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流：情才並茂的楊蓓(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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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鐵流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成都日報」三位老報人

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應讀者要求部分文章會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一，「多寶道人」陳澤昆

半個世紀過去了，我總想著他。1956年初夏，為增強「工人階級」領導力量，我從中共成都市委辦公廳調入新創刊的《成都日報》社文藝組任編輯，很快和他認識並交上朋友。

他個兒精瘦，頭部上大下小，面頰長短適度，高額頭大鼻樑，雙目炯炯總在思考什麼。他為人機警，深諳世態，知進知退，從無廢語，好讀雜書，裝了一肚子學問，外號叫「多寶道人」。組長肖青說，陳澤昆是老報人，當過《工商導報》（《成都日報》的前身）的總偏輯，懂的東西多，肚裡有的是貨，三部卡車也拉不完，你要好好向他學習。

文藝組有六個人，每人一張辦公桌、一把籐椅，他和我的座位背靠背，轉過身子就臉對臉，交談機會自然多一些。他負責雜文、短評，我分管小說、詩歌，若遇上拿不定的稿件，便向他請教。他總是靜靜地聽我意見，聽完後認真想一想，然後說：「作編輯是發現作者，作者有無前途，首先看他寫的東西有無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采。」

收發時每天送來不少來稿，他處理的速度比我快十倍。我忙他閑，閑下的他不是品茶就是看書，真夠清閑。我很沖（成都話好表現），幾乎每天都要在評報攔上發表意見，可他從不寫。不久豬肉供應開始緊張，幾乎所有肉案鋪前都排起長隊，我在評報攔上貼出三張稿箋紙的意見，批評報紙不關心人民生活。他看後笑笑，私下向我說：「干新聞需要勇氣敏感。你很勇敢敏感，是干新聞的料。」

是年10月，四川《草地》文藝月刊發表了我寫的「干預生活」作品，《給省團委的一封信》，他翻來覆去看了幾遍，不發表意見，老皺額頭。大約一週後下晚斑，他突然何我說：「小黃，走，我請你喝‘五糧液’。」

此時「五糧液」還名不見經傳，在酒鋪裡散賣。這種酒鋪不賣熱菜，頂多是花生米、豆腐乾之類，成都人稱之為「冷淡杯」。我們相對而坐，細細地品著酒杯裡的酒。他說：「你知道不，這酒為什麼叫‘五糧液’？它是五種糧食烤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麥，外加製作工藝，還得好曲好水。俗話說，糧為酒之骨，曲為酒之魂，水為酒之精……」

他說得滴水不漏，儼然是個評酒專家。我洗耳恭聽，搭不上話。接著，他談到報紙，問我：「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新聞？」

我道：「每天發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搖頭，輕輕一笑：「錯了！每天發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難道都是新聞嗎？」

我糊塗了，張口結舌答不上。他意味深長地呷了點酒，自個一笑道：「這很難講明白，這樣吧，我們職業有句行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是新聞’。新聞就是新奇的、剛剛發生的、為大眾關心的事情，決不是上面的指示和命令。」

我哦了聲，睜著雙大大的眼睛：真新鮮！

他又說：「新聞，是新聞記者在有新聞的地方去搶來的，不是開會開出來的，更不是領導講出來的。我那時當記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個小販，還得靠腿快、筆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記者只對所寫的事實負責，不對誰的政策方針負責，所以很自由。你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就是新聞，是一篇長新聞，我們稱為特寫，現在稱報告文學。」

他談得有興，我聽得有味。於是，我對過去的報紙越來越有興趣，諸如怎樣才能辦好一張報紙，應該多少人辦，以及報紙的功能是什麼，等等。

他真有學問，不愧是個老報人。他說：「報紙的功能就是監督政府，把官員們為非作歹的事情公諸於世，比如貪污呀，腐化呀，辦事不公不義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給他抖出來，使他們再不敢做壞事！」

說到這裡，他突然問我：「你知不知道《大公報》？」

我搖頭。

他說：「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大公報》是一張赫赫有名的大報。1902年創刊，時值清朝末年，由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聯合接辦。以‘不黨、不盲、不私、不賣’為辦報宗旨，堅持民間性，以文人論政為特色，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上佔有光彩的一頁。他們批評指責國民黨一黨獨裁，支持共產黨民主政治，在當時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因而於1941年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榮譽獎章。」

