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西藏問題之我見


要認識這次西藏事件,首先我們必須明確兩件最基本的事實:

在今日中國,人民被剝奪了以和平方式集會遊行表達異議的權利;現在的西藏並不是真正的由藏人自治。

只要我們記住這兩件基本事實,整個事件的大是大非就一目瞭然了。

是抗暴還是暴亂?

這次西藏人民的抗議活動,其參與人數之多,波及地域之廣,實為四十餘年來所僅見。尤其是,這場抗議活動是發生在89年西藏抗議活動遭到殘酷鎮壓之後,發生在八九民運遭到殘酷鎮壓之後,發生在十九年來中共一直強化其鐵血鎮壓措施,發生在兩會期間和奧運前夕,當局實行外鬆內緊的策略,加強控制,連訪民都要大力驅除,把胡佳這樣的人都要逮捕,拉薩本來就是敏感地區,擁有超乎尋常的軍警力量,又是在3月10日即藏人抗暴紀念日這樣的敏感日子(這日子別人記不住,中共決不會記不住),其戒備森嚴可想而知;而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居然爆發了如此規模的抗議,它所揭示的意義就更加重大。

中共聲稱是藏人先暴亂,然後他們才鎮壓。然而,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報導,這種說法也是站不住腳的。

3月15日,西藏自治區公檢法聯合發出第一號公告。公告說,3月14日,一些不法之徒在拉薩有組織、有預謀地採取打、砸、搶、燒、殺等暴力手段。公告敦促組織、策劃、參與14日打、砸、搶、燒、殺活動的犯罪份子投案自首。注意,公告說的是14日。也就是說,連公告也不得不承認,在14日之前藏人並沒有打、砸、搶、燒、殺。

然而我們知道,這次藏人的抗議活動是從3月10日開始的,早在3月10當天海外多家媒體就有報導。這一點中共官方對外也是承認的。據美聯社報導,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在3月11日承認在拉薩出現喇嘛示威抗議活動。這就是說,從3月10日到13日這整整四天間,藏人的抗議活動是和平的。

那麼,在這四天內,共產黨在幹什麼呢?莫非共產黨的軍警也像民主國家的軍警一樣,只是默默地在一邊維持秩序,保護示威者的表達自由嗎?鬼都不相信!

事實上,就連中國政府在接受西方記者採訪時自己也承認,在藏人和平抗議的第一天,他們就拘留了60多個喇嘛(美國之音3月13日報導)。

查看藏族作家唯色的博客和其他多家海外媒體的報導可知,一連四天,藏人都是舉行和平的抗議遊行,當局派出上千名軍警鎮壓,毆打,手持電棒和槍械,使用催淚彈,封鎖寺院,停止供水,關閉周圍的飯店,還大量抓人,等等。這樣,到了3月14日上午,拉薩上百僧人又遊行抗議,遭到軍警阻攔毆打,引起周圍藏人的極大憤怒,上萬藏民捲入抗議,於是激發了一些藏人的暴力行為。

這裡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新華社3月16日發表文章,其中報導了3月10-13日的情況。其中有一句寫的是:"哲蚌寺3名僧人還用刀具自傷肢體並互相拍照,企圖掩蓋真相,混淆視聽。"這句話暗示讀者,這幾名僧人是用自傷的辦法製造假象,試圖讓外界以為他們是被軍警打傷的。但是早在三天前藏人發出的消息裡,人家自己就寫得清清楚楚那幾名僧人是自己割傷自己,可見報導者很誠實,絕沒有製造假象欺騙輿論的意思。藏人的這段報導,國內老百姓看不到,官方一定是看到了的。官方明明知道人家講明瞭是自殘自傷,卻還要說他們是製造假相欺騙輿論想栽贓給軍警。可見,恰恰是官方自己才是在混淆視聽,欺騙國內民眾。

毫無疑問,這次西藏事件,是中共鎮壓藏人和平請願抗議活動在先,一些藏人暴力行為在後;不是暴亂引起鎮壓,而是鎮壓激起"暴亂"。整個事件的因果關係不容顛倒,整個事件的基本性質不容混淆。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3、14事件裡中共的欲擒故縱,空城計,再考慮到在3、14後的一個多月裡,藏人持續和平示威,中共進一步殘酷鎮壓,那麼,整個事件的性質就更清楚了。有的人僅僅根據3、14當天的一段打砸搶燒的錄像,就一筆抹殺此前和此後的藏人抗議的和平性質,而把整個藏人抗議事件定性為暴亂,從而為中共鎮壓和平抗議的罪惡進行辯護,併進而為中共十幾年來、幾十年來在西藏的暴政進行辯護。這種論調無疑是極其錯誤的 

