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紅衛兵，受命造反的青春暴力

作者：何懷宏發表：2012-01-18 13:00

但凡存在過的，都會留下痕跡，區別只是何種痕跡。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距今天已經44年了，但它對社會和個人的影響並沒有消逝。我也一直關心這代人的歷史命運，並嘗試勾勒「紅衛兵」的一些思想和行為特點，或者還可看看他們是否已離我們真正遠去。對其中一些事情的敘述和看法，自然是到文革結束、且有了相當的距離之後，接觸了許多文獻資料和研究著作才瞭解和明白的，同時也糅入了自己的一些直接觀感——當然，主要是從一個普通的外省紅衛兵的角度觀察。

「紅衛兵一代」大致可定為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進入中學，到這一年尚未畢業離校的大學生，也就是說，大致是從1944年生人到1954年生人。一般認為，紅衛兵真正佔據時代舞臺，起到某種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吒風雲的，主要是在文革的頭兩年，後面其實就只是一些餘波了。

我可以算是「紅衛兵一代」的尾巴。文革開始的1966年，12歲的我剛從江西南昌縣城的小學畢業分配到蓮塘中學，正是開始懂事的年齡，但還不是直接行動的年齡，是一個運動邊緣的旁觀者。1970~1971年間，我還讀了南昌當時唯一在辦的高中，以後或可為「紅衛兵一代」補充一點後來「斗批改」中「教育革命」的體會，再後來是做搬運工人、當兵，就這樣一路過來，體驗了文革的全過程。

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紅旗下長大的」，年齡最大的也是在1949以後才進小學，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可以說都是「紅旗下的蛋」（借用崔健一首歌的歌名，此段以下直接引文也是其中歌詞）。他們的父輩「是個旗桿子」，把紅旗扯上去了，他們自己則是「紅旗下的蛋」。然後是「紅旗還在飄揚，沒有固定的方向，革命還在繼續，老頭兒更有力量」。他們以為是自己在作主，其實並沒有。當時他們最喜歡大聲朗誦的一句話是青年毛澤東說的「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以及「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回答總是昂揚的「我們!我們!」但不久，他們就從「天之驕子」、從最高領袖的「寵兒」變成了「棄兒」，以後到了社會底層，更明白了「現實像個石頭，精神像個蛋」。然而，「石頭雖然堅硬，可蛋才是生命」。生命力總是要洋溢和表現的，尤其青春的生命。到了今天，「錢在空中飄揚」、「我們不再是棋子，走著別人劃的印，自己想試著站站，走起來四處看看」。

而當年，「紅衛兵一代」為什麼能夠被迅速動員起來？動員之後為什麼有那樣的行為？其實脫離不了上面所說的他們所生活社會環境的基本特點。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的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他們從小一直在階級鬥爭的氣氛中成長，在崇尚（或者至少絕不畏懼）使用暴力的環境中長大，「紅」是最受崇尚的顏色，是革命的顏色，也是鮮血的顏色，「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鮮血染成」。後來在一首紅衛兵寫的理想主義長詩中，主人翁渴望並堅信將徹底埋葬舊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在大戰中紅衛兵們征戰歐美，最後將紅旗插上白宮。

紅衛兵一代的鮮明特點

而從紅衛兵自身來說，或許可以看到四個鮮明的特點。第一個特點自然是造反，1966年5月29日，誕生於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其中寫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現在不反，更待何時？」這話是有根據的，因為毛澤東早就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那麼，誰可以造反？一開始，造反的主體是有限制的，必須出身紅五類，「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紅衛兵」甚至更加嚴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毛澤東為了通過紅衛兵廣泛發動群眾，支持了後來的「造反派紅衛兵」。所以，一度比較普通、受壓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雖然這些人多在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中遭到整肅）。至於造誰的反？當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邊人的反，造老師、校長的反，造派駐工作組的反，造一切可能造就壓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後也殺向社會，破除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決裂，也和革命政黨建國前期的「傳統」（十七年）決裂。譚厚蘭率北京師範大學的紅衛兵，到山東曲阜砸了過去被認為是「萬世師表」的孔子的廟宇和墓地，可以說是一個象徵，而網羅了除少數幾人之外的黨中央和政府領導人的「百醜圖」也是一個象徵。

一時間，在最高領袖的支持下，幾乎所有學校的原先領導和組織都靠邊站了，而紅衛兵也從學校走向了社會，從本地走向了外地。文革頭一兩年，全國經歷了一個類似於半無政府狀態的「天下大亂」時期。那也是紅衛兵最為紅火的時期。我第一次在南昌見到紅衛兵，已是1966年的8月，開始是不多的幾個學生佩戴紅袖章，後來，是在車站歡迎見到毛主席的浩大紅衛兵隊伍撐著紅旗從北京歸來。此前，在當地人心目中北京是多麼遙遠和神聖的地方！到北京去見毛主席這怎麼可能？但這一切的確成為可能。而且連坐車吃飯都不要錢，使得小將們甚至有了一種「無所不能」的感覺。在這種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輕人幾乎可以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除了一個遙遠的神像。「炮打司令部、火燒xxx（這裡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單位領導機構或領導人的名稱）」的大標語貼得到處都是。年輕人也許本來就有針對一切壓抑他們事物的反叛傾向，而此時，他們似乎獲得了一種千載難逢的「造反」機會。