他講得認真，我聽得入迷，決心今後當個真正的報人，由不得問：「解放前成都有多少家報紙？」

他稍事回憶，如數家珍地說：「從三十年代算起，到1949年12月解放，60萬人口的成都，至少有二十幾種報紙，先後有《工商導報》、《大聲週刊》、《民眾時報》《民聲報》、《西方日報》、《中央日報》、《成都快報》、《華西日報》、《華西晚報》、《興中日報》、《時事新刊》、《國難三日刊》、《建設日報》、《南京早報晚刊》、《星芒報》、《復興日報》、《黨軍日報》、《益報》、《新中國日報》、《新新新聞》、《新民報》……」

我道：「這樣多的報紙要多少人辦啊？」

他說：「那時辦報不像現在，我們《工商導報》有日報和晚報，不到二十個編輯、記者，可消息全是抓回來的，很少用中央社的稿件。」末了他補一句：「這些報紙有一大半是共產黨辦的。比如《工商導報》就是共產黨辦的。它1946年4月28日創刊，是中共地下黨員根據南方局指示創辦起來的。」說到這裡，他添加一句：「那時的報紙從不靠國家、政黨出錢養，主要是有沒有讀者。如果報紙靠別人出錢辦，那絕對辦不好。所以張季鸞‘不黨、不盲、不私、不賣’是辦好報紙的靈魂。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報紙辦得多不多，活不活，為不為老百姓說話，是民主政治的表現。」

此後，我熱心於辦報，力爭做一個終身的職業報人，遠在1957年初就和丘原、陳謙、遙攀等人提出自辦一個叫《笑》的文人刊物，沒有想到後來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七八個年輕人都成了「右派分子」。

老報人陳澤昆雖然在「整風鳴放」中從不發言，但由於特定的身份也名列其中。他作為二類處理，工資降三級，調到人民銀行成都市分行去管總務。二十二年後我「改正」回到報社文藝組，他沒有歸隊，後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遊》雜誌去做編輯。1982年冬，他約我去新發現的旅遊景點「九寨溝」採訪。我們坐著越野車，有說有笑，一路大談辦報一事。我忽然提出一個新問題問：「國民黨蔣介石垮臺潰敗大陸，是不是與未搞報禁有關？」

他想了想說：「有關係，但不是直接的關係。國民黨真正垮臺的原因是它堅持搞獨裁統治，以及官員們的貪污腐敗。打垮蔣介石八百萬軍隊的是解放軍而不是報紙！報紙從來沒有這個作用。如果我們國家放開了輿論，准許私人和社會團體辦報，讓人講真話，說真活，就不會有‘反右鬥爭’和‘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災難。」

他還說，現在共產黨搞「改革開放」，政策有了鬆動，可能會准許私人辦報紙。他主張我積累資金，到中共准許辦報的時候，一定要去試一試。

九寨溝一山雪，一地冰。我們住在當時唯一的招待所——諾日朗瀑布邊的幾幢簡易木板房裡，出我們之外，只有一位香港來的女遊客。經交談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資高達兩仟港幣，大大嚇我一跳，方知兩地收入有這麼大差距！還和她聊起香港報紙，她說在香港誰都可以辦報，關鍵是你有無實力。

夜裡我和陳澤昆坐在火堆旁，商討怎樣辦報如何辦報，辦一張什麼樣的報紙，他說：我還是那句話，「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報紙辦得多不多，是民主政治的表現，是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分水嶺。」要把辦報視為一種做人的責任與義務！三年後我「下海」來到北京，一邊賺錢，一邊想盡一切辦法辦報辦刊，最早參預第一張民辦報《中國廣告信息報》的擴展，後又自辦《中國市場信息》，爾後承辦《當今農民》，再後組建《中國公共關係報》。香港回歸前，還在香港註冊了《香港日報》、《香港晚報》、《香港晨報》，因各種原由皆未實現，一個字：難！

1998年六十五歲的他妻子死於癌症，不知為什麼他竟和一位小他近三十歲的姑娘結婚，卻不知這位姑娘要的是財產不是人？不久新婚嬌妻私下與另一年青男人往來。年邁的他憤而跳樓自殺。

唉，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竟不知當今社會已非50年代的理想社會了！

他走了，卻留下我這個辦報希望不泯的老右派。而今故鄉成都市已有五百多萬人口，報紙卻少得可憐！大概不足十份報紙，且全是官家的報紙，沒有一張為老百姓說話的民辦報紙。而我總想辦張自己喜歡的報紙，為老百姓鼓與呼的報紙，為貪官墨吏聞而喪膽的報紙，不知這個心願在有生之年可否實現。

