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龔楚將軍回憶錄》看龔楚何以會變節(圖)

2012-04-07 12:40 作者: 黃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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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楚將軍回憶錄(上、下)

「變節」,在紅軍歷史上,一直是一個很隱諱的概念。變節者,即為叛徒。紅軍歷史上,變節最多的時期是大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清黨、大圍剿時期。大體上在1933年以前,變節的將領人數比較少,但到1934年廣昌戰役前後,紅軍變節的將領漸趨增多。

其中,地位最高的當屬龔楚(1901-1995),字福昌,又名龔鶴村,廣東樂昌縣長來鎮長來村人。早年進入新式學堂,後參軍,由准國民黨而入中共;紅軍時期成為出色的戰將,參與創建紅四與紅七軍,官至中央紅軍參謀長;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變節脫離中共而入國軍;抗戰時期招撫中共黨人與抗戰並舉;國共內戰國民黨敗北後,投誠中共並最後叛逃香港;晚年回歸,風雨飄搖,跌宕起伏過一生。生前著有《我與紅軍》與《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有價值的文本史料及相關書畫墨跡留世。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龔楚將軍回憶錄》由香港明報月刊社出版,這本書史料價值極大。在這本書裡,龔楚說其是懷著「改造不平等的、妨礙人類生存進步的就社會,建立平等自由、人類和平共存的新社會」的崇高理想,加入中共革命隊伍而成為一名農運及軍事幹部(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4)。當其沐浴新思想參加中共及紅軍之後,從南昌起義到白色起義,再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一直是中共革命的積極份子,並參與創建了紅四與紅七軍。紅七軍轉戰千里入贛之前,在廣西右江地區得到了蓬勃發展,其認為取得令人眩目的成功秘訣是「把悲天憫人的心理,人道主義立場,或多或少滲進些改良主義的意識」(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15)。但其後轉戰中央革命根據地時,其革命的理想還未實現,即變節了。

龔楚變節,無疑有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後其對革命喪失信心的因素。當時,中央革命根據地正面臨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第五次圍剿吸取了前四次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採取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緊縮包圍、分化瓦解的策略,而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中受王明左傾路線錯誤指導,導致反圍剿失敗。龔楚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瓦解之後,臨危受命,獨當一面,領導紅軍跳出包圍圈打游擊。但是,在經歷失敗之後的消沉黯淡歲月裡,此時的龔楚已難以化解革命失敗主義情緒對自己的銷蝕,最終脫離紅軍變節。這種表面的直接誘因,常被後人詬病。

但仔細梳理《龔楚將軍回憶錄》,其間的動因又遠非上文所言的那麼簡單。他在回憶錄裡反思其變節的深層次動因乃是其恐懼中國革命過程中的「赤色恐怖」造成的。我亦覺得這才是其變節的真正動因。在其回憶錄中,龔楚提到「白色恐怖」所對應的「赤色恐怖」概念,「白色恐怖」按照龔楚的解釋,「白色代表國民黨,屠殺共產黨及工農群眾積極份子,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白色恐怖」;而「赤色恐怖」,「赤色代表中共,中共殺人放火,手段殘忍,造成恐怖現象,人稱之為赤色恐怖」(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41)。這兩種恐怖,在當時,應該說是客觀存在的,任何研究黨史的人都無法否認其存在。如果我們不肯面對自己歷史的陰暗面,一味品嚐榮耀的鴉片,那麼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遠不會有進步。當時,龔楚認為中共早期過激的「赤色恐怖」包括兩個部分:過激的農民運動(土地革命)及肅反擴大化、簡單化。

龔楚回憶農民運動中的「赤色恐怖」,也就是農運過程中的「左傾蠻幹行為」。這種左傾蠻幹行為,《龔楚將軍回憶錄》多有親身經歷的實例,無疑與龔楚人道主義的理想發生矛盾。當其提出異議時,即受到黨內批評與處罰。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開黨、政、軍高級幹部會議,會議由周恩來主持,龔楚出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龔楚在工作中所犯對革命前途灰心喪氣,甚至發生動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認真的批評教育,並給予開除黨籍一年的處分,調紅軍大學上級訓練隊高級研究班受訓」(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00)。