然而，這種造反其實仍是一種「受命」或「受控」的造反。因為紅衛兵的第二個鮮明特點即是忠誠。而且，這種忠誠與其說是忠於某種思想或精神，不如說是忠於一個人、一個被視作神的肉身（因此也就會有種種變化且神秘莫測）。「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他的狗頭!」「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所謂紅色的「衛兵」也就是要「誓死捍衛毛主席」，因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已經睡在我們身邊」。多少年輕人願意為此奉獻出自己的生命和熱血。

所以，紅衛兵的造反（或至少其「成形」和一度「奏效」）並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造反的過程並不是一直按他們的意願進行的。甚至可以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後來也一直是在「受控」過程中的造反，到最後結束也是「被命停止」。在這一點上，紅衛兵和1960年代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的年輕人造反有著根本的區別，雖然發生得更早，卻像是「1960年代精神」的一個異類。他們和中國五四時期的青年乃至1957年的「青年右派」也不一樣，1957年的「右派大學生」，雖然基本上也還是擁護社會主義，但也追求自己的某些自由民主理念。而後來蜂擁而起的紅衛兵組織，幾乎都是在比誰最左、最紅、最忠於和擁護毛主席。他們很難說擁有或確立了他們的主體性，一切都必須嚴格按照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進行，和紅衛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紅書」——《毛主席語錄》，他們也都擅長打「語錄仗」，還要時刻準備聽從「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他們之所以在一段時間裏能夠造反，是因為有當時權力和威望都達到同樣「史無前例」頂峰的最高領袖的支持。紅衛兵成了文革運動的急先鋒，但或許也僅僅是用作急先鋒。這次文革運動的動員者不是政黨組織，而是政黨的最高領袖撇開了組織，直接以自己的無上權威和卡里斯瑪的魅力進行動員。毛澤東八次接見全國各地的1200萬紅衛兵，他也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並對紅衛兵說「要武嘛」。於是，紅衛兵的大串聯將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國各地，乃至窮鄉僻壤。

的確，當時的許多紅衛兵常常以「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的青年毛澤東為榜樣，但當時的環境其實和五四時期的中國有著天壤之別，他們不知道的是，恰恰是今天的「毛主席」使他們不可能再效仿過去的「毛潤之」了。他們以為是自己在「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但在這「蒼茫大地」上，其實並非他們，而還是主席在「主沉浮」。就像有人評論說，紅衛兵運動因為毛澤東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為他1968年7月28日召集的紅衛兵「五大領袖」參加的座談會戛然而止，就清楚地說明瞭這種主從關係。

然而，即便客觀上「受控」，當時的紅衛兵是否主觀上感到他們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呢？的確如此，在一段時間裏，他們甚至有一種自己可以「無所不為」甚至「無所不能」的感覺。這就涉及到紅衛兵的第三個鮮明特點：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釋放。青少年時期的生命力洋溢，這段時間的反叛傾向可能是一種天性的衝動，對周圍一切壓制他們的東西會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當年的紅衛兵造反，儘管事後看是一種「受控的造反」，但身處其中卻並不自知，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也的確表現出許多年輕人的熱情、勇敢和智慧。我記得當江西全省「保守組織」總部的門匾被砸之後，造反派紅衛兵故意在門前的廣場送去了許多各色材料製成的「門匾」，寫了許多對聯、「輓聯」，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這是我第一次接受古典文學之大規模應用的洗禮。又有一夜，我去省會的中心廣場參加一個數萬紅衛兵和造反派的集會，當時的中央文革還沒有明確表達支持哪一派，集會的氣氛有一些壓抑和悲憤，但又依舊很浪漫，甚至有抑制不住的歡樂。「革命是盛大的節日」，周圍的紅衛兵跳著舞，唱著「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等歌曲，而同一個陣營的紅衛兵也都親密無間。我年齡小，到後半夜熬不住就睡過去了，晨光熹微的時候突然醒來，發現有一面紅旗、還有不知誰的一件外衣蓋在了我的身上，其他人也大都睡著了，少男少女們在晨曦中顯得無比美麗。