二，情才並茂的楊蓓

她叫楊蓓，名字和人一樣，是朵初綻人間的花蕾。她年長我七歲，故一直叫她楊姐。屈指，從相識相處到她離去，大約有四十多年，但近距離的接觸交談也就十多次。她留給我的印象是姣好、嫻雅、謙讓、寬容，凝結著一切美的東西，是位高品質的女性。但很不幸，不到二十七歲即劃為右派份子，接著趕出報社，送街道生產組「監督勞動」，接著在中學教書的老公，為求自保斷然與她離異，一個完好的家庭連同希望破碎了。此後終身不嫁，伴著孤燈冷衾，和女兒張羽相依為命，一直至死。

她是《工商導報》（1949年前中共地下黨和民主派合辦的一張報紙，1956年4月更名為《成都日報》）的老報人，華西大學高材生，人長得漂亮，當年有校花之稱。她文筆不錯，負責影評、散文，對小說特別偏愛，可從不動筆。那天，五十一年前的那天，我從市委調到報社，推開文藝組那扇緊閉的門，全組人都驚喜地望著我這個初來乍到的工農子弟，以各種不同形式和方法表示歡迎，只有她靜靜地坐在那張屬於她的辦公桌前的籐圈椅上，不動聲色地搖著手中那柄小小的檀香扇，香扇柄端的紅絲結隨著玉腕的蠕動像只彩蝶在飛呀飛。

她身材適度，臉頰秀美紅潤，著裝簡潔明快，一件天藍色的旗袍，一朵白色的領花，無處不顯示出女性的媚力與活力。她審慎地打量我一眼，不動聲色地淺淺一笑，然後又埋下頭翻看手中作者的來稿。我在想，好矜持的大家閨秀，對她是好感還是惡感說不清楚。幾天後，全組人去耀華餐廳品評川菜鼻祖蘭光鑒的烹調藝術，大家爭相發言，似乎總沒有踩到點子，待編委王畋（一個延安來的「老革命」，後來也是右派）轉頭向她時，她才張開薄薄的嘴唇，露出白白的米牙，柔聲緩語說：「川菜是我們國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認為是麻辣，其實只見其表不見其裡。蘭老師今天作出的這一桌川菜，堪稱表裡如一的正宗。它微辣而香潤，似麻而爽口，既有淮揚菜之清爽，又有魯菜之厚重，還有粵菜之鮮嫩，不錯不錯，大家大家……」我聽後脫口叫絕：「楊姐，你說得太好了！」又一次（大概是週六），我和組裡號稱「多寶道人」的陳澤昆（後來也劃為右派），還有她，去人民公園觀賞盆景，三人在一處大石壁盆景前佇足不前。盆中石壁上立著一匹奔騰的駿馬，邁開四蹄、凌空而起，象徵著社會主義祖國「一日千里」的前進步伐。陳澤昆注目地看了看，笑著問我：「這馬塑得如何？」我對馬沒有研究，也缺乏欣賞能力，粗略地望望，順口答道：「就像真的一樣，是徐悲鴻手筆的臨摹吧？」「徐悲鴻的手筆不會這樣拙劣。」陳以手指著不足之處說：「馬在跑的時候，尾巴是直的，頸脖是高昂的。這匹奔馬的尾巴卻下垂，頭也沒有昂起。說明畫家在觀察生活時，忽略了這個細節。再有，這匹馬畫得沒有特色，蒙古馬不像蒙古馬，伊犁馬不像伊犁馬，河曲馬不像河曲馬，說它是川馬吧更不像。河曲馬高大雄偉，背部略凹，頭頸細而低垂，四肢瘦而蹄大，其特點是善於吃苦耐勞，靈捷勇敢，耳聰性敏，它和蒙古馬、伊犁馬號稱我國三大名馬……」他滔滔不絕地回答我的提問。我聽後仍不滿足，又提出新問題問：「項羽騎的烏騅馬又是什麼種類的馬？」他把球拋給楊蓓：「你幫我回答小黃提出的問題（我時年二十一歲，全編輯部的人都這樣叫）。」她淺淺一笑，臉上旋起兩個小酒渦，輕輕啟動紅唇說：「烏騅是指馬的顏色，不是馬的種類。照古時的說法，渾身純黑的叫驪，赤身黑鬃的叫騮，蒼白雜黑毛的叫騅，黃色間白斑的叫驃，黑白相間呈鐵青色的叫驄，白馬黑脊的稱為麟……」我聽呆了，她肚中竟然裝著這麼多的東西，真叫人羨慕！

