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盜下袁崇煥頭顱 佘家守墓十七代

我們守墓守的是一種精神，民族精神，民族氣節，還有一種是忠義精神。我們國家偉大就偉大在自古以來的忠義精神。我們兩家把忠、義都給佔上了：袁大將軍忠，佘家義。我總覺得這是一種特殊的遺產，別人的父母都給後代留下錢，金子、銀子、房產、地，我們先祖卻不是，守的是袁大將軍的精神，這就是我們的遺產，是我們佘家的使命。

佘幼芝，退休教師，居住於北京市崇文區花市斜街53號，此處舊稱佘家館，即袁崇煥

墓與祠堂所在。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佘幼芝在家裡向採訪者講述了他們佘家守墓的故事－－－

先祖冒險盜了袁將軍的頭

我叫佘幼芝，這是我的丈夫。我們佘家在這兒住了十幾代了。我的先祖是袁大將軍的一個謀士。我小時候常聽我大伯說「謀士」，我以為是磨刀的石頭，我想我先祖怎麼是石頭呢，後來我媽給我寫出來，我才知道是「謀士」，所以對這事印象特別的深。現在別的材料有寫我們家先祖是馬伕、僕人，我也不跟人家辯，人家有人家的寫法，我就按家裡傳下來的說。我們不知道先祖叫什麼名字，可惜沒有傳下來，哪個歷史材料都稱為佘義士。

袁崇煥大將軍是廣東東莞人，什街鎮水南鄉的人，我們先祖是廣東順德縣馬崗村的人，既是同鄉又是上下級的關係。從南方一到北京就在這兒住。

皇太極用反間計把袁崇煥害了的時候，我們的先祖一直和他在一起。我們佘家在這兒買的地，就住在這兒。

你問我們家對先祖怎麼盜頭的事有沒有傳下什麼故事來？那倒沒有。聽祖輩說是先祖冒著滿門抄斬的危險，趁夜黑的時候，把袁大將軍的頭從菜市口的旗桿子上盜下來，偷偷地埋在我們家的後院裡。你想袁大將軍是這麼一個重臣，罪名又是反叛，當時北京四九城都關閉了，當時在北京的廣東人挺多的，跟著袁崇煥做官的人也挺多的，但別人都不敢。惟有我們先祖，深知袁大將軍的為人和忠誠。

自從我先祖把頭盜了以後，就隱姓埋名，辭官不做，當老百姓了。臨終時把我們家人都叫到一起，跟我們家裡人說，我死以後把我埋在袁大將軍的旁邊，我們家輩輩守墓，我們一輩傳一輩，不許回南方，從此以後再也不許做官。我們遵守先祖的遺志和遺願，一直守在這兒，到我這一代已經是第十七代了。從1630年8月16日(袁崇煥的忌日)，到現在是三百七十一年。

剛盜了頭之後什麼都不敢修，是草草給葬的，只有我們一家知道，誰也不敢往外傳。為什麼我們要隱姓埋名呢，就是因為這個案子一直沒有破。崇禎皇帝他得查呀，誰給盜走的就說明他跟袁崇煥是一派的，也得遭一樣的迫害。那時候沒有祠堂，是我們自己的家跟這兒住。

聽老家兒(北京話，指父母)傳，因為我們是廣東人，凡是住在北京的廣東人死了以後就埋在我們這兒來，就把我們後院辟成廣東義園。那時沒有碑，都是墳頭，你也不知道哪個是袁崇煥的。那時牆高著呢，人家就知道我們是看墳的，看廣東義園的。

過了一百五十五年，乾隆皇帝當政以後，發現袁崇煥是個忠臣，一方面他要籠絡人心，一方面他也要標榜他的先祖皇太極善用計謀，這樣他就下詔找人，說誰要找到袁崇煥家裡的人，他願做官，給他官做，他願經商，給他錢讓他做買賣，願意種地，給地讓他種，誰要找到盜頭的，也給予表彰。……

乾隆原來還有題詞呢，是個匾，就在大門那兒掛著。紅衛兵都給砸了。這祠堂是那時候重修的。這是大廳，裡邊還有一個客廳，喝茶聊天用的，客廳比我們大廳還好。我們不在這兒住，在裡院住，房子都是老房子了。

我們家規矩禮節特別重，大祭是清明、七月十五和年三十。祭奠袁大將軍的時候，我伯母他們穿著白，戴著孝，站在棺材前面……那時我家有家譜，還有從明朝就留下來的圖片。到民國時才給立的這碑，吳榮光題的詞，他是廣東南海人。

毛澤東批示保存袁崇煥祠

解放以後清理這些園，我們把三十多間房子、兩個院子，還有買賣，都交給國家了，就恐怕落一個地主的名。那靠什麼生活呢，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在北京成立了一

個廣東保管財產委員會，他是主委，我們那時都管他叫蔡主委，每個月到他那兒，他給我們二百多斤小米。我就記得跟我母親坐洋車包月車，到南新街順德會館，他在那兒住，到他那兒領小米去。到五幾年國家又把房子和地都還給我們了。但後來我們家又把房子交出去了。

1952 年毛主席說要把墳都遷到城外去，我伯父那時還在呢，他就特別著急，就立馬兒找柳亞子、葉公綽、章士釗、李濟深他們這些人，我們都是廣東人哪，我伯父跟他們都像是老世交似的。這四人給毛主席上的書，葉公綽執的筆。5月14日上的書，16日毛主席就批給彭真了。毛主席批示是：「請彭真同志查明處理，我意袁崇煥祠若無大礙，應予保存，毛澤東，5月16日。」當時就把我們這兒給重新修了。

