的民主制度作為中華民族長治久安的基石，但也要客觀理解政治驗進的現實的進程及條件。

孫哲教授從建設性角度提出切實可行的必要改革建議，並相信只要進
行必要改革，中國就可以更美好；關鍵是改革要實際和可行，要有理想主義激情動力的同時，還要有現實利益的考量。他希望中國人在討論改革時要有新的視野：超越目前的問題和中國的經驗思考選擇。他提出的改革途徑是，由黨內到黨外，由上到下，由精英到大眾。為保持改革的推進力，他還建議強化人大職權，設立政治特區，和開放輿論監督。

孟玄先生從中國政治史的治亂循環週期和現代化歷程中普遍存在的發
展規律及中國現有的相應發展階段看，亂是一定會來的，中國人對此應當有心理準備。中國近代以來每十年一亂，工業化快速發展導致社會政治結構變化是往往伴隨流血衝突，這些都提醒我們亂的可能性。我們能爭取的是盡量平和的轉型。轉型肯定是民主化為目標，但根據中國文化特點，這個轉型最好由政府權威主導完成。也就是說，只有主動的有秩序的轉型，才能將不穩定的代價降至最低。

胡平先生則質疑人們對穩定的常識解釋是否有誤導，不是所有穩定都
是好事，例如秦始皇和滿洲國的穩定顯然不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穩定的定義也因政體不同而不同，中國的不穩定事件例如遊行顯然在民主政體中是穩定跡象甚至是促成穩定的因素。在中國要想有符合正義的穩定，讓人民不僅有經濟幸福還有政治安全和基本權益的穩定，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真正的穩定應當不僅是權勢者或精英有穩定感，而且是每個公民都有經濟和政治穩定感才行。他提出，沒有自由民主制度，沒有民主化，就沒有所有人的安全和穩定。

王紹光教授首先逐一考察中國存在的影響穩定的社會經濟問題及其原
因，例如，社會提留負擔過重導致的中部農民收入過重，社會保障機制缺位和錯誤的工業化戰略導致的失業和痛苦，過大的政府權力提供腐敗的機會，以及政府轉移支付不力導致的分配差距過大。他進而討論一般可以設想的解決方案，然後他審視中國政府目前表明可能出臺的應對措施，由此他得出結論，從中國現有危及穩定的社會經濟問題以及政府的調控能力和反應看，中國應當可以通過制度創新消化問題，保持穩定。

王丹先生從歷史學角度對實證研究的結果的可靠性表示懷疑，因為為
滿足實證研究的方法需要被簡化調的因素太多了，其中某些會在特定條件下成為決定性影響因素。此外，研究者意圖會影響預設的變數從而影響研究結論；例如中國的庫存指表示的經濟問題就不在前面專家學者的框架中，但這是評估經濟形勢的重要變數。對描述滿足的變數，如果不包括對某些重大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主管感受，更會帶有片面性。由此，他認為，僅僅體制內的政策討論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中國必須有反對派才能推動全面進步。

在評估穩定前景時，專家學者特別強調，關於穩定的預期是沒有考慮
某些突發事件，例如關鍵領導人突然死亡、重大突發事件處理失當導致民情洶洶、經濟崩潰或衰退、台海戰爭和其它對外戰爭。這些因素在中國近、現代史上被證明是經常起到打斷正常進程和改變發展方向的作用。

當討論結束時，全場聽眾以熱烈掌聲對專家學者表示感謝，專家學者
和聽眾一道以熱烈掌聲向為討論提供便利的組織單位法拉盛圖書館表示感謝。

會後，聽眾繼續圍繞演講的專家學者詢問問題，討教觀點，久久不願
散去。當王軍濤被問及對於討論中出現的爭論的看法時，他表示，當中國面臨如此「三千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時，專家學者之間有分歧是正常的，這是我們民族智慧的表現；今天的討論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同觀點之間可以和平理性地溝通和爭辯，今天的討論是健康有益的；對中國而言，這樣的討論還是少了，只有不同觀點之間的交流才能改善我們對問題的認識；一個思想和聲音不能豐富我們的看法，不同聲音自說自話也不是最好的選擇，你死我活地暴力爭鬥更會毒化我們的心境和智慧。

法拉盛圖書館介紹，在11月2日和12月1日，法拉盛圖書館會有另外兩
場中文討論。一是鄭義先生討論中國生態危機，二是陳一諮和何清漣等學者討論中共十六大。

專訪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研究員康曉光

下面是記者對3日到達紐約的康曉光訪談的部分內容。本刊略有刪改。

記者：你好！康曉光先生。很高興能專訪你。你剛下飛機，就已經是
公眾關注的人物了。前段時間，海外許多網站曾全文轉載了你發表在《戰略與管理》上的報告《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個別好事之徒還組織了專家討論，引起讀者的濃厚興趣。最近，聽說你要來參加週末在哥倫比亞大學和法拉盛圖書館的大陸時局和選擇的討論，人們再次關注你；人們期待你能介紹些有啟發的觀點和研究成果。