還有一次，我和她一起閒聊，探討小說有關寫人的一些細節。她告訴我：「要想得金子就要善於發掘，發掘得愈深金的純度自然會更高。寫東西也這是這樣，平時對生活觀察得仔細，寫出的東西就新穎細膩。雖然每個人都有耳朵，可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會使用耳朵。巴爾扎克有句名言：「拿破崙用劍沒有征服的，我要用筆去征服它。」不過，搞文學的人易於在文字上出差錯，正如會泅水的人，易為水淹死一樣。」她的回答不緊不慢，柔聲細語潺潺流水，澆著我渴望知識的心田。對她淵博的知識和精闢的見解，我由衷的欽佩，不過又敏感地發覺她話中有隱忍。

相交日久，相識更深。她發現我不但是個求知慾特強的小青年，也是個不趨炎附勢的非文化人，提防之心自然消減。秋燥的一個下午，我們兩人去大華電影院看《一江春水向東流》試映場（五十年代各影劇院凡上演新節目，都要先請報社人去觀看，然後寫出影劇評論文章指導觀眾）。在歸來的路上她忽然問我：「小黃，‘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出自何人之詞？」我道：「還有誰？亡國之君的李煜，李後主嘛！」接著，我把全詞復誦了遍：「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雕欄玉砌應猶在，只似朱顏改……」。她點點頭滿意淺淺一笑，似沉思似回憶地說：「你背得一字不拉，且有韻味。我再問，你知不知道李煜就為這首詞送了命？」我愕然，張著嘴，聽得她繼續說：「文學這東西一不注意就會惹出禍端來。宋太祖趙匡胤讀了這首詞後，認為李煜亡國之心不死，有反意，即下令用藥酒藥死李煌。唉，李煜何曾有反意，不就是個文人嘛？歷史上有好多好多這樣的事情啊！」

哀嘆，傷感的情緒籠罩著她，而處在「春風得意馬蹄輕」的我，自不以為然，反用教訓人的口吻說：「楊姐，你這些顧慮是不必要的，舊時代是這樣，文人易受文字獄之害，可現在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怎麼會有文字獄呢？出現文字獄的時代早已經為我們黨和毛主席埋葬了。楊姐，你有才華，你有功底，我希望能看到你寫的東西。」

她搖搖頭仍淺淺一笑，只不過這笑裡有憂鬱，說：「我不會寫，縱會寫也不敢輕易動筆。不像你出身成分好，有什麼也不會是立場問題。可我是舊報人，說不清楚啊！有時真想改行，可我又喜歡文學，真矛盾。」我無言，心裏揣測：可能在哪次政治運動中她為文字事吃過苦頭，或是在胡風事件中受到過審查？直到今日還有那麼多顧慮。出於幫助同志，我坦露胸懷道：「楊姐，是呀，歷代統治階級，總是用高壓的手段禁絕言論誅殺知識份子，製造文字獄，屠戮寫文章的人，結果呢？只能是加速他們的滅亡，國民黨蔣介石不就這樣嗎？這些慘痛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現在我們國家正在搞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大批的作家、藝術家，決不會出現文字獄！」她對我大言不慚信誓旦旦的說教，報以無聲地淺淺一笑，算是回答。

1957年「反右鬥爭」前夕，領導上安排她和我去省府招待所採訪巴金。在回歸的路上，我突然提出一個問題問她：「楊姐，他怎麼起這麼一個怪怪的名字，巴金？」她道：「這個名字一點也不怪，代表著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睜著一雙大眼睛聽她的下文。她是個裝有一肚皮知識的大小姐，讀了不少書，對每件事都能說出一個道道來，還喜歡把自己的知識告訴後來無知者，就像普羅米修斯樂意把竊來的天火分給別人，讓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她啟開微塗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閃光的珠璣，深入淺出地說：「巴金，是兩個人的名字。巴，是巴枯寧；金，是克魯泡特金，這兩個人都是歷史上有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聽說，巴老年輕時崇尚無政府主義，追求個性上的解放和創作上的極端自由，不願意受任何約朿，這思想在他早年作品中表現得淋漓致盡。正因為他崇尚自由，追求個性解放，所以才能寫出那麼多震憾人心的好作品，我讀中學時就是他的讀者，而且讀得入痴入迷。」

