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見實話 中共元老憶歷次政治運動

2011-05-08 12:00 作者: 任仲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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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仲夷,中共元老,歷任中共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遼寧省委第一書記(1978年—1980年),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80年—1985年),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搶救運動」初受「左」害

1943年11月間,我和李爾重被調到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我被留在冀南行署辦的整風學校任黨總支部書記,李爾重被留在冀南軍區辦的整風學校。我在學校工作不幾天,就看到中共中央的電報,說延安在整風運動中發現了特務,經過揭發鬥爭,有些敵特「坦白交代」供出了很多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和「托派」。中央在電報上說,在「搶救運動」(這時,「整風運動」已被叫做「搶救失足者」的「肅反運動」)中搞出了這麼多特務,並創造了許多經驗(如「大會圍,小會攻」,「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等),中央表示很高興。當時,我的思想主要是感到吃驚,但對黨中央、毛澤東還是深信不疑的。

一個多月後,我和李爾重同時被調到北方局黨校去參加「整風」學習。大概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整風學習,主要是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在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方面,的確有些收穫。但為時不久,就開始了「搶救失足者」。那時,每個人都要寫自己的歷史,交代自己的問題,要求是「對黨一條心,不能半條心,更不能兩條心」。審查者對每個人歷史的各個關節都要進行審查和質問,被審查的人如果答覆得不滿意,就被懷疑甚至肯定為有問題,就對他們進行所謂「搶救」。而在白區工作過的幹部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是被懷疑和「搶救」的重點對象。這時,我的內心就開始有了疑問。特別是當黨校全體學員參加了北方局機關在「麻田」(在左權縣,中共中央北方局所在地——編者注)召開的「坦白」大會,看見搞出了那麼多的「特務」和「內奸」,我對「搶救失足者」運動就產生了更大的懷疑。之所以產生疑問,是因為在許多問題上,在通常的情理上,我覺得有很多問題,不能不使人懷疑。

在審查一個人的歷史時(被審查者大多是黨的高、中級幹部),對許多問題表現主觀、片面、無知,特別是採用「逼供信」,甚至採用了不人道的極為殘酷的辦法,我認為都是錯誤的。在我被「搶救」時,「積極份子」們對我搞「車輪戰」(輪班對我進行晝夜盤問、逼供),曾在一個月中,只讓我斷斷續續地睡了幾個小時的覺(每次只叫打幾分鐘的盹)。在我被「車輪戰」式「搶救」折磨時,黨校負責人楊獻珍同志曾「勸說」我徹底「坦白」。我向他建議說:「希望黨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說:「黨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說:「我相信黨。」他說:「黨認為你有問題!」我說:「我相信毛澤東。」他說:「毛澤東認為你有問題!」他還問我:「你知道你呆的這是什麼地方嗎?」我說:「是北方局黨校。」他說:「什麼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的特務機關,後來音譯為‘克格勃’)!」我聽了這話,感到十分震驚,腦子像炸了一樣。說實在的,我到現在對楊獻珍同志仍十分敬重。他是我們黨內知名的哲學家。……在當時的那種氣氛下(可以說是「紅色」恐怖),我沒有發現一個挺胸反抗者,楊獻珍同志也不可能例外。後來,楊獻珍同志在哲學上提出「合二而一」的觀點,因為不符合毛澤東同志的「一分為二」的論點,而受到嚴厲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飽經折磨。自我黨建黨以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路線鬥爭、政治運動如此之多,很多人既整過人,也挨過整,包括我自己在內,也是如此。可惜的是這個歷史教訓並未得到認真的吸取,使之真正成為寶貴的經驗。這次「整風」「搶救」,我在太行山北方局黨校呆了一年半時間,過了一年半被逼供、被「軟禁」的生活。……也許是由於「搶救運動」在我心上的烙印太深吧,對於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對於運動中的某些「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我在思想感情上往往有些反感,而沒有與人鬥爭其樂無窮的感覺。

關於土改、鎮反、三反五反

首先是建國前後的土地改革運動。我認為土改運動是必須的,但有些過火的「左」的做法是不應該的。譬如把富農和地主同樣看待,並和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劃在一起,統稱「地富反壞」(反「右派」後又加上「右派份子」,叫做「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黑五類)。有的地方在土改中把每個村的人都帶上紅(貧雇農)、黃(中農)、白(地主、富農)三色布條,一切由貧雇農說了算,各村農會都可以私設「刑堂」,對地富分子實行嚴刑拷打,生殺予奪。我覺得這都是不必要的「左」的做法。1950年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共和國誕生之初,在各種敵對分子的反革命活動相當猖狂的時候,對反革命分子進行嚴厲的打擊,也是完全應該和必要的。毛澤東提出的「首惡必辦,脅從不問」,「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殺可不殺的不殺」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但在具體執行中,在不少地方仍有「逼供信」的現象,因而錯捕錯殺了不少人。