西藏問題的關鍵是自治

這次藏人抗議,中共方面不由分說就扣上"達賴集團幕後指使"、"搞分裂"、"搞藏獨"的罪名。這種指控或許能矇騙國內一些不明真相的民眾,但對國際社會則毫無效力。正像達賴喇嘛說的,他已經像唸經一樣不知說過多少遍他主張"中間道路",不要求西藏獨立,只要求真正的自治。中共意識到,它若像過去那樣壓根否認達賴的"中間道路"主張恐怕已經不大行得通,於是就轉而對"中間道路"展開批判。

3月29日,新華社發表文章,題目是《達賴"中間道路"就是要"西藏獨立"》。文章說,達賴集團宣稱的"中間道路",其內涵和實質與"西藏獨立"主張是一回事,即都是要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文章又引用一位藏學研究中心的學者的話,說"真正自治"是達賴集團西藏獨立"三部曲"戰略中的重要一環,即第一步通過談判先回到境內來;第二步是通過"真正自治"取得政權;第三步是通過"全民公決"最終實現"西藏獨立"。顯然,這兩種說法是彼此矛盾的。按照第一種說法,"真正自治"實際上就是"獨立";而按照第二種說法,"真正自治"只是實現"獨立"的跳板,這就意味著"真正自治"本身還並不是"獨立"。後一種說法本身就否定了前一種說法。

要認識今日西藏問題,我們首先要問的是:今日西藏是真正的由藏人自治的嗎?答案無疑是否定的。今日西藏並非真正的由藏人自治,正如同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既不真正是"人民"的也不真正是"共和"的。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決不是什麼反對西藏獨立反對分裂祖國,而是促進藏人自治的真正落實。即便你懷疑或認定達賴喇嘛有獨立的意圖,那畢竟還只是一種意圖;而西藏的假自治則是半個世紀以來的嚴峻事實,因此你也該把反對假自治,支持真自治放在首位。如果你對假自治的嚴峻事實不聞不問,不支持真自治的合理主張,卻在那裡高呼反獨立反分裂,客觀上不就是在維護假自治、不就是在支持中共一黨專制嗎?

達賴喇嘛明確提出:"西藏政府應設於拉薩,應該有一個經民選的行政長官、一個兩院制的立法機構和獨立的司法體系。"按照中共的說法,這就是"否定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就是不要黨的領導,所以決不接受。可見,西藏問題的關鍵,達賴喇嘛與中共當局之間的主要矛盾,不是維護統一與分裂國家的問題,而是藏人民主自治與中共一黨專制的問題。

再談幾句西藏自治

國內有位網友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省?什麼是自治區?"這個問題提得很好。自治區倘若和省沒有區別,憑什麼還叫自治區呢?另一位網友回答說:"省就是黨治,自治區就是黨狠狠地治。"撇下這個辛辣的諷刺不談,我們再講幾句西藏自治的問題。

1992年,臺灣清華大學校長瀋君山會見江澤民,談到一國兩制問題。瀋君山說:"西藏倒是應該行一國兩制"。江澤民回答道:"說法是對的,不過現在路已經走過來,不能再回過頭來在西藏搞一國兩制了"。可見,中共領導人其實很清楚,西藏是應該真正自治高度自治的。事實上,中共與藏人在1951年簽訂的十七條就是一國兩制。

1951年5月23日,中共當局與西藏政府代表團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17條協議")。其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西藏政府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一是中國政府認可西藏的特殊地位,規定西藏有高度的"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西藏原有政治制度不變;達賴喇嘛固有地位的職權不變,各級官員照常供職;不強迫西藏改革;保證宗教自由等等。應該說,這是中共最早搞的一國兩制。所以不少人建議,中藏談判可以回到十七條,也就是回到一國兩制。