我靜靜地聽著，待她稍歇時才插話問：「搞創作的人是不是都喜歡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是不是創作上的自由？」她一時不知怎麼回答，只好淺淺一笑。不久，一場以殺滅知識份子言論和思想自由為宗旨的「反右鬥爭」在全國展開，我因小說《給省團委的一封信》早於她二十多天劃為右派份子，在批判鬥爭我時她從不發言，總是靜靜地平心地聽著，偶爾投來關注與同情的眼光。但隨著反右鬥爭的深入發展，她也被揪了出來，事情引起的原因，是她和同組新調來的編輯邱乾坤（也成了右派），奉命去採訪老作家李劼人，寫了篇通訊《棱窩訪劼老》，文中引用李老之言：「流沙河、丘原、曉楓，是省內有才華、有希望、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作者，雖有錯誤，黨要愛護他們、關懷他們……」便成了為右派壯膽打氣的「毒草」。開初，她置之一哂，沒有怎樣去理睬，來去上班依然裝束清麗，談吐自如，沒當成一回事。報社幾次開她批判鬥爭會，就是斗不起來，會場冷冷清清沒人發言。一則她人緣好，二則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負責抓右派的市委張靜山副秘書長，不愧是抗日時期老幹部，拿出「挖地三尺」的硬功說：「她是華西大學校花，校花有什麼好東西？從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打手們敢不執行，經過幾天外調，美術組一位畫師立即炮製出一幅別開生面的漫畫大字報：畫面上的她，濃裝艷抹，坦胸露懷，修長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車上兜風，兩個大鼻子老美緊緊地摟著她。畫上一行大字：「交際花楊蓓醜態」，你說缺德不缺德？

中國是個封建國家，自古有「男怕背盜，女怕背娼」之說，貞潔對一個女人來說重於生命。無論富與賤的女人，一當她和娼或是作風不正沾上邊，就徹徹底底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會馬上離婚。貞潔，比生命還貴重的貞潔！當她一看到這幅漫畫，微笑立即消失，清麗再不浮現，自此低頭勾腰像個小偷，在人前矮了半個身子。沒過多久時間，她十三中教書的老公，向她提出離婚，她沒說一句話，默默地咬著嘴唇，在離婚書上簽了字，帶著幼女張羽獨處而生。

此後，我開除公職送去勞動教養，十五個年頭後的1976年逃出樊籬，在成都流浪。突然在她住的地方碰上她，我轉頭欲走，她追了兩步叫我：「小黃！」我站住，不敢正視她。她布衣粗鞋，一副勞作打扮，臉龐不再紅潤，秀麗早已逝失，粗粗劣劣像位五十多歲的大娘。她不問我什麼，快速地塞了兩斤糧票和十元人民幣在我手裡，然後淒淒一笑無聲地走了。再四個年頭後的1980年我「改正」回到報社，又同在文藝組，只是辦公室一分為二了。見面時她仍淺淺一笑，但這笑淒然，雙頰也不見酒渦，頭髮花白，滿臉皺紋，看稿戴上老花鏡，並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菸，一支接一支，不知是過猛還是強吸關係，時而爆出揪心的劇烈咳嗽。她見我第一句話是（也就是這句話）：「我知道你會回來！」

我們生活工作又回到二十三年前，看稿件處理稿件，但再沒有多餘的話聊，更不談論藝術什麼的，她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一次我實在忍耐不住試探性問一句：「你就這樣？」她淺淺一笑，滿是皺折的臉上像道道水的波紋，她不動聲色說：「這樣不是很好嗎？」

話雖如此，我看見在那笑的眼波裡溢著亮亮的光點，是沒有滾出的淚珠。

她的女兒張羽因未讀到書，不能頂替媽媽工作，好在組織上照顧，安排在報社作小工，成天蹬著三輪車來回運送物件，幹著男人們幹的活兒。一次我偷偷向她建言：「你怎麼不提要求，把張羽調到排字車間去？」她笑笑：「很不錯了，很不錯了，得感謝組織啊！」後又聽說，離婚未娶的愛人張某向她道歉，向她提出復婚，但遭拒絕。後來我「下海」來到北京打拼，聽說她多次申請入黨，竟然被批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回報社去看望她，可她什麼話也不說，一見著我就快步地溜走了，只見辦公桌上留下幾個無言的菸蒂。兩年後，聽說她患了不治之症的肺癌，累死在工作上。辭世時不足六十歲，唉，一朵被捏碎的花……