1951年到1952年初的「三反、五反」運動,反對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等以樹立廉潔良好的社會風氣,也是十分必要的,問題是在很多地方又重複了「搶救運動」中「大會圍,小會攻」、「車輪戰」等「逼供信」的錯誤做法,製造了不少冤假錯案。當時我在旅大市委當秘書長,我曾多次向市委領導和幹部們提出,運動中一定要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定要強調重證據,特別要重物證。不能輕信口供,絕對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車輪戰」、體罰和各種威脅、恐嚇的辦法。我的這些意見,當時旅大的市委第一書記歐陽欽是完全同意的。主管幹部和紀律檢察工作的組織部長胡忠海和我的意見也是一致的。但是,我的這些意見卻遭到東北局工作組的反對。他們把旅大的問題看得很嚴重,說旅大這個地方,「山高林密,虎多而肥」(當時把貪污1萬元以上的稱為「大老虎」,貪污5000元以上的稱為「中老虎」,貪污1000元以上的稱為「小老虎」)。他們認為我在運動中思想「右傾」,把我從旅大市調到黑龍江省(當時叫松江省)。在調離前的鑑定會上,東北局工作組的一位同志給我下的結論是:「任仲夷的思想在運動中表現右傾,從思想體繫上說,是右的體系」。

終身感到內疚和悔恨的

1954年,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也牽連和冤屈了一些好同志。使我終身感到內疚和悔恨的,是對李常青同志的批判。李常青同志當時是哈爾濱市的市委第一書記。他工作兢兢業業,生活艱苦樸素,缺點是工作上有點家長式領導的作風。總的來說,是一個好同志。由於工作上與高崗有些聯繫,便被誣指為高崗線上的人。當時我任哈爾濱市委第二書記,東北局一位負責同志親自打電話給我,說李常青的問題非常嚴重。因此,李常青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錯誤的批判。對此,作為市委第二書記的我是負有很大責任的。後來,李常青同志被調到教育部任司長,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份子」,下放到內蒙古去勞動改造。在一次騎自行車時,遇車禍不幸身亡。一個奮鬥幾十年的老同志,就這樣落得非常悲慘的結局!對於李常青同志的不幸遭遇,我一直有一種沈重的負疚感,對他的悲慘遭遇,比我自己在「搶救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折磨和迫害,更加感到痛心。這是我心上一個永遠難以癒合的傷口。

反右當中的「滔天罪行」

1956年9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我對黨的「八大」是衷心贊成、完全擁護的。特別對於「八大」報告中提出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基本結束,今後的任務是向大自然作戰、搞經濟建設,我從心眼裡高興和擁護。對於「八大」之前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和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也是非常贊成的。因此,在「八大」以後,我覺得心情特別舒暢,對工作幹勁倍增。全國也是一片歡騰,幹部、群眾的積極性空前高漲。

可是,好景不長,「八大」閉幕以後,毛澤東又在青島會議上作了內部講話,提出和「八大」決議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國內的主要矛盾。這樣,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疑慮,「八大」決議還算不算數呢?但心裏還是想:毛澤東和黨中央總是正確的,這種重要提法的改變,一定是經過集體討論的。只有一個問號:這麼重大的問題,為什麼不召開黨代表大會呢?至少要由中央全會作出決定。我萬萬不會想到,這是毛澤東個人決定的。

1957年「反右派」鬥爭,我在哈爾濱市任第一書記,我也抓過「右派」,整過人。當時我對毛澤東所講的「引蛇出洞」的做法雖有疑慮,但總的來說,還是忠實執行了毛澤東、黨中央的指示的。按我個人的水平和膽識,當時不可能不按上級的指示辦。但由於我對那種做法有疑慮,因而也做了一件違反黨的紀律和組織原則的事。當我看到中央下發的就要掀起抓「右派」的絕密文件後,我擔心如果市委、市政府黨員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不瞭解中央的意圖,怎能領導好這次運動呢?所以,我未經報告省委和中央,擅自把《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兩份文件在黨員副局長以上幹部中進行了傳達,並要他們絕對不要再往下傳達。由於這些幹部瞭解了中央意圖,所以在鳴放當中都比較慎重,這樣,在市委、市政府黨員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就沒有出一個「右派」。我的這一行動,在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上來說,完全是錯誤的,但是卻使那次抓「右派」的運動沒有擴大到市委、市政府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這也算起了點保護幹部的作用吧?「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揭批我在「反右派運動」中,使哈爾濱市副局長以上的幹部中的「大右派」都漏了網,我也「罪責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