但正是這些美麗的少男少女捲入了暴力，這種青春熱力被引向破壞，而且是暴力的破壞。這就要談到「紅衛兵」運動的第四個鮮明特點：即暴力的傾向。文革之初經常看到的一條標語是「紅色恐怖萬歲!」先是批鬥會、私刑審問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殺；後是大規模派性武鬥的暴力。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一大群紅衛兵圍住了一個據說藏匿了保守派的單位大門，突然一個人從裡面被推出來，立刻不由分說地遭到暴打。有人拚命地擠進去，然後高興地大叫「我打著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開，原來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實是「自己人」，但這個人已經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對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懼。年輕人似乎要通過對他人的暴力來證明自己的成年、勇敢和堅定。平時溫和的人們也變得凶狠起來。武鬥開始還主要是動手，後來就動槍了，起初遇難者還被抬棺遊行，爭論誰先開的第一槍，後來就無所謂了。紅衛兵們喜歡提著手槍，一邊一個站在汽車駕駛室的兩側踏板上飛馳而過。中學生似乎比大學生更不顧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顧惜他人的生命，他們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對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哪一撥紅衛兵抓住了一個據說是「老保頭子」的人，就在飯店前槍斃了，也無人收屍，紅衛兵們就在這飯店用餐，進進出出，視若無睹。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了工宣隊員進駐清華園去結束那裡的兩派武鬥，因為他沒有打招呼，蒯大富領導的紅衛兵組織進行了武裝抵抗，毛不禁脫口說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實並不知道這次行動是毛組織的，他還悲憤地向毛主席黨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並在次日凌晨的座談會上見到毛時大哭。當毛說「我就是黑手」之後，所有抵抗自然頃刻土崩瓦解。從清華附中發端的紅衛兵運動，也就結束於清華大學。不久，北京的這些紅衛兵及其領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層，而頭頭們在文革還沒結束之前，在1970年就紛紛被隔離審查或者入獄。至於紅衛兵群眾，在1968年就開始被裹挾到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下鄉的也到了工廠或部隊的基層，到1980年的時候已經有1700萬人下鄉。

「受命造反」中的領袖與群眾

當我說紅衛兵的造反還是一種「受命」或「受控的造反」的時候，意思並不是說發令者能夠完全控制這一過程，更不是說發令者能夠以此實現自己的目的，而是說，紅衛兵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場大規模運動，的確是發動文革的毛主席動員或授命的結果，而且，不僅在紅衛兵這一從屬性運動中，就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也始終是他在起中心或主要的作用。

紅衛兵留給中國社會的思想和實踐遺產

總之，通過強制性的上山下鄉運動被發配到社會底層的「知識青年」們（也就是先前的「紅衛兵」們），的確在那裡受到了一種「再教育」，甚至說是一種新的「啟蒙」也不為過。但這種「啟蒙」卻主要指向毛澤東始料不及的懷疑文革的方向，被欽點為接班人的林彪的出走而亡，也使人們對領袖的「英明」信念發生了動搖，直到1976年4月，多年來第一次非組織和領袖動員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四五運動」爆發（其中許多參與者正是當年的紅衛兵），雖然當時遭到了鎮壓，卻為不久之後「四人幫」的覆滅顯示了人心所向，甚至可以說預先奠定了社會基礎。知識青年們開始從下面看世界。他們在農村和工廠的艱苦磨煉中，深深地認識到了中國的社會現實，認識了普通的老百姓，也包括更深地認識了他們自己，雖然他們也為這種認識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青春的代價。

今天的中國社會和44年前自然有很大的不同了。但是，正在走向富裕的中國，各種暴力事件和暴戾傾向比比皆是，2010、2011年尤甚。種種來自體制也來自個人的對生命輕賤的現象，這是否和當年狂飆猛進的「紅衛兵運動」有某種關係？甚至更擴大一點說，是否和文革，乃至在20世紀中葉一直強調並在文革中達到頂點的鬥爭哲學和暴力主義有關？總之，為了避免未來的災難，對於激盪的20世紀留給中國的思想和實踐遺產，我們還有必要進行認真的分析和清理。

但是另一方面，從總體而言，現在的「紅衛兵」一代其實倒有可能是離當年的「紅衛兵」思想和行為特點最遠的一代人，當年發生的事情，有可能讓今天的年輕人感到新奇，卻不會再吸引他們。因為當年的紅衛兵一代親身體驗了兩種不同的經驗：城市和鄉村的經驗、上層和下層的經驗、破壞和建設的經驗，「反修防修」和「撥亂反正」的經驗；乃至於希望和絕望、寵兒和棄兒的種種感情體驗。他們的人格或許已經比較獨立，他們的閱歷使他們不容易再輕信任何高蹈的主義或「超人」了。他們深知歷經艱難重新獲得的常識之珍貴。他們也從自身的教訓、從無謂死去的戰友那裡知道：洋溢的生命力若不加任何約束，可能會蛻變為肆虐的暴力，並產生凶險後果。的確，他們已不再年輕，甚至可能變得相當保守，保守那些自己認為真正值得捍衛的東西。當然，他們的心靈亦應努力保持開放，努力去理解今天的年輕一代，理解這種洋溢的生命力在不同代際之間的傳遞，並把他們的坎坷經驗，在遺忘湮滅前傳遞下去，化作這個民族堅定前行的腳步。

来源:作者博客（略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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