三、一生悲憤的王畋

這是一個怪怪的題目，卻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可就這麼一個不輕不重的巴掌，讓我的老領導，不僅丟了總編室主任之職，還開除黨籍，行政從十三級降至十九級，一腳踢出相府，貶到成都草堂寺當園藝工，再未回到報社，一直老死在那裡。而且這「一個巴掌」，是為我而拍的，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五十年，卻深深地銘刻在我心中，時不時地浮上來，直到今天才化成這段辛酸的文字，讓我欲哭無淚，好不容易堅特地寫了下去，就為著這「一個巴掌」啊！不知誰個文人，寫了首撐船竹竿（四川人叫篙竿）的詞，全聯記不得了，只記得其中兩句：「休提起，休提起，提起珠淚滿江河……」。這短不足十三個字的句子，是多麼形象生動，叫人回味無窮啊！

他的一生，就像撐船的竿，跟著共產黨，追隨毛澤東，從抗日戰爭，撐到「解放」戰爭，又從「解放」戰爭到撐進軍西藏，馬不停蹄，身不解鞍，置危險於不顧、視死亡如歸，駕著一葉渴望民主自由之舟，衝破驚濤駭浪，迎著暴風驟雨，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平靜的港灣，卻被自己人打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層，再也浮不上來，應了這「休提起」的詞兒？

他的一生是災難的一生，悲劇地一生，也是共和國一幅灰色的畫卷，不，是上世紀中國廣大知識份子的灰色畫卷！可是，我們曾為之發狂過，鍾愛過的共和國，直到此日此時，也不願更換這面旗子的顏色，仍視為驕傲，那就需要我們一點一點地重新為它塗色。

五十年前三、四月份，正是「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萬象復甦的春日，一時被藝術家們稱為文藝的春天。可是一些討厭春天、喜歡獰鳥的人，早已舉起蘭黝黝地雙管獵槍，藏在花叢綠草深處，瞄準一隻只唧唧啾啾的小鳥。四川打的第一隻鳥，就是《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沒有想到後來中彈的竟有一萬多隻鳥，有的還是飛不起的雛鳥。我們《成都日報》小小的文藝組有六隻鳥，四只被擊中，想不到他這個老革命也中了彈，就是這「一個巴掌」，一個不平的巴掌。

那天，他輕輕推開我們文藝組辦公室的門，拿著修改好的稿件清樣，徵求楊蓓姐的意見。楊蓓挪把籐椅請他坐下，淺淺一笑說：「老王，你是頭，定了就是。」

「那不成，得再看一遍。」他把劃有紅鉛筆的修改清樣，交給楊蓓，靜靜坐在那裡默默恭候。

他的級別雖然比總編高，資格比市委宣傳部長老，但從沒有官架子，對誰客客氣氣，溫文爾雅。不知是身體原因，還是節儉之故，他總是喜歡穿著那一身黃呢細料軍服，鼻樑上架付茶色水晶鏡，這恐怕是雪域生活留下的後遺症？腳下蹬著一雙長長的馬靴，加上一米八幾的個子，縱坐著也高出楊蓓一個頭。

組長肖青說，王畋是老革命，老報人，學生時代就參與辦報紙，在延安時當個編輯。後隨軍南下，西藏「和平解放」時，就是《西藏日報》總編輯，因患有心臟病，不適宜高原氣候，調回內地休養，暫時在《四川日報》上班。去年《成都日報》創刊，市委向省上要人，便調他來作總編輯室主任，負責報紙的終審。批判《草木篇》是全省的一件大事，所以他抓得很緊。

他待楊蓓看完清樣，見未提出意見，便說：「詩無達詁，不知這提法對不對，老拿不定主意。我翻查了下《辭海》，好像也說得不甚清楚……」

他說的是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張默生教授，昨天在省文聯座談會上，對眾多批評《草木篇》的意見，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提出「詩無達沽」的見解。意思是說，自古以來，對一首詩的看法理解，都不是一致的。比如杜甫《贈花卿》一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天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幾百年來說法就不統一，莫衷一是。有人說，是寫錦城音樂的優美動聽；有人說，是寫達官顯貴的糜爛生活；，還有人說，是對崔光遠部將花敬定，在蜀地動用天子禮樂的抨擊……故詩無達詁。現《草木篇》也是這樣，有人說它是「反黨毒草」，有人說它是寓意抒情的休閑作品，關鍵是從哪個角度看問題。