廬山會議後,整過一個「反黨集團」

在1959年發起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中,我也是一個忠實執行者。對於當年召開的廬山會議,黑龍江省是第一書記歐陽欽、省長李範伍參加的,我在那時只能從歐陽欽回來的傳達和中央的文件中知道一些情況。我記得,大概是廬山會議閉幕以前,哈爾濱正在召開市黨代表大會。我在大會上代表市委作的報告,關於反對浮誇風、瞎指揮風,反對主觀主義等,還是有一定份量的。這本來是對的。但在那次大會閉幕的前兩天,我聽到廬山會議關於反右傾的信息,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為使大會代表和領導幹部有反右的思想準備,我在大會閉幕之後,未等代表散去,馬上又召集參加和列席會議的原幫人馬,開了一個幹部會議,作了一個講話,把廬山會議反右的精神加了進去。市黨代大會通過了市委的報告,並形成了決議。市委第一書記緊接著又在幹部會議作了一個相反的「重要講話」,這確實是極少見、極反常的。但在當時,我只能和只好那樣做。緊接著,一個「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在全黨、全軍、全國開展起來。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像全國一樣,也揭批出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錯誤的人。甚至,哈爾濱市委,也像許多地方一樣,搞出一個所謂的「反黨集團」。這是在一次市委擴大會議上,由於過火地錯誤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根據錯誤的認定,並經省委同意的。我作為市委第一書記,對於受到冤屈的同志,負有重要的責任。1962年初,中央召開了7000人大會,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提出,對於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凡是過了火的,採取一攬子解決的辦法,一風吹。這樣,這次運動中受到處分的,比之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要幸運得多了。在一風吹中,做平反的工作,對我來說,比之揭批的時候要主動積極得多。給人平反,向人道歉,我心情是高興的,唯恐做得太慢了。7000人大會後,我一回哈爾濱就抓緊平反工作。在市委召開的平反大會上,我公開進行了檢討,並向受冤屈的同志賠禮道歉。對其中有代表性的幾個人,我還親自到他們家中去賠禮道歉。只是對於那個錯定的「反黨集團」,因為比較複雜,沒有隨著「一風吹」及早平反,後因「文化大革命」,又拖了幾年,是我至今感到遺憾的事。

關於「四清」和「文革」

1963年至1965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認為劉少奇同志的做法有些「左」(集中體現在「桃園經驗」上),對於把農民養幾隻雞生幾個蛋,當作資本主義尾巴來割,也有不同的看法。1964年中央開會討論制定「二十三條」時,我還誤以為毛澤東在糾正劉少奇同志的「左」,沒想到毛澤東是認為劉少奇「右」。結果「二十三條」比劉少奇更「左」,最後「左」出個「文化大革命」。「二十三條」中提出的「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開始時,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怎麼也不會想到劉少奇會被定為中國共產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怎麼也不會想到我自己也成了哈爾濱市的最大走資派!至於1966年開始長達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對於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我們的人民造成的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嚴重災難,凡是經歷過的人都有刻骨銘心的切膚之痛。黨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已經作出了正確的結論:「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是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

兩個願望

我之所以回憶這段歷史,無非是有兩個願望:第一,是想讓大家全面認識一個真正的任仲夷。我不是像有的同志所說的那樣,「思想一貫右傾」,我也有「左」的時候。我也不像有的同志想的那麼好,我有不少嚴重的缺點和錯誤。在政治運動中,我既挨過整(主要是「搶救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也整過人。由於長期處於省市領導的地位,整人的時候更多一些(雖然我一直反對主觀主義和「逼供信」的做法),我願趁此機會鄭重地向被冤屈的同志和他們的親屬,表示沉痛的悔恨和誠懇的道歉。第二,是想提醒人們勿忘歷史的教訓。至於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則宜細不宜粗。對歷史的錯誤分析得越透徹、越準確,取得的教訓就越深刻,越能防止我們重蹈歷史的覆轍。人們常說,時間是公正的,歷史是無情的,許多歷史事件,包括新中國成立前的一些歷史事件,是要經過時間的檢驗、歷史的鑒別,才能得出公允的評價。吾老矣,這樣的任務,只能期待於21世紀的歷史學家了。

来源:大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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