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從「兩會」話題的興衰看社會脈動(圖)

察中國歷年「兩會」話題之興衰，可觀其後隱藏的政治脈動。假如某議案被重點討論，就說明中共算承認自身患了此病，而且病得不輕；如果曾被熱議的某議案忽然消失，不是此病治癒，而是此病成了政治集團的「公共病」，治不了，也不想治，因此該話題就從「兩會」消失。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中國人的真正悲劇在於：生態崩潰並不是政治體制改革就能挽救的厄運。（網路圖片）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今年兩會上，紅火話題是「環境污染」，被冷藏的話題是「痛治裸官」。這兩個問題其實有著極其微妙的緊密聯繫。

「環境恐慌」籠罩，「幸福中國」消失

中國的環境污染，早就將部分地區的國人逼入絕境，全國數百個癌症村村民就是這一類不幸者。環境污染的部分數據，如全國地下水污染已達97%，癌症患者急劇增加等，出於政治需要在中央政府換屆之前得以披露。在霧霾籠罩全國多個城市上空之時，鐘南山院士又告訴公眾，霧霾可導致癌症，四五年之後進入高發期。此消息頓時讓中國人無分貧富貴賤，籠罩在一片環境恐慌之中。因為權貴的食品、飲水可以特供，但空氣卻只能「與民同樂」。人們期盼著執政者為了讓自己呼吸乾淨空氣，立即開始整治環境污染。

在環境恐慌中召開的2013年「兩會」，代表與媒體都有憂患感。不少代表都開始關心環境，呼籲政府與企業及時披露環境信息。相信國產奶粉質量安全可靠的全國政協發言人呂新華，大概出於對自身生命的深切擔憂，對空氣也表示不放心，針對有關部門提出到2030年主要城市實現或者達到空氣質量國家標準日程表問題，呂新華表示要等待18年有點太長了，希望能夠縮短。

大概是想到2011年的「兩會」主題是「幸福中國」，來自「幸福廣東」的鐘南山先生放言了一回：「管你什麼和諧社會，管你什麼綱領的，人最關鍵的一個是呼吸的空氣，一個是吃的食物，一個是喝的水。這些都不安全，什麼幸福感都沒有！」

行將卸任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只好指出：「要採取切實的防治污染措施，解決好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大氣、水、土壤等突出環境污染問題，改善環境質量，維護人民健康，用實際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但他並未提及環境污染在他任總理期間到底惡化了多少。

不過，希望歸希望，行動起來並不容易。代表們大都是有車一族，如果要他們從此以後棄專車用公交，相信會有難度，更不用說那些通過排放污染獲利的企業主及其政府代理人了。比如山西是個污染大省，為了經濟「發展」不惜掏空本省地底（超過10%），官員們一直堅持「經濟發展優於環境保護」。即使面對兩會代表的「環境恐慌」，來自山西的政協委員上官永清女士還是很鎮定地說「霧霾天氣是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問題，治污還需通盤考慮，綜合治理。」——據說北京的房子，購房者有很多來自山西。

一個被冷藏的話題：「痛治裸官」

2011年「兩會」曾火爆的話題「痛治裸官」仍被冷藏。如同2012年一樣，仍然有記者追問國家監察部長馬馼：「裸官」的數量究竟是多少？面對記者的再次提問，馬馼依舊表示「提供不出來」，並推諉說，「裸官」是一個涉及到幹部管理層面的問題，中國的「裸官」具體有多少應該向組織部門瞭解。

中共組織系統歷史悠久，職能強大，中共作為「革命黨」時，就已經能夠完整記錄屬下成員誰是叛徒、誰曾脫黨。如今做為執政黨長達70多年，難道功能還會退化，統計一個「裸官」數據都會費數年之功竟統計不出來？當然不是，從技術上來說要做此事毫無困難。只要回顧一下「裸官」話題的前前後後，就會知道真正癥結何在。

中共政府對待「裸官」的態度，經歷了一個從口頭表示要治理到完全放任的變化過程。政治形勢遠比現在要好的2010年就是口頭痛治裸官年。2010年2月22日，國家監察部網站發布《國家預防腐敗局2010年工作要點》，「監管裸官」首次作為預防腐敗的工作重點被提出。3月召開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黨校教授林喆公開向媒體披露：從1995年到2005年，中國共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這個「裸官」數字流傳開後，中國網際網路像炸了鍋。5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頒佈施行。廣東、湖南、深圳等地也裝模作樣地頒布了類似規定，比如配偶子女定居國外的官員，不許再在機構中擔任一把手之類。

我相信，林女士這118萬裸官之說絕非信口開河，而是來源於內部資料。至今距2005年已經8年，中國又經歷了富人移民大潮，裸官之數應該早已經超過118萬。2012年2月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中國法治藍皮書》，其中的分報告《「裸官」監管調研報告》指出，有38.9%的公職人員認為配偶、子女可以擁有外國國籍。而且級別越高（即越有能力讓配偶子女出國定居的）官員，對「裸官」的認同度越高，這一現象背後的一個因素是，中共官員對未來很不看好，其中包含對環境生態惡化的擔憂。

環境恐慌將使「裸官」劇增

中國官員之所以趨之若鶩地做「裸官」，當然是出於狡兔三窟的避險考慮。如果說以前主要是政治安全與經濟安全，近幾年隨著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官員們想做「裸官」還有一項更接近生存底線的考慮，即希望子女能夠在安全的生態環境中生活——多項移民調查報告談到富人選擇移民有此項考慮，官員應該也如此。

已經瀕臨崩潰的中國生態系統是否能夠恢復？我知道很難，作為局中人的官員當然更知道：中國生態環境的惡化，原因既是政治的，也是經濟的，還與中國資源與人口關係日趨緊張有關，限於篇幅，本文只分析政治經濟這兩大原因。

中國的資源造成如此狀態，是人類歷史上最徹底的一場「公地的悲劇」。中共政治最大的特點是對社會資源的支配權力之大，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朝代，但同時又是無責任政治。中國的封建帝制還有帝王做為最終責任人，明代的崇禎在煤山上吊殉國，就算是盡政治責任。但中共的極權專制之下，最高統治者（集團）幾乎無需對自身的任何惡行承擔政治後果。以生態環境而論，中國的所有資源號稱全體人民擁有，並由「人民的代表」中共政府負責管理支配。各級政府（官員）作為公共資源的實際擁有者，每一個都有使用權，但又無須負責任，從而造成資源枯竭，污染遍地。之所以叫做「悲劇」，是因為每個當事的官員都知道資源將由於過度使用而枯竭，但每個人對阻止事態的繼續惡化都感到無能為力，而且都抱著「及時撈一把」的心態加劇事態的惡化。前一向，多位網民邀請當地環保局長下河游泳，有的環保局長認為當地河流污染不完全是自己的責任，其實並非推諉之辭，因為地方環保部門的環境評估與監管，幾乎完全是遵照當地黨政一把手命令行事。

既然中國這艘巨船無法躲避沉沒的命運，官員們都很「明智」，都想在這艘船沉沒之前再劫掠一把，讓妻兒親人先行在外筑巢就成了官場的「集體行動」。中紀委官員李某說「不反腐敗要亡黨亡國，但反腐敗也要亡黨亡國」，就是看到了「裸官」這一集體行動背後的邏輯。

可以說，環境恐慌與痛治裸官這兩個話題在今年「兩會」上的一興一衰，為中國指示了未來的國運。中國人的真正悲劇在於：生態崩潰並不是政治體制改革就能挽救的厄運。

来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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