我文化知識水平低，不懂得「詩無達詁」這四個字的意思，從旁插一槓子，問：「什麼叫詩無達詁啊？」

他正正茶色眼鏡，那瘦削少肉的臉上，浮起層善意的微笑，說：「達，通達、貫穿；詁，解釋或叫註釋。詩無達詁，就是一首詩從古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意思，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解釋。」

「不錯，是這樣！」年輕人嘴無遮欄，何況我自來心直口快，連珠炮地放開了：「這不是和瞎子摸像一樣道理嗎？三個瞎子摸一頭像，摸到像鼻子的人說，像是條石頭；摸到像腿的人說，像是根木柱；摸到像腹的人說，像是堵牆板……」

他嘿嘿地笑了起來：「小黃，你還真會解釋。」他站起拿上清樣，又注目地看了楊蓓一眼說：「就這樣定，明天發一版。」

「老王，你是不是再考慮一下，這個時候發好不好？會場就有人說，張默生在為流沙河開脫。」楊蓓一下顧慮起來，欲言又忍：「我怕……」

「怕什麼？又不是你的觀點。」他停住腳，再看了遍手中的清樣，不無關懷地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各有各的觀點，都一個腔調了，還爭鳴什麼？你是參會的記者，照錄而已。再說，對《草木篇》的批判也有失公允，一組散文詩嘛，哪就有那麼多問題？我簽發的稿，我負責！」

我是流沙河的支持者，穿連襠的人，對他無畏的精神深表敬佩，立即表態：「王主任的意見，我同意！」

待他走後，楊蓓姐久久抱住頭沒有說話，心不在焉地不知想什麼。事隔了一週，我和她外出採訪，忽然她嘆口氣說：「唉，老王怪可憐，三十六七的人了，還打著單身！」

我驚了，兩眼怔怔地望著楊蓓，問：「他沒有結婚？」

她一邊走，一邊細細說，「他向我講過多次，1941年，他和中學相愛的一個叫什麼？哦，哦，叫袁靜的女友，從山東跑到延安去參加革命。後兩人分在一家什麼報紙作編輯，感情好得不得了，相互留有生死與共，百頭偕老的誓言。後整風，延安大抓特務。有人檢舉，說他們兩人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又打、又鬥、又關，搞了大半年。後來他放出來了，袁靜經不住革命考驗，自殺了。至此，他沒有再找女朋友，一直懷念袁靜，說她人品好，又有才華……」

我聽得心裏酸楚楚，重沉沉，不知革命道路有這麼多坡坡坎坎，「考驗」，還會把人「考驗」死，竟嘆起氣來說：「楊姐，他那麼好個人，你怎麼不幫他介紹個對象？」

她沒有說話，快到採訪目的地了，才敞開了點心扉：「小黃，你不瞭解知識份子，沒有合心合意的對象，寧願打一輩子單身，結婚比不結婚還痛苦。」

我聽後，真不知該說什麼？也許我年輕，正處在「人約黃昏後」的浪漫歲月，不知男女感情這麼複雜！自此我方注意，王畋總喜歡到我們辦公室來閒聊，特喜歡和楊蓓聊，不過都是些文學和工作上的事情。

一次，我去他辦公室送校了的清樣，他留我坐了會兒，除問我最近在寫什麼作品外，還問我楊蓓請假未上班的原因。我道：「聽說她得了感冒，在醫院輸液。」

他聽得認真，不停地吸菸。此時，我方發現他煙癮特大，桌上一個大瓷盤裡全是菸蒂，辦公室全是濃濃咽味。我便關切地說：「王主任，今天不來你辦公室，我真不知你吸菸吸得這麼厲害，一天能吸一包吧？」

他怕嗆著我，忙推開窗戶，取下鼻樑上茶色水晶眼鏡，用擦布不停地擦鏡片，爾後，久久默默無語望著手中那支煙，似乎在考慮怎麼回答我堤出的問題。約莫兩分鐘後，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說：「我吸菸從不出這間辦公室，只要一坐下就抽，一天至少兩包。」