江澤民承認"西藏應該行一國兩制"這種說法是對的,但他認為"現在路已經走過來,不能再回過頭來在西藏搞一國兩制了"。這是什麼意思呢?既然走了幾十年的反資本主義、反資本家的路,都可以再回過頭來搞資本主義、還讓資本家入黨、很多共產黨自己就帶頭成了資本家,為什麼西藏就不能再搞一國兩制了呢?很簡單,因為共產黨已經在西藏建立起一黨專制,如果讓藏人自治,共產黨對西藏的一黨專制就保不住了。這才是中共拒絕達賴喇嘛關於西藏實行真正自治的最根本的原因。

這次西藏事件震動全球,海內外中國人也都表示關注。但我要指出的是,很多中國人--我這裡主要是指漢人--其實對西藏問題一向是不大關心的,因此很缺少相關的知識。我問過一些八九民運的參加者,我問他們在八九民運期間,是否注意到那一年三月份在西藏發生的抗議與流血事件,大部分人說當時他們沒留意,有的甚至不知道。我在過去對西藏問題也不關心,知道的訊息也很有限。只是到了海外,特別是參加了民運,才增加了對西藏問題的關心。在海外這麼多年,我閱讀過許多有關西藏問題的書籍文章,參加過很多次有關西藏問題的討論會。然而我發現這些書籍文章和會議的華人讀者和聽眾數量都很小。達賴喇嘛幾次來紐約公開講演,聽眾如山如海,但其中絕大部分是洋人,華人極少。因此我相信在這次西藏事件中很多華人之所以作出不理性的反應,主要並不是出於愛國,而是出於無知。儘管很多人在很多問題上都能擺脫過去共產黨宣傳灌輸的束縛而持有批判性的眼光,但那通常只限於他們感興趣,因此下過功夫,進行過獨立思考的問題。一般人對西藏問題沒下過這樣的功夫,平時對這個問題沒進行過獨立的思考,一遇到發生大事,過去共產黨宣傳灌輸的那套東西就自動冒出來了。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很聰明的人在西藏問題上卻很糊塗的原因。

相反,凡是對西藏問題有著較長時間的認真關注的人(這中間也包括後來的我),雖然彼此之間也有很多分歧且爭論不休,但是大家的共識也很強:幾乎沒有人認為中共現行的西藏政策是符合藏人意願的。尤其是在如何解決西藏問題這一點上,我們彼此之間的最大公約數是:請達賴回藏,讓藏人自治。

中共說,讓達賴回西藏實行自治,就是復辟萬惡的農奴制。這話不對。過去西藏的制度到底怎麼樣,不是沒有爭議的。記得在文革期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聽根紅苗正的老貧農憶苦思甜,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可是講著講著就控訴起三年大飢荒的悲慘,就說起舊社會地主東家的好處來了。八十年代初,達賴喇嘛的一個代表團獲准回到西藏參觀。事前有中共官員給藏民打招呼,告訴藏民見到這些昔日剝削壓迫你們的貴族老爺要保持克制,不要扔石頭吐唾沫。殊不知達賴代表團的到來竟吸引了遠近大量藏人的朝拜,許許多多的藏人,包括許多翻身農奴,見到達賴的人就哭訴他們前些年受的苦,表達對達賴的殷切期盼。問題不在於舊西藏到底如何,因為這一頁歷史已經成為過去。假如說我們相信大飢荒和文革的災難不會重演,那麼我們憑什麼又認定達賴一回來,藏人一自治,西藏就會復辟農奴制呢?你共產黨能與時俱進,人家藏人就不能麼?其實,藏人的進步非常大,比中共大多了。無論是在他們的各種綱領文件中,還是在他們的達蘭薩拉流亡社區的具體實踐中,你都可以看到這種進步。他們既能保留自身悠久的獨特傳統,又能接受普適人權的現代文明觀念。

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

考察中共在香港和澳門實行的一國兩制,再考察中共對臺灣提出的一國兩制方案,我們可以發現,達賴提出的真正自治、高度自治並沒有什麼過份之處。

例如移民問題。達賴強調,絕不是要趕走漢人,漢藏混居可以,但應該從保護西藏傳統文化的角度出發,對漢人的遷入合理限制。這應該是可以理解的。既然香港和澳門的特區政府可以對內地人的進入和定居設立某種門檻,為什麼西藏就根本不可以呢?