一般而言,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者,就有可能成為「異己分子」而被擴大化與簡單化整肅。關於肅反的擴大化與簡單化,《龔楚將軍回憶錄》書中亦有相當實例反映。比如其老部下楊遇春,黃埔一期畢業,早期參加共產黨,參加過南昌起義,轉戰南北,英勇善戰,二十歲出頭就當上了紅軍獨立師長,因家庭是地主成分而全家被殺,自己被清算,憤而投降國軍,終生與中共為敵(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65)。又如原廣西省主席俞作柏,其弟俞作預,其表兄李明瑞,均同情革命,在中共策反下,參加了廣西百色起義及後來的紅軍革命,起義失敗後紅七、八兩軍轉戰千里,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當時根據地正在開展肅清「AB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第三黨」等運動,在這一運動中,廣西來的很多同志,有些是被冤枉而整肅掉的。當時李明瑞已預感快要殺到自己頭上,不得不率部出走,卻被預先佈置好的警衛員所殺(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350-351)。最過激的事例就是林野夫婦的被殺,紅軍準備「長征」時,為了精簡隊伍,防止泄秘,於是清除懷疑對象,在紅軍、地方部隊和「蘇維埃政府」中展開大規模清洗,被殺者數千人,其中包括龔楚的部下總參謀部參謀林野。林野被整肅經過非常淒慘,龔楚在回憶錄中著筆最多,給我們頗多灰暗的記憶。這位福建籍的林野,在黃埔軍校時已參加中共,參加過南昌起義上井岡山。林妻剛從上海大夏大學畢業,為了愛情不遠千里跑到根據地與林野團聚。龔書說:「她剛來了三天,譚震林(時任中央政治保衛局分局長)秘密到我辦公室細聲對我說:‘報告參謀長,我們準備請林野回家去!’我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要調林野回福建工作,便回答他說:‘司令部正需要林野這種參謀人才,我看還是另派人去福建吧!’譚震林獰笑道:‘不是要他回福建,是要他回老家!’我聽了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忙問道:‘林野同志是老黨員,他並沒有錯誤啊!’譚震林嚴厲而堅定地對我說:‘我應該報告你的是,林野的思想向來不正確,立場也不堅定,而且又是一個反革命的地主階級,中央早已對他懷疑,……我已報告項英同志,並已得到他的同意。’」後來,龔楚多方活動營救,亦未奏效。被組織懷疑的人無疑就像被宣判患上瘟疫一樣令人懼怕。「林野夫婦便在赴紅軍學校的中途,被護送他們的特務員殺害了」,「事後,其中一個特務員對我說:‘走了十里路,那時已入夜了,林野先行,他妻子在後,我們便動手,黃同志(另一特務員)拔出大刀砍過去,他妻子見了大聲叫,雙手拖著黃同志不放,林野見狀大驚,發足狂奔!我立即趕上去,舉刀便砍,他連忙閃避,給我斬中左肩,他立即回頭和我拚命。但他左肩受傷,又給我砍中右肩,他再想逃走時,我追上去照頭一刀,將他的腦袋破開兩邊,此時,他的妻子也被黃同志結果了。……若不是我們倆能幹,說不定給他們跑了!’」(龔楚將軍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74-577)。肅反之殘忍可想而知。

從以上所引的肅反實例,已不難看出早期中國革命過程中其擴大化與簡單化的程度了。在當時,這種「殘酷的階級鬥爭」無疑已經過激到有點難以自持地輕「人性」的地步了(龔楚:我與紅軍,南風出版社,民國四十三年,1954:421-425)。對於這種過激化導致的「赤色恐怖」,龔楚覺得自己「是一個以人道主義思想為出發點的社會主義革命者,眼見到這種違反人道的行為,我內心覺得很難過,並使我陷於極端苦悶之中」(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4-135)。所以龔楚說「我躺在床上,反覆地想著,越想越想不通,使我對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開始發生了懷疑」(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6),同時「不要做李明瑞第二」,害怕被送上斷頭臺,這種恐懼使其最後做出大膽行動,走上變節者的道路。他說「我決心脫離中共,離開紅軍,我決定立刻逃亡」(龔楚回憶錄(下),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587)。因此,我認為其變節的真正動因是恐懼感,即對中共「赤色恐怖」的恐懼。之後其在反思的過程中,才最終由革命的理想主義而步入經驗主義的搖籃。

離開紅四軍後,龔楚進一步反思認為「我參加革命的志願,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猜忌,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5-216)。

當時,人道主義精神與為理想而革命的殘酷性,在龔楚心裏,確實達到空前的矛盾狀態。在那個極端泯滅人性、人格、人道、個性、自由、平等的狂飆革命時代,其從革命理想主義轉到冷靜的理智的分析和思考,我不得不說是難能可貴的。其已經懷疑其懷著一顆愛國心及革命理想主義參加到改變現實世界的革命運動,是否所有的都是正確的。這已經反映出其對自己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的一種冷靜的思考,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這也正說明其已在實現著一個從理想主義向經驗主義不斷過渡與轉變的歷程。因此他從經驗出發,一方面呼籲「領導民眾革命鬥爭,不僅要有正確的革命路線,而且須有正確的指導原則,否則,就會造成無可收拾的違背革命理想的嚴重現象」(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135)。另一方面,對過激的農民運動很失望,對工人階級的先進性亦表示發生懷疑,甚至在回憶錄裡公然認為,中國革命性最徹底的應該是以小資產階級及知識份子為代表的群體,而不是農民,因為農民有太多的落後性(龔楚將軍回憶錄(上),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219)。我們姑且不論這種反思如何,但無疑表明其已經開始從經驗主義的角度思考問題了。

其實中共黨史上的變節群體最值得研究。就這些變節群體而言,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立場不同,造成觀點的出入很大,有些人切齒痛恨,官方出版的資料也一概抹殺他們事跡;有些人高歌盛讚,奉為聖明,總之純粹的歷史敘述成為奢望。因此,概括這些變節群體的生平事跡要麼是短短几行字,要麼就是讓他們戴上一貫地犯「路線錯誤」而最終「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的高帽。其實看看他們自己的辯護詞,事情往往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每一個「叛徒」的經歷都是一段曲折的往事。龔楚也不例外。

在傳統的史學研究模式下,歷史研究往往擴大為一種宣傳,忠姦的判斷模式嚴重束縛著人們的視野和思維。對龔楚的評價就是如此,長久以來,我們都習慣於宣傳式的線性思維,政治人物往往臉譜化,這種簡單地以「好」與「壞」來區分歷史人物,是曾經年代塑造的思維定式。從單純地用「黑」與「白」來看待一切,到加入灰色改良,依然沒有擺脫線性思維的糾纏。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多一份心平氣和,擺脫線性思維的纏繞,當然顛覆這種習慣,需要勇氣和毅力,甚至需要一種涅盤的精神。這裡將突破傳統線性思維方式,重新探討一下龔楚變節之背後的深層次動因,以達到窺見其變節的心路歷程。

(本文寫於2008年9月25日,2012年1月18修改完善。)

来源: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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