「兩包？」我睜著雙大大的眼晴。

「對，兩包。」他靜靜地不動聲色說：「我用它解悶，用它伴工作。唉，十多年了，也就成了習慣。」

相視沉默了好一陣，只有腕上手錶在嘀嘀噠噠作響。他換支煙，吸上說：「你楊蓓姐是個才女，工作又拿得起來，不容易啊！」

到了1957年7月，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在報社開展起來。在市委工作組的授意下，極積分子把我發表在《草地》文藝月刊上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和兩個未發表的鉛印續篇《向黨反映》、《上北京》張貼出來，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我不服，寫大字報反擊。為了制服我的「囂張氣焰」，在一次報社召開的全體編採人員定性大會上，不少事先佈置好的極積份子大聲叫我站出來，交待檢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我不但不檢查，還質問那些積極份子：「我反了什麼黨？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出身的少爺、小姐，才是反黨的右派份子！」

氣得他們拍桌大喊、大叫、大罵：「你為什麼要寫反黨小說？你早就背叛工人階級了！」

「放屁，誰背叛了？」我據理力爭，毫不退卻，說：「是黨提倡干預生活，是毛主席主張揭露生話陰暗面。既然我寫的是反黨小說，省文聯機關刊物《草地》為什麼要發表？」

極積分子們底氣不足，佔不了辯論上風，氣得干吼，會場一片混亂。

這時，他挺身而立，突然把桌子一拍，道：「吵什麼？說小黃是右派，我是五人領導小組的，還沒舉手同意嘛！」

會議嘎然而止，積極份子們一下泄了氣。想不到兩個小時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滿報社走廊一切空隙之處，口徑全一致：「打倒老右派份子王畋！」

「決不准許王畋包庇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

「王畋必須向黨低頭認罪，交待自己反黨罪行！」

真叫立竿見影。接著，他被停職，再後和我們十多個揪出的「右派份子」蘇定生、孫文元、陳澤昆、楊蓓、邱乾坤、宋得貴等，一起集中勞動。他天天見著楊蓓，但從不說一句話。後來，我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行政十三級降為十九級，到草堂寺當園丁；楊蓓自被劃右派後，老公劃清界限，提出離婚，去了街道生產組。

二十三年後的1980年12月，我「平反」（我是判過刑的「反革命」）回到報社文藝組仍作編輯。一天，我特地騎著單車，去草堂寺看望他。

他也早己「改正」，但不願回報社，自願留在草堂寺做高薪顧問。他有單獨住室、客廳、廚房、衛生間，但仍是單身。此時，他已近六十歲，還是那一身裝束：黃呢細料軍服，鼻樑上架付茶色水晶鏡，腳下蹬著一雙長長的馬靴，卻多了一付枴杖，臉上多了些黑褐色老人斑，一走路就拄著枴杖，有點未老先衰。歲月不饒人呀！我心裏在說。他將我讓到他的住室。住室很潔淨，一張單人行軍床，半套沙發，一張精緻的圓桌。在他那常坐的籐圈椅前，有個鐵皮火爐，裡面燃著蜂窩煤。爐上放著個銅茶壺，茶壺不停吼叫，壺嘴吐著長長白汽。

他若有所失不停地吸著煙，煙癮似乎比從前更厲害，吸著吸著，時不時爆出陣劇烈咳嗽。我有點不安，想提那「一個巴掌」的事，可他沒點興趣。我坐在沙發上，品著茶，從生活入手問：「身體好嗎？」

「好！」

「還是一個人？」

「一個人！」

「為什麼不回報社？」

「不回！」

「這兒比報社好麼？」

「好！」

他的回答，沒有個多的字，不知為什麼，我有種說不出的難受，難受得心在顫抖。在我離開時，他突然問：「楊蓓復婚了嗎？」

「沒有。」

「為什麼？」

「她說沒有意思。」我心裏一亮，想搭個橋。

他「哦」了聲，嘎然關住心扉之門，再不說什麼。

我由不得關切地問一句：「帶信嗎？」

他無表情地搖搖頭。

分別時，我緊緊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冷，但有力。兩年後，他心臟病發作，未送到醫院就死了。此時，我在西藏採訪，趕寫「和平解放」三十年的報導。回歸時，我去草堂，草堂人說：火化後，骨灰由他侄兒帶回了山東。

我反為寬慰，覺得他的魂魄總算有了個長眠之地，有侄兒守護，不會孤獨了吧？也許，這就是革命對他的回報吧？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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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國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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