香港九七回歸前夕,有人問回歸後中共是否在港駐軍,耿飈說不駐軍,被鄧小平斥為"胡說八道"。不過到目前為止,中共在香港的駐軍主要也是象徵性的。中共並沒有在香港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香港警備司令部或香港軍區。中共給臺灣開出的條件更寬。中共向臺灣許諾,實行一國兩制後的臺灣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軍隊。達賴明確表示讓北京擁有國防和外交的權力。藏人提出的高度自治要求,無論如何都並不比中共許諾給臺灣一國兩制的更高。如果臺灣人接受中共的許諾就算是實現統一,那為什麼西藏提出類似的要求就要算分裂算獨立呢?根本講不通嘛。

在經濟建設和資源開發的問題上,達賴的態度是積極的,只是他比較強調環境保護和資源分享。至於所謂"大西藏"問題,也不像乍一看去得那麼過份。達賴說的"大西藏",主要是指現今中國版圖上的西藏藏族自治區和附近省份的藏族自治州縣,也就是中共方面也曾經同意由藏人自治的地方。需要提醒的是,這應是達賴的"討價",並非沒有妥協的餘地。這一點,曾經在西藏生活多年,就西藏問題發表過多篇文章與專著的徐明旭先生早就指出過了。

在去年3月10日於紐約舉行的第三屆國際漢藏對話會議上,我在閉幕詞裡說,自治的地方大小不是最重要的。只要實行真正的自治,地方小一點也可以,那都是了不起的勝利,其影響不可估量。與會的藏人和漢人都對我這一發言給以熱烈的掌聲肯定。所以,歸根結底,西藏問題的關鍵是自治。

至於有人說,達賴會把"自治"當作日後搞"獨立"的跳板,因此,為了防止日後搞"獨立",現在就不能允許人家搞"自治";這在道理上是講不過去的。這叫因噎廢食。既然假自治是錯的,真自治是對的,你就該允許人家搞真自治。你不能因為擔心別人日後有可能搞獨立,就在現在反對人家搞真自治而繼續維持假自治。

從情理上講,如果藏人得到了真自治,那只會弱化、而不會強化他們搞獨立的願望。事實上,藏人的獨立願望大多是在其自治受到威脅和侵犯的情況下逼出來的。例如在1949年3月,中共大軍節節勝利,大陸江山垂手可得,當時的西藏內閣大臣致信美國國務卿,請美國助其加入聯合國。信上說:"眾所周知,由於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對立,西藏與中共無法共存,為了抵制共產主義的侵略和保護我們的獨立和自由,我們認為,西藏必須在聯合國大會上獲得成員國資格的承認。"1959年的西藏暴動則是由於中共在一些藏區開始"社會主義改造"而引起的。藏人知道自己力量弱小,如果不是他們的自治受到嚴重的威脅或侵犯,如果他們能夠得到真正的自治,何苦要冒慘重失敗的巨大風險去搞獨立呢?

畢竟,西藏不比臺灣,它既沒有海峽天塹護衛,又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環境,外國勢力很難進行實質性的干涉。除非它的處境特別悲慘,足以引起國際社會一邊倒的巨大同情,才有可能靠著國際社會的壓力迫使中共有所收斂。假如在中共允許西藏真正自治的情況下,藏人還要鬧獨立,那就很難獲得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持,因此決無成功的可能。所以我們可以相信,一旦藏人獲得真正的自治,他們是不會把它當作跳板進而追求獨立的。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中共允許香港真正自治?香港至今仍保有言論自由,立法局是民選產生的,特首好歹也要通過間接選舉,未來還會直接選舉。中共並沒有給香港空降黨委書記。在香港,共產黨甚至沒有以黨的名義參加選舉。中共能允許香港自治,為什麼不允許西藏自治呢?

是的,從理論上講,中共能讓香港自治,沒有理由不讓西藏自治。最近達賴講話也舉到香港的例子,更顯出中共在西藏問題上的蠻橫無理。但實際的問題是,香港本來就沒有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共產黨的幕後運作暫且不論),而西藏卻是從1959年至今都是處在共產黨一黨專制之下。中共的邏輯是:我原先沒有的,可以暫時不強求;我原先就有的,決不能放棄。專制權力的本性是擴張。在最死硬的中共專制者那裡,一口吃不下的東西,可以一口一口地吃掉,但你別指望他會把吃掉的再吐出來。即便在不那麼死硬的中共領導人那裡,權力也是不能退讓的。這就是江澤民說的"現在路已經走過來,不能再回過頭來在西藏搞一國兩制了"的原因。中共擔心的是,如果藏人可以贏得真正的自治,如果中共一黨專制可以從西藏退位,那為什麼其他少數民族不可以真正自治、為什麼廣大漢人不可以真正民主,為什麼中共一黨專制不可以從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從廣大漢人地區退位呢?這再次證明西藏問題的關鍵是自治,中共拒絕西藏自治的原因是它拒絕放棄它的一黨專制。

