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帝國末日的預言

作者:雪珥 發表:2009-08-06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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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春夏之交,日本前首相、時任朝鮮統監的伊籐博文發出了一個驚人的預測:3年之內,中國將爆發革命。

這位日本傑出政治家儼然就是一個精準的政治巫師:兩年半後(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又過了4個月(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遜位,中國終於在一場流血並不嚴重的"革命"中,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



伊籐博文提醒說:"貴國土地遼闊,統一甚難,辦理憲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棄權利,然地面太大,亦易為人傾覆,我為此事,極為貴國憂慮。不怕貴國見怪,此事艱難異常,一時恐難辦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貴國政府防範雖極嚴密,然萬一發生,於國家即大有妨害。"

日本預測大清末日



伊籐博文是在會見英國駐日公使竇納樂(Claude M. MacDonald)時,做出這番預測的。當時,伊籐博文剛陪同大韓帝國皇帝,分兩次巡視了朝鮮南方和北方,因傷風而回到日本,在瀨戶內海著名的道後溫泉休養,而竇納樂即將回倫敦休假。竇納樂在甲午戰爭後到庚子事變期間,一直擔任英國駐華公使,隨後與駐日公使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 )兩人對換,因此,對東亞的局勢相當熟悉和瞭解。被深深震撼了的竇納樂,將這些會見情況都向英國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做了詳細的書面匯報。

伊籐博文認為,中國的各種政治勢力都忙於爭奪權勢,而最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過於衰落,其權威蕩然無存,而"各省咨議局被賦予了太大的權力",這些咨議局對地方督撫形成了巨大的牽制,進一步加劇了地方的離心傾向。

當時,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極為高漲,要求從列強手中收回利權的運動此起彼伏,但曾經主導了日本挽回利權運動的伊籐博文,顯然對此大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是要處理好內政,然後才能對外收回利權。伊籐博文以日本為例,向竇納樂指出,"慎重和調和的政策"對於中國來說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對此表示贊同。他憂心忡忡地告訴竇納樂,中國的事態令人不安,"憲法、國會、資政院這些東西本身雖是極好的,可是要使一個國家能運用它們,必須要做許多準備工作,"而中國顯然並沒有足夠的準備,"中國現在實在走得太遠,會出毛病的"。

半年之後,已經改任日本樞密院議長的伊籐博文,最後一次到訪中國(請參閱本專欄《哈爾濱的槍聲》及《日本常青籐的枯落》)。他在拜會東三省總督錫良、奉天巡撫程德全時,再一次表達了同樣的擔憂。伊籐博文說:"中國初辦憲政,一切正在艱難,民意斷難即恃,更不可妄恃強力。貴國現在熱心主張收回權利,收回權利固屬好事,然不知收回權利尤須能保此權利不更為他人侵害。若徒將權利主張收回,而不能實保權利,則旋收旋失,徒然無益。一切機關俱不完全,則尚非真收回權利。此次我系旁觀之人,故特反覆言之,尤願貴國以後千萬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觀念。"

伊籐博文還提醒說:"貴國土地遼闊,統一甚難,辦理憲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棄權利,然地面太大,亦易為人傾覆,我為此事,極為貴國憂慮。不怕貴國見怪,此事艱難異常,一時恐難辦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貴國政府防範雖極嚴密,然萬一發生,於國家即大有妨害。"

3天之後,伊籐博文在哈爾濱遇刺身亡,這段逆耳之言成為他對中國的政治遺言。



大清國對基層政權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運動與中國固有的"馬鈴薯"分離狀態相結合,"紳權"極度膨脹,"土豪劣紳"就在這種改制和轉軌的空當中蓬勃發展,並在今後的半個世紀中,史無前例地成為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大的鄉村社會動盪不安的主要根源。

沒有舵手的航船



在幾乎所有西方列強都對大清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表態支持、同時大撈好處時,日本是唯一潑冷水的一家。當時的日本,依然忙於消化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兩大勝利果實,最需要維持東北亞地區的現狀。日本人直白地表示:安定團結、循序漸進才是大清國一切改革與發展的基礎,在政治體制上的激進變革,將令中國崩潰。

儘管日本人主要為了自身利益,但日本人的擔憂如同伊籐博文的預測一樣,都在後來的歷史中應驗了:大清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打開了要求政權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僅沒有成為凝聚民心的旗幟,反而成為社會分化、地方分離、族群分裂的加速器。

大清國的改革抉擇,對於執政者來說,相當艱難:內憂外患,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條,這在甲午戰爭後,尤其在經過極右(戊戌變法)和極左(義和團)兩場大風波後,已經成為共識。但問題是,改革與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種推翻,更是一種建設,這就需要在"變"的同時必須保持"穩",否則就成了一種革命。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面,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即推進平等和進步,但其路徑要求卻有一定的矛盾:經濟的發展需要進一步的權力集中,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政治的發展則要求不斷的權力分解與分享。這其中,分寸、角度、時機的拿捏,在在都是對改革者的嚴峻挑戰。從開始於1901年的新政,尤其1906年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大清國的中央領導層日益陷入兩難處境:一方面,政治上不斷地分權、放權,嚴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財政、組織人事等方面的調控手段,很多好的設想難以推行,或推行後嚴重走樣(參閱本專欄6月8日《"爛尾"的仁政》);而另一方面,在日益激進、且不需要考慮全局行政問題的地方立憲人士看來,改革的膽子依然不夠大,步子依然不夠快。

更為嚴峻的是,自鎮壓太平天國以來,大清政府為了應急而打開的放權閘門,難以關上,地方不僅在一般行政上獲得了巨大權利,甚至也干預過問軍事、外交等代表國家主權、理應掌握在中央手裡的"禁臠",歷朝歷代最為忌諱的"問鼎",在大清國似乎成了普遍現象。在權威資源日益枯竭的情況下,中央雖對改革的節奏、步伐有著相當成熟(未必完善)的考慮,比如設定了預備立憲的時間表,但卻不得不俯就民意的要求,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跑步前進。

最為關鍵的問題在於,這種日益激進的改革民意,其實只是地方實力派或其他政治群體要求分享權力的幌子,"政治上壘"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動聽的憲政訴求異化成為爭奪權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從公共領域的每一次撤退,並沒有帶來理想狀態的"國退民進",而是表現為"(中)央退地(方)進",權力的運作依然是集權和專制,無非是集權者的尺碼從中央的"XXL"(特大號)換成了地方的無數"S"(小號);甚至在不少地方和不少領域,表現為"白退黑進",一些特殊小集團迅速佔領了中央的權力失地,不少地方甚至出現了基層政權"黑幫化"的傾向,大清國對基層政權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運動與中國固有的"馬鈴薯"分離狀態相結合,"紳權"極度膨脹,"土豪劣紳"就在這種改制和轉軌的空當中蓬勃發展,並在今後的半個世紀中,史無前例地成為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大的鄉村社會動盪不安的主要根源。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大清國這條"泰坦尼克號"沒有了舵手,冰山還有多遠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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