康：也許與我的專業訓練有關，我不是一個喜歡熱鬧的人。太多的人
關注和太高的期望會讓我有壓力，感到不安。不過，我還是感謝大家的關心。

記者：康先生有點靦腆，真有意思。那麼，康先生能否介紹點個人背
景和專業情況？

康：我出生在大陸所謂幹部家庭。父親原籍是山東，韓戰後到人大讀
書。再後來被分到東北。我是1963年在東北出生、並在那兒長大的。在東北，哈爾濱軍工學院非常有名。我上大學想上那兒。聽說該校文革中一分為三，我去了國防科技大學。但因水土不服，回到東北，畢業於大連工學院。然後在瀋陽農學院工作4年。而後上科學院研究生院，專業是生態學。畢業後在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工作。

記者：我理解了，你受的是工科訓練，不喜歡熱鬧。但是，你是怎樣
開始政治研究的呢？

康：這有一個過程。最初，我研究糧食問題，後來90年代初做過點生
態和資源分析。90年代初期開始搞貧困問題研究，寫了一本《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96年開始研究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重點是非政府組織。

我對政治問題的關心始於89年。那時，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給我很
大的震動。我意識到，中國的發展不可能不考慮政治變數。我開始關心政治體制和政局對發展的影響。

記者：你決心轉行了嗎？

康：不是轉行。我還會繼續關心傳統的制約發展的自然和資源因素。
也會繼續研究貧困問題和扶貧政策及體制。但我越來越覺得，如果沒有良好的或過得去的政治條件，就不會有健康發展。我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去研究政治問題。

記者：那你是怎樣獲得政治研究的訓練的呢？

康：我是自學。主要是閱讀和與有關專家討論。我讀了人們通常認為
必須讀的書。也仔細傾聽北京各方面代表人物的觀點。最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路及其相應的觀點。去年，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係學院請我做一年的訪問學者，我決定把我的思路和想法寫出來。最近發表的東西就是我的研究心得。

記者：康先生認為中國政局能否保持穩定？

康：根據近期情況看，應當沒有緻命威脅。問題總是有，而且局部地
區和領域還會很嚴重。但不會有導致全局崩潰的政治危機。只要經濟在發展並且為各種精英提供個人機會和改善主要階層的權益狀況，只要目前的權威體制操作得當，那就不會有類似89年那樣的大風波。

記者：那麼，中期和長期呢？

康：那就不好說了。如果經濟發展速度掉下來，那就可能導致目前執
政基礎的破裂，即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聯盟破裂。那就可能會有天下大亂。

記者：康先生根據什麼做這樣的預測？

康：根據我所的框架，即結構/群體協調性分析。結構的概念源自派森斯社會系統的子系統「(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構成的社會系統。群體是大的社會群體依照掌握資源和對現體制政策的態度劃分的社會；勢力和階層。現在中國雖然矛盾很多，子系統之間和群體之間有衝突，甚至局部嚴重衝突，但基本上相互能兼容，不至於崩潰。只要經濟還發展，執政者就有本錢有餘地獲得精英支持，壓制反抗和控制局勢。

記者：那麼，會有經濟危機嗎？如果有經濟危機，那該怎麼辦呢？

康：如果現在就有危機，那就有可能轉化為嚴重的政治危機。我的研
究中側重對策部分，就是討論如何避免這樣的危機導致崩潰。

記者：康先生的方案是什麼？

康：人們能想到的通常是政治民主化。我認為，目前民主化不可能被
現執政者接受，而且民主化受制於一些條件，中國還有待時日去發展。如果危機啟動民主化，那不會解決這些問題，還可能使問題更嚴重。我的建議方案是政治行政化，即建立有能力、負責任的政府去解決問題和控制局勢。特別是要讓富人盡責任，讓弱者有保障，共享發展成果，共擔挫折後果。

記者：那麼，康先生是不是不主張中國民主化？

康：不是！我認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和與國際社會和睦相處恐怕非民
主化不行。但這是長期事業。我關注的是政治穩定性，是避免崩潰性危機。從這一特定角度講，民主化的時機、進程、步驟、戰略和策略都要仔細研究。我與我的同事長期研究中國發展的資源、環境和自然條件，我們沒有其他國家所有的迴旋餘地去承受轉型的失敗和挫折，因此我們必須比別人更慎重。然而，最終中國必須民主化才能建立穩定的體制。

記者：康先生此行除開兩個會之外，還有別的日程嗎？

康：主要是開這兩個討論會。我特別對與不同觀點的朋友交換看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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