歷史的新拐點

去年年初,中共恢復了中斷多年的和達賴代表的談判。藏人對之抱著深切的期望。在去年3月10日的漢藏對話會議上我表示,我們支持達賴喇嘛提出的以對話方式和平解決西藏問題,在西藏實行真正自治的主張。但是我又表示對中藏談判是否能取得積極成果不敢樂觀,因為很難相信中共方面會接受藏人真正自治的要求。我強調說,如果對話不能取得成果,那必定是中共拒絕真正自治。我們要讓全世界,讓全中國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是中共拒絕西藏實行真正的自治,所以才造成對話的破裂。中共必須為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承擔責任。

整整一年過去了,果然不出我們所料,中共再一次無理中斷了和達賴代表的談判。達賴的和平與溫和路線再一次遭受嚴重的挫折。在過去的一年裡,藏人不但很少有誰再提獨立的口號,甚至停止了很多例行的對中共的抗議活動。然而這種善意並未換來中共的任何讓步,反而招致了更嚴厲的打壓。這勢必會刺激起一些藏人採取激烈的方式抗爭。其實,中共當初同意與達賴談判,本來就是一場騙局,其目的是拖延時間。早在十幾年前海外的討論中,人們就看清了中共的如意算盤。那就是拖到達賴去世,然後,他們再推出一個他們中意的達賴--就像他們已經推出了一個他們中意的班禪一樣。與此同時,中共將進一步嚴厲打擊藏人的反抗運動,並把一些藏人的暴力反抗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這樣,中共就能極大地削弱藏人的反抗力量。很多藏人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危險。他們發現,如果他們不在達賴健在的時候展開更具規模的抗議,如果他們不利用北京即將舉辦奧運的時機展開更激烈的鬥爭,從而最大限度地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他們也許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這次藏人抗議活動震驚世界,國際社會的反響空前強烈。這對中共構成了巨大的壓力。如果中共能作出讓步,自然很好,簡直太好了。但更大的可能是,中共將繼續以往的政策和策略。中共領導人們會想:"六四"那麼大的國際壓力不是也頂過來了嗎?今天的中共,不是比十九年前更強大了嗎?接下來事態將如何發展是不難想見的。問題是,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國際社會又將會如何動作?

西藏事件的爆發,以及此後圍繞著奧運聖火傳遞而發生的衝突,一方面激起了國際社會罕見的強烈反應,另一方面也引出了海內外部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狂潮。我給民族主義打上引號,因為這裡的民族主義太不真實,太少底蘊,因為太有選擇性因而太沒原則,因為太機會主義因而太是"做戲的虛無黨"(魯迅語)。但是它還是給人以震撼: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中國到底怎麼啦?中國在滑向什麼道路?

我曾經多次指出,自六四之後,中國的改革就走上歧途。一般人只看到中國經濟的飛速增長與迅猛發展,他們沒有注意到這種增長和發展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與極端的不公正之上。這樣的經濟發展非但不能導向政治的自由民主,反而會成為自由民主的障礙。聽任中國沿著這樣的軌道走下去,我們將面對一個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驕橫,並且更加強大的專制政權。這樣的政權對人權、民主與正義等價值更加蔑視,對人類的自由與和平更具威脅性。我承認,在眼下爭取自由民主,阻力很大,風險不低;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的是,如果我們推遲抗爭,只會使阻力更大,風險更高。

遺憾的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我們這種聲音未能受到足夠的重視。許多人為眼花繚亂的中國模式、中國奇蹟而搞得頭暈目眩,想入非非。儘管說此前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察到他們原來的看法是有問題的,恐怕是需要修正的,但是,重大的變化常常離不開某種突發事件的刺激。這次西藏事件和奧運聖火事件就起到了這樣一種作用。它勢必激起一切愛好自由與和平的人們--包括國際社會,包括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中國人,包括中共黨內殘存的開明人士--的高度警醒。我們似乎可以說,自此以後,中國就變得不一樣了,世界就變得不一樣了。歷史來到了一個新的拐點。一場決定人類命運的自由與暴政的鬥爭正在徐徐拉開序幕......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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