那時一到清明，前三天就有人來把院給壓平了，那真是黃土墊道，清水潑街。中央首長們九點鐘就來，下午三點他們才走，在這兒吃頓中午飯，開個小型的研討會。鄧拓呀，吳晗呀，都來過。我聽說周總理也來過，朱德是每年必到，英雄愛英雄嘛。吳晗是年年來，他是搞明史的，葉劍英也年年來，他是廣東人哪。

我們這兒現在環境不好，這院子根本就面目全非了。1955 年由教育局和人民政府跟我伯父談，說你們的地方特別大，再在這兒蓋一座學校。我們家都是讀書人，我先祖就說過要我們子孫後代讀書，讀書好明白事理，好知道怎樣報效祖國。做人並不難，是做一個好人壞人的問題。所以從明朝到現在我們家都是讀書人。並且我們生在崇文區長在崇文區，也知道惟有崇文區最落後，龍鬚溝不就在我們這兒嗎，淨是抬大槓的，搬大煤子兒的，撿煤核的，拉洋車的，倒水的，都是幹這些的。要提高這些人的素質，就得學習。所以我們伯父就答應了，把我們後院落的一角給了中學。那時我們還在裡邊住呢，我們就從裡院搬到外院去了。

按我們先祖的遺志，是讓我們默默地守墓，不許聲張。為什麼今天都知道這事了呢，就是因為有這場十年浩劫。「文革」紅衛兵打進來了，您說這種情況誰敢說什麼呀。1966年我正在坐月子，半個多月回來，婆母說把袁大將軍的墓給刨了，我趁夜裡偷偷去看了一眼，我心裏就特別難過，我們佘家世世代代守衛的民族英雄，他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光榮，他是為人民死的，為保衛北京死的，北京人為什麼把他給打倒呢？我真不理解。我一個小市民也制止不了，只能在心裏安慰袁大將軍，有朝一日我一定把這墓重修起來。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心裏老是唸唸不忘這件事，如果在我這代，第十七代，把這墓恢復不起來，那我上對不起先祖，下對不起子孫後代。二十多年來我就跑，我哪裡都去，文化部、崇文區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政協、全國政協、統戰部、民革我都去過。凡是能夠幫我恢復這個墓的各界人士，我也都跑到了。因為那時候我是教學的，後來搞儀器，我好幾次到文物局見局長都沒見著，正好有個文物局的人到我這兒修儀器，我就托他帶封信，把我的情況跟他說一說。

有人還誤解我，說你跑是不是為了你們家呀，是不是為了房子呀，如果是為這房子我就不跑了，我就搬走了。我有很好的條件可以搬走的，我那個叔伯哥哥在1970年的時候就搬走了。我有五個姑姑，原來都在我們這院住，後來也搬走了。

我愛人那時候不支持我，不理解我，我們兩人因為這件事甚至都要打離婚了。單位也不支持我，說不知道我為什麼，說人家都為活的，你幹嘛為死的呀，你為袁崇煥跑，他能給你開工資嗎？現在國家能重視你這事嗎？諷刺我的話特別多，現在還有人說我們是看墳的，這就成了雇佣關係了。我也不怪人家，因為人家不瞭解袁崇煥是什麼人，我就得到處找人說去，因此這世上才知道我佘幼芝，我老說我已經違背了我先祖的遺言和遺志了，現在都嚷嚷出去了。

我們守墓守的是一種精神

我由三十多歲就跑，現在我都步入老年了，但我們的祠到現在還沒有恢復。八幾年他們把這兒平了當操場，要把墓遷到龍潭湖，我反對，因為遷走了就失去文物價值了。龍潭湖是個玩的地方，把墓遷到那兒就是對袁崇煥不尊重。中山大學歷史學、人類學、哲學系等十名教授聯名給校長寫信，要求把袁崇煥墓遷到東莞去，登在廣東政協的刊物上，這驚動了北京市的領導。北京也有三十多名市人大代表簽名。

現在我挺高興，今年有望了，崇文區區長正式宣布今年要啟動修繕袁崇煥祠和袁崇煥墓。我從心裏感謝江澤民主席。這是咱們中華民族的事，凡是中華民族的子孫，都有責任來愛護它，有責任替它呼籲，把這個祠給修起來。

採訪我的人可不少，國內的國外的都有，美國的、法國的、新加坡的，還有我國香港、臺灣的。社會各界，政協什麼的也來問，這個墓是不是還守下去呀。我們想，佘家十七代了，很不容易，三百多年的風風雨雨，我們佘家都沒有離開。解放以後這個地方已經交給國家了，房子、地都是國家的，文物已是國家的了。我們只是督促政府重視這件事。

關於接班人的問題，各界人士都希望我們繼續守下去。但是無論是我的孩子也好，我的侄子也好，關鍵是看行動，如果像我們這樣盡心盡意，不為名不為利，那就接班，如果貪名圖利，就沒有這個資格，不能讓第十八、十九代為這個光輝的事業抹黑，要是那樣，不如到十七代就完整地畫上一個句號，就交給國家，結束這三百多年守墓的歷史。再說我們也沒有資格決定讓誰接班。這想法我們考慮了不是一年了，而是很多年了。

我們守墓守的是一種精神，民族精神，民族氣節，還有一種是忠義精神。我們國家偉大就偉大在自古以來的忠義精神。我們兩家把忠、義都給佔上了：袁大將軍忠，佘家義。我總覺得這是一種特殊的遺產，別人的父母都給後代留下錢，金子、銀子、房產、地，我們先祖卻不是，守的是袁大將軍的精神，這就是我們的遺產，是我們佘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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